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心憲：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的人學思路

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的人學思路

——兼評一種審美文化的社會控制理論

趙心憲

摘要：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理論闡釋，就學理而言雖已構成相對成形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個“理論上的演繹”，卻難以解讀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的歷史進程。黨的文藝政策闡釋，即一種現代形態的審美文化控制理論的實際運用。以人民為本位，統一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的審美控制目標﹔“服從於人（主體）的不同層次的需要”，將物質、現實和審美三層次的價值需求，互補關聯，是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人學思路的兩種展開形式。

一、文藝政策闡釋：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理論引出的文論問題

市場經濟強力啟動的社會轉型時期，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的負面特征竟炫耀式涌現出來：1、性文化泛濫成災，不僅在市民文化圈充斥著標有“性”欲望的種種提示，就是文人文化也不斷對此作出積極響應﹔2、審美文化成為庸俗人生觀的載體，不斷從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塑造國民精神靈魂的制高點大踏步后撤﹔3、拜金主義既成為審美文化的重大主題，也成為審美文化生產的重要機制——“金錢簡化了對文化人及准文化人的動機的描述，金錢也改變了審美文化的形象內涵。”[1]九十年代初，有識之士概括的上述審美文化的三大負面特征，在全面推進市場經濟十余年后的當下，似乎更加鮮明，當代審美文化蔑視任何社會責任的欲望化自由走向實在令人擔憂。隨著審美文化世俗化危機的日盛一日，市場經濟文化語境中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學理研究，順應成為學界學術關注的熱點之一。

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一種代表觀點認為：社會的審美文化控制，實際上是從互為聯系的三個層次，分別確立的三個控制目標，分層次達成目標而系統展開的：物質層次實現審美文化的物質價值，獲取經濟效益﹔現實層次實現審美文化的現實價值，獲取社會效益﹔審美層次實現審美文化的審美價值，獲取審美效益。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依次各各為三個層次的控制主體。國家代表政權，代表社會的利益，國家控制隻涉及物質文化層次（以行政立法為手段，包括國家的財政支持，演出、出版管理、審美文化設施建設、審美文化教育事業等）﹔社會集團包括階級、階層、政黨、社會團體等，包括政治觀點和道德觀點等意識形態的控制，通過輿論宣傳非強制性影響施行，以使審美文化符合一定意識形態和社會主體規范﹔文化界作為審美文化生產的主體，又是高層次審美文化消費者，理論家、批評家以美學批評為控制手段，超越現實文化層次，揭示審美文化的審美本質和審美價值，直接關系著審美文化風格、流派、思潮的形成和發展。文化界、社會集團、國家三種審美文化控制的目標層次顯示，審美超越層次才是主導層次，依次為審美價值（精神效益）、現實價值（社會效益）和物質價值（經濟效益），而且審美效益本身就是最高的社會效益。三種控制的一致之處在於，服從於人（主體）的不同層次的需要（經濟、社會、精神三種需要相互關聯）。如下圖：

主體 對象 手段 方式

國家 物質文化層 行政司法 管理

社會集團 現實文化層 意識形態 宣傳

文化界 審美超越層 審美文化批評 引導

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局限性是很清楚的：一言以蔽之，隻能間接地進行。“這種控制不能代替審美理想的直接支配，不能用理智、用行政手段來直接干涉審美文化的創造，一切控制隻能影響不能代替。直接控制隻能觸及審美文化的物質文化層次和現實文化層次，不能達到超越層次。超越層次隻能通過美學思想來間接地施加影響。審美文化控制代表社會觀念，審美文化創作發源於個體化體驗，二者不完全一致。社會功利性控制可能損害審美文化的自由品格，使審美文化成為宣傳工具。”[2] 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真正力量，不在物質文化層國家的行政司法管理，也不在現實文化層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宣傳，而在審美超越層文化界審美文化批評的引導。因為居於審美超越層的文化界有兩個先天優勢：1、自身就體現審美文化創造個體體驗的自由品格﹔2、具有運用美學思想闡釋審美理想，進而轉化為社會觀念代表的話語控制能力。換言之，文化界集社會觀念代表和審美文化個體化體驗於一身，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內在矛盾沖突，主體本身就能獲取協調、化解的成功經驗，轉而向外，將引領社會的審美文化發展不斷攀上新的高度。這樣，立足於審美超越層文化界審美控制的成功引導，能夠整合國家和社會集團的力量，推動審美文化正常地發揮其社會作用。

