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茹：鄧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歷史考察

鄧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歷史考察

張愛茹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一個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政策”。這個“大政策”，貫穿於他領導和指導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偉大實踐的始終，也貫穿於他的理論思考的始終，並在實踐中將共同富裕思想升華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本質要求。
如今，共同富裕日益成為各階層人群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搞清楚鄧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來龍去脈，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理解黨面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從恢復按勞分配到允許“先富”——“大政策”是怎樣提出來的（1975—1978年）
從1975年領導全面整頓開始，鄧小平同“四人幫”在社會主義要不要發展生產力，要不要實行按勞分配問題上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四人幫”大批所謂“唯生產力論”和資產階級法權，這年3、4月間，張春橋、姚文元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篇文章，更是從理論上否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說按勞分配原則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條件，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一極左思想的要害就是不要發展生產力，搞平均主義。
針對“四人幫”的極左思想，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強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而明確提出恢復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6月，他在上海同當時的市委書記馬天水談話時指出：“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8月，他在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即《工業二十條》）時指出：“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錢，表面上看來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怎麼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11月，已經定稿的《工業二十條》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明確提出：“平均主義不僅現在不行，將來也是行不通的。”在現階段，按勞分配是“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必須堅決實行”。但是，這個文件因為他領導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而未能下發。
粉碎“四人幫”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擺在我們黨和國家面前的突出困難是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展和解放生產力？怎樣才能更快地使國家和全國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這些我們過去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沒有搞清楚、更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日益凸現。1977年8月初，鄧小平剛剛復出不到一個月，就在同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談話時重新提出了按勞分配問題。他說：“應該有適當的物質鼓勵，少勞少得，多勞多得，說得清楚。現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東西，強加給毛主席，說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這根本不行。五十元工資加到一百元，加到兩百元，也變不了資產階級。”9月，他指出：“現在，我們要恢復按勞分配的原則。”“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11月，他強調：“按勞分配問題過去解決不了。現在看來還得按勞分配，必要的物質鼓勵還是得要。”此后，他多次強調：要恢復過去在物質鼓勵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恢復獎金制度、恢復稿費制度等，要真正搞按勞分配。“總的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
對待作為獨立個體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來說是這樣，那麼又應該如何對待一個集體呢？鄧小平提出所應堅持的原則是一樣的，這就是要鼓勵哪怕是一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隊根據自身條件思考怎樣提高產量、怎樣開展多種經營。“這樣，發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國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給予獎勵。這樣鼓勵它提高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產能力。”“這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益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他申明：“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生產力總是需要發展的。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總之，“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恢復按勞分配原則，立刻遇到一個問題：我國地區、城鄉、行業之間的客觀條件千差萬別，整個經濟的發展不可能齊頭並進。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中，在全國人民走向富裕的進程中，總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國情。怎麼辦？這就要求進一步破除過去在分配上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做法，進而明確一種新的認識，提出一種新的政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78年9月20日，鄧小平在天津考察時引用毛澤東的話，第一次明確而響亮地提出了“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的重要思想。他說：“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毛澤東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提出過這一思想，筆者從目前所見文獻中沒有查到，但鄧小平在這個時候重新提出並突出強調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是符合當時我國生產力發展實際的。
同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他講話的重心是在先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還沒有提出“共同富裕”的確切概念，但其含意卻是十分明確的，就是“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重點明確的思路中，鄧小平心中仍然有一點特別清晰，這就是“差別不能太大”、“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起來”。
二、既反對平均主義，又防止兩極分化——根據改革初期的實踐對“大政策”的進一步思考（1979—1984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
“大政策”從1979年開始率先在佔我國人口80％的農村地區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配套實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人們被壓制多年的致富沖動被喚發出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越來越多的人和地區走上富裕之路。緊隨其后，政策的效力迅速擴展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試點企業和城市，形成了有相當氣候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1980年7月，為大好形勢感到歡欣鼓舞的鄧小平感慨地說：“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余力幫助落后地區。不僅全國，一個省、一個社、一個隊也是這樣。百分之二十先富起來，會把其他的帶動起來。”
當改革的重點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之際，1983年1月，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說：“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他明確提出判斷新辦法好壞的標准，是看它“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還說，幾年的實踐証明，“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新辦法的實施，不僅僅觸及到了“按勞分配”的問題，也開始沖擊人們的一些傳統觀念。例如，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其雇工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這一新情況，引發了爭議。鄧小平在1984年10月表態說：“雇工問題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隨后，他又說：“目前，有的雇工達二十人，有些同志就著急了。我說，不要著急，這只是個別現象，不必改變現行的政策，過幾年再說。”看得出，這時候鄧小平著重強調的是這些現象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而經濟發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服務這個大局的。由此，動不動“傻子瓜子”，就有了象征意義，不單是一個人、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一種戰略性的考慮。但在鄧小平的思考中，問題還有另一面，這就是這個時候不動並不是永遠不動，而是過幾年再說，這也意味著這個問題早晚需要正視、解決，關鍵看實踐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在實施這個“大政策”之初，鄧小平心裡還有一本賬，即“先富”、“共富”問題與改革大局密切相關，更與我們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早在1981年12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始終要注意避免兩極分化。”伴隨著80年代中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轉變過程，貧富差距開始顯現。人們開始擔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會變，擔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方向要變。針對國內出現的這些疑慮和國外的種種猜測，鄧小平反復強調：“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徹底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毫無疑問，這本賬在鄧小平的心目中是從不含糊的。
