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市紅：國外鄧小平研究述評
國外鄧小平研究述評
武市紅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作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帶領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一位名揚海外，具有世界影響的著名政治人物。20多年來，國外輿論、新聞媒介和學者對鄧小平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報道。這裡，僅就所掌握的材料，簡要介紹一下國外鄧小平的研究情況。
一 國外鄧小平研究的基本情況、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1、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末，國外媒介和學術界已陸續開始了對鄧小平的介紹研究
據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最早提及鄧小平的著作是美國軍人埃文斯?卡爾遜所著《中國的雙星》，該書於1940年在美國出版。卡爾遜在書中介紹了與鄧小平第一次會面時的情景，他說鄧小平的頭腦像“芥茉一樣辛辣”。
此后，日本學者吉田東錞所著《中國革命的一百零八將》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著《漫長的中國革命》等都對鄧小平有或多或少的介紹。斯諾的書中還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鄧小平與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和鄧小平的“經濟主義”。
70年代，由於鄧小平再次復出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特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傳奇般的經歷，引起了國外媒介和學者的關注和興趣，一些學者開始了對鄧小平的研究。如日本的大久保泰（著有《中國共產黨史》），久田幸助（著有《我的中國人研究筆記》），美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著有《毛澤東思想、為繼承權的最后斗爭和毛以后的時代》）。他們在著作中對鄧小平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了初步的介紹和評論。１９７７年，日本學者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共同出版了《不屈的革命家鄧小平傳》，這是國外最早出版的鄧小平傳記。
這一時期，雖然國外媒介和學術界已經開始注意到鄧小平並開始了對他的研究，但還沒有專門的論述，許多研究是從屬於其他研究成果的。這一時期並沒出現產生較大影響的研究成果。
2、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國外公眾和社會輿論興起“鄧小平熱”，學術界把對中國的研究重點轉向了鄧小平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1985年，美國《時代周刊》把鄧小平評為1985年新聞人物，並宣布，鄧小平“今年當選是因為他在中國實行了十億人生產力的全面經濟改革”。同年12月，美國《成功》月刊宣布，將鄧小平選為1985年的成功者。1986年，《成功》雜志在第一期刊登了《紐約時報》前記者索爾茲伯裡撰寫的介紹鄧小平的文章《中國的首席行政負責人》。1988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一同當選為美國《世界報》評選的十年風雲人物。
在公眾和社會輿論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和興起“鄧小平熱”的同時，學術界也把對中國的研究重點轉向了鄧小平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首先，一些比較詳細介紹和描述鄧小平生平實踐活動的專著和研究文章相繼出版和發表。如德國記者烏利?弗蘭茨《鄧小平———中國式的政治傳奇》、英國記者那維亞《鄧小平傳》、法國記者諾拉?亞《鄧小平：法國歲月》、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W?張《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日本學者內藤雄三《“五尺巨人”鄧小平》等。烏利?弗蘭茨《鄧小平———中國式的政治傳奇》對鄧小平的生平實踐活動，特別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活動作了詳盡的描述。為此，作者曾專門到法國查閱了一些檔案資料，為研究這一時期鄧小平的活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其次，一些學者開始了對鄧小平理論和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發展而深入。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鄒讜《歷史性轉變和過去的連續性》、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中國、台灣與香港》、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鄧小平超過毛澤東了嗎？》、謝偉思《“延安精神”與中國的改革》、新加坡學者林住君《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國際影響》、前蘇聯學者雅科夫列夫《鄧小平的政治肖像》、日本學者小島朋之《中國的政治社會———探索鄧小平以后》、《不斷變化的中國政治社會———轉折時期的矛盾與摩擦》、日本共立女子大學教授天兒慧《中國改革第一線———鄧小平政治展望》等。
還有一些學者的專著和文章中涉及到對鄧小平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研究，如美國學者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馬克?布萊徹《中國：一個反對偶像崇拜和厲行革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戴維?W?張《中國領導接班人危機中的周恩來與鄧小平》、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教授莫裡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戴衛?巴克曼《陳雲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對毛以后中國經濟的不同看法》、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理查德?鮑姆《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新技術革命》和《1985年的中國：革命的青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員鮑大可《前途未卜：中國向毛以后的時代過渡》、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的中國———新中國40年》和《毛以后的十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鬆《1999，不戰而勝》、吉米?卡特《忠於信仰》、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實力與原則》、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弗裡德裡克?泰韋斯《中國的領袖、合法性與沖突：從超凡魅力的毛澤東到繼承政治》、英國政治新聞作家克萊爾?霍林沃斯《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英國學者約翰?加德納《毛澤東和他的繼承者》、德國外交官埃爾維因?魏克德《1976—1980我在中國當大使》、前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偉人與大國》、加拿大學者福爾肯海姆《毛以后的中國民主、現代化和參預的重要性》、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調研員小林弘二《現代中國歷史1949—1985》、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教授岡部達味《中國社會主義的再研究》、《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等。
