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林：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

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

陳東林

.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我們評價和紀念毛澤東，離不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是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奠定了全黨全國對毛澤東評價的重要原則和堅實基礎。經過30多年的風雲變幻，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決議》提出的原則和判斷，像鄧小平當時所講的一樣，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腳的。

中央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文件進行嘗試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和全國關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仍然堅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為評價毛澤東的焦點。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語重心長地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對此有暫時放一放的想法。“對於‘文化大革命’，適當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會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懷、陶鑄等人平反，提出要處理康生、謝富治的問題，已經揭開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蓋子，不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個代表中央的結論，后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就難以順利進行。如果這個結論作得不好，也會引起思想混亂和黨內矛盾糾紛。因此，中央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文件進行嘗試。

1979年6月，中央決定，在10月建國30周年國慶時，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作一個講話，對建國以來30年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一個總結性的評價。時間緊迫，起草任務落在了“黨內一支筆”胡喬木肩上。

鄧小平對起草國慶講話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后四次找負責人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9月4日，他對胡耀邦等指出：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得太弱了。要使人們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們現在是在真正搞毛澤東思想，完整准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澤東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無論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澤東。9月12日，他看過再次修改稿后說：“現在這個稿子，對毛主席講夠了，這樣很好。”

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央在國慶3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這個講話，得到了全黨全國的初步認同。同時，由於時間緊迫和黨內尚未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這個講話又只是一個過渡、一個嘗試和准備。講話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錯誤沒有任何直接點名批評，而是採取了省略主語的辦法。講話雖然通過批判林彪、“四人幫”實際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但還沒有在性質和理論上明確否定。

胡喬木對此作了說明：這是一個慶祝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作全面總結，那樣的總結隻能在另外的時間通過另外的會議，經過詳細的討論，作出正式的專門的文件。因此，國慶講話以后，全黨全國希望進一步作出正式歷史決議的呼聲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決策。

10月30日，胡喬木、鄧力群在北京西城區前毛家灣1號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召集有關人員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的談話：中央常委研究，准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備工作。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就著手，明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宣布，決議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領導下進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織實施。胡喬木負責起草工作，鄧力群負責組織和交流工作。他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拉開帷幕。

起草小組開始在西城區前毛家灣工作，后來搬到西郊萬壽路新六所，一度還去過玉泉山。小組成員有袁木、龔育之、鄭必堅、盧之超、鄭惠、邵華澤、石仲泉、席宣、衛建林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著名的理論家和黨史專家。

《決議》起草歷時20個月，較大的修改共9稿。鄧小平在主持過程中，從確定總原則、設計結構到判斷是非、修改文字都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專門的重要談話和講話，其中有9篇已經摘錄收入《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經過三個多月的討論，根據胡喬木的設想，1980年2月，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份提綱。提綱分五個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重點。鄧小平看了提綱，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起草小組的提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准確。

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條是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條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鄧小平指出，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同時他又指出，要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鄧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談話，補充指出兩條：“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

以后起草《決議》的過程証明，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而且有預見性地指出了要警惕兩種錯誤傾向。

6月27日，鄧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他強調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晚年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他還說，單單講毛澤東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7月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胡喬木對起草中沒有實現鄧小平的要求，即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出完整准確的解釋，統一全黨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評。隨后，起草小組開了三天座談會，胡喬木作了八次講話。他給毛澤東思想總結了三條基本原則：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依靠群眾，三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寫中，關於“文化大革命”部分，他總感覺寫得不滿意，就自己動手寫，提出了一個“內亂”的新說法，解釋說：“內亂”不一定是反革命，裡面有反革命和叛亂的因素。對於毛澤東思想，他也提出了一個新說法：毛澤東晚年錯誤，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就解決了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與同時肯定毛澤東思想的“互相打架”問題。

當時，有傳言說，這個歷史決議只是暫時維護團結用的，將來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澤東。8月1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鄧力群談話說：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功過的案。隻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事實，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於他的錯誤，太明顯了，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鄧小平還說，錯誤不止是主席一個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個積極分子。“大躍進”，總理、少奇我們這些人也發熱嘛，也相信畝產多少多少斤。現在宣傳總理、少奇有神化的現象，我們不能宣傳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第三稿提交黨內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

