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龍 佔善欽：華僑華人與“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實踐和發展
華僑華人與“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實踐和發展
張玉龍 佔善欽
為了實現祖國統一，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不斷完善、逐步實踐，順利地實現了香港、澳門回歸中國，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科學指導。在“一國兩制”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過程中，華僑華人成為推動和落實“一國兩制”理論發展和實踐的重要力量。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此問題研究不足，本文擬對華僑華人發揮的特殊作用做一論述，以求教於方家。
一、華僑華人與“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
改革開放后，為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中國共產黨一直採取積極的、主動的、穩健的態度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了打破大陸與台灣多年來的敵對僵局，1979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闡明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呼吁盡快結束兩岸軍事對峙和分裂局面。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提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兩岸實行通郵、通商、通航。在國家統一后，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保持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實踐探索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
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首次公開，正是通過接見華僑華人實現的。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1﹞這是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這次會見的中心議題是關於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楊力宇著重談了台灣當局在祖國統一問題上的觀點。他向鄧小平建議，採取更實際的立場，減少對台灣的壓力，考慮台灣的心態，照顧台灣的敏感。鄧小平耐心地傾聽了楊力宇的觀點，接著以真誠的態度對和平統一台灣的設想作了闡述，這次談話被認為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全面論述，主要內容包括：台灣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等。﹝1﹞(p.917)這些內容后來被概括為“鄧六條”，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此后，鄧小平還多次在會見華僑華人時進一步闡述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也充分說明鄧小平高度重視華僑華人在祖國統一中的作用。例如，1990年9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批評了台灣當局搞“一國兩府”的做法，指出：“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對台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1﹞(pp.1321~1322)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通過海外華僑華人及時地、迅速地向外擴散，並通過他們傳向台灣，引起強烈震動。旅荷僑胞在1984年2月《致台灣當局蔣經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中說，中共關於與台灣當局“共商祖國統一”的“多次倡議，確實符合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潮流，反映了海峽兩岸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意願和心聲”。信中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為念，也為國民黨本身利益著想，放棄“三不”方針，國共早日開始談判。﹝2﹞
當然，在“一國兩制”構想剛提出時，由於歷史隔閡、政治偏見等方面的原因，部分華僑華人並不能全面理解，甚至存在誤解，尤其是親台僑胞疑慮重重。美國印第安納州博爾大學某華裔教授就錯誤地認為：“任何統一的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政治經濟制度。在當代各主要國家中，還找不出一個國家同時實施兩套不同制度的。鄧小平葉、劍英一再聲明台灣可以保持現狀，維持一套與大陸不同的制度，這只是一種權宜的策略。中國如真正統一，台灣與大陸必然要採取相同的制度。”﹝3﹞美國馬裡蘭大學某華裔教授甚至認為：“‘一種國家兩種制度’，只是企圖吞並台灣的一種過渡措施。希望在吞並過程中台灣所有資金不外流，不混亂，以免造成對中共的負擔。在吞並后再慢慢消化，進一步完全吃掉。”﹝4﹞還有個別華僑華人提出：不能聽信中共高呼統一口號，成為中共統戰的利用工具﹔“一國兩制”會使台灣成為沒有主權的地方政府，要用成立邦聯或聯邦的形式進行統一。同時，還有個別人說“一國兩制”是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縱容，應該充分考慮台灣人民對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民意”，要直接和台灣人民談判，設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甚至發表宣言表示願意就此與中共談判。
