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錫福：鄧小平改革本質思想再思考

鄧小平改革本質思想再思考

庄錫福

近30年的改革史說明，“為什麼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討論將會隨著改革的深入而不斷拓展和深化，特別是改革碰到較多問題和較大困難的今天。因此，進一步加深對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特別是其改革本質思想的理解，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統一：鄧小平關於基本制度、體制、機制問題的新思維

二次大戰后，和平與發展逐步成為世界的主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痛定思痛，一方面總結自身的經驗教訓，一方面汲取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優長之處，進行持續不斷的社會改革和政策調整，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從而迅速抓住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相比起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了4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50—60年代的高速發展之后，卻逐漸把在經濟發展粗放型階段，在對抗資本主義包圍威脅情況下形成的一套觀念和體制固定化，並把它與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完全對立起來，從而逐步走向僵化，痛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文革”期間的鄧小平，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挫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對我國建國以來歷史的反復思考比較，最終得出這樣的認識：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必須下大力氣真正弄懂和解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重大的時代課題。這就使他能夠從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高度上，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社會主義為什麼要改革、社會主義改革的本質又是什麼、應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鄧小平對改革本質問題的把握，突出地體現在他對改革的兩個基本定位上，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兩個基本定位，都是體現改革本質的，問題是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這既是自1950年南斯拉夫改革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進程中一直未解決的難題，也是蘇東改革最終背離初衷走向劇變的關鍵之點。

正是在這一關鍵點上，鄧小平顯示了作為偉大改革家的魄力和睿智。

第一，鄧小平對社會分工急劇擴大帶來的社會復雜化，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對此在社會和管理機制上的相應變化有深刻的認識並從中得到很大啟發。他不再把社會主義制度看成混沌的整體，而看成有著內在結構和層次的有機體，看成由基本制度和操作體制(具體制度)構成的兩個基本層次(還有具體的管理辦法等更低的層次)，並由運行機制加以連接的系統結構，而其中鄧小平特別重視的是在中間起連接作用的運行機制。如果說，社會的基本制度是指佔主體地位的經濟所有制形式、佔支配地位的國家權力控制形式、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用形式，而社會的具體制度即操作體制是指國家權力和社會控制體系在操作層面上的制度和規范，那麼，所謂運行機制就是連接基本制度和操作體制的原理或法則。其主要的功用就是根據基本制度的要求不斷修正、整合操作體制的內容和優點，使之盡可能多地體現基本制度的優越性。運行機制是原理或法則而不是實體，但它通過規定體制的結構和目標來體現基本制度的本質和優越性，因而它實際上是決定著整個制度體系運行狀況的關鍵因素。所以，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關鍵之點即在於改變或轉換運行機制。鄧小平改革最具歷史穿透力而令人嘆服之處在於，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制度體系中分解出操作體制這一層次，固然是重要的方面，而深入到社會制度的內部把握其運行機制，則是更難能可貴更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方面。他從發達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運動中深刻感受到的，不單是一個個具體的局部或體制(如產權體制、分配體制、金融體制等)，更重要的是其運行法則或機制，認為這才是要害之處。他早在1979年就說過一段令中外政治家和理論家們驚異不已的話：“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認為，鄧小平這裡所說的“市場經濟”，指的主要不是作為經濟制度構件的以市場為形式的具體的體制，而是整套市場運作體系，其靈魂則是市場運作的機理或法則，即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市場機制。所以，我們的改革雖然叫“體制改革”，但關鍵卻在機制的選擇和定位。“體制改革”的提法只是反映了表層的工作目標，其深層則是機制的轉換，隻有選擇並確定了科學的運行機制，成套的體制設置才有所遵循。因此，也隻有機制轉換才最集中地反映改革的深刻本質。我國20余年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取得那麼大的成就，根本的一條就是選擇了科學合理的經濟運行機制，即人們常說的市場取向或市場機制。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應歸功於選擇了“法治國家”的目標，逐步走向法治機制。

進而言之，改革的本質作為“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之辯証統一，在操作層面上集中反映在改革所包含的三個層次的有機結合上：在基本制度層次上是調整，即對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作改良性的調整﹔在機制層次上是轉軌，即把原來阻礙制度優越性發揮的社會運行法則轉換為有利於優越性發揮的社會運行法則，這是質的轉換﹔在體制層次上是轉型，即把原本服務於不良機制的一整套體制加以革除，根據新的運行機制的要求重新設計並建立相應的體制，這也是質的轉變。基本制度調整——運行機制轉軌——操作體制轉型三位一體，量變和質變結合，創造合理的制度系統結構和良好的制度運行狀態，從而保証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最大發揮，這就是中國改革的基本內容和目標。可見，所謂“第二次革命”主要體現在社會運行機制的轉軌和體制的轉型——當然對基本制度層次也做了改良性的調整。而所謂“自我完善”則體現在雖然機制轉軌和體制轉型具有質變性質，但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進行的。兩者的完美結合，必定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良好發揮。而這，正是兩者的共同目標和統一點，是改革本質的凝聚點。

