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改偉 李會：鄧小平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和認真踐行

鄧小平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和認真踐行

田改偉 李會

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進程。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3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取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而這一切成績的取得，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以及毫不動搖地堅持和踐行這條路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支持和領導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恢復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和國家面臨著百亂待理、百廢待興的局面。一方面，有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些人產生了對毛澤東思想、對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的懷疑乃至否定的情緒。面對這種復雜的歷史局面，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敏銳地認識到，要解決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開創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必須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這是因為，“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

對於“兩個凡是”的思想，鄧小平一開始就明確反對。他在1977年5月指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他還說自己提出要准確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不贊成“兩個凡是”的意見和主張“是經過反復考慮的”，以“兩個凡是”為代表的思想之所以能夠提出並得到一些人的贊成，主要就是長期以來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式理解造成的。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割裂開來，片面理解，並將其作為現實具體工作的指導思想，這恰恰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1978年初，我國掀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討論的焦點就是判斷真理的標准是什麼，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隻言片語作為判斷真理的標准，還是實事求是，還馬克思主義以本來面目，以實踐作為判斷真理的唯一標准。但是，這個討論一開始就遭到了壓制。對此，鄧小平在同年7月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批評道：“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這裡，鄧小平回顧了在黨的歷史上是如何克服那種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從本本出發的錯誤的，他指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堅持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才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取得偉大的勝利。鄧小平提出要研究我們新的歷史特點，實際上就是要糾正長期以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左”的錯誤理解，通過大力揭批“四人幫”和林彪的錯誤思想達到恢復毛澤東思想真實面目的目的。

以真理標准的討論為契機，興起了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新的歷史條件為依托，以恢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為主要內容，以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為主要方向。在這場大討論中，鄧小平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78年9月，他明確指出：“怎麼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他還強調指出：“違反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鄧小平的深刻談話使人們認識到了“兩個凡是”錯誤的實質，為如何維護和高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系統論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及兩者之間的辯証關系。針對“文化大革命”以后黨內存在的一些僵化地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現象，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的這次講話成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為全黨所認可，使全黨在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達成了空前共識，不僅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也為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堅決維護和不斷發展毛澤東思想

針對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鄧小平帶領全黨堅決頂住這股思潮對毛澤東思想的攻擊，毫不動搖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首先，強調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不能丟。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曲折的斗爭中，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為指導，獨創性地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正確的理論概括，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創造，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創立﹔但由於主要是毛澤東的思想，他在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方面貢獻最大，是最杰出的代表，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自從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以來，我們黨就用它教育和培育了整整一代人，從而贏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對此，鄧小平卓有遠見地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其次，強調要繼續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的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馬列主義理論寶庫增添新的內容。鄧小平指出：“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對於要不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鄧小平十分肯定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鄧小平的這些論述，恰當和妥善地解決了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這一世人矚目的政治難題，回答了黨內外、國內外共同關心的問題，也為我們黨如何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

再次，系統總結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討論和推敲，經過廣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見，終於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獲得了通過。這個《決議》系統總結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指出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它主要包括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等。這個《決議》還指出，毛澤東思想在這幾個方面都以獨創性的科學著作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決議》著重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於他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樣，系統地總結毛澤東思想，為以后更好地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輿論准備。

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緊緊圍繞黨的基本路線開展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條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極大地喚醒了人們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然而，對於思想解放的目的是什麼、如何進行思想解放等問題卻存在著不同理解。鄧小平緊緊抓住黨的中心任務，時刻注意在貫徹黨的基本政治路線中推進黨的思想路線。

（一）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兩大原則不動搖

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實現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指導我國改革的進程中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緊緊圍繞黨的工作中心貫徹黨的思想路線，面對新的問題，不斷解放思想，堅決維護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使貫徹黨的思想路線有了可靠的實踐平台和實踐依據。

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主要是針對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進行改革，還很少涉及所有制問題，還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模式。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如何看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作用和地位成為一個焦點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把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是前所未有的理論突破，發展商品經濟就不可避免地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由於經驗不足，一些地方在發展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出現了利用各種形式化“公”為“私”、變“主”為“輔”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一些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加上國家一些政策的不完善，出現了一些非法致富的人群，這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同時，一些理論工作者也從理論上來論証商品經濟與公有制的不相容性，認為隻有私有化才能實現商品經濟。這樣，在我國的改革過程中就越來越多地涉及所有制問題，涉及無產階級政權的經濟基礎問題，根本的就是如何把握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這個問題，鄧小平在改革伊始就十分注意，隨著改革的深入，他越來越強調改革的性質和方向。