很多華僑華人對此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解釋和針鋒相對的批駁。例如，有人援引豐富確鑿的歷史文獻，撰文指出：中國歷史上的“遼國”(又稱為契丹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實行長達210年的統治，可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史有前例的，具有可行性。﹝3﹞(pp.353~355)針對“大中國邦聯”的主張，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田弘茂表示：“邦聯的構想，不太切合實際”，“沒有解決台海兩岸最關切的最重要問題——主權”，邦聯在歷史上的產生有其特殊背景，“目前世界上不再接受‘邦聯’”。﹝5﹞針對用美國聯邦制進行統一的主張，旅美僑胞何連玉指出：美國的聯邦政府隻有一個總統府、國會、最高法院，國防、外交、幣制、郵政等都是統一的，州政府中沒有一個與聯邦政府平行，“主張讓台灣享有外交和國防的權利，這不是在美國式聯邦制度中可以找得出來的”。﹝3﹞(p.591)美國弗吉尼亞州州立理工大學教授汪子飏指出：如果真正要尋求統一，到現在為止，“一國兩制”仍是較具體而可行的方案。﹝3﹞( p.527)美國洛杉磯華文報紙《中報》主筆秦懷碧認為：“台灣人要求的是‘台人治台’，和平統一可以滿足這種自治要求”,“台灣不能逃避接觸、懼於談判，台灣也該有勇氣提出對台灣人民有利的和平統一安排。”﹝3﹞(p.443)
對於台灣當局不接受“一國兩制”、兩岸分隔的現狀，很多華僑華人仍表示了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以此為基礎積極提出建議，貢獻自己的力量。楊力宇曾指出：“一國兩制”當然可能作為未來中國統一的模式，但它並未解決台灣對大陸的信心問題。兩岸在統一以前，需要一段相當長的“和平共存、和平競爭”的階段來做准備。﹝3﹞(p.464)日本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劉進慶頗有遠見地指出：“‘一國兩制’的基本設想是可取的，目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辦法”，“兩岸統一問題根本取決於大陸、台灣、美日三個方面的形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陸形勢，現在的改革要繼續堅持下去。這是最基本的前提。”﹝6﹞不少華僑華人還直接奔波於海峽兩岸之間，傳達信息，鋪路搭橋，促進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例如，在台灣當局阻止“三通”時，率先突破的是來自台灣的華僑華人。台灣當局規定公職人員不准來大陸，但在海外的台灣“立法委員”、“僑務委員”和“僑務顧問”卻率先來中國大陸參觀、旅游。再如，美籍華人陳香梅早在1980年就作為裡根總統的親善大使被派往中國大陸和台灣訪問。鄧小平接見了陳香梅，一起吃了年夜飯，並“請陳香梅去台灣時捎去口信，建議台灣當局開放大陸老兵回鄉探親”。﹝7﹞陳香梅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使命。她回憶：“海峽兩岸探親是我在蔣經國先生召見時提出的”，“經國先生停了一刻才回答說：‘可以考慮考慮。’可見他還是很能接受不同意見的”。﹝8﹞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西方國家紛紛揚言“制裁”中國，而陳香梅則組織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濟貿易考察團來中國大陸考察，其成員以台灣旅游、交通、紡織、機械等企業界人士為主體。此后，台商掀起了一股赴祖國大陸考察的熱潮，促進了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的鬆動。
二、華僑華人與港澳回歸前后“一國兩制”的實踐
香港和澳門都有特殊優越的地理條件，與華僑華人的聯系十分緊密。僅以香港為例，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90年代生活在香港的華僑、歸僑、僑眷等約有200多萬人，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的1/3。華僑華人密切關注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的歷程。在中國政府就香港回歸問題和英國政府艱難談判時出現了許多波折和困難，其中就有香港的親台團體致電聯合國，要求“維持香港現狀”，台灣當局還宣稱“香港是中華民國領土”。對此，美國《中報》發表社論呼吁：“中共應以更實際的行動祛除人們對香港前途的疑慮，我們也主張所有關心香港前途的中國人都以積極的建設性態度去督促中共保障香港的安定繁榮。因此我們更不願意見到有人出於黨私的利益，在中英談判的歷史關頭橫生枝節，趁機動搖香港居民的信心。”﹝9﹞對於一些鼓吹香港“獨立”的言論，《中報》抨擊這是“分裂主義論調”，“是完全站不住腳的”。﹝10﹞還有僑胞撰文指出：台灣當局“即使沒有太大能力協助香港維持繁榮穩定，也絕不能存破壞之心”。﹝11﹞