這一時期，國外對鄧小平生平的研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不僅對其生平進行了比較深入、細致的描述，發掘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歷史材料，而且對其思想的發展脈絡也進行了一定的描述。與此相比較，國外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則是剛剛起步，研究的質量和數量還沒有達到一個較高水平。
3、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鄧小平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重要成果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一些中國問題專家連續不斷地發表評價鄧小平的文章，一度有人提出要對鄧小平進行重新評價。不過，這種情況很快因為中國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而得到了改變。1992年初，鄧小平到中國的南方視察，並發表一系列重要談話，再次引起國外對鄧小平的關注。1992年4月27日，美國《新聞周刊》以《鄧的復活》為標題，並以鄧小平在各個時期的部分照片為封面，對鄧小平南方視察進行了專題報道。這以后，國外鄧小平研究再次興起新的熱潮，學者們開始從對鄧小平和其思想的一般性介紹和解釋轉向廣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並圍繞鄧小平理論的理論來源、基本屬性、歷史地位等重大問題展開積極的學術探討。這一時期，國外對鄧小平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的深度和選題范圍都大大超過了前幾個時期，其主要研究成果有：
日本學者矢吹晉《鄧小平以后的中國經濟》、岡部達味和毛裡和子《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渡邊利夫和小島朋之《毛澤東與鄧小平》、天兒慧《作為歷史的鄧小平時代》、《變化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本場康治《鄧小平的長征》、伊藤誠《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俄羅斯學者巴拉赫塔和庫茲涅佐夫《風風雨雨六十五載———鄧小平的革命生涯》、皮沃瓦羅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美國學者楊中美《建立實用共產主義：鄧小平早期生活1904—1949》、戴維?W?張《政治家鄧小平》、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回憶鄧小平》﹔英國前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鄧小平與中國現代化》﹔法國學者帕特裡?薩巴蒂埃《鄧小平傳》﹔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學院院長大衛?古德曼《鄧小平政治評傳》等。
這一時期國外學者發表的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是：美國杜克大學歷史教授學者阿裡夫?德裡克《后社會主義：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J?德雷爾《戰士鄧小平》、美國學者巴裡?諾頓《經濟學家鄧小平》、盧西恩?派依《鄧小平和中國政治文化》、馬丁?金?懷特《社會改革家鄧小平》﹔英國學者邁克爾?亞胡達《國務活動家鄧小平》﹔俄羅斯學者費奧克蒂斯托夫《鄧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源泉》、杰柳辛《鄧小平———革命家、毛澤東主義者、改革家》和《鄧小平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阿?布堅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俄羅斯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室主任波爾加克夫《鄧小平與中國改革政策》﹔日本學者天兒慧《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中國近現代史中的鄧小平》、竹內實《中國歷史上的第四位偉人》、高原明生《鄧小平的全方位外交》、國分良成《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異同》和《“鄧小平時代”的成果》﹔法國學者夏泰寧《社會轉型時期中國人觀念的變化———寫在鄧小平南巡之后》﹔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黃明翰《偉大的經濟改革家———鄧小平》等。
另外，美國學者蘇珊?奧格登《中國未解決的問題：政治、發展和文化》、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第15卷、莫裡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弗朗茲·米切爾《中國與馬列主義危機》、石池雨《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髓》、朱恩?丟弗爾?德萊耶《中國的國防與外交政策》、理查德?尼克鬆《角斗場上》﹔日本學者小林弘二《中國對世界的認識與發展戰略》、小川平四郎《父親的中國和我的中國》﹔俄羅斯學者巴拉赫塔和庫茲涅佐夫所著《人們在議論他們———國外活動家政治肖像》等書，也都涉及到鄧小平和其思想。
二 國外鄧小平研究的側重點及主要觀點
國外鄧小平研究所涉及的范圍是相當廣泛的，從鄧小平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思想，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一國兩制”構想，國外學者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看法。這裡僅就國外學者關注和研究較多的幾個問題，或其與我們不盡相同的觀點做一簡要介紹。
1、鄧小平的領導風格和性格特征