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在回答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發展一定的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影響的問題時他首次表明了我國改革的目標。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特征是搞集體富裕，它不產生剝削階級。”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日本客人，在回答中國為什麼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時又說：“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鄧小平的這些話表明，在改革開放之初，主要考慮的是如何通過改革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共同富裕，並開始注意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防止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但是，如何防止兩極分化，一開始鄧小平是從分配領域來考慮的，認為隻要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兩極分化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實際社會經濟生活是十分復雜的，多種分配方式的存在，加上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不斷增加，這就引起了人們在收入上的差距相對拉大的趨勢。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本世紀內最后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1985年3月，鄧小平更加明確了這個思想，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以后，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明確和強調這個思想。1985年9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同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又解釋說，中國在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沒有違背社會主義的原則，“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談及特區時還強調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隻佔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隻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裡。”在這裡，鄧小平依然是用是否是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地位來作為判斷姓“資”姓“社”的標准的，顯示出鄧小平以一個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眼光和氣度來看待我國改革過程中那些非公有制經濟，一直把堅持公有制經濟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証，強調“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鄧小平圍繞黨的工作中心認真踐行黨的思想路線，使黨的基本路線始終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既反對片面地堅持公有制，反對虛無地強調共同富裕，又堅持實事求是，把共同富裕置於發展公有制的堅實基礎之上。

（二）以“三個有利於”作為判斷我國改革成敗得失的標准

鄧小平在我國改革過程中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根據中國的實際，逐步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思想，使黨的思想路線在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進一步生動地展現出來。

鄧小平對我國改革的目標和標准先后提過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1月12日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說：“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准。”）這其實就是后來“三個有利於”思想的初步表述。第二次是1987年6月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鄧小平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第三次就是1992年南方談話時，鄧小平說：判斷我國改革開放得失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表述后來寫入黨的十四大報告，並隨后寫進了黨章，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從鄧小平在我國改革進程中先后多次提出的判斷標准，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時期，著重點是不同的，但是這三次提法是一脈相承的，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首先，這三次表述反映了我國在改革過程中不同時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不大相同的，其側重點是有所區別的。第一次提出時，我國改革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如何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也是廣大人民支持改革、對改革的期望所在。第二次提出“三個有利於”的標准，正是中國經歷了1986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階段，而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否定黨的領導，並且利用黨在一定時期的錯誤來攻擊黨的領導地位，所以，這時鄧小平在總結改革的經驗時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思想，作為我國改革的目標。其目的就是要在改革中防范資產階級思想把我國引上邪路。而1992年，在經歷了1989年的動亂和蘇東劇變之后，我國改革向何處去，改革能否使中國防止出現蘇東那樣的大變動，中國的紅旗究竟還能打多久，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由於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教訓，在具體的改革中，不少人畏首畏尾，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問個姓“資”姓“社”，實際上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我國的改革一時陷入了僵局。正是在這種國際和國內大背景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發表了判斷改革得失成敗的“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強調了發展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提高對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其次，鄧小平先后三次提出的判斷標准，也是對我國改革認識逐漸加深的反映。在我國改革之初，主要的動機還是很單純的，就是努力改變生產力長期得不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的局面，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破壞性和腐蝕性的認識還不是很深入的。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各種矛盾暴露得越來越充分，不僅存在著發展問題，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影響著我國發展方向的問題。鄧小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看到了在改革過程中的不同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斗爭及相關的階級斗爭，使他更加認識到發展對於維護人民民主專政、維護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同時，鄧小平先后三次提出的判斷標准還有很多共同之處。首先，都強調維護我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這三次談話都涉及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強調我國的改革不能產生一個新的剝削階級，不能走邪路。其次，都把結論歸結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來。再次，鄧小平這三次表述都把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前途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有機聯系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四、堅決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反對以解放思想為借口來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打破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禁錮。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是，一種右的錯誤傾向，以解放思想為借口，也開始涌動、浮現出來。