華僑華人還在香港和澳門當地成立組織，為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做出了貢獻。1993年12月5日，香港華僑華人總會宣布成立，當選為總會理事長的古宣輝在總會成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香港面臨回歸祖國，“在這關鍵時刻，華僑、歸僑、僑眷、華人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團結互助精神，為爭取和維護自身應有的權益，為香港1997年的平穩過渡、繁榮穩定，為祖國的富強昌盛、和平統一及家鄉的興旺發達作出新的貢獻”。﹝12﹞該總會成立后，在推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貫徹“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動兩岸和平統一以及支持內地經濟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為香港僑界團結合作、海內外僑界交往聯誼也做出了積極貢獻。澳門早在1968年就成立了歸僑總會，總會主席梁披雲在建會25周年時表示：25年來，歸僑總會同祖國共命運，與澳門同發展。歸僑總會將繼續與澳門各界人士攜手合作，共同為澳門的繁榮進步做出貢獻。﹝13﹞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后，澳門歸僑總會先后與大陸多個省市聯合主辦澳門宣傳周、書畫展、文藝演出、講座等多種形式的活動，大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強與各地歸僑界的聯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在包括華僑華人在內的中華兒女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於1997年7月1日順利回歸，澳門於1999年12月20日順利回歸，華僑華人都應邀派代表參加政權交接儀式，見証了這一歷史時刻。在香港和澳門回歸前后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世界各地華僑華人還懷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以游行集會、升旗儀式、焰火晚會、文藝演出、圖片展覽、開討論會等多種形式歡度這一中華民族期盼已久的時刻，盛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香港和澳門順利回歸后，華僑華人更加關注和支持兩地的社會發展，堅決抵制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徑，聲援和支持落實“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尤其是每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面臨困境時，都有來自華僑華人支持的聲音。2001年，董建華競選連任香港特別行政長官，香港華僑華人社團紛紛表態支持董建華。例如，香港華僑華人總會在高度贊揚董建華全面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功績時明確宣布：“本會和本港僑界人士絕對信任董建華先生，完全支持董特首參選連任﹔反對某些人‘倒董’，損害香港利益”。﹝14﹞2003年7月，紐約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召開記者招待會，聲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會主席梁冠軍表示：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過去六年中的成績是顯著的和有目共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對香港法律體系不斷加以完善的一個步驟，是維護高度自治的基本保証”。﹝15﹞費城華人工商總會會長管必紅說：有些人利用“非典”危機和香港經濟不景氣向董建華發難，希望香港同胞認清形勢，團結在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周圍，共同建設好香港。香港旅美同鄉會會長陳錦堂﹑香港旅美總商會會長顧青鋒也都表示相信大部分香港人是支持董建華的，香港一定有更美好的明天。﹝16﹞ 2004年3月，香港立法會李柱銘等3名“民主派”議員“應邀”出席美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的所謂“討論香港民主”聽証會，這一行徑激起了華僑華人的極大憤慨。香港華僑華人總會、僑友社等11個香港僑界社團舉辦了主題為“支持愛國者治港，聲討賣國者亂港”的座談會，嚴厲譴責李柱銘等人的賣國亂港行徑，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借香港民主問題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17﹞2004年6月，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發表致香港同胞的公開信，呼吁香港同胞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與中央政府溝通，相互尊重與理解，走好“一國兩制”這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道路，發揮香港人民的愛國傳統，制止破壞“一國兩制”的圖謀，為中國的統一與強大貢獻一己之力。﹝18﹞
不少華僑華人還親自去香港和澳門考察體驗“一國兩制”的實效，增加對“一國兩制”的了解和信心，積極宣傳香港和澳門回歸后的偉大成就以及“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成功實踐。2001年，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反獨促統”訪問團到港澳地區實地考察，親身感受了港澳回歸祖國后的繁榮穩定，“希望通過大家的廣泛宣傳，能在海外華僑華人中增進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並達成共識”。﹝19﹞2002年，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組團訪問香港，會長李競芬表示：“深信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不但可以在香港實行，而且對今后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基礎”。﹝20﹞2004年，由諸多華僑華人代表參加的“中國和平統一論壇”在香港舉辦，目的就是為了引起香港同胞對兩岸問題的關注，展現“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的魅力，積極發揮香港作為兩岸橋梁的作用，促進祖國和平統一。