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怎樣當縣委書記

鄧小平怎樣當縣委書記

楊 東

[摘要]20 世紀30 年代，鄧小平曾在江西中央蘇區擔任過近兩年的縣委書記。在瑞金時期的縣政工作中，他受命履任，決斷果敢，使得縣域社會的局面大為改觀﹔在任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期間，盡管自稱“未能打開局面”，但實際上仍然在種種歷史條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為”。鄧小平署理縣政工作期間，面臨著繁重而復雜的局面，但是他以自己一貫的工作作風，不僅推動了縣域社會各項工作的展開，而且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人們所熟知和認可的風格。

[關鍵詞] 鄧小平﹔中央蘇區﹔縣委書記﹔工作方式

在鄧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過近兩年縣委書記的經歷：1931 年8 月至1932 年5 月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1932 年5 月至1933 年2 月任中共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盡管這段經歷在其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中較為短暫，但它不僅在鄧小平的歷史記憶中時常浮現，被“常常提起”（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戰爭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版，第292 頁。），而且也在相關研究著述中屢次被人談及。那麼，我們不禁好奇，在動蕩的革命年代，鄧小平是如何做縣委書記的呢？

臨危受命，敢於擔當，迅速穩定局面

1931 年，27 歲的鄧小平臨危受命，被中共贛東特委任命為瑞金縣委書記。盡管此前已有著豐富的革命斗爭經歷，但他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是來自“左”傾錯誤思想的高壓態勢﹔二是“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會昌黨史：鄧小平與會昌中心縣委專輯》，中共會昌縣委黨史工作辦公室2002 年編印，第81 頁。）局面。困難面前，鄧小平將如何打開局面？

之前的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左”傾錯誤思想嚴重，他發動的所謂肅清黨內“社會民主黨”成員的行動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犧牲。據當地黨史資料記載，當時“當干部的怕戴紅袖套，因為紅套上要寫上自己的名字，擔心別人看見自己反遭冤枉”（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上），鳳凰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6 頁。），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見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鄧小平便立即採取措施：一方面以贛東特委特派員的身份組成調查組，走鄉串戶，一區一鄉地深入調查，了解肅清所謂“社會民主黨”運動的情況﹔另一方面制定切實措施以穩定事態。在調查清楚之后，鄧小平決定發動群眾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開了全縣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和縣、區、鄉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李添富在肅反中的錯誤，宣布撤銷他的一切職務，拘捕公審，予以處決。同時鄧小平公開亮出自己的身份並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殺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懷疑是“社黨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關押在獄的，凡是貧農、中農，一律先放掉，讓他們回原地繼續參加革命斗爭﹔凡是地主、富農，能罰錢的罰錢，然后放掉，罰不到錢的取保釋放。（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85 頁。）

正是這種決毅果敢、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使得鄧小平迅速制止了這場政治迫害，穩定了縣域的社會局面。因此，民眾都說，“鄧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寶” （朱開銓：《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 頁。），“鄧書記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來了，瑞金還不知要殺害多少革命同志!” （羅正楷等：《鄧小平早期革命活動》，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8 頁。）甚至有人稱鄧小平是“包公再世”。（李庚辰編《紅旗飄飄》第2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845 頁。）　

在會昌，鄧小平同樣如此。盡管自稱“未能打開局面”，但實際上仍然在種種歷史條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為”。在剛剛上任的幾天之內，他就果斷處理了“靖衛團”騷擾的事情。其時，由於剛剛解放才幾個月，會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國民黨地方“靖衛團”殘余勢力和散兵游勇，經常向城內放冷槍，並四處騷擾群眾。為此，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會昌各區委書記參加的縣委工作會議，決定加強巡邏和搜索，並派出赤衛隊繼續清剿“靖衛團”殘余以穩定局面。之后，又對以地主殘余、富農、流氓組織秘密民團造謠搗鬼的反革命活動，“給予不斷的破壞與嚴重的鎮壓”。在此基礎上，在會昌縣委的領導下，“破獲了西崗、板坑、烏鴉泊三處秘密民團的組織，首要大部捉到與決殺了（概是階級異己分子）”。（《會昌縣委十月十一月兩月的工作報告》，1932 年12 月3 日，會昌縣檔案館藏。）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抓重點難點，著力恢復和發展生產

掃清了“左”傾錯誤的障礙，接下來就要穩定和鞏固成果，使縣政的各項工作恢復運轉和活力。因此，隨著縣域社會秩序的漸次穩定，鄧小平開始著力於縣、區、鄉三級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恢復和整頓，選舉新的蘇維埃政府領導機構，並對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機構，對拘捕、審訊、審判等權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為提高基層蘇維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決定取消村一級政府，隻在村一級設蘇維埃代表，並重新劃分各區、鄉管轄區域。

