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賀福：論鄧小平對確立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歷史性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實現了建國以來我們黨的事業發展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為重要標志而載人當代中國的史冊。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形成，鄧小平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粉碎“四人幫”之后，在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后期被再次打倒的鄧小平於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當時“左”傾思想還深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復出后的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宏大氣魄和遠見卓識，以對時代發展脈搏的深切把握，果斷領導黨和國家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走了出來，為確立標志著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新理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一、抓住千頭萬緒中的決定性環節，從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入手，領導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十年動亂結束后，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不容回避地擺在了中國人民的面前。要使中國走出困境，首先必須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科學地認識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錯誤的關系。但是，當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卻公開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試圖以此來維護毛澤東思想。顯然科學地認識什麼才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端正黨的思想路線，是全黨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推進撥亂反正工作，進而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的當務之急。
“兩個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就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和求實精神，提出了旗幟鮮明的反對意見。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黨中央，鄭重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封信經中央轉發，對於在全黨范圍內消減“兩個凡是”的影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進一步提出，“‘兩個凡是’不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實事求是“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1977年7月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擔任的所有領導職務。這為他領導全黨撥亂反正，提供了最重要的組織條件。就在這次全會的講話中，鄧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問題，指出：“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針對當時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到處都是禁區等不正常現象，他明確指出：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特別重要。這些重要論斷直接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令全黨同志感到耳目一新，拉開了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大討論的序幕。也為進一步在全黨范圍內廓清思想上的迷霧，提供了直接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復出后，鄧小平立即進一步思考如何解決把遇到重重阻力的撥亂反正引向深入，把我們的思想從“左”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從而真正做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這一歷史性課題。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憑著果敢的革命膽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特有的遠見卓識，鄧小平在領導恢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面，邁出了異乎尋常的步伐。
在1977年8月8日舉行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領域的指導思想，應當從總體方面完整地准確地表達出來。這是很重要的。”建國17年中的教育工作“主導方面是紅線”。這個后來被他稱之為“大膽的講話”，一下子解除了壓在教育界頭上的“兩個估計”的思想包袱。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不難看出，在復出后不久，恢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已經成為鄧小平極其強烈的政治意識，成為他思考問題、發表講話、作出指示的主導思想。
1978年5月，一場由思想界發起的真理標准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展開。鄧小平堅決支持這場討論，並以此為契機，對阻撓這場大討論、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同志進行了嚴厲批評，從而使這場大討論成為一場政治性極強的全民族思想解放和啟蒙的偉大運動。
在6月2日舉行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系統地闡發了怎樣正確地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提出：“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這次談話實際上直接為真理標准大討論樹起了一面旗幟。
9月，鄧小平在從朝鮮訪問回國的途中，先后在東北三省的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以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發表了重要談話，用他自己的話講是“沿途放火”，旨在從輿論上廣泛發動群眾，使盡可能多的人清醒過來。這幾次談話的核心就是倡導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破除現代迷信，堅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開展各項工作。他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匯報后，著重強調了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極端重要性。他大聲疾呼：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問題上，“要來一次革命。”他明確指出，“兩個凡是”的實質是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否則，“是形式主義的高舉，是假的高舉，”
這樣，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鄧小平的推動和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極大地教育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為使全黨的思想從“左”傾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為開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總結性重要講話。他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科學地揭示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極端重要性，這篇重要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為全會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折，為我們黨在新時期開辟新道路、創立新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從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歷史高度，重新審視什麼是社會主義，反復強調要注重發展生產力，領導全黨實現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
與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想路線相伴隨，鄧小平一直在思考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關於這一點，應該說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召開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但其實踐被后來的“左”傾錯誤淹沒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鄧小平全面主持黨和國家工作期間發起的全面整頓，試圖在這一問題上進行探索。盡管全面整頓夭折了，但鄧小平看到了它在短時間內帶來的巨大成效以及民心所向。第三次復出后，鄧小平一方面領導和推動思想路線的端正，另一方面著力提出並推動全黨工作重心實現歷史性的轉移。
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力爭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興旺起來，使我們黨的事業興旺起來”。這實際上已經非常接近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提法。復出后，他自告奮勇地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而且率先領導在這兩個領域展開了撥亂反正的工作。在1978年3月18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他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觀點，指出：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家的實力、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國家安全的根本所在。依據當代世界經濟科技的發展趨勢，他還極富戰略眼光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的重大命題。所有這些論述，令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精神為之一振，為我們黨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在同年9月的東北之行中，他更加深刻地強調了發展生產力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他把發展生產力上升到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共產黨人歷史使命的理性高度來認識，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說中國人貧窮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反映了鄧小平強烈要求發展生產力的願望和作為一位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在10月11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要適時結束揭批查運動，指出：“很明顯，這個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這表明，鄧小平力主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觀點，此時已在中央佔了主導地位。這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作出結束全國范圍內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偉大戰略決策，奠定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正式提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從這一根本問題出發，他強調指出，解放思想、發揚民主、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注意研究和解決新情況新問題。這個重要講話，為開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了基調。
