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軍隊院校建設

鄧小平與軍隊院校建設

宋毅軍

1977年7月23日，剛剛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就在北京接見了專程來請示匯報的長沙工程學院（前身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通稱“哈軍工”。1970年3月軍事工程學院撤銷后，學院主體部分由哈爾濱遷往長沙，更名長沙工程學院。1978年6月6日，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通知，長沙工程學院改稱國防科學技術大學，10月1日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負責人，並同他們進行了重要談話，他強調的要點就是“軍隊現在主要靠學校訓練干部”。一個月以后，他又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發表講話，突出強調“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可見，軍隊院校建設和軍事訓練在他的心目當中有著多麼重要的地位。

“一九七五年教育戰線的整頓搞不動，我就想讓軍隊帶頭，在軍隊搞一所國防科技大學，從高中直接招生。現在看來還不夠，還應當發展”

1977年7月，正是全黨工作處於徘徊中前進的歷史過程中。針對“文化大革命”中一度盛行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論調，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繼承人類的知識。自然科學和語言一樣沒有階級性，哪一個階級掌握了，就為哪一個階級服務。他告訴大家，指南針、印刷術、火藥都是中國人發明的，外國人還不是學去用了，並且發展了。然而，我國60年代和國際上差距還比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較大了。因此，縮短差距就“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

也就是在這年7月23日聽取長沙工程學院負責人請示匯報以后，鄧小平指示說：“你們可以花錢把外國技術資料買來，編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學生去學，還可以請外國技術專家來教。隻有學到手了才能發展，才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他鼓勵道：現在到20世紀末隻有23年了，“你們要大膽干，絕對不會打你們的棍子”。

其實，恢復高考制度，“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的設想，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1975年中就開始考慮了，他想從軍隊首先做起。在回顧自己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支持下領導的1975年1月開始的全面整頓時，鄧小平對學院負責人坦言相告：當時，教育戰線的整頓搞不動，“我就想讓軍隊帶頭，在軍隊搞一所國防科技大學，從高中直接招生。現在看來還不夠，還應當發展”。教育要兩條腿走路，要有重點。當然，“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關於學習的內容他也考慮了：學生的學習“基礎是數、理、化、外語，從小就可以學ABC。從小學到高中多搞點勞動”，大學要對口勞動。你們要到基地去，當然也要到農村去參加勞動。教師的教學內容是：“你們要搞電化教學，也可以用幻燈、錄音。好教員講課錄音下來，其他教員輔導。”當然，搞電視教學現在還沒有條件。至於教學時間的比例分配，他提出，“技術院校要三七開”，三分時間用於政治，七分時間用於業務﹔“軍事院校，要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政治院校，要六分政治四分軍事”。要注意培養學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與此同時，學校還要搞科研，因為教學和科研是分不開的。“隻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進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

由上述鄧小平的談話可見，關於軍隊院校的辦學指導思想、內容、方法、科研等問題，他都有長期的思考。正因為如此，在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4個月之后包括軍隊院校在內的全國高校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在他的果斷拍板下實施了。

現在不打仗，“用什麼來提高干部，提高軍隊的素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還不是要從教育訓練著手？要把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的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這個方針具體化”

“軍隊過去主要是靠打仗訓練干部，現在不打仗，主要靠學校訓練干部。”現在當一個步兵連長就不容易，配屬你炮兵、坦克，還要對付空中敵人，這就不簡單了，“不訓練怎麼行”？！這是1977年8月23日，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僅一個月以后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中強調的重要觀點。

的確，“四個現代化”中有個“國防現代化”。但是，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不久，部隊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很多同志擔心，軍隊能不能順利地實現現代化？還有同志擔心，軍隊經過林彪、“四人幫”集團的長期破壞，“如果不很快整頓，遇到敵人進攻還能不能打仗”？事實表明，這些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鄧小平在這次軍委座談會上就一連串地提出問題：“軍隊怎樣整頓？怎樣准備打仗？怎樣把軍隊搞好？”他認為隻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談到國防現代化問題。

那麼，解決這些問題從何著手呢？除了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和交流干部外，還需要考慮和解決哪些問題呢？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會上討論陸軍軍、師編制時的講話中追述道：1975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時候，在我的講話中提出一個原則，“就是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要把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為什麼這麼講呢？在他看來，因為我們的軍隊過去是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鍛煉成長的，那時提升干部主要靠戰場上考驗。他提問道：現在不打仗，你根據什麼來考驗干部，用什麼來提高干部，提高軍隊的素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緊接著，他反詰道：“還不是要從教育訓練著手？”就是“要把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的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這個方針具體化”。

