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前后中美蘇“大三角”中的鄧小平
十二大前后中美蘇“大三角”中的鄧小平
■董振瑞
[摘要]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認真分析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態勢的變化，科學評估中國在“大三角”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抓住美蘇矛盾這個冷戰期間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據兩國攻守形勢及其各自對華政策的演變，適時調整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對蘇政策，實現中美建交和中蘇關系正常化，進而對有關時代主題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關鍵詞 ]十二大﹔鄧小平﹔中美蘇“大三角”﹔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圖分類號 ] A849.1 [文獻標識碼 ] A
一般認為，嚴格意義上的中美蘇“戰略三角”成於 20世紀 70年代初期，止於 1991年蘇聯解體。此間近 20年中，雖然強弱不同、實力不等，但中美蘇三國卻因其對全球政治特別是對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的重大影響，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戰略三角”。（1969年 2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就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進行研究。經過十幾次討論，他們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樹》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並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這一認識。報告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美蘇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此后，國內外理論界、學術界在闡述 20世紀 70年代初至 90年代初的中美蘇三國之間的關系時，較多地使用中美蘇“大三角”的提法。）由於美蘇矛盾是整個冷戰期間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戰略三角”中，美蘇矛盾依然居於主導地位，美蘇矛盾制約中美、中蘇矛盾，中美、中蘇矛盾則受制於美蘇矛盾。
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立足於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立足於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牢牢抓住美蘇矛盾這個當時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據兩國攻守形勢及其各自對華政策的演變，不僅適時調整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對蘇政策，還對“戰爭”、“和平”及“發展”等有關時代主題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科學判斷﹔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的調整作出了卓越歷史貢獻。
一、歷史轉折前后的“戰略三角”
自 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后，雖然中美兩國在一些領域展開了合作，但雙方合作的基礎很不牢固，到 1975年，中美關系陷入踟躕不前的境地。但是，隨著美國和蘇聯國力的消長，世界格局及美蘇關系均發生重大變化，愈來愈呈現出一種“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這使美蘇各自的對華政策發生明顯分野：處“守”勢的美國認為，為了扭轉在與蘇聯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進一步改善中美關系﹔處“攻”勢的蘇聯則繼續其以往 的對華政策：一面繼續向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強大壓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結成反蘇的戰略聯盟。
在此背景下，“戰略三角”的基本態勢是：美蘇爭奪加劇，中蘇繼續對立，中美則出現了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歷史機遇。
（一）歷史轉折的實現與鄧小平對 “戰略三角”的基本評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此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成為鄧小平最為重視的一個中心問題。為此，他明確指出：“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頁。）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確保這一“千秋大業”，卻有兩個不得不通盤考慮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難以設想，在其時中蘇對立、蘇軍壓境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因此，這一因素主要涉及對蘇外交。二是經濟因素。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資金、技術和市場等便成為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又被認為是中國商品出口的潛在重要市場和所需資金、技術的主要來源地。因此，這一因素主要涉及對美外交。
在歷史轉折前后，基於對上述兩個因素的評估，黨內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比較一致的認識：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就必須堅定地構筑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一條線”﹔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搞改革開放，必須改善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關系。對此，鄧小平這樣總結：“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41頁。）“我們對自己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對付超級大國，我們更需要合作。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頁。）
（二）對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機會”
整個 20世紀 70年代，美蘇關系並沒有出現美國所期待的那種“緩和”局面。到 20世紀 70年代末，隨著蘇聯把戰略觸角逐步伸向中東、南亞等地，美國國內輿論開始越來越傾向於認為，蘇聯因美國的“緩和”政策得了利，美國則吃了虧。在此背景下，為穩定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並擴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響，美國感到有必要盡快改善對華關系。為此，卡特總統甚至公開宣布：“我們認為美中關系是我們全球政策中的一個中心因素。”（《冷戰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頁。）
鄧小平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些新動向。在他看來，隨著美蘇爭奪加劇，美國為平衡其全球利益，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而這種調整，是美國現實的戰略需要，這就決定了中美關系存在著向前繼續發展以至最終建交的歷史機遇。對正承受著蘇聯巨大壓力、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中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為此，在對美外交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機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41頁。）的指導思想，並為此進行了兩方面努力：
一方面，抓住美國奉行對蘇“緩和”卻出現不利的被動局面，向美方反復強調中美兩國在全球戰略利益上是有共同點的。為此，他在高調批評蘇聯“更具冒險性”的同時，又直言美國“單靠自己對付不了蘇聯”（《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205頁。)。他告誡美方：中美關系要從“戰略上考慮”，不能從“策略上考慮”，“不要把中國當作一張牌來使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618頁。)