鄧小平的領導風格和性格特征是國外鄧小平研究的一個側重點。許多學者把鄧小平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人物進行比較研究后認為，用組織和制度治國、治黨、治軍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典型特征之一。鄒讜稱鄧小平為“典型的組織者”，巴拉奇?代內什稱鄧小平為“杰出的組織者”。戴維?W?張認為“鄧的領導特征”是“偏愛組織處理”，是“一位按制度辦事的官員”，他從不在黨內和軍隊內搞自己的小宗派。泰韋斯和國分良成一致認為，毛澤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權威，鄧小平是有組織性的權威。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務實”是鄧小平的典型特征。“像劉少奇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也是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一個務實的思想家（1）。”石池雨在《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髓》一書中寫道：“鄧小平是務實風格的典范”，“到１９８６年，幾乎沒有人懷疑，鄧小平是一位有務實個性的領導人”。俄羅斯學者杰柳新認為：“鄧小平的思想不是來源於書本，他蔑視書本中的說教”，在鄧小平看來，“用現實主義態度對待世界，對待生活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以，對他來說，知識的源泉就是不斷變化的生活。一個政治家的任務就是要認真思考正在發生的變化和制定符合這種變化的路線，鄧小平的人生哲學，不是斗爭哲學，而是實踐哲學”。還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是個浪漫主義者，一個沉迷於詩行的空想家﹔相反，鄧小平是位現實主義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於使可能變成現實的實踐家。”一些國外學者還提出，鄧小平所說的“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是他現實主義的縮影。
但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鄧小平的務實是一種實用主義。對此，施拉姆給予了嚴肅的批評。他說：“鄧小平並非像歐美和日本有時所說的那種‘實用主義’。他是一位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信奉共產黨的先鋒作用，並在延安時代學到若干道德標准的經驗豐富的革命家（2）。” 一些學者還提出，鄧小平是一位敢於接受各種挑戰的領導人。戴維?W?張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富於想象的理想主義者，周恩來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鄧小平則是一個富有勇氣的改革家，一個堅持斗爭並斗爭到勝利的對抗主義者”。內騰雄三認為，鄧小平和周恩來代表了“剛”與“柔”兩種不同的領導風格，而且這兩種風格都是成功的，在鄧小平身上充滿了“反骨精神”。還有一些人注意到鄧小平性格的另一個特征“忍耐”。芬蘭前首相說道：“我們芬蘭語有個特別的詞：忍耐。含意是擁有崇高的信仰，對為之奮斗的事業充滿信心。這個忍耐與信仰便是鄧小平的財產（3）。”
鄧小平豐富的人生閱歷特別是他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和日后多次到國外出訪經歷，是另外一些國外學者在分析鄧小平性格特征時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因此認為，鄧小平是一位極有見識的人物，豐富廣泛的閱歷是他具有遠見卓識的基礎。
還有的學者認為，思想充滿活力是鄧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過：“我知道中國有人比你更年輕，但我不知道，在中國還有人比你更有活力。”奧克森伯格在他的《回憶鄧小平》一文也寫道：1989年底，鄧已經上了年紀，受到悉心周到的護理，但他一直到最后依然是一位大膽而有創新精神的思想家。他始終“擁有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敏銳而求知若渴的才智”。
2、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國外學者非常重視對鄧小平歷史地位的評價。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３月，部分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先后在英國倫敦大學東亞與非洲研究所和美國洛杉磯舉行“鄧小平業績研討會”。通過研究和探討，國外學者得出了以下結論。
（１）鄧小平是當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國學者派依在為會議撰寫的論文《鄧小平和中國政治文化》中寫道：鄧小平是位改革家，中國特色的行政專家，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人類歷史上，大概還從未有過這樣一個社會，像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以來的中國那樣，在沒有戰爭、暴力革命或經濟崩潰的條件下，進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鄧小平是處在中國轉折時期的偉人，他使中國從一個時代走向一個新時代，走向現代化。”還有一位學者寫道：鄧小平是“政府行政首腦、外交家﹔但最為重要的還是他第三次復出后，成為偉大的經濟改革家。”
（２）鄧小平是中國現代化之父。還在鄧小平生前，天兒慧就曾這樣稱呼鄧小平。鄧小平逝世后，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稱“鄧小平將作為中國現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經濟史上具有重大影響事件之一的設計師載入史冊”。新加坡《聯合早報》以《鄧小平———中國現代化之父親》為題，盛贊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重大貢獻。
（３）鄧小平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鄧小平是一位對國際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卓越領導人，一位杰出的國際政治家。在冷戰結束后，他為爭取世界的和平、安全、穩定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威廉?奧弗霍爾特指出：鄧小平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取得了成功。他不再促進非洲的革命和東南亞的叛亂活動，他從蘇聯的戰爭邊緣后撤，退出了同日本和美國的對抗，他發起了同台灣的貿易、投資和旅游計劃。鄧小平發明了“一國兩制”的概念，以此作為不通過軍事對抗收回香港和台灣的手段。在干完這些之后，他把軍事預算從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0.5％削減到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25％。
（４）鄧小平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許多學者認為：“鄧小平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為社會主義中國而斗爭的事業，他不僅對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未來沒有喪失信心，而且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未來也沒有喪失信心。無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都沒有破壞他的這種信念（4）。”一位法國記者還指出：“與試圖在社會主義國家採用市場經濟思想的其他許多改革者不同，鄧小平在他堅信不能絲毫退讓的那些問題上不放棄原則。西方一直在施加壓力，試圖使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放棄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作用，鄧小平頂住了這種壓力，毫不動搖（5）。”