9月10日，起草小組寫出了第二稿，採取主要講正確方面的寫法，大大加強了正確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分量，起點有很大提高。印發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再次修改后，10月作為第三稿提交黨內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參加討論的有省軍級以上干部，老同志，黨內有思考見解的專家。大體上分為四個組：

中直機關，大約350人，分8個組。

國家機關，大約450人，分16個組。

軍隊系統，大約400人，分11個組。

地方，大約3000人，每個省、市、自治區一個組。

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大約1600人，也參加了討論。

參加討論的實際總人數在5500人以上。

參加討論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譚震林、李維漢、陸定一、劉瀾濤、李井泉、韓先楚、陳錫聯、黃火青等40多人。

討論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進行了一個多月。隨時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見，寫出各期簡報上報中央，簡報共寫了1000多期。起草小組先分散在北京各組聽取意見，然后到全國各地聽取意見。

這是黨內一次民主大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出現了熱烈的議論和爭論，焦點集中在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上。

“文化大革命”雖已過去幾年，但有不少遭受打擊和沖擊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運動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遺孀把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聯系起來。加上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和研究論著，對過去的許多事件真相並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經核實的傳聞在會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緒化的發言。因此，出現了一些對毛澤東嚴厲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論。

大多數人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許多老同志以親身經歷說明，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是無人可比的。李維漢說，是誰第一個發現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誰提出槍杆子裡出政權？是誰第一個打起了井岡山的紅旗？是誰同教條主義斗爭，創造性地把中國革命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隻能是毛澤東！何長工說，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頂住了斯大林的壓力，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他在關鍵時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傅鐘說，西安事變和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形勢錯綜復雜，都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主張。陽翰笙說，有些人隻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忘記了毛澤東率領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功績。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動搖。曾經被毛澤東錯誤定為“反黨集團”成員、長期蒙受打擊的黃克誠，專門就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寫了一篇文章，真誠地闡述自己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在討論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江西省委的同志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非一點事實根據都沒有，不能說是任意制造出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做了幾件有益於人民的事。舒同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願望是好的，他重用林彪、“四人幫”是嚴重錯誤，但不能把錯誤全算在他頭上。史紀言說，《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開除劉少奇黨籍，都是黨的會議通過的，其他同志也有責任，黨犯了錯誤。

林默涵、趙易亞等認為犯錯誤是由於制度不健全及其他問題造成的，王明沒有什麼功勞，我們黨作第一個歷史決議也沒有寫他的惡劣品質。要從大局出發，避免把精力引到枝節上去。

還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思想裡有很多錯誤，不是科學理論體系，不應當再提﹔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等於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澤東思想，在邏輯上講不通。胡績偉建議，十二大修改黨章時，應該把毛澤東思想去掉，因為八大黨章就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王若水說，如果我們開了這樣一個先例，正確的算毛澤東思想，不正確的就不算，那對其他人可不可以這樣？

多數人同意提毛澤東思想。有人從科學發展史上專門作了解釋：為什麼不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也算作毛澤東思想呢？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學發展史上，凡是以個人名字命名的“理論”“主義”“定律”“學說”，都指他對某一科學的新貢獻、新創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論。達爾文主義、康德主義、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都不包括達爾文、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個人言行，就是他們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們的主義和學說。王觀瀾說，說毛澤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實事求是的，區別開來很有必要。

起草小組成員在聽取中對一些史實進行了澄清說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質疑說：毛澤東取得領導權后，張聞天在延安時期為什麼被撤銷總書記職務，是不是“非法”？胡喬木特地查閱了研究文章，給他寫信說明：1937年12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不再設總書記，由張聞天、毛澤東等數位同志組成書記處進行領導。胡喬木並就此事問了陳雲，陳雲也說這一段時期沒有明確的總書記職務和名義，1941年后張聞天不再召集書記處會議，並不是到那時才不擔任總書記。