上述審美文化控制系統的結構層次構成及功能分析，接近西方審美文化的現代歷史發展規律，審美文化的多層次性、間接性與復雜性得到較清楚的說明。問題是，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理論闡釋，就學理而言雖已構成相對成形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個“理論上的演繹”[3]卻難以解讀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美文化系統，作為審美文化控制主體的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不是簡單、線性、互不相干地機械作用於審美文化的物質文化層、現實文化層與審美文化層，國家與社會集團的影響是人文化的，不僅無所不在，而且非常有力。新興民族國家的新中國，人民政權的長治久安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國家與社會集團的政黨之間，並沒有類似發達國家憲法基礎上的法治關系，執政黨的政治權威，以歷史形成、無可爭辯的傳統方式，作用於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構成的審美文化控制系統。文化界審美文化控制的單獨作用，對整個社會審美文化的發展走向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當代中國審美文化“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內地生成，在特定時間和地域演變與推進。其生成與演進，都和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相關，也與現實的政治實踐緊密聯系”，從而反映了“如何被規范和賦予何種意義的特點”[4]。不同歷史時期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調整，最終通過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權威闡釋，產生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積極效應。第一次文代會在新中國即將建國的時候舉行，與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三年之后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文化語境不可同日而語，執政黨的政治權威在審美文化政策內涵的表述方式上則是完全一樣的——第一次文代會“確定了新中國文學藝術工作的總方針。這次大會確定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今后文藝工作的總方針，以‘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全國文藝發展的總方向。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著重對這一方針作了完整的、准確的闡述。”[5]

第四次文代會鄧小平與會發表的《祝辭》，“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了建國三十年來文藝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進一步解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等一系列根本問題，闡明了新時期文藝的任務、發展道路和符合文藝規律的方針政策，”[6]從而成為指導我國新時期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文化界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主體作用，是先后在國家“新中國文學藝術工作的總方針”和“新時期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指導下體現的。第四次文代會以前，當代中國的審美文化以其狹義的藝術文化（文藝）為主導形態，體現黨的文藝政策功能。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在，審美文化千奇百怪缺少正面引導的欲望化態勢，更加體現出執政黨的政策權威影響積極介入、引導的現實合理性。與之相反，隨著全球化市場的進入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文化界藝術文化的審美調控能力反而一天天地逐漸削弱。學界經常引述的事實是：20世紀中外文學，因為讀者審美需要的社會發展，不約而同地經歷了一場由雜到純，再由純變雜的演變：前期古老廣義的人文寫作劃分為文史哲等不同方式，文學文體的分化日益細密、清楚﹔世紀末后期，由純粹的文體追求走向邊界模糊的雜文學——常把小說寫成隨筆，把論文寫成故事，將詩歌的精神融入小說，散文則成為一種文體跨越的實驗地。這樣，“因為文體邊界有意模糊，文體意義多重隱含，作品的單純審美分析不再成為決定性的價值宣判。大眾文化語境中審美分析的有限性是其規律。”[7]文化界主體的審美權威被市場經濟的社會邊緣化，其審美文化引導的社會號召力與控制能力早已不似當年，文化界審美超越層的主體地位，已實質蛻變為行業性的理論想象而非影響全社會的實際功能。