另一方面，在對美外交中，在強調“不要錯過機會”的同時，鄧小平牢牢抓住“斗爭”的一手，以斗爭促合作。利用美國國內不斷出現的要求改善對華關系的有利輿論，他緊緊圍繞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症結——台灣問題，在堅定表達中方原則立場的同時，反復做美國方面的工作，以推進中美關系發展。他說：“中國人不解決台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28頁。)他強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是沒有談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這個問題上就是“斷交、撤軍、廢約”三條。同時，鄧小平還針對美國輿論中那些認為“中國很弱很窮，裝備又落后，所以中國無足輕重”、“中國現在有求於美國，美國無求於中國”的觀點進行了批駁。他指出：“中國盡管窮和弱，但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於面對現實的。所以，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中國是很窮，但有一個長處，就是中國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較強，還有就是窮日子過慣了。……以為中國有求於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376、377頁。)
經過努力，1978年 7月中美建交談判啟動。六個月后，中美正式建交。這意味著，雖然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分歧嚴重，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妨礙中美兩國在反對蘇聯擴張這一共同戰略利益上取得共識，並尋求合作。
（三）對蘇外交：“不要急於求成，談不成沒有關系”
中美建交后不久，鄧小平即訪問美國。訪美期間，圍繞反對霸權主義等問題，中美雙方進行了初步的外交協調。鄧小平回國后不久，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中美蘇三國隨之展開了一輪激烈較量。但當蘇聯責問美國，為什麼“鄧小平訪美兩星期之后，中國就向蘇聯的一個盟國發起了軍事進攻”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5頁。) ，美國則表示，超級大國要保持克制。顯然，通過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國在此輪“戰略三角”的博弈中得了分。鄧小平對此評論說：“我國對越南自衛還擊戰的勝利，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反霸權主義斗爭中的威望。”(《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60頁。)
然而，“戰略三角”的本質屬性決定了中美即便能夠“聯手抗蘇”，雙方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圍繞著美國《與台灣關系法》的出籠，中美之間便爆發了嚴重的外交爭端。
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有著清醒的認識。基於對“戰略三角”的歷史認知，早在訪美之后他就明確提出：在改善中美關系的同時有必要調整“大三角”中的中蘇關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參見李鳳林：《中蘇邊界談判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 4期。)
1979年 4月，中方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后不再延長一事照會蘇方，同時建議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系舉行談判。這一建議得到蘇方積極回應。經過磋商，雙方決定開展談判。鄧小平對此高度重視。談判前夕，他詳細指出了中方在談判中應採取的基本精神和具體策略，表示“中國不能同意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同蘇聯改善關系”是一條必須堅持的原則，並強調：“不要急於求成，談不成沒有關系”。(馬敘生：《結盟對抗均不可取：憶八十年代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的過程》，《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 2期。) 看得出來，鄧小平決心通過中蘇談判這種形式，一方面盡可能“穩住蘇聯”，從而盡可能地解除中國周邊的實際威脅，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環境﹔另一方面，此舉又在客觀上起到了向美國傳遞中國所具備的戰略能力及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強決心。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蘇談判於 1979年10月正式開始。然而，由於雙方意見分歧較大，六次正式會談均未能取得共識。不久，隨著蘇聯出兵阿富汗，中國隨即宣布中斷談判。可見，通過對 20世紀 70年代末期“戰略三角”的力量評估，鄧小平認為，在中蘇矛盾依然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中美矛盾雖然有所升級，但仍然小於中蘇矛盾。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美蘇矛盾升級的背景下，中國的對蘇外交要短暫地服從於對美外交。
二、美蘇攻守形勢逆轉中的“危”與“機”
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以后，美蘇爭奪加劇，而且美蘇爭霸的態勢也於同期經歷著逆轉。在此背景下，在“戰略三角”中力量較弱的中國一方，“危”與“機”並存。
（一）美蘇攻守形勢的逆轉及鄧小平的利弊權衡
以 1979年底蘇聯出兵阿富汗為轉折，美國對蘇政策日趨強硬。1981年，裡根入主白宮后，美國重新奪回其優勢地位和戰略主動。面對美國的強硬政策，蘇聯一開始毫不示弱，以硬對硬。但是，由於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降、領導人的頻繁變更等原因，蘇聯雖然仍傾其全力同美國爭奪霸權，但其擴張勢頭已漸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為挽回戰略頹勢，蘇聯開始不斷調適它在“戰略三角”中的地位，並為此不斷釋放希望改善對華關系的信號。
就在中蘇關系改善出現重大歷史機遇的同時，中美關系卻迭起波瀾。隨著對蘇優勢的重新確立，一些美國人開始冀圖挾持中國的對蘇立場，且幻想能“逼迫”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對美讓步。
對“戰略三角”出現的這些新動態，特別是對美蘇攻守形勢逆轉中所蘊含的“危”與“機”，鄧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對外政策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即如何判斷國際形勢、如何看待三個世界的劃分、如何對待美國和蘇聯。這三個問題，需要好好議一議。”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08頁。)他強調，中國不會高估自己的價值，也不會低估自己的價值，中國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不是無足輕重的。
圍繞上述問題，特別是圍繞對美、對蘇外交，在十二大前后的幾年間，鄧小平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觀察、思考和利弊權衡。
（二）對美外交：“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裡根上台之后，在對華問題上奉行所謂的“雙軌”政策，即：一面十分重視發展對華關系﹔另一面卻又聲稱中國不應該干涉美國的對台政策，並表示要“充分執行”《與台灣關系法》。
事關國家主權，鄧小平寸步不讓。
一方面，他對美國損害中國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做法給予嚴厲抨擊，並公開表示，“中國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說：“中美關系現在可能處在一個考驗時期，考驗的題目是台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在美國有個論點，就是隻要美國對蘇聯強硬，美國不論怎麼做，中國人都會吞下去。這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739頁。)他強調：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存在著使中美關系停滯和倒退的危險。
另一方面，針對中美關系的膠著狀態，他又明確作出了對美關系“我們還要繼續觀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准備”(《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748頁。)。中國“沒有回旋余地”。“實在不行，關系就倒退吧！”“那有什麼了不起？”“我看中華民族還是存在的。”(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下），第 125頁。)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圍繞美國對台軍售，經過艱難博弈，中美雙方最終於 1982年 8月簽訂了《八一七公報》。《八一七公報》的簽訂，使中美雙方在解決建交時遺留下來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三）對蘇外交：“爭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