1997年2月20日，也就是鄧小平逝世的第二天，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行學術討論會，會議的題目是“鄧小平的逝世與評價”。與會者普遍認為，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之一，是２０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鄧小平以他的政治領導、智慧與影響，對中國與世界的發展、繁榮、和平、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從他的英明領導中受益，整個世界也從他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努力中獲益，鄧小平的名字將永遠載入人類史冊。
2、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
國外一些學者通過歷史的縱向比較和現實的橫向比較得出了對鄧小平領導的改革的幾種看法。第一，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是一場“和平的漸進的革命”，是一場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革命，這場改革“與以前的革命相比”，其“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辭和方法，而是漸進性的、階段性的政策改變（6）”。第二，鄧小平的改革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因而鄧小平在領導這場改革時，“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或價值系統為指導方針，而是用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最開放的心態來處理改革的問題。貫穿整個改革運動的其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種精神。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號，其實卻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效用非常大的原則，使改革領袖可以放手採納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論或意識形態的束縛（7）。”渡邊利夫認為，鄧小平改革最顯著的特征是實驗性的實用主義，“中國經濟搞活的一切試驗都不是那種依靠某種口號動員群眾，一舉在全國實行的試驗。完全相反，開始是在某個單位和地方進行初步試驗，當這試驗在其他的某個單位和地方也被証實是有效的，並且這種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認時，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認這些試驗，並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和擴大。”第三，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是一場全面的改革，“無論從改革的類型、改革的范圍，還是改革的深度來看，這場改革已涉及整個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因為“經濟的改革無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政治改革。責任制的實行和農民及企業自主權的擴大意味著黨對經濟的干預逐漸減少，國家的直接控制也轉為間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經濟政策和漸趨具體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響漸漸消退，法治的思想開始抬頭（8）。”
一些學者對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沒有深奧的哲學和理論，但他的智慧卻是非凡的。”同那些具有龐大理論體系的領導人犯大錯誤的事實相比，“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小理論，才真正是減少錯誤的比較理想的理論（9）。”鄧小平“能夠踏出一條改革發展之路，不光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認的領袖（10）”。還有的學者提出，鄧小平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性質作出了規定，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也規定了現代化的性質（11）”。
關於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理論，美國學者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一書認為，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部分實行對外開放，但當時的開放只是“解決中國安全方面嚴重困境的一個辦法，而不是一條通向經濟與技術進步的道路”。而鄧小平時代的開放，是一種全面的開放。現代化建設的使命，以及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出現在世界上，以繼續進行國際合作為先決條件。通過開放，中國的經濟已不再是“封閉”的了，中國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方面可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多。鮑大可也認為，在此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是為了國家安全問題，現在是國家經濟利益問題。邁克爾?亞胡達認為，在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領袖當中，鄧小平是惟一一個既能堅持共產黨專政，同時又領導他的國家成功進行經濟改革和向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開放、並走上經濟迅速發展道路的人。
3、鄧小平的經濟思想
鄧小平因其杰出的經濟改革，被國外學者譽為“經濟學家”，他的經濟思想受到國外學者的重視。他們在對鄧小平的經濟思想進行廣泛研究和深入探討后認為，鄧小平非常強調要“用經濟的方法管理經濟”。代內什認為，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當時並沒有統一方案，隻有基本的設想，應該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12）。巴裡?諾頓在《經濟學家鄧小平》一文中寫道：“鄧小平沒有什麼思想要強加給社會，因而，他願意採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讓經濟（不是政治）發展按其發展規律自然展開，黨和政府不經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現出了任經濟按自身規律發展的才能。”但這些學者同時認為，鄧小平並不是絕對的不干涉經濟。諾頓指出，雖然鄧小平很少直接干預經濟政策的判定，但這少數干預往往是關鍵性的。鄧總是確定政策的總方向，在關鍵時刻把握航向，“在１５年裡，鄧親自制定經濟政策隻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關鍵性的”。戴衛?巴克曼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說“鄧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主導地位，要求黨對經濟進行積極的干預。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目前中國最‘毛澤東主義’的領導人（13）。”