可以說，主要不是文化界的特殊努力，而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引發中國人審美觀念的巨大變革之后，當代中國審美文化十余年的發展進程，才開始真正體現自身四方面（1、由少數人控制轉向多數人和全體人民參與控制﹔2、由消極控制日益轉向積極控制﹔3、由偏重意識形態轉向偏重審美﹔4、控制主體日益多元化、控制導向日益多向化。[8]）的發展規律和趨勢的。筆者以為，黨的文藝政策闡釋，其實就是一種現代形態的審美文化控制理論的實際運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闡釋思路選擇的是否科學，都會造成深遠的社會影響。文藝理論界對此視而不見是讓人困惑的。當然，這是一個內涵相當豐富的文化理論命題，這裡不可能實際展開。本文認為，以人民為本位，統一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的審美控制目標﹔“服從於人（主體）的不同層次的需要”，將物質、現實和審美三層次的價值需求，互補關聯，是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人學思路的兩種展開形式。下文就此進一步談談個人相關的粗淺思考。

二、人民本位：文藝政策闡釋思路的邏輯起點和一般思維方法運用

文藝政策闡釋的人學思路，是把文藝政策制定、調整的基本內容，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提升到哲學的觀念認識層面、關於人的理解的基本原則出發去展開闡釋的思路。鄧小平的人學思想，人民本位的確認和堅持是其重要基石，集中體現在對人的生存狀況和現實命運的深切關注﹔終極目標注重人的素質提高和人的自由解放。[9]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經常提到的“人民”，是偉人習慣性運用的名詞術語，泛指創造歷史、推動社會進步的有生力量，社會實踐的主體和歷史前進的主要動力，而不是特指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已經或基本完成，現代市民社會形成之后的所謂享有公民權利的“公民”（包括尚未量刑定罪的罪犯）。

鄧小平文藝政策思想，主要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有關文藝問題一系列講話（闡釋）的論斷體現的。而不是常見的，由國家主管部門“通過一定的方式制定並實施的有關文藝的政策文件”[10]，或者重要的報刊文章、社論、會議紀要等文本的“准”政策文件形式。鄧小平長於運用政策闡釋的這種講話形式，依據個人非常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政策運用經驗、超常的決策能力和對國家社會現狀的准確把握，適時而有針對性地圍繞黨在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的根本原則和方向， “發現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現場感很強地作出論斷。而不是拿著一本《鄧小平理論》直接搬用裡面的現成答案。鄧小平新時期以人民為本位文藝政策闡釋思路的主要特點，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以人民為本位作為文藝政策闡釋一切思想認識的根本出發點。鄧小平一貫主張，無論做什麼事，必須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權利、人民的價值為最高標准。這樣，明確以人民為本位的文藝政策認識立場，即認同人民的國家主人翁的社會主體地位。尊重群眾，熱愛人民，關注最廣大人民的現實切身利益和願望，成為鄧小平新時期文藝政策闡釋的邏輯起點。

不同歷史時期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有著不同時代特征的。漠視這個時代特征的存在，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立場就會丟掉現實的立足點而化為漂亮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說過：馬克思主義者思考問題，不是像德國哲學那樣“從天上降到地上”，而是相反，“從地上升到天上”。不是從人們所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理解問題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從意識出發的觀察方法，把意識看成是有生命的個人。符合生活實際的觀察方法，則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出發，把意識僅僅看做是他們的意識。這種觀察方法的前提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在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11]

從現實的前提出發，關注最廣大人民的現實切身利益和願望，新時期初期就是維護國家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文藝部門應與宣傳、教育、理論等部門一道，從各個方面共同為之努力，這是黨的文藝政策的大局意識。這首先要求堅持社會主義，“不堅持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安定團結，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三中全會就要求安定團結，就要求在安定團結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雙百’方針當然要為這個最大利益服務，而決不能反對這個最大利益。“[12]