例如，要把優秀的團營級干部放到學校，學習年把再提升，不要統統放到現職。營到團，團到師，再過年把到軍甚至軍區，這樣比較穩妥一些。到學校可以比較系統地學習，陸海空的知識很多，不學點知識，當團長不容易，當連長也不容易。因此，鄧小平認為，1977年8月的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把訓練放到戰略位置上，我看是有道理的，“現在沒有打仗，就是靠訓練”。與此同時，軍隊現在的很多顧問，至少可以去學校講講課，作作報告。教材要組織人修改、編寫。

鄧小平說，具體講就是要從兩個方面去做。第一，部隊本身要提倡苦學苦練。“我們解放軍要有自知之明，要靠自己恢復名譽。”部隊要加強政治教育，加強紀律性，要從勤學苦練當中學本領。“軍隊的好傳統、好作風，也要從苦練當中恢復和培養起來。軍隊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覺悟，靠勤學苦練。”不苦練不僅不能提高本領，還會出事故。第二，就是“通過辦學校來解決干部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要看到我們各級干部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都很不夠這個現狀。承認我們哪些方面有缺點，哪些方面還不足，這就是克服弱點和缺點的起點，是解決問題的起點。

所以，鄧小平主張：“要把原有的學校，除個別的外，基本上恢復起來。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學校去訓練。”作為長期擔任政治委員、總是被部下熟稱為“鄧政委”的鄧小平，首先強調的就是培訓政治干部。他說：現在訓練政治干部的學校很少，要增加。例如，從抗日戰爭開始，我們就感到政治干部缺，解放戰爭也感到政治干部缺。選軍事指揮員比較容易，選政治干部就比較難，至少過去第二野戰軍是這樣。他相信這是一個普遍的狀況。經歷過各個歷史時期的鄧小平十分清楚：抗日戰爭時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后來政治干部除了老紅軍以外，就是靠這批人，就是從這批“三八式”裡邊選出的。他問大家：現在合格的連指導員有多少？合格的營教導員有多少？合格的團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有多少？“所以，訓練政治干部的學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個學校既訓練軍事干部又訓練政治干部，也可以專門辦政治學校。這個問題可以研究。還有，“各軍兵種的技術專業學校，都要恢復起來，如果不夠，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並”。

軍隊院校怎麼辦？鄧小平總結戰爭年代以來辦校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訓練干部，選拔干部，推薦干部”。用形象化的語言說，就是各級學校本身要起到集體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說起到集體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認真學習現代化戰爭知識，學習諸軍兵種聯合作戰”。不但高級干部要學，連排干部也要學，都要懂得現代化戰爭。連長給你配幾輛坦克，配個炮兵連，還要進行對空聯絡、通信聯系，你怎麼指揮？營、團、師、軍怎麼指揮。第三，“恢復我們軍隊的傳統作風”。概括地說，這種作風就是艱苦奮斗的作風、實事求是的作風、群眾路線的作風。要在學校裡培養這種作風，並把它帶到部隊，發揚光大。不能像前些年辦學校的辦法，要講一點有用的東西。實際上，他在這時就提出了后來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闡明的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點。在提出上述要求后他謙虛地說：提出這三個要求，夠不夠？請大家研究一下。

辦軍隊院校要按照上述三個要求力求達到一個目的。鄧小平設想：用五年或更多一點時間達到這個目的，即“使干部隊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強，比較年輕化，特別是戰斗部隊的干部更要年輕些，使我們的干部能夠掌握一些現代化戰爭知識，並且有好的作風”。總之，通過軍隊院校培養訓練推薦的干部，一是要有現代化戰爭的軍事知識和指揮、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風。基本上按這個要求，更新我們的干部，特別是戰斗部隊的干部。

鄧小平主張，辦軍隊院校還要有各個級別、區別各個層次：有高級、中級、初級。高級的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后勤學院。現在的軍政大學要分開。海軍、空軍也有高級的學校，各特種兵、技術兵種也有高級的學校﹔還有中級的、初級的。一個師有教導隊，訓練班長和排干部。大軍區訓練營連干部。高級學校訓練團以上的干部。大體上這樣區分是適當的。