國外學者還從工業和農業兩方面探討了鄧小平的經濟發展戰略。指出，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的工業發展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了由低效率的封閉型的重工業戰略向外向型的消費工業戰略的轉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寫道：中共從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做出決定：調整整個工業發展的重心。這次轉移同蘇聯的轉移不同，蘇聯的計劃往往要求人們更重視消費品，但當一年結束時，重工業在資金和關鍵投入的實際分配中仍佔優先地位。在中國，重心轉移卻是實實在在的。在所謂調整時期，重心的轉移表現得十分突出。不僅輕工業年增長越來越快，而且重工業的產量下降了。最有意義的變化是出口的增長，增長速度是過去的幾倍。在增加的出口中，絕大部分是向國外銷售制造品，主要是輕工用品。出口收入成為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吸收資金，並決定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獲得大量資助性貸款。日本學者小林弘二通過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農村發展戰略進行比較研究后得出結論，認為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農村發展戰略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認為農業和農村問題重要”，他們對國情的基本認識沒有什麼區別，但兩人制定的農村發展戰略不同。毛澤東的發展戰略是建立集體農業，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重視糧食生產，實行城鄉分割。鄧小平主張實行家庭經營農業，尊重農民的自主權，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重視多種經營和農村城市化。麥克法夸爾認為，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的農村政策方面有兩大變化。其一是改變組織方式。中國農村在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集體化嘗試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基礎之上，責任進一步下放到家庭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產情況來決定。其二是市場力量在農村地區的作用也進一步擴大。統籌和分配轉向市場體制。
5、鄧小平的政治思想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一些學者以其特有的歷史觀和政治分析方法對當今中國在治國方式上的重大變化、鄧小平在改革中國政治制度方面的貢獻給予了關注。理查德?伊文斯認為，鄧小平對政治改革的態度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1982年，鄧小平主要致力於恢復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破壞的50年代的政治體制，即重新界定黨、軍隊和政府的職能。1982—1986年，鄧小平主要致力於國家機構的年輕化，鼓勵黨內老黨員集體退休。從1986年起，鄧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標，提出黨的各級領導人必須更具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費正清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從依照倫理統治，改革為依照法律統治”。中國產生了一個新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司法體系。弗朗茲?米切爾認為，鄧小平強調法律規范的意圖在於，無論是領導人變更，或不論是領導人怎樣改變他們的觀點、轉變他們的注意力，都要確保制度和法律保持不變。鄧小平著意建立一種法律秩序，消除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擴大礦山、工廠和其他企業以及生產隊的自主權。
對鄧小平主張建立的干部退休制度和鄧小平的退休，國外學者給予了高度評價。天兒慧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４０年裡，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同一個人物，除死亡和政治上喪失地位之外，幾乎都繼續保持原有職位。這個事實是令人吃驚的。鄧小平對這種老化的領導體制有著深刻認識。”因此，他才有徹底變革的決定。理查德?尼克鬆和戴維?W?張也持相同看法，他們說，中共“領導人雖更迭，但其基本國策不變。鄧小平的成功引退，留下了頗盡其意的人和政策，他創造了一個巧妙的政治奇跡”。“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自己從政治舞台退下來之前就已挑選了不同年齡段的人接班，這在共產主義世界的歷史是第一次。”
6、鄧小平的外交思想
80年代以來，鄧小平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見解引起國際社會和輿論的重視，他的外交思想成為國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外學者對鄧小平在中國外交事務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奧克森伯格稱鄧小平是一位著名的“戰略大師”。高原明生稱鄧小平是“外交掌舵人”。亞胡達則進一步指出，“鄧小平很可能是在外交政策的決策方面留下個人印記的最后一位中共領導人”。“自１９７８年以來，鄧小平是中國外交政策的設計師，可以享有國務活動家的榮譽”。“鄧作為一個國務活動家，在根本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原則重新作了解釋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國同世界連接起來。他領導他的同胞從長期階級斗爭的仇外破壞狀態走向經濟發展和繁榮興盛的道路”。“作為國務活動家，鄧小平的最重大的功績就是領導中國走向新的時代，使倒退到封閉和不民主狀態成為不可能（14）。”