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以后，隨著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斗爭漸趨白熱化，特別是隨著美蘇攻守形勢的漸次逆轉，為防止“戰略三角”出現失衡，鄧小平開始更多地從中國外交戰略全局、國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蘇關系的歷史淵源去重新估量中蘇關系。當然，表現在行動上，這種“估量”在起初仍舊顯得比較謹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現在不存在中國和蘇聯合作的問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個格局不要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6、711頁。)
但是，進入 1982年以后，這種情況為之一變。1982年 3月 24日，正當中美雙方圍繞台灣問題矛盾急劇升級之際，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卻在中亞傳遞出願意改善對華關系的明確信號。對蘇聯這一舉動，中方迅即作出了這樣的分析：在美蘇爭奪中，蘇聯已經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系正是其中一個重大步驟﹔這一步驟，在客觀上為中國調整對蘇關系提供了機會。(參見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 4頁。)
基於這一分析，鄧小平果斷加快了調整對蘇關系的步伐。3月 25日，他即指示外交部要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立即做出反應，談話要言簡意賅，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有靈活性。 (參見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8頁。) 4月 16日，他又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傳口信，並提出要蘇方“先從一兩件事做起”(《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815頁。)。4月 27日，在同金日成會談時，他又明確表示，中蘇關系“總有一天要有所改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818頁。) 。七八月間，他進一步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 6—10頁。)。
在上述舉措的有力推動下，8月 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報》簽訂前一周，外交部派員去莫斯科向蘇方口頭轉達了中國將認真謀求中蘇關系正常化的立場和條件。10天之后，蘇方作出正式答復，表示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在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系問題，以便“消除關系正常化的障礙”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71—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再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 484頁。)。至此，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得以開啟。此時，距黨的十二大召開還有 10天。
三、中國外交新局面的開創中美《八一七公報》的簽署和中蘇關系
正常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對“戰略三角”，也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美、對蘇外交的實踐証明，在 20世紀 80年代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國際格局多極化趨勢的增強，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以經濟和科技為主要內容的綜合國力的較量日益凸顯，特別是隨著國內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中國可以通過執行合理的對外政策，並充分利用“戰略三角”的基本屬性和相互之間的復雜博弈，同時與當時尚處於冷戰對峙狀態的兩個超級大國保持比較緩和的關系。基於這樣的認識，鄧小平和黨中央對中國的對外政策作出了重要調整。
（一）黨的十二大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總結新中國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經驗，從根本上講，涉及到這樣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處理中國同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及其各自所領導的兩個陣營的關系。圍繞這兩個問題，十二大在對外政策上實現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第一，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在十二大上，鄧小平指出：“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頁。)這就明確提出了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指明了外交政策調整的方向。
第二，以“獨立自主”為主旨集中闡述了中國新時期的對外政策。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國就將獨立自主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幾十年來，中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更加鮮明地堅持了這一對外政策，並賦予了它新的內容。鄧小平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頁。)十二大報告也強調，中國將“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決不容忍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81頁。)這意味著，作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外交戰略，中國將更加強調在國際上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更加鮮明地堅持獨立自主。
第三，在處理大國關系時，果斷放棄了“以蘇劃線”和“以美劃線”的傾向。對此，鄧小平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頁。)十二大報告也強調：“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81—282頁。)
黨的十二大確定了此后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主題，成為新時期中國對外方針形成中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史概論（1949—2000）》，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55—256頁。) 十二大之后，立足於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中國適時調整了“一條線”戰略，果斷拋棄了“以蘇劃線”和“以美劃線”的傾向，並糾正了單純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論親疏遠近的偏向，進而確立了不與任何大國結盟、不參加任何集團的“不結盟”的對外政策。
（二） “兩個轉變”的提出和外交新局面的開創
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中期以后，美蘇關系由對抗轉向緩和，國際形勢亦趨向緩和，“戰略三角”的重要性隨之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通過對“戰略三角”和國際形勢的深刻觀察，鄧小平逐步對兩個關系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作了明確回答，並更為強調獨立自主，提出中國要實現“真正的不結盟”。