從現實的前提出發，關注最廣大人民的現實切身利益和願望，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新的歷史時期國家長期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鄧小平說，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准。文藝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同各種防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斗爭。------為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積極貢獻。”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崇高事業中，文藝因此獲得廣闊的發展天地：“不論是對於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於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者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13]

鄧小平人民本位的新時期文藝政策闡釋思路，首先躍升到宏觀、整體、全局把握新時期黨的文藝政策調整原則的認識高度，明確闡釋問題的邏輯起點，然后圍繞著國家現代化的中心任務，將社會集團的主流意識形態規定（“現代化是當前最大的政治”），與“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文藝工作者（文化界）的文化責任，順理成章地統一在一起，對能向人民負責的文化界人士提出可以視為職業道德的幾點要求：1、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人民群眾，嚴肅考慮創作的社會效果，能通過自己的創作協調意識形態領域的其他工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2、努力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提高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把握事物本質的能力，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3、不斷豐富提高自身的藝術表現能力，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藝術形式。（《祝辭》）不言而喻，文化界的知識精英如能以民為本自勉，引領社會審美文化的宏願可能不是理論想象。

（二）以人民為本位作為文藝政策闡釋解決具體問題的一般思維方法，文藝與人民的根本關系得到符合時代精神的重新闡釋。社會主義文藝體制的根本問題是思想方向問題。思想方向作為內在精神指向，決定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藝體制的基本性質。如果比較第一次文代會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與第四次文代會后，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有關黨的文藝政策調整說明的思路，后者人民本位的一般思維方法運用，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新的人民的文藝》對即將到來的新中國文藝作了一個方向性的論証，但是，細讀全文，對新中國人民文藝“新”的方向定位，卻不是從建國初期人民群眾的文化現實需求概括提升而來（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7月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依據戰爭時期的《講話》精神，《新的人民的文藝》對解放區文藝創作的主題、人物、形式等方面的創作規律有詳盡、精彩的理論表述，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以此作為對新中國人民文藝“新”的方向定位，把創作規律提升、等同於文藝的思想方向，一般思維方法的運用失誤，全然不顧兩者理論抽象層次的迥然有別，不經意間混淆了創作規律與文藝方向的本質不同。其他不論，戰爭時期文藝主題的時代規律性表現，就人文內涵而言顯然跟和平建設時期不可混同。這樣，《新的人民的文藝》的“人民”，因為新的時代特征闕如，更多的是權威理論的剛性演繹，而不是概括現實生活的理論提升。以人民為本位，首先應關注人民的現實切身利益，《新的人民的文藝》就文藝方向的闡釋思路而言，希望科學的給即將到來的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定位是困難的。

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關於“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的論斷，最早明確地在文藝方向問題上作根本調整：“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証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首先“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無論是站在國家、社會集團或者文化界的不同立場，都應處理好這個前提問題。

黨在新時期的文藝政策制定是怎樣以人民為本位，首先“考慮人民的利益”的？

原來的舊二為方向調整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二為方向，在觀念上，使新時期文藝的服務對象及文藝表現的范圍盡可能考慮人民利益而擴展，以適應現代社會文藝接受大眾的實際。在語言表述上，第一，新二為方向引人注目地以“人民”替代“工農兵”。人民群眾對於文藝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人民群眾性格的構成與生活內容的樣式又是豐富多彩的。以現代生活豐富多彩又變動不居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復雜樣式為審美對象，文學藝術能夠植根於深厚的生活源泉並置身於廣闊天地，利於創作出人民群眾喜愛的作品。第二，新二為方向以“社會主義”取代“政治”，使新時期文藝的審美理想具有根本、長期的定位性質，文藝功能符合時代精神需要的放大和延展，文藝政策的導向更長遠因此更穩定。在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穩定往往意味著國家政治局面的穩定，因此這是充分考慮人民利益的政策戰略調整，意義重大。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口號概括了當代中國文藝工作的總任務和根本目的，包括了為政治服務，但比孤立地要求為政治服務更全面、更科學。不僅更完善地反映社會主義時代對文藝的歷史要求，而且更貼近文藝自身的規律。“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要求文藝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多方面的能動作用，使文藝作品的創作、發表和評論，有個最主要也最基本的坐標，利於在更大范圍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14] 新二為方向調整，在一般思維方法上就是這樣盡可能“考慮人民的利益”，將國家、社會集團與文化界等審美主體的“一切積極因素”調動、整合起來的。因此，1996年12月江澤民《在中國文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重申新二為方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15]