關於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每位學者的具體解釋雖然略有差異，如“全面實施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國結盟的全面外交”以及“不同任何國家保持同盟關系的‘全方位’外交”，但大部分人都將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概括為“全方位的外交戰略”，並從多個側面探討了鄧小平全方位外交戰略提出的理論和實踐依據。指出，中國外交從毛澤東的“革命外交”向鄧小平的“全方位外交”轉變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國內政有了重大變化，“鄧小平通過把中國政治的重心從階級斗爭轉向發展生產力，從而開創了中國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義重大的轉變（15）”。“鄧小平的外交著眼於維護一個和平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16）。”還有的學者提出，“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中國領導人這樣一種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的改變，已經減少了外部對中國的戰略性威脅和所造成的危險（17）。”
7、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
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思想，國外政治家和學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英國前駐華大使柯利達認為，在香港問題上，鄧小平既是愛國者又是現實主義者。在鄧小平看來，香港必須歸還中國而且要按照庄嚴的條件歸還中國：英國的管理時間不可能延長。但是，一旦認可這個條件，他還是靈活的。“一國兩制”的概念使得簽署聯合聲明成為可能，並精心規定和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理查德?伊文斯認為，毛澤東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對收回香港和澳門這兩塊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興趣。鄧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國家統一看作是首要任務。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提出“從歷史的觀點看‘一國兩制’是最富有天才的創造。這種構想看起來是簡單的想法，但卻是充滿想象力的構想，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達成協議的關鍵。”
8、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外曾流傳過中國拋棄了毛澤東思想，正在進行一場“非毛化”的運動的說法。1977年5月11日，法中友好協會主席夏爾?貝特蘭發表了頗有影響的《辭職書》，稱中國是修正主義路線佔了上風，並宣布辭去法中友協主席的職務。但也有一批學者比較冷靜，認為毛澤東留下兩種不同的思想遺產，毛澤東思想包含了正確和錯誤兩個部分，因而肯定了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和歷史地位的科學評價。日本學者竹內實在《中國歷史上的第四位偉人》一文中寫道：鄧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在看清方向的時候，一面繼承毛澤東，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說，他在毛澤東鋪的軌道上跑的同時，又在同一個共產黨內執行新路線，以敢闖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驚險動作，這是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領。他還寫道：在我翻譯《鄧小平文選》時，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在黨內會議上談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那部分。他以三七開評價毛澤東的錯誤與功績，阻止了對毛的批判，這樣，中國的團結與穩定得到了維護。
施拉姆認為，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眾路線。在為尋找一條現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特色這一點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中國今天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同毛澤東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之間有了明顯的區別。毛澤東最關心的是階級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鄧小平則是以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辯証關系作為他政策的中心。毛澤東相信，隻有在上層建筑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才能保証人們沿著一條正確的道路走向新的無私社會﹔而鄧小平則強調，隻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日本學者大澤錟也認為，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的相同點是“兩個人都強調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同的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他認為：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方面，毛澤東強調精神作用，是“抓革命，促生產”﹔而鄧小平認為，經濟基礎還沒有建立起來，隻讓上層建筑革命化是不可能的，發展生產力是第一位的（18）。
日本學者天兒慧認為，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歷史是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歷史”。今天，獨立的目標已經實現，但是民主、統一、富強這一目標卻未能完全實現。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宏偉目標，隻有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有可能全面實施。鄧小平吸取了毛澤東成功和失敗兩個方面的經驗，所以鄧小平的戰略方針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政策上也具備合理性。
三 國外鄧小平研究的方法與局限
從總體上看，盡管有著社會、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國外大多數學者都能本著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治學精神，採取一種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從事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因而絕大多數人對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是持肯定態度的。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對鄧小平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客觀多了。大多數學者開始注意從整體性上對鄧小平進行評價，因而偏激、主觀的評論有所減少。
