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節選）

鄧小平創造性地應用辯証法思想提出的新理論觀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和發展

鄧小平雖然沒有撰寫辯証法理論的專門學術著作，但是他的辯証法思想異常豐富。如他所說，“我們尊重生活和歷史的辯証法”。無論在戰爭年代和建設時期，他都善於把辯証法應用於各項工作中去。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提出過“要照辯証法辦事”。毛澤東對他的這句話十分欣賞，多次在黨內的干部中加以倡導。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講話的最后，毛澤東說：“總之，要照辯証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要學習辯証法，提倡照辯証法辦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更是顯現出辯証法大師駕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高超智慧和能力。他對辯証法的創造性的應用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表現了他的辯証法思想的特色，同時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有重大發展。

鄧小平對辯証法的應用是多方面的。他的辯証法思想的特色也表現在諸多方面，這裡著重介紹這樣三點：

(一)鄧小平把辯証法思想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重新審視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關系，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體論”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狀況是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窮落后狀態。為了擺脫貧窮落后，尤其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和全部工作的中心。為了發展生產力，就需要進行改革開放，破除長期形成的那些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以實現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同時，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一些經濟形式，都可以試驗。在我們國家，由於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實行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也不可能搞成功。事實上，一些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包括某些資本主義的成分仍未喪失其存在的歷史理由，因此也可以允許有一定的發展。這樣，經過改革調整后的我國社會主義的現實狀況，就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以其他非社會主義形式作為其補充。這就是鄧小平創造的社會主義主體論。鄧小平所講的這個社會主義主體表現在許多方面。

從所有制結構來看，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所有制形式，實行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包括允許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存在和發展。

在分配形式上，也不再是單一的一種分配方式，而是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形式，包括允許合法的非勞動收人，甚至剝削收入。

以上是從經濟制度看。

再從政治制度看，隨著香港的收回，“一國兩制”成為現實以后，我國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主義為主體，在少數特殊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兩者將長期並存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再看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就重申了“雙百”方針。在文化藝術方面提倡“主旋律、多樣化”。這是社會主義主體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在社會科學發展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同時允許各種學說包括唯心主義進行爭鳴、研討。這是社會主義主體論的又一種特殊形式。

“社會主義主體論”實際上是相對於過去的“社會主義純粹論”而提出的。表面看來，這種不純是“雜”了，不像社會主義了，但實際上這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形式，也是繼續前進的基地。一些同志感到困惑、擔心，小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應當對它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鄧小平對於這種情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

對於經濟制度上的主體論，1984年6月他說：“我國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沖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當然，它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帶來消極因素比起利用外資加速發展的積極效果，畢竟要小得多。危險有一點，不大。”又說：“如果說構想，這就是我們的構想。我們還要積累新經驗，還會遇到新問題，然后提出新辦法。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相信，這條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對了。”到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他還繼續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古四分之一。“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對於政治制度方面的主體論，鄧小平也談得十分明確。他指出：“‘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系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還說：“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這個構想在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社會主義主體論”的確是個前人未曾說過的新構想、新語言。從哲學層面來看，它包含了豐富的辯証法思想。就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而言，“社會主義主體論”涉及對立面的斗爭性與同一性的關系。過去對於兩者的對抗性、排斥性看得較多、較重，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主體論”，就是在充分認識兩者的對抗性、排斥性的前提下，又認真地看待兩者的共存性、滲透性、可轉化性和互補性。這是提出它的哲學根據之一。“社會主義主體論”，在哲學上還涉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一與多等多重關系。鄧小平正是應用這些哲學思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而提出這個理論的。這個理論最明顯地體現了鄧小平辯証法思想的特點，在應用它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時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思想的內容。

(二)鄧小平應用辯証法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加以區別，認為它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創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這似乎已成為不可改變的“鐵則”。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這是一個偉大創造。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偉大發展。如他在對1984年10月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評價中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

