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執行力

鄧小平的執行力

董潔

回顧鄧小平的一生，無論是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還是在隻爭朝夕的和平時期，鄧小平身上都體現出高超的執行能力。這既是他之所以得到黨中央、毛澤東認可並被委以大任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成功領導地方、治理國家的重要原因。

不折不扣的執行力度

執行貴在堅決。貫徹上級正確戰略意圖，實現既定目標，必須不折不扣。革命戰爭年代，打仗異常艱苦。鄧小平作為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對來自中央的作戰命令，總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一點在千裡躍進大別山、進軍大西南和指揮進軍西藏等時期均有所體現。國共內戰爆發后，正當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鏖戰魯西南時，毛澤東認為劉鄧大軍唯有迅速直插大別山地區，逼近南京、武漢，方能全面打亂蔣介石的戰略部署。為此，毛澤東給劉鄧發去加急電報。當時部隊在連續作戰后極度疲勞，且傷亡較重、亟需休整補充，但劉伯承、鄧小平在接到電報后，經過簡單商量，馬上復電中央表示立即執行。鄧小平日后說起這段經歷時稱，“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行動，這是毛主席定下的，種種艱難我們都克服了”。千裡躍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從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的一個偉大轉折，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接連取得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天下大勢初定后，為剿滅國民黨在西南的殘余勢力，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率軍解放大西南。這對鄧小平及其所率部隊而言又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在經歷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之后，部隊特別需要休養。因此，進軍大西南的任務下達后，二野部分指戰員中出現了一些不良情緒。一些人畏難怕苦，一些人則認為，解放戰爭以來二野吃的苦特別多，不應再擔負這樣艱巨的任務了。鄧小平就此召集專門會議研究決定，在二野中開展加強國家觀念與大局觀念教育。1949年8月17日，鄧小平在二野、三野團級以上干部擴大會議上指出：“去西南是要多走一點路，苦一點，可這是黨指定的光榮任務，為了取得全國勝利也得去，沒有任何的猶疑。”經過一番思想動員和教育，部隊中的不良情緒得到糾正。這為順利執行中央關於解放大西南的決定奠定了思想基礎。

大西南解放后，由鄧小平擔任第一書記的西南局工作重心開始轉向征糧剿匪、恢復發展生產，二野部隊不少官兵脫下了軍裝，轉為工作隊。正當軍民忙於生產建設、熱情不斷高漲之時，1950年1月，毛澤東提出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並對進軍時間給出了明確意見。進軍西藏的任務事關重大，在接到毛澤東的部署電報后，鄧小平和劉伯承等西南局領導人立即從軍事、政治、組織和后勤等各方面著手進行准備工作。經過艱苦准備和戰斗，1951年9月人民解放軍一部進入拉薩，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務。鄧小平在客觀條件困難的情況下，克服困難、不折不扣完成任務的執行力度值得我們學習。

積極創新的執行態度

執行貴在創新。執行不是簡簡單單地照葫蘆畫瓢，在一些開放性戰略目標的貫徹過程中，有時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建立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創新舉措完成既定目標。正是憑借積極創新的執行態度，鄧小平在行軍打仗和治國理政領域，總是能夠“超額”完成中央交辦的任務。

1944年7月，毛澤東給七個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負責人發去一封電報，列舉了“請予電復”的十個問題，內容涉及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方方面面。此舉有調查研究、集思廣益之意。時任北方局代理書記的鄧小平在報告中認真逐條回復。12月9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此報很好，請轉發平原、山東、華中、湖北、東江各處。”毛澤東對鄧小平這種高效能的辦事態度和條分縷析的高質量報告很是滿意，曾評價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好像吃冰糖葫蘆”。

鄧小平積極創新的執行態度不僅體現在撰寫報告上，還體現在具體實踐中。如在指揮淮海戰役期間，鄧小平作為總前委書記，和劉伯承、陳毅等堅持獨立思考、判斷敵情，適時向中央軍委提出第二階段先打黃維兵團的建議，創造性執行了中央軍委決策，取得了圓滿成功。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致電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時說：“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陳鄧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這足見黨中央對前線高級指揮員的信任。李達曾回憶說，解放軍能夠取得全殲黃維兵團的勝利，是因為前線高級指揮員有把握全局、審時度勢，臨機決斷的高超指揮藝術和勇於承擔風險的宏偉膽略，“由於他們深刻領會並創造性地貫徹了中央軍委關於殲敵主力於淮河以北的戰略意圖，因而取得了最佳戰果”。

正因為鄧小平高超的政治和軍事才能、極佳的執行力，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澤東力薦鄧小平出任總書記。他說，鄧小平同志“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充分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執行才干較為欣賞。

雷厲風行的執行速度

執行貴在速度。好的戰略目標一旦形成，就應當在第一時間推行。鄧小平常說，看准了就抓緊干起來，對的就堅持，不對就抓緊改。雷厲風行的執行速度也是鄧小平在貫徹目標過程極為看重的。

恢復高考制度，就是在鄧小平的強力推動下，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以實現的。1977年8月舉行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有專家提出抓緊恢復高考是選拔人才的好方式。鄧小平聽聞后，當即詢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恢復高考是否還來得及？劉西堯答復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后當場拍板：“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不過，在隨后召開的1977年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上，與會人員在要不要廢止群眾推薦、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線“兩個估計”等問題上，分歧很大、爭論不休，導致落實恢復高考制度的問題一拖再拖。關鍵時刻，鄧小平於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等人談話，嚴肅提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面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這番話語可謂擲地有聲。教育部負責人隨即向出席招生會議的代表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並迅速組織起草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見。10月12日，國務院批准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恢復高考的決策自此塵埃落定。

事實証明，沒有雷厲風行的執行速度，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推動起來。改革開放初期，當人們對經濟特區產生質疑、辦經濟特區面臨較大壓力之時，是鄧小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迅速堅定了人們的信心。1984年初，鄧小平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調研考察，回京后對部分中央負責人談，我們的對外開放政策不應當是收而應當是放。當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北起大連南到北海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同樣，在后來的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問題上，鄧小平亦表現積極，多次談及上海是我們的一張王牌。1990年2月，鄧小平專門找到中央負責人，指出他們要管、要抓緊干起來。當年4月，中央就作出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策。

當下，中國進入改革的攻堅期和深水區，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想如期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奮力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迫切需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執行力。鄧小平在執行力度、態度、速度三個層面的思想與實踐，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來源：《學習時報》2014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