（一）要長期堅決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1979年春，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央召開了理論務虛會議。這本來是一次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重要會議。可是有的人不是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而是提出了“糾正”社會主義﹔從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到否定他的一生和毛澤東思想以至於否定黨的歷史和黨的領導，借解放思想來“糾正”馬列主義。與此同時，在務虛會外也出現了相似的思想混亂，一些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非法組織和刊物如《北京之春》等也相繼出現。

鄧小平敏銳地洞察到問題的實質，1979年3月，他受中央的委托，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首次提出在思想政治領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他指出，之所以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不僅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后，一些“左”的錯誤思想依然存在，而且，“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事實証明，他們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2]（p.166）

20世紀80年代初，雖然黨在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但那種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自由化思潮並沒有完全消失，反而借黨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機會大肆為歷史翻案。針對鄧小平提出的反對右傾錯誤思想的意見，有人就聯系了1957年的反右斗爭擴大化，認為這是偏離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糾“左”的工作，中央的政策是又要“收”了。對此，鄧小平義正詞嚴地回答道：“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不是又在‘收’了？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放’，當然也談不上‘收’。什麼時候我們說過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破壞分子的活動？什麼時候我們說過要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老實說，對於這樣一些活動，現在應該從重處理，不是從輕，亂得太不像話了。”並且，對於有人一再拿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來全盤否定黨在當時所採取的反右措施，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

貫徹黨的思想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1986年，他又一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1987年，鄧小平又反復提出“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隻要國際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隻要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還沒有相當的發展，就會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斗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這類問題不但今天有，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過程中都會存在。”隻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分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多種風險和考驗，才能夠克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才能夠辨別西方思想和思潮的真實面目，使我們黨在前進道路上不為困難所懼，不為干擾所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

（二）堅決反對將“雙百”方針與黨的思想路線對立起來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結束了人們思想長期被束縛的狀態，然而，一些人簡單理解解放思想的內涵，把“雙百”方針曲解為脫離任何原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宣傳什麼就宣傳什麼，想發表什麼就發表什麼，誰也不能批評或干涉，認為這才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理論界一些人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在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都存在著異化現象，造成這些異化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要解決異化問題，政治上最好不要共產黨的領導，經濟上最好能絕對自由，思想上最好不受任何約束。

針對這些錯誤觀點，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鄧小平批評道：“他們不了解，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台灣的間諜。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不高，這也不能靠談論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來解決，主要地隻能靠積極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離開了這些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而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在1981年，針對一些人假借“雙百”方針來發表錯誤言論的情況，胡喬木根據鄧小平提出的有關講話精神，有針對性地指出：“這個方針隻規定了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必須採取民主討論和自由競賽的方法，而沒有規定方法的其他方面，更沒有規定科學文化事業的內容。因此，我們黨在思想工作方面還提出和執行了其他一系列方針。”鄧小平在1983年《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也明確指出：“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隻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這還叫什麼百家爭鳴？”如果把“雙百”方針曲解為與四項基本原則相沖突的方針，它就必然成為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

（三）要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解放思想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如何看待國外的東西，解放思想有沒有一個立場和方法問題，鄧小平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指出，對待國外的東西，我們既要開放，又不能盲目地無計劃地引進，更不能不對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影響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我們要向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但是，“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一個時期，黨放鬆了以馬克思主義對西方思想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造成了在思想理論戰線的混亂局面，使精神污染得以傳播和發展，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助長了一部分人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這種局面得到了一些人的叫好，認為是生動活潑的表現，同時也得到了西方一些敵對勢力的稱贊。對此，鄧小平嚴峻地指出：“奉勸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時候想一想：究竟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上叫好，為了什麼目的叫好，也用實踐檢驗一下嘛。”有些人不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他們看不到我們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成就，看不到隻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歷史趨勢，而一味地否定黨的歷史、否定社會主義，為能夠在中國制造一些混亂，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擾亂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歡呼，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走狗。而廣大勞動人民對這些企圖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的領導的思想是深惡痛絕的。實踐証明，每當社會發展遇到困難與挫折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始終是黨的最忠實的擁護者。這同黨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始終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在不斷解放思想的同時時刻不忘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立場考慮問題，長期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