那麼，這個理論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從哲學上說，就是運用唯物辯証法的結果。在辯証法看來，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一般與個別的統一。換句話說，對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為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兩個方面。同樣地，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形式和運轉機制能不能進行分解呢？市場經濟是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天生的姓“資”呢?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從1979年就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他指出，說市場經濟隻限於資本主義，“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這些話是從政治上講的。從哲學上看，那就是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了分解，它不是天然的和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從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或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來說，“市場經濟”是普遍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個別”、“特殊性”。

在1985年以后，鄧小平又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生產力發展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到1990年12月，他講得更加明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這些政治語言的哲學涵義是什麼呢？從矛盾論來說，決定事物根本性質的主要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是個別而不是一般。市場還是計劃，都屬於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手段，屬於普遍性、一般，因而不決定是姓“資”還是姓“社”。它隻有在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即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后，才具有某種特質，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回事。”

到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時，鄧小平對計劃與市場問題作了進一步理論概括，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在這裡，鄧小平把市場經濟及作為市場經濟重要運行機制的証券、股市這些東西都看作是“反映社會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看成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這就是說，它為人類社會所共有。把這個意思翻成哲學語言，就是地地道道的“普遍性”，“共性”，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任何社會都可以利用它。既然如此，社會主義當然可以利用它。這樣，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成了我們黨搞經濟體制改革選擇的必然了。因此，這個理論的創立是鄧小平創造性地應用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成功的范例。它既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

(三)鄧小平運用辯証法思想，強調正確處理社會的各種關系，制定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政策，以期求得社會整體的協調、全面、健康的發展

目前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是經濟唯物主義，隻抓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不抓其他，因此造成社會的失凋、失衡，出觀種種問題。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沒有任何根據的。

的確，從社會現象看有這樣那樣的不少問題。但這主要是工作中的失誤，不是指導思想、不是鄧小平理論的問題。從鄧小平的指導思想來看，他十分強調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他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規定為三個方面，即富強、民主、文明，或者說是這三者的統一。他一方面認為，通過改革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另一方面也認為，經濟的增長應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統一起來。早在1979年10月，他就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談到廣東的發展時還指出：“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為了求得社會整體的協調、全面、健康的發展，鄧小平要求處理好社會的各種關系。他說：“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像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在這方面，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

第一，他提出了一歪列、“兩手抓”的政策。

——關於四個現代化。“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隻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黨有黨紀，國有國法。”“隻有人民內部的民主，而沒有對破壞分子的專政，社會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現代化建設搞成功。”

——關於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人民。要說有風險，這是最大的風險。我們用法律和教育這兩個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民主法制。“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隻手，任何一隻手削弱都不行。”

——關於改革開放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時的談話中指出：“搞改革開放有兩隻手，不要隻用一隻手，改革是一隻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隻手。有時這隻手重些，有時另一隻手重些，要根據實際情況。”

——關於改革開放與打擊違法犯罪。“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對於抓這兩手，鄧小平講得最多。他從1982年4月一直講到1992年的“南方談話”，整整10年。這是社會上比較突出的問題，也是鄧小平最關心的，並反復強調的問題。

——關於改革開放與懲治腐敗。“我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對照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

這些“兩手抓”，從哲學上講是什麼思想?鄧小平自己說了，這就是“兩點論”。他在1989年6月接見北京的戒嚴部隊講話時說：“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

從上述六個方面的“兩手抓”來看，說明鄧小平對“兩點論”應用得十分廣泛，可謂“得心應手”。至於出現“一手硬、一手軟”有多方面原因，與我們的不少負責同志對鄧小平的思想、著作和堂中央的重大方針政策領會得不全面也有關系。

第二，提倡全局、大局觀念，要求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

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建國后搞建設，毛澤東都強調全局觀念，要求全黨正確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鄧小平也是如此，始終強調全局，服從全局。他還在50年代前期兼任財政部長時，就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會涉及全局與局部的關系。全體與局部缺一不可。但以什麼為主導呢?大道理與小道理必須弄清楚。一定要以全體、中央、集中統一作主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肩負著處理黨和國家各種重大問題的重任，在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最突出的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