討論中的一些錯誤言論雖然是極少數，但言辭激烈，影響很大。

由於對前述問題存在著比較大的分歧，因此討論中周揚、賀敬之、趙守一等不少人從維護黨的團結出發，提出是否暫時不作這個決議了。理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寫不寫毛澤東思想，認識不統一，粉碎“四人幫”才幾年，離六中全會隻有幾個月時間了，時間緊迫，也不能做一個妥協的混合物。擔心倉促中作不好決議，引起爭論，影響今后的建設，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認為，如果達不到統一思想的目的，決議可以暫時不對毛澤東評價，隻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結論。黃華、馮文彬等人則認為，這個稿子已經很好，決議不能再拖了，我國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領導人民完成建設四個現代化任務。不拿出決議，國際上也會眾說紛紜。而且，老一代革命家還健在的時候，作這個決議最有利。他們轉述葉劍英的話說：要抓緊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緊迫感。

鄧小平、陳雲敏銳地發現了討論中的偏向、偏差

鄧小平看了部分簡報，敏銳地發現了討論中的偏向。還在討論中的10月25日，他找胡喬木等談話，首先肯定了討論中好的意見說：“這次黨內四千人參加的討論還在進行，我看了一些簡報，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

然后，他嚴肅、尖銳地指出：“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干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強調的。

“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作。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這是鄧小平13次談話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著重講評價毛澤東的重大利害關系，要從黨的大局出發，不能導致否定黨的旗幟和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比蘇聯共產黨，否定了斯大林，還有列寧作為旗幟。鄧小平現身說法地指出，不能光以個人恩怨，把錯誤都歸結到毛澤東個人品質上。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折磨，長子致殘，他說“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所以，鄧小平盡釋前嫌，以博大的胸懷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肯定毛澤東，是有資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對於暫時不作決議的意見，鄧小平認為，決議一定要作。他后來回顧其必要性說：“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與此同時，陳雲也發現討論中出現了較大偏差。11月上旬，他兩次找胡喬木談話，針對討論中一些人專攻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責任問題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斗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斗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待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總之，黨內狀況的形成，不是一個人，是個復雜的過程。

他的話，著重點明了責任問題，成為鄧小平講話的重要補充：毛澤東犯錯誤，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評，甚至迎合他，造成后來錯誤難以糾正的局勢，也是有相當大責任的。陳雲長期作為黨的中央領導人，曾經幾次出來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挽救危局，他說這些話也有資格、有分量，同樣令人心服口服。

陳雲提出把中共建國前后60年歷史聯系起來寫的意見

4000人討論的后期，胡喬木總結了討論中的18條意見並進行說明，同時，安排改寫第四稿。由於長期處於極度緊張疲勞之中，他病倒了，在陳雲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療休息。

由於受討論中少數言論的影響，起草小組11月22日寫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寫毛澤東錯誤的分量﹔刪去了肯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還認為是在拯救、保護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等動機的話﹔增加了“有他個人政治品質和思想作風方面的原因”等話﹔又提出一個犯錯誤的“毛澤東晚期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互相牽扯不清﹔對建國以來的成就也講得不夠，有“國民經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內容。調子比較低沉。

胡喬木住院期間，五次從醫院出來同起草小組談修改問題。他要求大家不要怕壓力，不要受討論中一些消極意見的影響。他說，這次稿子，吸收了好的意見，也受了消極影響，把反面的東西突出得有點過分，似乎把錯誤講得慷慨激昂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的寫法，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似乎我們就是在那裡搞斗爭、“反右傾”，沒有做其他的事情。應該把這十年的建設成就寫出來，說明我們現在賴以前進的基礎主要是那十年搞起來的。關於建國以來的錯誤，胡喬木說，毛主席要負重要責任，但不能歸到他一個人身上。現在黨內有一股空氣，似乎別人的錯誤可以放過，毛澤東的錯誤不能放過。研究黨史也有一種傾向，就是要翻案，把毛主席的歷史作用推翻，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1981年2月，起草小組寫出第五稿。調子有所提高，刪去了“國民經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制定和推行了一條左傾路線”等說法。