﹝21﹞華僑華人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也一直給予關心和支持。自2001年12月以來，澳門歸僑總會多次舉辦“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宗旨是“擴大聯誼、加強合作、共同發展、促進統一”，影響較大。2006年，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澳門舉行，通過各種活動宣傳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及回歸后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推動兩岸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同年，第六屆世界中山同鄉懇親大會在澳門舉行，其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懇親活動，達到團結鄉親，交流經驗，宣傳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及優良的投資與居住環境等目的”。﹝22﹞
廣大華僑華人通過香港和澳門回歸后的穩定發展，充分認識到了“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及強大生命力，更加擁護和認可“一國兩制”理論，不斷支持和呼吁用“一國兩制”來解決台灣問題。1998年6月28日，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各界華人代表600多人集會慶祝香港回歸一周年，一致認為：一年來的實踐証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取得初步成功，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23﹞2000年2月，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常務理事會呼吁：香港、澳門已經先后回歸祖國，在兩地成功地實施了“一國兩制”的政策后，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就成為全世界中國人的緊迫任務﹔台灣當局應在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盡快走到談判桌前，以積極的態度與祖國大陸一起促成祖國的和平統一。﹝24﹞柬埔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任瑞生說：我們從“一國兩制的國策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深切感受到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機制”。﹝25﹞旅奧知名僑領、奧中經濟科技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林肅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香港和澳門，同樣適用於台灣。港澳與台灣有許多相同之處，都是中國領土，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應通過兩岸之間的政治協商談判來解決。﹝26﹞有的海外台灣同胞表示：澳門是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典范，希望能將“一國兩制”的內涵及優點向台灣同胞廣為宣傳，並借用本身優勢，成為“和平統一經驗交流的平台”。﹝27﹞2007年，在巴西僑胞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的活動中，巴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雷濱指出，“一國兩制”的內涵因為十年來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而“具體化，明朗化”。台灣人民也因此容易明白什麼是“一國兩制”，它能給台灣人民帶來什麼好處。91歲的台胞老僑領、巴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會長詹明洋表示：香港回歸10年，發展不斷飛躍，希望台灣也能仿照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例子，盡快實行和平統一。﹝28﹞
三、新世紀以來華僑華人與“一國兩制”的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海外華僑華人社會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各地“反獨促統”組織的興起。據統計，目前全球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170多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或類似組織，遍及五大洲。﹝29﹞這些“反獨促統”組織絕大多數是世界各地華僑華人自發組織的，成立時機雖各有不同，但都是為了促進中國早日統一而團結在一起的。這些“反獨促統”組織成立后，在“一國兩制”理論的指引下，積極開展活動來推動兩岸關系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不僅代表了廣大華僑華人的心聲，也團結和壯大了華僑華人的力量，促進和密切了華僑華人與祖籍國之間的情感，成為支持和推動中國統一大業的一支強大力量。
