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青: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

作者:    發布時間:201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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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

吳樹青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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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相對於人們的需求而言,資源總是表現出一定的稀缺性,這就要求人們對有限的、相對稀缺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最少的資源耗費生產出最適用的產品和勞務,獲取最佳效益。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主要有兩種:計劃配置和市場配置。在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前,長期以來流行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主流觀念是排斥以市場配置為特征的市場經濟的。這種主流觀念導源於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市場經濟進行的深刻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對市場經濟的否定,是以當時存在的完全放任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為依據的。后來,恩格斯看到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的發展,對原有的理論作了一些修正。他說:“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裡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1] (P270)但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看到、也沒有預計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原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逐步讓位於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通過計劃等手段調控經濟的現象,自然也不可能對這種經濟現象作出評價。

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實行了與市場經濟對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震撼全球的大危機時,全世界隻有蘇聯一枝獨秀,不僅沒有被卷入這場大災難,而且成為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它迅速地發展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之后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不僅堅定了社會主義是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觀念,而且也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深入人心。於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人們普遍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與不同的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使其從資源配置的手段變成為區別社會制度性質的特征。

我國在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實行的經濟體制便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它的特點是國家運用指令性計劃,直接掌握、控制人財物資源﹔權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各級行政部門手中,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在計劃規定的范圍內進行。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當時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經濟條件和經濟發展要求是相適應的,並在當時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通過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保証了國家重點建設,比較迅速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些成就的取得應當說是與這一體制所發揮的作用分不開的。

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它的主要弊端后來被概括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權力過於集中,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這就造成了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針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這些問題,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對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探索理論上表現為探討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命運,而在本質上是圍繞著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展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開始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反思,提出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認為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三個方面。他指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提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陳雲在黨的八大上就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在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和市場結構三個方面,允許保留一部分個體經營、一部分產品自由生產、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以此來彌補所有制過分單一、忽視市場機制的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

黨的八大后,由於貫徹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個體工商戶有明顯增加,甚至出現了自發經營的較大手工業個體戶和手工工場。人們稱它為地下工廠。如何對待這些新出現的事物?195612月,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八大的上述思想,提出要搞“新經濟政策”。他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隻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他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2] (P170)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時,從我國商品生產落后的實際出發,針對有人提出要消滅商業、貨幣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國是一個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必須有計劃地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他認為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實現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針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他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這些創造性的思想觀點,為后來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啟示。

但是,由於當時沒有能夠突破傳統觀念,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是同社會制度緊密聯系的制度屬性,因此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強一些市場調節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總的框架。此后,由於“左”的思想的發展,這種探索沒有也不可能繼續得到前進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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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方面,是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在實踐上為發展商品經濟、遵循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提供了許多新鮮經驗,也產生了一些不同意見。實踐的發展要求在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的認識方面,實現理論上的創新,以更好地推進改革向深入發展。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思考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時,就已經在思考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考,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場調節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概念,形成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思想。19791126,鄧小平在同吉布尼等人的談話中,聯系世界經濟發展的形勢和歷史經驗指出,從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於不是按月來計算的,而是按天來計算的。他認為,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的影響比較大。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裡講的某些好東西,顯然包括用市場經濟的方法來組織經濟在內。因此他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3] (P236)他認為,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鄧小平的這個談話打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隻能實行計劃經濟的僵化觀念,第一次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之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得到了黨的十二大的肯定。這一提法雖然仍然堅持計劃經濟的總體框架不變,市場調節還只是被認定隻起輔助補充作用,但已承認市場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為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提供了現實基礎,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開辟了道路。

第二階段,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重新解釋了計劃經濟的內涵。在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應當怎樣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把計劃和市場確立為主輔關系是否恰當,鄧小平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說,“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4] (P17)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鄧小平高度評價了這個決定,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他指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是說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4] (P91)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確立,突破了把商品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為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掃除了許多障礙。但它同時提出,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因此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一些人強調其中商品經濟的一面,另一些人則強調有計劃的一面。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好像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4] (P203)這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已經呼之欲出。黨的十三大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是,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說來應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把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制界定為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這已經接近於后來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

第三階段,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現了諸多矛盾和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的情況有些變化:1988年國內開始對在此之前出現的比較混亂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進行治理整頓﹔1989年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國際上則出現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重大事件。這些變化要求在理論上明確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針對這一情況,199012月,鄧小平提出,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1991年初,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的這些論斷,明確界定了市場經濟的屬性,從而解除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為我國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奠定了理論基礎。

根據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需要和鄧小平多次談話特別是南方談話的精神,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正式提出和初步形成。1993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此,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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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者。由他提出並經過黨的十四大確立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是重大的理論創新。這種創新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突破了過去公認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代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本質屬性的觀念,明確指出它們都是經濟手段。這一新的判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前提。鄧小平從1979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開始,始終把市場經濟僅僅作為一種組織經濟的方法和手段來考慮。在鄧小平使用的概念中,市場經濟、市場調節、市場是同義語。著眼點始終在於探索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社會主義能夠發揮出它固有的優越性。而他強調這些范疇不代表社會制度性質的根據,就是他多次指出的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所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與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它們對經濟活動的調節各有自己的優勢和長處。這兩種手段都可以用來為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服務。

二是指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屬性,但是它與社會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征。鄧小平指出:多年的經驗証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取資本主義中的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這樣做是否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呢?沒有。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4] (P149)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以外,還具有自己的特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利用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發揮它對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正確認識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必須准確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和聯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其都是市場經濟而言,兩者具有共性,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一切有益的做法和經驗都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的。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它們體現的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不同的經濟制度結合就會體現出不同的制度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最主要的表現是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同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相結合,一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離開了這兩個方面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最重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這是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所在。

在歷史上,市場經濟都是同私有制經濟聯系在一起的,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那些不承認市場經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分的論調,根本原因是不承認市場經濟可以和公有制相容,他們都強調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並且認為隻有私有制才能真正實現產權清晰。因此他們都隻講要實行市場經濟而不強調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如果我們改革的目標就是這種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則不僅和我們改革的性質和方向相悖,而且也談不到什麼理論創新和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5] (P1363)江澤民同志也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余,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6] (P69)那種認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分的觀點是錯誤的。原因在於,這樣的觀點隻看到市場經濟具有的共性,沒有看到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個性特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開了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抽象地講市場經濟,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

應當說到現在為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得到了初步的証明,它還沒有被實踐所充分証明。充分証明的標志應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場經濟中明顯地發揮主導作用,全體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這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進一步進行更加艱苦的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的偉大事業,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鄧小平在1992年就說過,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不等於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任務已經完成。已經取得的成就鼓勵著我們繼續前進。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實現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的偉大歷史創舉。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表明處於偉大復興中的中國人民,有能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6]《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來源:《高校理論戰線》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