另外，為鞏固發展蘇區，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健全基層群團組織，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起來，鄧小平又著手建立干部培訓制度。他一方面致力於開辦干部培訓班，另一方面親自給學員講課，幫助大家提高革命覺悟和政策水平，傳授工作經驗。據縣蘇維埃政府婦女委員會主任羅志才回憶說：鄧小平同志任職后，很關心干部隊伍的成長。他經常指導沒有文化的干部，同時號召勞動婦女行動起來積極參加革命工作。（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上），第140 頁。）在會昌，他要求各縣黨組織在工農群眾的先進分子中大力發展黨員。於是，一大批斗爭堅決、意志堅定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了黨組織，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據1932 年七、八、九三個月的黨員發展統計，會昌發展了1638 名，尋烏發展了476 名，安遠發展了590 名。同時，為配合主力紅軍粉碎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鄧小平指示三縣縣委、縣蘇維埃要以沖鋒的精神迅速壯大地方武裝和擴大紅軍。由於進行了廣泛的“親勸親、鄰勸鄰”的宣傳動員，加上黨員干部帶頭，廣大青年紛紛報名踴躍參加紅軍，到1932 年11 月， 會昌的赤衛軍擴大到4970 人，模范師為2529 人，地方武裝的實力大為增強。（參見《會昌黨史：鄧小平與會昌中心縣委專輯》，第4 頁。）　

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是關系到蘇區生存與穩定的大事。然而，在當時的蘇區存在著“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的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張。鄧小平說：“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說小孩子不應該分地，我就對他們講，四川俗話說，三歲小子，吃死老子! 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應該分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版，第59 頁。）同時，他以鄉為單位，把田分為甲、乙、丙三類，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好壞搭勻，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對於豪紳地主的方法是：先沒收豪紳地主和祠堂廟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員會進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時還留有1—2％的好田為紅軍公田，以作公益事業或調劑之用。分田后，由鄉蘇維埃政府發給土地証。（參見《瑞金縣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3—334 頁。）同時特別強調不能侵犯中農的利益，對於富農也不能過分打擊。在會昌，鄧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運動，各區鄉重新組織了調查土地委員會、分田委員會，調動廣大貧苦農民參與分田斗爭的積極性，發揮貧農團和雇農工會的作用，並強調將分田運動的重點放在新區、邊區。關於查田，鄧小平反對將查田重點放在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上，指出要將重點放在清查豪紳地主隱瞞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紳地主隱瞞的土地，都要分配給貧農。

積極組織社會生產，支援革命戰爭，是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的又一重要任務。為此，鄧小平一方面強調廣大黨團員要積極帶頭行動起來搞好生產，以實際行動支援紅軍打勝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組織勞動互助，建立耕田隊、犁牛合作社、勞動互助隊等組織﹔同時積極開辦工業，發展商業貿易，恢復和發展了紙、煙葉、農具、藥材、鎢礦、石灰、夏布、硝鹽等土特產品的生產，開辦了紙槽社、紙煙廠、被服廠、硝鹽廠等廠礦。在商業貿易方面，提出了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鼓勵商人開辦店鋪和作坊，組織人民開展地下貿易活動，偷越敵人設置的經濟封鎖線，保証蘇區和白區間的商貿交易。

為充分發動干部群眾，鞏固發展瑞金蘇區，鄧小平還十分注意加強黨的文化宣傳工作。1931 年10 月25 日，他創辦了中共瑞金縣委機關報《瑞金紅旗》。這是一份油印四開報紙，每期出兩版，單面印刷。該報內容相當豐富，主要欄目就有“社論”、“內外新聞”、“擴大紅軍”、“鐵錘”等。鄧小平經常撰寫文章在該報發表，指導全縣工作。11 月27 日，紅三軍團攻下會昌縣城后，11 月30 日他就撰寫了一篇題為《驚人的好消息——紅三軍團攻下會昌》的評論，在《瑞金紅旗》第7 期發表，把這一勝利喜訊迅速告訴全縣人民，號召全縣工農群眾乘勝前進，“向反動勢力進攻得到更大的勝利”。

實事求是，注重踐行群眾路線

鄧小平擔任中央蘇區縣委書記之際，正值“左”傾思想佔據領導地位之時。無論是土地分配問題還是革命戰略問題，鄧小平都與“左”的思想有著分歧。然而他並沒有附和追隨，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不切實際、不合理的政策。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從蘇區實際出發，提出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應有所區別，地方紅軍不宜全部編入正規紅軍，更不贊成所謂“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在推銷公債、征集糧食問題上，鑒於蘇區群眾負擔太重的實際情形，鄧小平認為在推銷公債、退還公債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過高指標，紅軍應到白區打土豪籌款。（參見《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363—365 頁。）無論環境如何，鄧小平都始終堅持注重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工作方式與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一如他后來所說：“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9 頁。）