鄧小平運用人民本位的一般思維方法，關於人民與文藝關系的文藝政策闡釋，集中體現於“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的著名論斷。這個論斷是貫穿《鄧小平論文藝》全部思想成果的核心思想，關於文藝問題的其他論述，都與這一核心思想分不開：1、生動而深刻闡明了文藝家的文藝事業與人民群眾的實際關系——相互依存、親不可分的密切感情﹔文藝家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人民的命運和根本利益統一，不是相反。2、從本質上揭示文藝與生活的辯正關系：文藝家吸收人民生活乳汁的營養創造文藝事業，又用文藝的精神產品奉獻給人民。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文藝要“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文藝家要“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社會生活”與“人民的生活”，鄧小平的文藝政策闡釋是作為同一概念使用的，可見人民的生活不僅是文藝家從事文藝創作的源頭之水，而且也是他們汲取精神養分和創作動力的根本途徑。對應於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的理論視界，“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不是國家主體，也不是社會集團主體，而是換位於文化界主體意味深長的論斷，文化精英的審美超越無論達到什麼境界，與人民的生活也應該保存著血脈相通的聯系！

三、物質、現實和審美三層次人的價值需要互補、關聯的文藝政策闡釋思路

《鄧小平論文藝》的主要內容是關於新時期黨的文藝政策調整的全面闡釋，作為黨和國家聲望很高的領導人，鄧小平習慣於現實層面的意識形態表述，強烈的政治色彩是其文藝政策闡釋的語體風格。《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等文處處可見。如果不為這個語體風格所困惑，就其所論涉及的文藝問題組合排列、細致展開，可以構成一個內涵深邃的理論體系，僅就文藝理論的主要內容，就有以下八個方面的要點：

1、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方向（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2、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方針（雙百方針與藝術規律、雙百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3、社會主義文藝的創作（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創作主體的思想水平、社會主義信仰、時代精神的主旋律、題材和表現手法）﹔4、社會主義文藝的繼承與借鑒（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繼承傳統的創新原則）﹔5、社會主義文藝批評﹔6、文藝的效益（文藝的雙重屬性、文藝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7、社會主義文藝人才的培養﹔8、加強和改善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16]

筆者以為，《鄧小平文藝理論》的體系構成如同《鄧小平理論》教科書的存在一樣，是有客觀現實的依據的，但這已經是學者們思想加工之后的新的精神產品了。這當然有獨到的理論價值和使用價值。不過要真正領會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和思維能力，鄧小平理論具體實踐中的哲學方法論運用，是必須深入理解和掌握的。這才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的人學思路，主要是其哲學思維方式與一般思維方式在文藝政策闡釋中的具體運用。“人學是從整體上研究人的存在和本質、人的活動和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生價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則的理論。人學的基本問題是人與客體（包括自然、社會、人和精神客體）的關系問題，它的宗旨是通過實踐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文化的關系，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爭取全人類的自由和解放。”[17] 人學思路，即人的整體存在觀念、抽象的關系網絡中，思考人的生存問題的思路。鄧小平文藝政策闡釋的人學思路之一，就是在人的物質需要、現實（社會）需要和精神（審美）需要構成的，互補、關聯的價值需要關系中，闡釋文藝政策主體關於特定時期文藝問題原則規定的實際內涵。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第二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對黨在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的價值取向，作了如下論斷：“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祝辭》）鄧小平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發展戰略高度，來闡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三位一體的現代化價值定向的。與審美文化控制論的三維價值體系（物質需要、現實需要、精神需要）構架，出奇地吻合。關於新時期文藝政策的價值取向，鄧小平隨著國家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文化問題，從不同角度反復加以闡釋：“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產主義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的關系，等等。”[18]“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們的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19]價值需要是人的價值需要。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及隨后“十四”大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文化界有人認為是社會集團意識形態對市場文化價值的全面選擇，所謂“經濟人”的認可，精神文明成為虛設，更漠視了人的全面發展問題。這是誤解。鄧小平80年代初多次強調，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需要，要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形態發展階段中，具體、歷史地考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高，論証人的發展“不能靠空談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來解決，主要地隻能靠積極地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戰略從價值需要角度審視，是依據中國人現實需要與精神需要的社會實際，以物質需要發展為線索擬訂的：（一）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二）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物質需要、現實需要、精神需要並存，物質需要為線索的思路最切近新時期國民的生存現實。