二、改革本質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的體現

下面，我們將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個領域，分析基本制度調整、運行機制轉軌、操作體制轉型的具體情況。

(一)經濟領域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價值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原先的基本制度形態未能很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調整。主要是從單一的公有制形態調整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形態，從單一的按勞分配形態調整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形態。

制度調整為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提供了必要條件，而優越性能否發揮還有賴於運行機制的轉軌。

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就是從計劃機制向市場機制的轉換。在原有單一的公有制形態下，所有生產要素連同其集聚體(工廠企業)都隻有一個所有者——國家。國家當然也就有權力、有可能對全國所有工廠企業的供給、生產、銷售，對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所有環節進行計劃調撥和控制。而計劃機制的功能發揮是通過以下體制來保証的：1. 經濟計劃指標的指令性體制。2. 層層下達任務的行政推動體制。3. 生產資料、勞動力、資金、技術無償調撥，產品、利潤無償上繳體制。4. 職工工資國家統包、職工福利企業負責體制。顯然，沒有這一系列體制的協同運作，計劃機制就不可能存在。同理，市場機制要取代計劃機制，也必須有另一套體制的運作來加以保証：1. 以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體制。2. 以市場競爭為主導的動力體制。3. 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體制。4. 職工工資企業負責、職工福利國家統籌體制。隻有通過這樣的一系列體制轉型，市場機制才能取代計劃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反過來說，沒有市場機制預先確定，體制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變成沒有方向的盲動。機制轉軌在其中的核心、靈魂、關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政治領域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價值目標是實現人民民主。而原有的政治制度難以充分實現民主，甚至導致“文革”那樣的嚴重災難，因此必須加以調整。其主要內容就是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從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調整為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政的政治格局。

基本政治制度的調整為民主的推進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而其實現還需要有強有力的政治運行機制來保証，即實現從人治機制向法治機制的轉軌。人治機制的弊病是違背了“群眾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政精神，而法治機制重在構筑保証“人民主權”的法制體系和依法治國的社會環境，是民主和法制的統一，是被世界民主進程反復驗証過的實現民主的不二法門。如上所論，人治機制和法治機制的運作同樣需要成套的體制來保証，其轉軌同樣需要一系列體制轉型來達成。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項：(1)從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向國家機構適度分權、國家——社會適度分權、中央——地方適度分權的政治體制轉型。(2)從人格權威起決定作用的領導體制向法理權威起決定作用的領導體制轉型。(3)從組織決定的干部選拔任用體制向民選決定的干部選拔任用體制轉型。(4)從以政治運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動員體制向遵循憲法和法律運行的社會動員體制轉型。這一系列體制轉型，就保証了從人治機制向法治機制的轉軌。實現了這一轉軌，憲法和法律才能取代政治權威，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三)文化領域

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價值目標是鼓勵自由創造、促進精神文明。改革開放前的文化制度未能很好發揮人民大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創造潛力，必須加以調整。其主要內容是把追求無產階級文化獨佔的格局，調整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勵自由創造，包容各種符合憲法要求的多元文化並存的格局。這裡所謂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有兩層意思，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觀察生活、分析社會而獲得的理論或創作成果，即居於主導地位的無產階級文化。二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理論要求的文化產品，這就包括一些雖然不屬於第一種類型，但卻屬憲法和法律明確限制范圍之外的作品。

文化基本制度的調整為調動人民大眾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創造了巨大的可能性，而可能變為現實則有賴於文化運行機制的轉軌，也就是從一統機制向多元機制的轉換。一統機制的弊病是違背了文化作為精神活動的自由本質和多樣性要求，以及文化隻能在爭鳴中發展的生態規律，而多元機制則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動，尊重文化的自由本質和發展規律，致力於激發學者和文藝家的自由創造。實現一統機制向多元機制的轉軌，同樣需要有成套的體制轉型予以保証。主要是：(1)從高度集權的黨政管理體制向以憲法為依據的法律管理體制轉型。(2)從一時政治需要的導向體制向“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二為”導向體制轉型。(3)從“大批判開路”的動員體制向激發知識分子自由創造的動員體制轉型。(4)從政治權威、“政治標准”決定的獨斷評價體制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實踐評價體制轉型。這一系列的體制轉型實現了，多元機制才能真正取代一統機制，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精神自由創造的精品效應才能取代政治裁決而在文化資源的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四)社會領域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價值目標是活躍和諧，而此前的社會生活制度，把社會生活完全政治化，連續不斷的“左”的政治運動幾乎把公共生活空間壓癟了。公民的不少基本權利都失去保証，更遑論自主自治了。因此，社會領域的制度調整，應從過去那種把社團、家庭、個人私域高度政治化、階級斗爭化，把黨的領導和政府管理等同於統制包辦的格局，調整為政府和社會、公域和私域適當分開，黨著重在政治上領導而政府走向有限行政的格局。這樣既使黨和政府避免了很多不必管也管不好的事務，又可使社會肌體獲得獨立發展的活力。