三、在領導並推動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過程中，逐步提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為新時期發展生產力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正確認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必然要與深刻思考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相伴隨。在1975年領導全面整頓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堅定了他復出后提出改革開放戰略方針的決心與信心。
撥亂反正既然從科學和教育戰線開始，改革的思想也就由此發端。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鄭重提出了要調整科研體制的問題。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從發現人才的角度，明確指出﹔“我們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發現人才，要認真改進。”在后來的體制改革過程中，鄧小平一直強調這一問題。1978年3月28日，他在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實際上是對一段時間內盛行的平均主義的否定，表明了我們在分配領域也要進行改革。
同樣是從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的角度，鄧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的開幕式上，初步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思想。他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他強調，“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5月7日，他在會見外賓時進一步延伸了關於學習外國的內容，指出，“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代表團訪問歐洲五國，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作了全面的考察。谷牧一行對發達國家情況的搜集，堅定了鄧小平推動對外開放的決心。10月，鄧小平應邀訪問日本，了解了更多的關於世界經濟迅速發展的經驗，加上他了解的關於美國的情況，引起了他對解決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國對外開放問題的深刻思考。
在10月10日會見外賓時，他論述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指出：“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第2卷，132頁)由此可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已經就改革開放的決策問題進行了多方面深入的思考並作了輿論上的廣泛發動。
鄧小平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因而對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有著深刻的認識，關於改革的性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他也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明確的闡發，認為改革將是一場革命。1978年9月18日，他在聽取中共鞍山市委負責同志的匯報時就指出，要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要加大地方的權力，特別是企業的權力。”同時，為了激勵人們的創造性，要對過去的制度進行改革。“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第2卷，130、131頁)10月11日，他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也“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關於改革的思想。他要求全黨同志都要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改革的路途上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已經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思想。盡管關於改革體制的設想只是初步的，但鄧小平畢竟已經深刻認識到了我們國家體制存在的弊端，意識到了改革這些弊端的艱難，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認識到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要全面進行等等，沒有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沒有相當的政治勇氣和非凡的革命膽略，沒有豐富的治黨治國經驗，是不可想像的。
四、為確保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領導並推動了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確立了干部隊伍建設的“四化”方針，使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有了可靠的組織保証
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作保証才能夠得以貫徹執行。這是思考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時所不能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關於這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一方面和黨內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道，大力推進冤假錯案的平反，恢復一大批老同志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對干部的調整、交流以及接班人的培養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
1977年8月23日，他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軍隊要從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交流干部著手進行整頓。同年底，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四人幫”對組織路線造成的破壞，他不僅提出了一定要調整領導班子的問題，而且對哪些人不能進領導班子、哪些人不能留在軍隊中、今后配領導班子時選用什麼樣的人等一系列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指示，強調“一定要在斗爭中觀察、識別干部，選擇得當。”老同志“要認真選好接班人，抓緊搞好傳幫帶。”要堅決“貫徹任人唯賢的於部路線”，“要反對那些搞幫派、搞宗派主義的行為，要反對任人唯親。”
在1978年6月2日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又指出。“當前調整好整頓好領導班子是個關鍵。”培養接班人這件事關系到大局，“非解決不可，”“我們老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眼光要放得遠一些，要積極發揮骨干作用，選好接班人，帶好接班人。”他意味深長地強調：“這件事做好了，我們才有資格去見馬克思，見毛主席，見周總理。”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關於組織路線問題的論述大都是在軍隊會議上、針對軍隊情況而闡發的，但貫穿在其中的精神，對於我們黨整個組織路線的端正，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會后所作的組織調整，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有力地保証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執行。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原則和要求，指出：“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有的問題不能夠一下子解決，要放到會后去繼續解決。但是要盡快實事求是地解決，干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當解決好。”同時，“今后選拔干部要嚴格。”這對於進一步推動全國范圍內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加快落實干部政策的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黨的組織路線，他高瞻遠矚地提出培養年輕接班人的問題，並大力推動這個被他稱之為“黨和國家的基本建設”的歷史進程。1979年7月28日他在聽取中共山東省委領導同志的工作匯報時指出：“現在要明確提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組織路線最根本的是選拔、培養接班人。”他斬釘截鐵地強調：“根本的問題、百年大計的問題、對黨負責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選擇接班人。不能等，從現在開始。”這裡，鄧小平接連用了4個“問題”，足見組織路線問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足見這一問題對我們黨的事業的意義之重大。次日，他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再次重點強調了恢復正確的組織路線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今后選干部的兩條主要標准：“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按照這一要求，清理“三種人”、調整充實各級領導班子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有力地推動了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
針對當時干部隊伍年齡老化、青黃不接、后繼乏人以及整體素質和知識結構亟待提高和改善等狀況，鄧小平突出強調了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戰略方針的貫徹落實。強調這一方針，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理論意義，不僅更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也使整個新時期的干部隊伍建設和領導班子建設，有了一個可以遵循的科學原則和奮斗的目標。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確立所作的歷史性貢獻以及他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有著充分的內在歷史必然性的，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對於關系著黨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闡述那樣精辟、那樣全面、那樣深刻、那樣切中要害，是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進行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反復比較的結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行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都可以從鄧小平在這一階段的歷史性思考中找到基本的思想脈絡。
（來源：《黨建研究》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