文革以后，文化界一般推崇人文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審美文化的判斷：中國現代的文學藝術，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展開精神生活的最普遍的形式。因此，中國現代審美文化，基本上是一種偏重功利性的文化，它的許多核心命題都是為了對付社會的現實危機而提出的，因此常常忽視世界和個人的存在依據。[20]而文藝中的人，除了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普通含義之外，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抽象的人。之所以抽象起來，是因為實際理解的時候，灌注了很多觀念在人的理性認識裡面。例如，人是大寫的，人性是永恆的、靜止的、不變的，個體的人是自足的、自主的、自律的，是孤獨的，是內心沖突的等等說法。這種觀念構成的抽象的人學見解，隨著特定時期文藝思潮的流行，成為文化界引領審美文化時尚的重要標志。考察新時期文藝思潮演變的歷史過程，文化界的審美文化引導，往往與國家主體、社會集團主體審美文化的利益需要並不一致，甚至尖銳矛盾。文化界的知識精英以人文學者最有聲望，“人文學者歷來以知識分子的代理人自居，在各類專家中聲名最為顯赫。一方面因其研究成果比較容易為大眾所理解，隻要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都能談幾句文學和哲學。另一方面當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出現時，討論的是作為整體的家園興亡、文化盛衰，這是人文學者的專長。人文學者因研究對象的緣故，更多關注精神與價值，更能理解並繼承傳統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懷。從晚清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啟蒙到80年代的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爭論始終是全民關注的焦點，人文學者基本保留傳統士大夫‘抗議者’和‘衛道者’的姿態。”[21]

比較80年代與90年代文化界關於人的主流闡釋意見，對人的抽象性的認識和強調似乎一以貫之的佔上風，仔細閱讀有關的文論資料，兩個時期人的抽象性觀念內涵完全對立。80年代的闡釋盡量偏向與馬克思說法的相反一邊：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的心理，對人的抽象內在性的強調，出發點是對人的某種惡劣社會性的反感，“因為不喜歡人的某種社會性質而強調人的抽象性”。[22]這種“人的重新發現”，評論家當時認為是新時期文學潮流的頭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它反映了文學變革的內容和發展趨勢，正是“思想解放運動逐步深化的重要表現。”[23]普遍人性的論証因為著名文論家的聲望，成為“人的重新發現”有力的理論表述：文學以人為對象，表現人性、人情，特別是普遍人性，是其固有屬性和基本特征，也是作家反映現實，變革現實的基本手段。離開了普遍人性，就沒有文學，就沒有文學創作，也沒有文學欣賞。“文學既然是以人為對象（即使寫的是動物，是自然界，也必須是人化了的動物，人化了的自然界），當然非以人性為基礎不可，離開人性，不但很難引起人的興趣，而且也是人所無法理解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級所產生的偉大作品之所以能為全人類所愛好，其原因就是由於有普遍人性作為共同的基礎。”[24]這種人的抽象內在性基礎上的文學觀點，因為強調文學本身價值的時候，將文學本體與文學的外部因素分隔開來，由被抽離於社會環境之外的、人的本質觀念構成文學自身的基礎，於是文學與人形成同構關系，這樣，普遍人性論在80年代反思文革思潮中非常有影響。