在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中，國外學者比較重視鄧小平理論的獨創性，並以此為研究的出發點，對鄧小平理論進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對鄧小平觀察事物的方法、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鄧小平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方法和途徑、中國改革的步驟和經驗等給予了充分的重視。
另外，國外學者比較重視對鄧小平生平活動的研究。在他們看來，鄧小平的生活能揭示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中共內部政治的發展變化，1949年以后鄧小平的生活經歷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在對鄧小平生平活動的研究方面，國外學者取得了相當成就。
在研究方法上，國外學者採用最多的是比較研究法。他們比較的范圍是相當廣泛的。既有同國內的比較，也有同國際的比較﹔既有縱向的比較，也有橫向的比較﹔既有思想理論、歷史地位的比較，也有領導風格、人物個性的比較。他們不僅將鄧小平與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進行比較，而且將鄧小平與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進行比較。甚至把鄧小平領導的時期同法國的柯貝爾時期、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執政時期及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進行比較。通過比較，闡述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理解。還有一些學者運用了實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例如日本學者天兒慧，1986—1988年間，在中國進行了兩年多的實地考察，回國后完成了《中國改革最前線》一書。俄羅斯學者在研究中大多採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另外，數量分析法、個案分析法在研究中也經常被採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外對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從總體上看，由於國外研究鄧小平的學者人數有限，掌握的資料有限，因而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還不夠全面，缺少有一定理論深度、厚重的研究專著。另外，受世界觀和立場、方法的影響，有些學者提出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例如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鄧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個問題：國家公務員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護，不至再受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義運動那樣的任意攻擊？我們大概可以估量，中共的法制的發展，其目的主要在於限制任意使用權力，而不在於保証個人的人權。一個基本原則，是黨的控制神聖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這當然令人回憶到皇朝的統治，而不是現代的多數表決制。”這一觀點的錯誤之處應該是不言自明的。還有的學者把鄧小平對實踐的重視，看成是實用主義，把中共黨內的路線斗爭看成是權力斗爭、權力平衡和再分配等。例如把鄧小平1977年的復出僅僅看作是權力斗爭的結果，這不能不影響他們全面准確地研究和看待問題。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
注釋：
(1)﹝美﹞戴維?W?張：《周恩來與鄧小平》。
(2)﹝美﹞斯圖爾特?施拉姆：《鄧小平超過毛澤東了嗎？》，《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1期。
(3)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頁。
(4)﹝俄﹞杰柳辛：《社會主義思想的救星》，《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2期。
(5)《外國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頁。
(6)﹝美﹞格裡特?龔：《中國的第四次革命》，劉海藩、楊春貴主編：《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第五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997頁。
(7)﹝新加坡﹞林住君：《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及國際影響》，《海外人士談中國社會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頁。
(8)﹝新加坡﹞林住君：《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及國際影響》，《海外人士談中國社會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頁。
(9)﹝日﹞矢吹晉：《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6期。
(10)﹝俄﹞波爾加科夫：《鄧小平與中國改革觀》，《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3期。
(11)﹝匈﹞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頁。
(12)﹝匈﹞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頁。
(13)﹝美﹞戴衛?巴克曼：《陳雲和鄧小平的經濟思想比較》，《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6期。
(14)﹝英﹞邁克爾?亞胡達：《國務活動家鄧小平》，《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期。
(15)﹝英﹞邁克爾?亞胡達：《國務活動家鄧小平》，《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期。
(16)﹝美﹞石池雨：《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髓》，紐約對馬丁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頁。
(17)﹝美﹞鮑大可：《中國是否將重蹈蘇聯覆轍：鄧小平后的中國》，《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2期。
(18)﹝日﹞大澤錟：《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比較》，《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5期。
《鄧小平研究述評》
來源：《黨的文獻》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