鄧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沒有解決問題，3月9日在談話中再次重申：現在稿子的調門不對頭，和原先設想的方針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老人家（毛澤東）一個人的，別人都對。總的說來，我們犯錯誤還是沒有經驗，大家都有責任。他強調，中心問題還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尖銳地指出：千萬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如果這樣，產生的效果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痛恨我們的決議，痛恨我們寫決議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堅定地指出：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肯不寫。這是中心，是關鍵。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寫透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性質，又肯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個難題。畢竟毛澤東從1957年就開始不斷犯錯誤，直到去世前夕還在堅持他的“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正像胡喬木當時所說，壓力很大，總感覺這樣兜圈子兜不出去。這時，胡喬木已經去外地養病，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個新方案，寫個簡單的稿子，著重聯系歷史經驗，寫當前的任務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細賬。但是，這就不像一個歷史決議了。胡喬木表示不同意，鄧小平也支持胡喬木的意見。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4日，鄧小平去醫院看望陳雲。在談話中，陳雲提出了把中共建國前后60年歷史聯系起來寫的意見，使鄧小平長久思考的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他高興地對鄧力群說：“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

鄧力群去見陳雲，陳雲在四次談話中更加詳細地談了他的看法。要點是：“決議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麼，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

陳雲還回顧了遵義會議、西安事變、延安整風等重大關頭上毛澤東所作的正確決斷。他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使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干部被整得那麼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裡。老一代人擁護毛澤東同志是真心誠意的。”

鄧小平：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稿子是個好稿子

胡喬木在第六稿基礎上按照陳雲的意見組織修改。1981年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建國前28年黨的歷史部分。中央決定，6月召開六中全會，准備討論通過。在此之前，先把第七稿發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一些老同志看，根據意見繼續修改。

1981年4月初，按照陳雲建議修改的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鄧穎超等幾十位老同志審閱，大家普遍肯定了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認為比較恰當。但是，仍有個別同志堅持自己在4000人討論時提的不正確意見。一位擔任過副總理的老同志說：4000人大討論時我提的意見，幾乎一條也沒有接受。講毛主席犯路線錯誤，已經很客氣了，不要回避。“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反革命。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不合法，這點我不讓步。

4月7日，鄧小平聽了匯報后說：“決議稿已經經過幾輪的討論。討論中間有許多好意見，要接受。也有些意見不能接受，比如，說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他不為所動地說：有的同志不高興，想不通，對這樣一些意見我們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堅定不移地按原來的設想改好決議。

為了說明合法性的問題，胡喬木專門查閱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時周恩來關於出席人數合乎程序要求的說明。鄧小平根據這個資料具體地解釋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志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五十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不能這樣說。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實際上存在著。否則，怎麼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呢？‘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如果現在否定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於說我們有一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

鄧小平的決心使《決議》的起草圓滿地解決了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關鍵問題。從面貌一新的第七稿開始，進入具體修改的最后階段。胡喬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為膽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醫院裡，他忍著劇痛堅持對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鄧小平看過后，又提了些意見，要求盡快改好。他說目的有三條：一是樹立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形象﹔二是分清是非﹔三是不再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現在的調子可以實現了。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參加的有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一批老同志及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分為五個組討論第七稿。鄧小平在開幕會上發表了講話。他感慨地說：“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復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在拿出這麼一個稿子來。”

他再次強調了陳雲的貢獻：“陳雲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

鄧小平滿意地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稿子是個好稿子。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

鄧小平最后總結說：“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這個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第四，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

胡喬木在會議上作了說明。會議經過十天討論，充分肯定了這個決議稿，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如對“毛澤東晚期思想”認為不夠准確。此后，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決定提交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決議》獲得正式通過

從6月中旬開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討論，同時也向4000人討論中的1000人及民主黨派征求了意見。

6月22日，鄧小平在預備會期間講話說：“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他指出：“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點，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時間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我和陳雲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合不合乎實際？也合乎實際。這樣站得住腳，益處大。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后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議公報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這個評價用來評價鄧小平主持《決議》起草工作，肯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貢獻，也是完全合適的。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看到，正是鄧小平、陳雲在關鍵時刻，帶領全黨，既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又堅持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們的堅定態度和巨大貢獻，已經載入史冊。

鄧小平在通過《決議》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擲地有聲的講話，言猶在耳：“《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我們相信，這個重大的決策，重大的選擇，是正確的。”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