世界各地的“反獨促統”組織都積極宣傳“一國兩制”，為此舉辦了很多活動，如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2004年就邀請在台灣出書立著討論“一國兩制”問題的紀欣來美國作“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專題演講。﹝30﹞這些眾多的活動在總體上呈現出兩個特點：第一，注重對台灣同胞的宣傳。在2000年柏林“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上，來自台灣的雷渝齊教授以親身經歷指出：“一國兩制”的真正好處，台灣老百姓還不清楚。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對推動和平統一十分重要。台灣“商統會”林亞璇提出：過去“一國兩制”的宣傳對象是台灣當局而不是台灣人民。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台灣年輕人的身上。﹝31﹞北美五個華人青年團體發表聯合聲明，特別倡議：來自兩岸、生活工作在北美地區的各界青年將盡最大努力，通過各種方式，讓更多的台灣民眾了解中國政府的聲明內容和內涵以及“一國兩制”的全部內容和實質，並致力於推進兩岸青年之間的溝通。﹝32﹞2006年，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簡稱全統盟）為宣傳“一國兩制”精髓，在組團訪問台灣前夕時，代會長蔡文珠表示：“一國兩制”目前在台灣未獲普遍接受，一方面是台灣人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反面宣傳多。﹝33﹞第二，注重對居住國政府與民眾的宣傳。海峽兩岸關系研討會會長李惠英曾建議成立海外華人游說團，向所在國主流社會游說，闡明“一國兩制”的創意。李惠英認為，如果全球人士對“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八個字有所了解，則“台獨”的聲音自然降低，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則會相應增長。﹝34﹞2003年，來自全美12個州的30位創始會員在美國芝加哥成立“一中會”，其宗旨就是致力於推動美國主流社會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該會向各州參眾議員發出陳情信，呼吁主流政界能認清並同意一個中國主要原則。﹝35﹞
在宣傳“一國兩制”的同時，華僑華人也自覺運用“一國兩制”理論，同分裂中國的行徑做斗爭。這主要是通過各種形式抨擊台灣當局的分裂言行。在各項“反獨促統”活動中，影響最大的是全球性的“反獨促統”大會，每次大會都會依照“一國兩制”理論發出聲明。2000年8月，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德國柏林舉行，這是海外華僑華人自發組織的第一次全球性“反獨促統”大會。大會發表《共同聲明》，堅決反對台灣分裂勢力，呼吁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開始兩岸對話與和談，開放兩岸直接“三通”。﹝36﹞截至2004年3月，海外僑胞先后在香港、柏林、華盛頓、巴拿馬、東京、悉尼、約翰內斯堡、馬尼拉、莫斯科等地舉辦了10次全球性的“反獨促統”大會。其中，2001年3月中南美洲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巴拿馬城舉行，這是在與台灣保持“外交”關系的巴拿馬召開的“反獨促統”大會，其意義非同尋常。2004年3月，針對台灣當局即將舉行的所謂“3·20公投”，第11次全球華僑華人“反‘台獨’促統一”大會在泰國曼谷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代表約1000人出席，會議通過了《竭盡所能爭取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的宣言，宣言指出：我們認同、主張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完成國家的統一，此方式最有利於台海兩岸的統一﹔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堅決反對“兩國論”、“一邊一國”、“正名運動”、“公投制憲”等。﹝37﹞ 2004年4月，由美國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中國和平統一世界高峰論壇”在舊金山開幕並通過宣言，宣布達成包括“認同、支持以最有利於台海兩岸統一架構的‘一國兩制’方式完成國家統一”在內的五點共識。﹝38﹞此外，不少“反獨促統”組織對於居住國某些違背一個中國的現象也進行了有力斗爭。2005年，美國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致舊金山市政府的公開信》，抗議舊金山市在主辦“聯合國環境日”時將台灣兩城市未列入中國的“疏忽”，嚴重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這一正義舉動迫使美國主流社會做出回應，舊金山市市長和環保局局長都回函聲明要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39﹞
很多華僑華人還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積極提出建議，促進兩岸交流，為統一大業貢獻自己的力量。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充分認識到海峽兩岸的交流與合作對增進了解、促進統一的直接推動作用，極力主張和高度重視海峽兩岸的交流與合作。有些海外僑胞就呼吁：“要由熟悉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的華僑有志之士去做溝通橋梁的工作”，“20世紀華僑為革命之母﹔21世紀，華僑為統一之橋”。﹝40﹞進入新世紀后，華僑華人世界性、區域性組織不斷增加，活動日益頻繁。除各種“反獨促統”組織外，世界華商大會、國際潮團聯誼會、世界海南聯誼會、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世界林氏懇親會等多種組織每年都積極組織活動，不但使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乃至不同政治傾向的華僑華人增進了解和團結，也為海峽兩岸人士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渠道和機會。