“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重溫任弼時《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

“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

——重溫任弼時《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

樊憲雷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不僅再次強調了群眾路線的重要地位，而且將其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重要內容，要求“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

在黨的群眾路線的發展、承續進程中，延安時期是黨的群眾路線形成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倡導和推動下，群眾路線基本形成。從1937年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提出“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到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直至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中對群眾路線進行了比較完備系統的闡述和概括，標志著黨的群眾路線基本形成。

在黨的群眾路線基本形成的過程中，1943年是關鍵的一年。這不僅因為在此前后進行的整風運動中，樹立群眾觀點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在這一年，黨的主要領導人對群眾路線做了比較集中的論述。特別是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這個文件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題目改為《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從方法論的角度對群眾路線進行了重要闡述。他提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講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地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群眾路線的理論形態完備起來。任弼時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主管黨的日常工作，同樣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貢獻了重要智慧和力量。1943年6月，他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撰寫的《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就是一例。

《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全文不足2700字，但主題鮮明，論述集中。如果說這年6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的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主要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強調領導干部要深入群眾，貫徹群眾路線的話﹔那麼《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則是在該文的基礎上，筆墨更加集中地專門論述共產黨員為什麼以及如何向群眾學習的問題，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群眾路線的論述。

圍繞為什麼以及如何向群眾學習這個主題，任弼時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即“四個有關”：“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有關我們是否真正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目的是為了“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加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以適應時代賦予我們黨的歷史任務，迎接行將到來的偉大勝利。

任弼時為什麼如此重視善於向群眾學習的問題呢？為更深入理解這個問題，有必要將目光向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延伸。

首先，就我們黨的發展歷程來說，黨的成長健康順利與否，與黨和群眾的關系休戚相關。有人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群眾路線史”，黨的群眾路線是與黨的誕生和發展壯大相生相伴的。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黨是在異常嚴峻殘酷的環境中誕生成長的，為了生存，為了發展，必須獲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否則，將難以立足，更遑論奪取革命的勝利。這方面的內容，已多有論証，不再贅述。

其次，就我們黨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背景，以及面臨的歷史任務來說，要求黨必須深入貫徹群眾路線。從國際形勢看，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在歐洲、北非及太平洋戰場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特別是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獲勝，使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同盟國家在戰爭中的優勢日益明顯，勝利曙光在望。美、英、蘇等國開始考慮戰后國際格局的調整。作為世界大國之一，中國和美、英、蘇等26個國家於1942年1月1日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后中國的政治走向和選擇對世界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引人關注。蘇聯為了在戰后世界新秩序中確保自己的地位，主動解散共產國際，向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示好。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15日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要求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各自面臨的問題。面對這一重大變化，各種反共勢力大作文章，鼓吹社會主義的潰敗。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是支持的，因為“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318頁。】。但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畢竟要有一個調整和適應過程，既要著眼於戰后國際格局調整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更要應對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發起的反共浪潮。這些，都亟需我們黨依靠群眾，穩住腳跟，形成一支擁有發言權的政治力量，避免成為別人博弈的一枚棋子。就國內情況看，中國的全面抗戰這時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期。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日本為支撐其不斷擴大的侵略戰爭需求，在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的同時，對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進一步加大進攻力度，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殖民侵略和統治，斗爭趨於白熱化。我們黨既要擔負起抵抗日軍進攻的任務，又要提防國民黨的挑舋摩擦，形勢更加復雜，任務更加沉重。風雲激蕩的國際、國內環境，給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各種復雜問題帶來了巨大考驗，能不能經受住考驗，並進而取得更大的勝利，不僅決定著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發展問題，而且決定著未來中國的發展走向。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導外，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優勢就是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即使是理論優勢，也要具體化為群眾的實際行動。黨和群眾的關系，成為黨關切的至為重要問題。

就延安時期黨和群眾的關系來說，經過數十年的革命實踐，黨群關系密不可分。黨的發展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人民群眾謀取幸福生活也離不開黨的領導，黨群關系成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這並不是說黨和群眾的關系不存在問題了，有時問題還相當嚴重。這主要是由於我們黨的地位的變化，以及我們黨面臨的歷史任務的變化造成的。