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注重實地調查。因此，實地調查是鄧小平在縣政工作中一直都強調和遵循的方法。對於一些看似確定的事情，他也堅持調查之后再作處理。1933 年初春，鄧小平在會昌基層察訪時，被告知擔任區蘇維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變通敵”﹔保衛局也前來報告說：“朱秀歧帶槍逃跑，保衛局已派人把他抓回來”﹔隨行的人也認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擺著的事實。（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鄧小平在江西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2 頁。）應該說在當時的會昌，關於叛變通敵的情形是較為常見的。會昌縣委的報告稱，當時“黨內對於保守太平享樂（中心區）悲觀失望，（邊區）以及動搖恐懼，害怕斗爭，消極怠工的現象，非常嚴重”。（《會昌縣委十月十一月兩月的工作報告》，1932 年12 月3 日，會昌縣檔案館藏。）但是即便如此，鄧小平依然強調先調查后再作處理。為此，他親自到朱秀歧的家鄉芙蓉寨調查，結果發現是子虛烏有的事。鄧小平不僅明察，有時也會暗訪。據原蘇區會昌縣筠門嶺區兒童局長朱仲友回憶說，鄧小平曾有一次裝扮成小商販暗訪兒童團，結果因未被識出而被押往區政府的事例。（參見《會昌黨史：鄧小平與會昌中心縣委專輯》，第141 頁。）

在會昌任職期間，針對不少蘇維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極怠工、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等現象，鄧小平強調要密切聯系群眾，注重踐行群眾路線，對於貪污腐化和消極怠工分子要給予嚴厲打擊。在他看來，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一個最基本的環節，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數人民群眾發動起來實行對敵斗爭，大多數群眾發動起來了，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鄧小平文選》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2 頁。）正是出於這一理念，他對干部群眾的生活極為關心，經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傾聽他們的意見，幫助干部群眾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會昌時期還實行了“共產主義禮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帶領干部到鄉村幫助紅軍家屬進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勞動。在勞動時，他們通常將寫有“共產主義禮拜六”、“實行優待紅軍條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邊勞動一邊唱著：“共產兒童團，實行禮拜六，幫助烈軍屬，多做半天工。”（中共江西省會昌縣委員會編《群英薈萃會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版，第41 頁。）通過開展“共產主義禮拜六”活動，一方面解決了紅軍家屬的困難，同時也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

一心扑到群眾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卻艱苦朴素，是優秀共產黨員的標志性特征之一，鄧小平也不例外。在瑞金時期，他住著與老百姓一樣的民房，有時甚至住祠堂、廟宇。在瑞金的十多個月裡，先后遷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裝，吃得也與大家一樣。鄧小平有一條用了好幾年的花格毛巾，盡管已經單簿無毛了，卻仍然完整無損。身邊工作人員通過留心觀察，發現他不是擰毛巾而是用兩手擠。鄧小平有一條灰黑色褲子，一直縫縫補補，結果褲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著它走村串戶。據鄧榕說，鄧小平在蘇區，一個人，一匹馬，一個警衛員兼馬夫，輕騎簡從，就這麼在瑞金、會昌一帶那麼大的區域內來來回回。“父親這個人，最不講排場，反對煩瑣哲學。這種一人、一馬、一警衛的習慣，他一直保持到抗戰開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戰爭年代》，第301—302 頁。）

在鄧小平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盡管面臨著繁重而復雜的任務，但是他以決斷果敢、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迅速扶正壓邪、穩定人心，隨后又積極開展各項工作，並堅持密切聯系群眾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幫助解決人民群眾的切身問題，因此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也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人們所熟知和認可的小平風格。1931 年，當毛澤東來到瑞金見到鄧小平時，高興地抓著鄧小平的手用力搖晃了幾下說：“很好! 很好! 瑞金的父母官呵!”（楊世洙：《關於“一蘇大會”前后的點滴回憶》，《世紀風採》2000 年第6 期。）1972 年秋天，鄧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下放江西時來到瑞金，瑞金縣的同志對他說：“你是我們瑞金的老縣委書記!”這句話令鄧小平感動不已。他沒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擊的時候，老區人民還惦念著他。（參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戰爭年代》，第293 頁。）一聲深情的“鄧書記”，既是鄧小平工作方式和態度風格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回響，也是對鄧小平擔任縣委書記時期施政成效的贊許和肯定。

〔作者楊東，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天津 300134〕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