其間，鄧小平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建議：軍隊高級學校的學員應該以團的干部為主，加上一部分優秀的營的干部，同時訓練軍師干部。理由何在？他的解釋是：“就是為了能使作戰部隊指揮員年輕化或比較年輕化。”他設想，到五年以后盡最大可能達到這一點。政治干部的年齡可以稍大一點，但也不能太大。其實，1975年鄧小平就提出，連指導員的年齡可以稍大一點，多積累些經驗，可以做細致的思想工作。由此類推，各級政治干部的年齡比軍事干部可稍微大一點。軍事指揮員要年輕一點，但不排除個別身體好的人年齡也可以大一點。

對於在學校學習得好，指揮、管理能力比較強的，現代化戰爭知識學得比較好的，而且思想作風又好的干部學員，鄧小平指出，學校可以推薦，營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團，團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師。當然，大量的干部還要回到原工作崗位，因為我們隻有那麼多軍、那麼多師。在部隊搞兩年，再把這一批優秀的師干部、團干部“回爐”一年，調回來再學習，主要是加深現代化戰爭知識，然后把好的師的干部提拔到軍，好的團的干部提拔到師。這樣就可以在五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內，實現作戰部隊干部的年輕化。海軍和空軍的指揮員也應該這樣。

鄧小平上述關於開辦軍隊院校的指導思想、方針、內容、要求、方法、目標等重要思想的提出，為我們軍隊經過撥亂反正走向國防和軍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指出了明確方向，在今天也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當年我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但是在反教條主義過程中，我保護了劉帥”

正當鄧小平領導部隊軍事院校建設不斷提速的歷史進程中，卻遇到了怎樣看待曾經干擾軍隊院校建設和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歷史上“反教條主義”運動的困擾。

原來，1958年春夏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做出的《關於加強院校工作的決定》指出，在全軍院校和部隊的教育訓練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會議先后點了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等同志的名，認為反教條主義斗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斗爭”，“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會議揪出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強迫正在南京住院治病的劉伯承進京作檢討。會議之后，全軍自上而下地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和“單純軍事”觀點的教育和斗爭。全軍開展了“反教條主義”運動，錯誤夸大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過程中某些失誤，在我軍借鑒外軍即原蘇聯軍隊經驗問題上發生的認識上的偏差。結果，不僅反掉了教育訓練在軍隊建設中的戰略地位，而且成為建軍新階段指導思想出現左的偏向的起點，為1964年軍隊院校整風、1965年批判軍隊“大比武”、1966年全軍指揮院校大規模焚燒教材圖書、1969年全軍大砍院校等一系列偏差作了鋪墊，對軍隊建設直接造成了嚴重消極影響。1980年秋，當全軍向現代化、正規化轉變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等開始否定“反教條主義”，為軍隊院校建設掃除了障礙。

為“反教條主義”這一歷史公案平反並非易事。當年受到迫害的同志，曾多次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寫信，要求予以平反。事實上，早在1973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工作時，就已經表示，要糾正“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錯誤。同年8月，他在一份申訴信上明確批示：“反教條主義”是一件歷史公案，拖了多年，當年受到迫害和沖擊的同志，要求做出正確結論，是合理的。1978年11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總政治部發出通知，撤銷了蕭克、李達等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的錯誤結論。此前，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提出，“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極大地推動了全軍院校的恢復重建工作，半年內院校從84所恢復到115所。

1980年1月，中央軍委調整了總參謀部領導班子，楊得志任總參謀長，楊勇、張震等任副總參謀長。新一屆總參謀部領導班子組成不久，總參黨委決定以教育訓練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召開“801”會議，研究調整軍事戰略方針﹔二是召開中斷16年的全軍院校會議，即第十一次院校會議，調整有關事項，使院校的教育訓練正規起來﹔三是召開全軍軍訓會議，研究部署部隊的訓練工作。4月，三總部向中央軍委上報了關於開好3個會議的請示報告。特別建議：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14年來院校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總參有關首長通過視察北京以外地區院校，在京召開軍事、政治、后勤三大學院領導同志匯報會，了解和聽取各方面對開好院校會議的意見和建議。大家普遍反映，擔心再來一次“反教條主義”，或者批判“大比武”，被戴上教條主義、“單純軍事觀點”的帽子。他們強烈呼吁，第十一次院校會議隻總結“文化大革命”以來14年的歷史遠遠不夠，應該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31年來軍隊院校工作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別要對“反教條主義”做出正確結論。