不少海外僑胞還對兩岸的交流與合作提出建議，談得最多的就是支持兩岸“三通”，認為兩岸應先實行“三通”，加強經濟聯系與民間交往，這樣統一的方式才會自然產生，統一便水到渠成。﹝41﹞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紀以來，華僑華人多次倡議中國立法反對“台獨”。2004年5月9日，全英華人華僑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單聲向訪問英國的溫家寶總理提出：“在目前‘台獨’勢力猖獗的情況下，我們建議國家制定‘統一法’，一定要盡快制定，而且刻不容緩。”溫家寶回答：“你關於祖國統一的意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們會認真考慮。”3天后，國台辦通過新聞發布會宣布：有關促進祖國統一的建議，包括以法律手段促進祖國統一的建議，我們都會認真地考慮，並予以採納。﹝42﹞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地明確回應海外華僑華人關於中國立法反對“台獨”的建議，在海內外同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讓華僑華人備受鼓舞。在廣大華僑華人的倡議下，同時也充分考慮國內各界人士的有關意見，中國政府最后決定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充分表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對台灣人民的誠意，獲得了華僑華人的廣泛贊譽。與此同時，華僑華人還積極獻言獻策。例如，單聲建議：立法加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內容，並將其法規法制化﹔可用“缺席審判”的方法，以“分裂國家罪”對頑固的“台獨”分子進行制裁﹔強化台灣人民的義務意識，“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43﹞而把全球通緝“台獨”分子列入草案內容，引起很多海外台灣籍華僑的反對，有僑胞擔心此法可能造成兩岸永遠的隔離。﹝44﹞最終，單聲關於加強台灣同胞維護統一義務意識的建議被寫入《反分裂國家法》，而“一國兩制”和“缺席審判”的建議沒被寫入。此外，有僑胞建議：此前有“一個中國，兩岸各表”的說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表述，能讓大多數人接受。﹝45﹞這一建議在《反分裂國家法》中也得到了體現。這些充分說明了廣大華僑華人對落實“一國兩制”相關立法的關注和支持，也反映了中國政府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是集中了海內外所有中華兒女的智慧。
綜上所述，華僑華人與“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實踐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一國兩制”理論是鄧小平在會見華僑華人時首次提出和展開闡述的，並通過華僑華人迅速在海外傳播，從此引起了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內外的極大關注。不少華僑華人在此感召下，積極推動兩岸的交流發展。在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前后，華僑華人大力支持“一國兩制”由理論走向實踐，維護香港和澳門的繁榮穩定，堅持抵制破壞“一國兩制”的圖謀，肯定香港和澳門回歸后的偉大成就，大力宣傳“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新世紀以來，華僑華人在世界各地普遍成立“反獨促統”組織，有針對性地加強了“一國兩制”的宣傳，與分裂中國的行徑進行了堅決斗爭，並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對中國統一積極獻計獻策，期待“一國兩制”進一步發展解決台灣問題，推動落實“一國兩制”的相關工作，如《反分裂國家法》的制訂。總之，廣大華僑華人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點和優勢，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和活動，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實踐和發展發揮了積極的重要作用，是推動和落實“一國兩制”理論發展和實踐的強大力量。
﹝ 參 引 文 獻 ﹞
﹝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頁。
﹝2﹞《旅荷僑胞致信蔣經國盼望國共早開談判共商祖國統一大業》，《華聲報》1984年3月25日。
﹝3﹞《“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獻和資料叢書》第四輯上，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頁。
﹝4﹞《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多體制國家”與中共所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聯合報》1984年3月5日。
﹝5﹞《行不通，不可能的“大中國邦聯”——學者專家從歷史和現實政治角度的看法》，台灣《中國時報》1984年7月20日。
﹝6﹞《“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獻和資料叢書》第四輯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39~740頁。
﹝7﹞《美國華盛頓僑學界緬懷鄧小平贊其推動中美關系》，中國網200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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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史網201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