如果說80年代普遍人性論的張揚，“人的重新發現”帶有強烈的文化啟蒙色彩和社會觀念變革的現代意義，在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之下，國家和社會集團這以后更多的接受了它的積極成果的話，那麼，90年代人的抽象性的追求，完全變了味：個人意識中的物質欲望和官能沖動大泛濫，似乎隻有欲望化的感性官能體驗中，個性化的人性存在才是真實的。90年代文化界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的沖突中，直接引起對文藝社會功能認識的改變：放棄理想主義的人性論追求，文論家提出告別革命，放棄啟蒙，躲避崇高，淡化主流意識等口號，認為文學藝術中強烈的現實關懷與社會承擔屬於職業政治家的責任范圍，終極關懷與其他價值意識早已是宗教家關注的內容，文藝應淡化終極關懷和社會承擔的功能，以適應市場經濟社會的大眾審美價值的需要——加強宣泄功能、撫慰功能、社會心理平衡功能、娛樂效用等，文藝大幅度向世俗化、此岸性、肉身化的傾斜，近年竟然形成大潮，似乎成為當代道德沉淪重要現象之一。阜陽劣質嬰兒奶粉事件發生之后，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人性向惡需要突破兩道防線：道德和法律。當社會道德徹底淪喪以后，法律就變得相當脆弱。對於國人的造假能力沒有人敢給出一個底線，為什麼會走到這樣沒有誠信、沒有聲譽、沒有畏懼、沒有神聖，人人都要為道德淪喪買單的絕路？因為人們沒有信仰。信仰是精神文明的一個基礎，旨在解脫人心靈上的障礙，為實現人格的圓滿提供條件，是人類調節自身的環境關系的必要手段。而現在，過度強調物質文明的強大比照出精神文明的弱小，不講大道理，不用精神文明做主導，物質文明不可能是真的文明。”[25]

站在審美文化社會控制理論的視角，完全可以認為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人性論追求，是文化界學術個性的張揚，審美文化價值的真正體現方式。不應受到代表社會觀念的審美文化控制的影響，因為“審美文化創作發源於個體化體驗，二者不完全一致。社會功利性控制可能損害審美文化的自由品格，使審美文化成為宣傳工具。”事實証明，這種說法，在當代中國行不通。文化界的審美文化批評引導，離開國家的管理與社會集團的宣傳，要麼飛上抽象人性論的天空與國家、社會集團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要麼沉入抽象人性論的欲望化地獄，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差之十萬八千裡。可見，新時期黨的文藝政策調整重大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黃力之《當代文化審美史論》第31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2] [8]楊春時《論審美文化的社會控制》吉首大學學報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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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共和國文學50年》第7頁、第8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5][6]《中國當代文學》第14頁、第197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

[7]蔣述卓《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總序》參閱胡志穎《文學彼岸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9][17]屠春友《鄧小平人學思想的基本架構》毛澤東思想研究2003、9

[10]周曉風《鄧小平理論與新時期文藝政策》第14頁-16頁，重慶出版社2002年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頁

[12][13]《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21頁、第220頁、第181頁

[15]《鄧小平論文學和藝術》第262頁，作家出版社1998年

[16] 涂途等主編《鄧小平文藝理論讀本》第100頁-14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8][1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7頁、408頁

[20][21][22]王曉明《思想與文學之間》第14頁、22頁、1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23]何西來《人的重新發現》紅岩1980、8

[24]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評提綱》文藝研究1980、8

[25]《文摘周報》2004、5、17第一版

（本文作者為重慶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所長）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