為此，總參黨委首先查找當年的檔案材料，力求把情況搞清搞准。軍訓部將檔案材料報上來，總參首長一看都為難了，原來當年“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是當時擔任總書記的鄧小平。這個問題平反不請示他恐怕誰也不好講。經再三斟酌，黨委會委托楊得志、楊勇、張震當面向鄧小平請示。

根據《鄧小平年譜》記載：國慶節前夕，鄧小平在住所會見楊得志、楊勇、張震，聽取關於召開第十一次全軍院校會議有關情況的匯報。在楊得志匯報到他要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准備講19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但擔心會反到鄧小平的頭上時，鄧小平表示：“可以講。”他說：“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后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有人對我說，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沒有一個好的司令，我這個政委怎麼行呢？”他們專門詢問了“反教條主義”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這件事。鄧小平聽后當即果斷評價說：“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他還回憶說：當年我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但是在反教條主義過程中，我保護了劉帥。我曾對毛主席說，你不是說二野能打仗嗎？沒有司令員，哪有我這個政治委員，打仗主要靠司令員。其實，鄧小平的這些話，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的一次會議上就講過。當林彪在會上說二野打仗主要靠鄧時，鄧小平說，不對，我只是個政治委員，沒有劉，哪有鄧。楊得志等三位聽了鄧小平的話，如釋重負，深為他對待歷史問題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勇於撥亂反正的立場與胸襟所折服。

時至1986年，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了那次批判，黨中央在劉伯承的悼詞中寫道，“1980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也是中央一致的意見”。

鄧小平一錘定音，為開好全軍第十一次院校會議，解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

1980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全軍第十一次院校會議在北京召開，全軍115所院校的院（校）長、政委，三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主管教育訓練的領導和職能部門的代表，共449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首先全面總結了新中國成立31年來軍隊院校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幾個重大歷史問題，其中包括“反教條主義”問題，澄清了是非，為院校恢復了名譽。

1981年9月19日，鄧小平赴華北檢閱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他在演習講話中公開為軍隊正規化建設恢復了名譽。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久病辭世。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再次強調：“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經他親自審定，《悼伯承》一文被收入這部重要著作中。盡管鄧小平否定“反教條主義”沒有採取下發文件的形式，但在他的指導下，第十一次院校會議以來，全軍院校大步前進、大膽改革，各項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果，院校建設指導思想實現了戰略性轉變，使院校建設向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大大邁進了一步。

1985年12月，根據鄧小平等指示，軍事、政治、后勤三大學院合並，組建了全軍綜合性指揮院校——國防大學，實現了我軍最高學府的重大改革。鄧小平對國防大學十分關心，親自題寫了校名、研究生院院名，親自審定了國防大學第一屆領導班子成員的組成，批准了對學校建設具有根本指導意義的139號文件。

“現在我們一定要承認我們的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差很長的一截。要承認我們軍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

在和平年代，提高部隊戰斗力必須進行軍事訓練和部隊院校學習，而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則是提升軍事訓練和部隊院校學習水平的必由之路。因此，鄧小平始終重視發展我軍的軍事科研工作。20世紀50年代，當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葉劍英提出創建軍事科學院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就表示擁護。20年后，鄧小平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了軍事科研領域，提出了“發展我國軍事科學”的任務。

1978年3月15日，軍事科學院迎來了建院20周年華誕。鄧小平與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一起來到軍科院，他睿智的目光中流溢出親切而溫和的笑容。合影結束后，他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聽取了匯報，不時插話詢問一些問題。他還專門題寫了“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的題詞。這個題詞，既毫不含糊地要求我們要“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又強調要“研究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而學習和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要著眼於其運用，著眼於對現實軍事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因而他又提出了一項根本性的要求——“發展我國軍事科學”。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完整的軍事科研的指導方針。