社會領域的運行機制的轉變，就是從政府包辦機制向黨和政府引導下的社會自治機制轉換。政府包辦機制的弊病是違背社會分化、人民自主的歷史發展趨勢而迷信政府權力萬能，而社會自治機制則順應了歷史趨勢，尊重、相信並致力於培養人民的自主自治能力。政府包辦機制向社會自治機制的轉軌，同樣需要通過一系列的體制轉型來加以保証，主要有：(1)從政府全面統治的社會管理體制向社會(社區、社團)依法自治的管理體制轉型。(2)從政府包辦社會的工作體制向社會(社區、社團)自主活動的工作體制轉型。(3)從極力抑制公民社會成長的保守性體制向積極培育公民社會成長的發展性體制轉型。隻有實現這一系列的體制轉型，社會自治機制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才能在最基本的社會生活中得到落實，一種活躍和諧的社會生活才有可能形成。

三、“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的辯証統一：鄧小平改革本質思想的深層依據

鄧小平“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之統一的改革本質思想，其根據深深依存於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之中，也深深地契合於馬克思恩格斯“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辯証統一的深邃思想中。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運用他們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以對歷史進程內在必然性的雄辯闡釋得出“兩個必然”(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偉大結論。后來，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以對歷史進程復雜性和曲折性的深刻把握，得出“兩個決不會”(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未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的睿智判斷。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從部族國家到民族國家、從區域性歷史到世界歷史，是一部隨著生產力逐步發展，社會分工日益擴大，社群分化日益加劇，各民族和人民自由平等意識逐步增強、自主自治能力日益提高的歷史，它特別顯著地體現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性歷史變遷之中。綜觀近代以來的世界文明史，其主要內容，就是社會各領域包括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社會生活等領域及其活動主體“市民社會”，從封建神權和專制政權的奴役下逐步解放出來取得獨立的地位和自主自治的權利。這是人類全面覺醒、大踏步前進的偉大進程。馬克思恩格斯正是正確地反映了這一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才得以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得出“兩個必然”的結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這股歷史潮流的產物。它之所以能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制度，就是因為它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進步方面，比后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這是“兩個必然”在中國的生動體現，也是鄧小平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依據所在。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歷史規律或歷史必然性的實現，又不可能是簡單的、線性的、徑行直遂的，而注定是復雜的、非線性的、充滿曲折的。因此，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實現邏輯是必然性與選擇性的統一：必然性規定著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和總體面貌，從而制約著選擇性的基本方向和“可能性空間”﹔選擇性體現著“人類史”不同於“自然史”的獨特性，體現著人類自己創造自己歷史的主體性，規定著歷史發展進程之不可窮盡的偶然性和豐富性。歷史必然性寓於歷史偶然性和選擇性之中，體現偶然性和選擇性的限度﹔歷史選擇性依存於歷史必然性，卻賦予必然性以生動的生命和各種獨特的存在形態。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大和資本主義由“殖民者強加”的扭曲形念，使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既是符合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的，又是一種嚴重先天不足，處於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之初級階段的“不合格”狀態。這就決定了“兩個決不會”在中國會有更強大的張力、更廣闊的表現空間和更豐富的表現形式。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在其發展歷程中除了海外暴力擴張和血腥殖民外，其在國內的各種剝削形態在中國都可能以相同或相似的形式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現。因此，只是在區域性民族史向“世界歷史”過渡中“被迫現代化”的中國，要在取得民族獨立后“自覺現代化”，就隻能以最大的魄力解放思想，厲行改革開放的新政。一是要順應近現代世界技術大進步、社會大分工、社群大分化的歷史趨勢，堅決改革違背這一趨勢的以計劃經濟、人治政治、統制式文化和包辦型社會為特征的一整套體制和機制。二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體現必然性)基礎上大規模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肯定成果，這些成果在現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都仍有活力，是“兩個決不會”的生動體現，我們如果不虛心學習借鑒，就等於沒有擺脫“區域性歷史”的封閉心理，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就是自外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大道。鄧小平正是深深領悟到“兩個必然性”和“兩個決不會”的內在統一性，他才堅信：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堅持“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完全可以統一的，而且是中國唯一可以走得通的現實之路、光明之途。由於有如此深刻的認識，才使鄧小平的改革本質思想展現出恢弘的歷史視野、深邃的辯証智慧、驚人的創新魄力和巨大的理論容量。

（作者簡介：庄錫福，華僑大學人文與公共治理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

注釋：

[1]鄧小平文選[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6.

[2]唐士其.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37—53.

（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