一是要求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一是要有全局觀念，從大局出發來考慮問題，作出決策。他在組建第三代審頁領導集體，作政治交待，進行傳、幫、帶時，曾指出：“我們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許多小局必須服從大局，關鍵是這個問題。”還說：“領導這麼一個國家不容易呀!責任不同啊!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胸襟開闊。要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

二是許多重大決策都是從全局、大局出發作出的。例如：——撥亂反正時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實行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就是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就這麼一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

——關於軍隊建設、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鄧小平多次強調軍隊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的大局。“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發展起來就好辦了。”這方面，軍隊的同志深有體會，減員100萬，緊縮國防費用、裝備開支都是為了這個大局。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關於沿海與內地發展的關系。“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處理雇工、“傻子瓜子”這類問題，鄧小平前后講了三次，都是講服從大局這個道理。1987年，他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開始我說看兩年，兩年到了，我說再看看。”現在“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多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隻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麼時候動，用什麼方法動，要研究。動也就是制約一下。像這樣的事情，我們要考慮到不要隨便引起動蕩甚至引起反復，這是從大局來看問題。”

——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從許多方面講過這個問題。從大局、大道理這不角度，他在1985年5月說：“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

——關於不要突出官傳他個人。他在1989年6月向第三代領導作政治交代時說：“現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主要是大局的問題，如果個人的因素影響到局勢的穩定，影響到事情的健康發展，解決起來就會發生困難。”

——關於培養接班人。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准，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

這裡列舉了8個方面。可見，這是鄧小平考慮問題作決策的一個基本觀點。江澤民在1996年的紀念“七一”的講話中不是要求培養“高素質的干部”嗎?素質高不高，有沒有全局、大局觀念是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要依據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來促進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客觀世界是發展的還是不發展的，這是辯証法與形而上學的根本區別之點。認為這個發展採取什麼形態，是隻承認漸變、量變，還是同時承認巨變、質變﹔是直線式還是波浪曲線式，這也是兩種發展觀的一個重要區別。鄧小平雖然沒有在理論上去作哲學論述，但他把唯物辮証法的發展觀應用於改革和經濟建設卻顯現出異常突出的特點。

鄧小平把唯物辯証法發展觀應用於改革，提出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大政策。具體來說，就是通過部分先富帶動后富，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徹底拋棄了“平均主義”的舊觀念。這個政策的提出，對於人們長期形成的舊思想觀念是一個很大的沖擊。這個政策在最初提出時，人們難於接受。當然，在實行過程中也有若干偏差。人們看到的，不少人不是通過勤勞並守法致富，而是鑽政策空子或巧取豪奪的各種不正當手段致富的。這屬於工作中的問題，可以依靠法律和政策來糾正。就這個大政策本身而言，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它是要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讓那些勞動多、技術高、成就大的一部分社會成員先富起來。從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角度看，它體現了事物發展的波浪式規律。因為在我們這樣有10億人口的大國裡，全體社會成員不可能在同一時間，以同樣速度共同富裕，隻能經歷由點到面、由部分到整體、由量變到質變、由部分質變到全體質變，這樣一個不斷擴大逐步提高的過程，來實現共同富裕。這個政策是鄧小平應用辯証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的第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政策。

鄧小平把辯証法的發展觀應用於經濟建設，就是在90年代初，提出了台階式的發展模式。他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過去基礎差，又耽誤了許多時間，現在周邊國家的發展，使我們感到有壓力。因此，經濟的發展總的說不搞快點不行，但這個快又要適度，調整好各方面的關系，協調地發展。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索，他在1991年8月提出，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台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明確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定協調地發展。”台階式發展模式的提出，是對波浪式發展規律的創造性運用。從過去幾十年經濟工作的情況看，我國的經濟發展長期處於動蕩不穩定之中，這主要是指導思想上的失誤造成的。怎樣把由於失誤造成的大起大落的動蕩曲折與客觀運動的波浪式加以區別？很不容易。一個時期的輿論正是利用“波浪式發展”來為錯誤進行辯護的。鄧小平提出“台階式發展”方式，就使經濟工作可以利用這個規律來調整發展速度。這有助於避免認識的片面性。這是鄧小平把辯証法應用於經濟工作的一個創造。

（原載《我觀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