第一，關於時代主題。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中期，依據對國際政治形勢特別是對“戰略三角”的基本評估，鄧小平逐步改變了“戰爭迫在眉睫”、“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等傳統認識，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不僅使中國黨和政府對當今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的認識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也為我國制定正確的內外政策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客觀依據。
第二，關於“獨立自主”。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更為強調“獨立自主”對於中國戰略全局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我們不能坐到別人的車子上去。我們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於世界和平。”“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156、57頁。)
對上述兩個問題，鄧小平在 1985年 6月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一次集中闡述。他指出，中國在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方面實現了“兩個重要的轉變”，即：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在對外政策上改變了原來“一條線”的戰略。他強調，“這兩個變化是正確的，對我們是有益的，我們要堅持下去。隻要堅持這樣的判斷和這樣的政策，我們就能放膽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26—128頁。)
“兩個轉變”的提出，是新時期鄧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論結晶。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次年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全面闡述了新時期我國所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參見《人民日報》1986年 4月 14日。) 這表明，中國已基本完成了新時期外交方針的調整，中國的對外關系格局也已顯示出了向全方位發展的新特點。
此后，在穩步發展中美關系的同時，中國全面改善和發展了同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特別是於 1989年同蘇聯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開創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四、幾點思考
通過勾勒十二大前后“戰略三角”之間的復雜博弈，梳理和分析此間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鄧小平為此付出的艱辛努力，筆者有如下幾點思考：
（一）黨的十二大在新中國外交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各領域的工作都要圍繞這一“中心任務”作出新的調整。然而，由於“戰略三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對外政策相比於國內政策的滯后性，特別是由於國內政治中各項重大議題的優先次序和緊迫程度，直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前后才在對外政策上取得了適應這一“中心任務”的重大突破。這一突破的標志，就是在對國際形勢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從而創造性地繼承、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參見《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4—65頁。）以此為標志，中國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目標，果斷放棄了以往“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果斷調整了以往“一條線”、“一大片”等對外戰略，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而開創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二大在新中國外交思想史上有著分水嶺的重要意義。
（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進入新時期以后，依據對“戰略三角”的歷史認知和其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鄧小平大膽地總結和反思了中國黨和政府在處理這一復雜問題時的經驗教訓，並因時順勢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而產生了重大的歷史意義：一方面，它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更加成熟全面，從而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國國際形象、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樹立﹔另一方面，它又使美蘇在同中國打交道時，都不能不考慮如何爭取中國，從而使中國在“戰略三角”的復雜博弈中更易處於有利地位，也有助於中國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三）鄧小平為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調整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就致力於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在紛繁復雜的外交工作中，他緊緊圍繞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三角”來做文章，對新中國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並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對如何認識中國在國際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如何處理同美蘇及其各自領導的兩個陣營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礎上，他既改變了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又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既明確提出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考慮國際關系的戰略思想，又大膽調整了“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指明了新時期我國對外工作的目標、任務﹔既全面改善和發展了我國同美國、蘇聯及日本、西歐主要國家的關系，又逐步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參見劉華秋：《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論要》，《黨的文獻》2007年第 2期。）足見，在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中，鄧小平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綜上所述，進入新時期以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既是鄧小平對新中國外交工作經驗特別是處理“戰略三角”經驗的一種深刻總結，又是他順應新的歷史形勢對中國對外政策所作出的一種實事求是的調整。這一總結和調整，以十二大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成為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一種新的標志和特征。這種新的標志和特征，不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還為推動改革開放事業的穩步前進，以及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最后，還需要指出，一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是以國家的核心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該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主客觀歷史條件為基本依據的。今天，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主客觀條件，與 20世紀 80年代相比，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一步調整和優化中國的對外戰略，從而有效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
〔作者董振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