經過多年的艱苦奮斗和曲折進展，我們黨進一步發展壯大，黨的自身建設任務緊迫。經過長征，紅軍到達陝北后，積極開展根據地建設，黨的自身建設也獲得快速發展。瓦窯堡會議提出：“一切願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的社會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張聞天文集》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頁。】發展黨員，不再以成分而定，黨的隊伍來源擴展，發展快速。初到延安時，我們黨僅有不到3萬人，到了1940年已有80多萬人，到1945年七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已達121萬。黨員數量快速增長上，對黨的思想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別是抗戰爆發后，一大批追求革命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匯集到延安，這在增強黨的力量的同時，也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急需思想認識的統一。正如毛澤東所說：“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頁。】要“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把我們黨打造成“廣大群眾性”的大黨。

同時，抗戰時期我們黨以合法身份掌握了局部執政的地位，面臨的任務更加艱巨。陝甘寧邊區政府在領導革命戰爭的同時，還要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建設，要直接以管理者的身份與人民群眾打交道。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被譽為“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陝甘寧邊區成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但由於抗戰時期的經濟困難，陝甘寧邊區也出現了百姓負擔過重的現象，引發了群眾的一些不滿情緒，甚至出現了毛澤東“挨罵”的事件，直接影響到黨群關系的魚水情。再加上有些領導干部素質不高、擺老資格、作風粗暴，難以樹立人民公仆的形象。這也需要我們黨盡快培養“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為全黨奪取更大的勝利奠定重要的組織基礎。

就任弼時個人來說，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他也深刻感受到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之源，黨群關系的狀況事關革命成敗。早在1921年，經過長途跋涉剛剛到達莫斯科的任弼時，就在克裡姆林宮聽取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接受了一場生動的“群眾路線”的教育。列寧強調：革命黨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爭取群眾，把發動群眾開展日常的經濟斗爭和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斗爭結合起來，提出了“到群眾中去”的口號。自此，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在任弼時的一生中扎下了根。比如，大革命時期他在領導共青團工作時，就提出了“深入群眾”的口號，要求團組織“在宣傳上、組織上、實際斗爭中去深入群眾”。在蘇區，他深入聯系群眾、注重調查研究的作風，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影響。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更加重視群眾的力量。1938年，他在《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文中寫道：“抗日戰爭是一種自衛的革命戰爭，是要動員全民族力量去奮斗，才能持久與勝利。艱苦地去把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不可摧毀的力量，是持久抗戰中軍事、財政和其他種種力量產生的源泉。”【《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頁。】依靠群眾，成為任弼時開展工作的重要方法。

理論的目的，全在於運用。對於群眾路線的認識，重要的是要貫徹於實際行動中。作為黨的領導人之一，任弼時撰寫《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目的也不只是從理論上闡明共產黨員為什麼以及如何向群眾學習的問題，重要的是要解決實際中的問題。所以，在闡發這個問題時，任弼時主要是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來講的。

比如，針對“有些同志所擬的計劃或決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總結群眾實踐斗爭的經驗產生的，常常是隻憑主觀，隻憑感想，隻憑書本去決定政策”的“不切實際的空論”，他強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於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於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並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

比如，針對“有些同志在講哲學時，都抽象地懂得理論由實踐產生再回去指導實踐，而一到實際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確地使這兩者統一起來”的問題，他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必須善於向群眾學習，善於去總結群眾斗爭經驗，找出其教訓與規律”。

比如，針對一些黨員干部缺乏群眾觀念，在處理問題時“觀念上沒有群眾，或者隻有抽象的模糊的群眾，而沒有具體的斗爭的群眾。他們沒有從調查研究群眾的實踐中去想辦法，而是從感想從書本上去想辦法。沒有想到他們所決定的東西，是否符合於群眾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眾的擁護，是否能動員群眾自覺地積極地起來去實行。他們沒有站在群眾之中，與群眾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眾之上，去強迫命令”這種“必然脫離群眾，必然發展官僚主義，必然不能做好工作”的做法，他強調要“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才能與群眾融成一片。

特別是對於黨員干部思想上的模糊認識，任弼時著意強調要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他說：“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強烈的群眾觀念，他的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他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他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同時使群眾的斗爭脫離盲目性、自發性，成為自覺的運動。”所以，“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要努力學會掌握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一切缺點，使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統一與團結，使我們與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這樣，我們便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任弼時的這篇文章，不僅從理論上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加深了黨員干部對群眾路線的認識，在行動上促進了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為改善黨群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什麼以及如何善於向群眾學習的問題，依然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當然，當今社會環境和實踐與70年前的延安時期已有天壤之別，但任弼時思考這一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則仍有現實借鑒和啟發意義。重溫這篇文章，對於我們黨開展好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必將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作者樊憲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