那麼，究竟什麼是“兩極分化”呢？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政策界定：“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在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當然，“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經過幾年的實踐，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把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寫進黨的文件。文件指出：“隻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才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強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並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這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在解決動力、途徑和實現根本目標等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三、“共同富裕”、“兩個大局”與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在經濟改革全面鋪開后對“大政策”思考的側重點（1984—1992年）
由於政策對頭，我國經濟從1984年到1988年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從1984年7206.7億元，增長到1988年的14922.3億元，整整增長了一倍，綜合國力上了一個新台階。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國大部分地區基本上擺脫了貧困，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20世紀末“翻兩番”的小康目標邁進。在這一進程中，鄧小平對“大政策”思考的側重點開始由“先富”轉向“共富”。
1984年11月9日，鄧小平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的問題。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
1985年9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更明確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要達到的目的，他說：“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986年3月28日，他又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鄧小平堅定地認為鼓勵先富、扶持先富、引導先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但現實很快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從地域環境來看，無論沿海地區還是內地（即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在明顯地加快，但沿海省市的率先起飛帶來的同內地越來越大的差距以及與之共生共長的矛盾都凸顯出來。怎樣緩解沿海同內地地域之間的矛盾，怎樣逐步消除地域之間過大的貧富差距呢？
1988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第一次提出了沿海地區和內地達到共同富裕的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一個月后，他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
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全面貫徹“大政策”的現實必要性。1990年4月，他指出：“現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內地的發展，否則社會穩定不了。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隻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隨著對共同富裕認識的深化，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第一次把共同富裕確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他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到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又極其精練地概括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四、沿海幫助內地：時間和方式的初步設想——“大政策”的具體走向（1990—1992年）
對於何時解決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特別是沿海同內地之間貧富差距的問題，鄧小平一直十分關注。早在1984年11月，他就提出這個問題要“過幾年再說”，到1990年春，他又明確表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說，這年年底，他再次說到“將來總有一天”要解決。
為什麼早在8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鄧小平，到90年代初都沒有提出明確的解決問題的時間呢？一是，他想要作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支撐點的沿海地區繼續先發展，特別是想讓在整個80年代肩負著支持全國改革開放重任的上海，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待具備相當的經濟實力后，以更加雄厚的足夠力量來幫助不發達地區。如果過早強調先富幫后富，勢必會削弱它的活力，挫傷先富地區的積極性。二是，他還要繼續通過對全國迅速變化著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作進一步的深入觀察思考后，再提出成熟的意見。
經過幾年的觀察和深思熟慮，鄧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什麼時候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在20世紀末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實力更為強大，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更加雄厚，從而已經具備了大力度幫助、支持內地發展的條件。因此，他滿懷信心地說：“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沿海地區和內地的共同富裕，需要兩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共同發展、逐步向共同富裕過渡卻是從20世紀末開始就可以做到的。沿海地區如何幫助內地，鄧小平提出了初步的原則性設想：
第一，調節分配，實行調節稅。他說：“現在有些地區，允許早一點、快一點發展起來，但是到一定程度，國內也好，地區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調節稅要管這個。”
第二，“可以由沿海一個省包內地一個省或兩個省，也不要一下子負擔太重，開始時可以做某些技術轉讓。”
第三，“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
五、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是個大問題——對“大政策”的最后思考（1992—1993年）
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中國經濟出現新一輪騰飛。中國的發展引起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關注，也引起了敵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的不安。
1992年12月18日，《參考消息》上刊登的《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強國》兩篇文章，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前一篇文章認為：“社會主義並沒有銷聲匿跡。”“馬克思可能會卷土重來，而且再度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和體制構成的挑戰，會比蘇聯共產黨政權曾經構成的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后一篇文章指出：“過去14年裡，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實際平均增長率高出美國6.5個百分點，如果這一差異持續下去，到2010年稍過一點，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鄧小平當然能夠洞察這兩篇文章的含義，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並將全面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二是中國總體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家“望而生畏”。

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怎樣謀求更大的發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看了《參考消息》在同一天登載的這兩篇文章后，引發'了鄧小平對分配問題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
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按勞分配，打破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大舉措。到了90年代，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以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關注和思考的重點轉向了如何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因為這時他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隨著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新的經營形式的出現，分配方式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形成了明顯的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或階層，特別是一些人利用我國經濟體制的雙軌制、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經濟立法跟不上、稅收政策執行不力等體制上的漏洞，非法牟取私利、積聚財富。少數人的暴富與其付出的勞動、投入的資金、承擔的風險完全不成比例，從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公正分配。市場經濟實際上已經帶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可能性（雖然這時還遠遠沒有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因此，他提醒我們：“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裡，鄧小平把在實現“先富”、“共富”過程中客觀存在的風險，把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的危害，講得清清楚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鄧小平晚年對后來人的諄諄囑托。
進入21世紀，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同20世紀90年代相比，又有了明顯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從1990年的18598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88189億元，2000年比1990年整整翻了兩番多，經濟總量、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的逐步解決提上了議事日程，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和時機日趨成熟。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的關系”，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來源：《黨的文獻》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