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田：鄧小平對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歷史貢獻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一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多年后，江澤民同志在評價這個決議時指出：“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想，維護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

這個決議是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起草的。從1980年3月到1981到6月，鄧小平就歷史決議的起草問題共進行過十多次重要的談話。為《決議》的最終形成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一、決策起草歷史決議，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問題作出科學總結

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在批評“兩個凡是”，開展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就不斷被提出來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在實際工作中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一方面，黨內有一部分人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採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極端的夸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惡毒攻擊毛澤東同志。黨內也有極少數人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在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思想發生動搖。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必將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人們比較集中的討論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和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總結的問題。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出一個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30年來的歷史作一個總結，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的總結會上明確提出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一條就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指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勝利，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做出不朽的貢獻，但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在分析他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到了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全國隨后進行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補課中，全國上下、黨內黨外再次提出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思想就不能大解放，禁區就不能突破，改革開放就進行不下去。而且，這個時候國際上也十分關注這一問題。我們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不能撥亂反正，全黨的認識不能統一，就會直接影響到中國政局是否穩定，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連續，外國人在和你打交道時就會產生懷疑，就會等待觀望。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鄧小平認為，我們黨要真正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就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黨在這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經驗。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黨的歷史、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功和過。起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提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因此，他提出，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澄清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針對當時有不少人主張不要急於做歷史決議，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決的意見，鄧小平說，很顯然，人們“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979年10月下旬，鄧小平找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談話，他說，常委研究，准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后年十二大做點准備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關於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二、確定歷史決議的總的指導思想

1.鄧小平親自指導建國30周年講話的起草，為起草歷史決議奠定基礎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黨中央於6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國慶30周年的大會上作重要講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但是，在慶祝建國3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估價。”這個講話要對建國30年的歷史作出總結，必然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對這個講話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鄧小平提出，對建國30年的總結，要有“新內容”、“新水平”。他認為，不要局限於過去黨的認識，要隨著幾年來的實踐向前發展。
第二，鄧小平提出，建國30年講話對毛主席的作用和貢獻一定要講夠。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講話稿幾經修改，9月下旬，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獲得討論。
講話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我們建國30年來的成績，作為歷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個講話比黨的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為隨后歷史決議的起草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2.確定歷史決議的總的指導思想
10月底，中央組織了由胡喬木負責的歷史決議的起草小組，鄧力群等20多名理論工作者先后參與起草。鄧小平親自主持決議的起草這項工作。
1980年3月，胡喬木等人擬出了《決議》起草提綱，送給鄧小平審閱。3月19日，鄧小平約請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他說，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還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這三條”貫穿歷史決議起草過程的始終。
3.對歷史決議稿的整體框架結構做了設計
關於歷史決議稿的整體框架設計，鄧小平也有自己的考慮。他說，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段，然后，建國以來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后有個結語。這是鄧小平最初設計的五個部分，后來，鄧小平又提出“很多組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后這段補寫上去。看來，這段勢必要寫。”這樣，決議就成為六個部分。在實際寫作中，基本上是按照這六個部分寫的。只是后來在起草過程中把“建國17年”分為前7年和后10年兩個部分，並在這兩個部分之前增寫了“建國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這樣，最后形成的決議就成為八個部分。
鄧小平還對決議每一部分怎麼寫，也先后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比如：前言部分，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話不要太多”。“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兩年，“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結語部分，鄧小平提出“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寫一段我們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等等。
鄧小平提出的總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寫作要求，為決議的起草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三、全面地、科學地分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

1.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
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對決議草稿中歷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見：他認為，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從歷史問題決議中肯定成績，指出缺點錯誤，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很必要。但是千萬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如果這樣，產生的效果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
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前10年這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對頭，和原先設想的方針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10年“文化大革命”錯誤寫得差不多了。也要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要說得恰當。
鄧小平對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了他自己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看法：他認為，建國頭7年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10年情況比較復雜，爭議也比較大。其間發生的問題比較多，在決議草稿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同志認為，這十年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鄧小平認為，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
關於“文化大革命”，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整個是一場反革命。鄧小平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
他主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具體事件要作具體分析。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人提出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產物，是非法的。鄧小平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認為要承認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這不符合實際”。“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復斗爭嘛”。“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
2.對建國以來黨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歷史決議中涉及建國30年來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問題。鄧小平強調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說高饒問題。鄧小平認為，“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作為當事人之一，鄧小平回顧了當時高崗、饒漱石搞分裂的情況，認為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再比如，反右派問題。鄧小平說：“1957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但是，“錯誤在於擴大化”。對於錯劃的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鄧小平特別強調，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斗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對華國鋒的問題寫不寫，怎麼寫？粉碎“四人幫”后，主持黨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決議稿中要不要點華國鋒的名，在討論過程中意見不一致。鄧小平說：“我們大家斟酌，認為不提名字還是不行。”“華國鋒的名字在這裡需要點，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我們這個決議裡面寫上華國鋒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志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對於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華國鋒的旗幟的這種動態，鄧小平說，“我們應該說，我跟好多同志也說過，這些事華國鋒同志本人沒有責任，他自己並沒有搞什麼活動”。
3.不要再提“路線斗爭”
關於“路線斗爭”的提法，鄧小平提出，以后“原則上不再用”這種提法。他說，黨內斗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
把“路線斗爭”、“路線問題”提到比較嚴重地步的始於斯大林。在我們黨內是從30年代王明開始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以來，在我們黨內的生活中間，在搞所謂路線斗爭、在批判所謂路線錯誤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挂下聯。“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濫了。粉碎“四人幫”以后，還提過一段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斗爭。歷史決議要不要這樣提？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第一次對決議起草提綱談意見時，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談了對黨內的幾次大的斗爭的看法。
他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斗爭，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線斗爭，也難說。
決議起草過程中，在分析毛澤東和黨過去的錯誤時，有人提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鄧小平認為，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斗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我們用得並不准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斗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斗爭並不准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斗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他說，對十一大，不要說什麼路線錯誤。對“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麼就是什麼。

四、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