在傳達和組織學習中，題詞立即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題詞后半個月，軍事科學院即向中央軍委提出了編印《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的請示。請示獲批后，軍科立即組織得力人員開展這一工作。該書於1981年4月正式出版發行，較好地滿足了全軍學習急需。為系統地整理毛澤東軍事文獻，更好地學習與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軍事科學院聯合承擔了編輯《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的工作任務。經過兩個單位編輯人員8年多共同的艱苦努力，1993年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這一有重大意義的工程全面完成。鄧小平對此事一直非常關心，又一次揮筆，為《毛澤東軍事文集》題寫了書名。此外，經各方通力合作，《朱德軍事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葉劍英軍事文選》等陸續推出，為全軍特別是中高級干部系統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提供了必備的教材。

在鄧小平題詞精神鼓舞下，一批有分量、有新意的專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科學體系》《毛澤東思想研究大系·軍事卷》《毛澤東軍事戰略論》等應運而生，一系列學術活動積極組織開展了起來。1983年12月，在毛澤東誕辰90周年之際，軍事科學院召開了首屆毛澤東軍事思想學術討論會。此后，1987年8月，又在大連召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與國防現代化”學術討論會﹔1990年9月，在合肥召開了全軍毛澤東軍事思想學術討論會。1993年，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受總政委托，又組織召開了全軍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理論研討會。這些學術活動在實踐中貫徹了鄧小平關於“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題詞精神。

1975年開始領導全面整頓時，鄧小平就提出了包括軍事科研工作在內的軍隊建設，一定要跟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世界軍事的發展的觀點。他說：“現在是合成軍隊作戰，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裡也有，不是過去的小米加步槍了。”1977年他指示軍事科學院要盡快會同有關部門解決我軍院校新一代的教材問題，“要有現代化戰爭的知識，坦克、飛機，天空、地面、海上，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等等。”同年8月，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他又振聾發聵地指出：“現在我們一定要承認我們的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差很長的一截。要承認我們軍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承認這個現實，就要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就要加快我軍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時隔半年，鄧小平在為軍事科學院的題詞中，鮮明地指出“研究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表明了他對軍隊建設和國家軍事斗爭准備的關注點，體現了他對軍事科研工作者的厚望。關於“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鄧小平在1977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們歷來的經驗，就是用劣勢裝備打敗優勢的敵人，因為我們進行的是正義戰爭，是人民戰爭。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

1979年9月，軍事科學院向中央軍委提出建議，認為“我國的戰略方針應採取積極防御為主。至於誘敵深入，隻能是某些戰略或戰役方向上，在一定時間內的作戰方法，而不能作為統管戰爭全局的戰略方針”。對此，鄧小平和葉劍英等深表贊同。在1980年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御’四個字。‘積極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個防御，防御中有進攻。”1986年，中央軍委賦予軍事科學院計劃和協調全軍軍事學術研究工作，為軍委、總部決策提供戰略性建議和咨詢的任務。

1979年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當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向鄧小平匯報了建立軍事運籌分析研究所的想法后，他當即表示支持，說：“好嘛，這個決心應該下，在這方面投入點錢是值得的。”在他的直接關懷和支持下，軍事運籌分析研究所很快建立了起來。“要提倡學術交流”是鄧小平在發展包括軍事科學領域研究事業方面的一個重要觀點。在1977年8月8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系統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任何一項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個人努力的結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個新的科學理論的提出，都是總結、概括實踐經驗的結果。沒有前人或今人、中國人或外國人的實踐經驗，怎麼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論？搞封鎖是害人又害己。”1987年3月，為了活躍學術氛圍，擴大同國內外軍事學術界同行的聯絡與交流，促進群眾性軍事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經中央軍委批准成立了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鄧小平為學會的會刊《中國軍事科學》題寫了刊名。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在聯絡和組織軍內外軍事科研力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組織了一系列軍事學術活動，推動了軍事科研的發展。1987年，在軍事科學院准備慶祝建院30周年之際，鄧小平又應邀為軍事科學院題寫院名。

鄧小平說過，哲學、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決不能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這些研究是理論工作的任何巨大前進所不可缺少的。研究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既是我軍建設與作戰的現實需要，也是發展我國軍事科學的需要。遵照鄧小平指示，軍事科學院在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軍事科學體系、加強學科基礎建設方面的同時，不斷拓寬研究領域，不斷充實和深化骨干學科的研究，同時還開辟了國防經濟、軍事管理、軍事心理、軍事法等一批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學科體系，在軍事科研的各個領域，例如軍事思想、戰略、戰役、戰術、軍隊指揮、軍制、軍事歷史、軍隊政治工作、軍事后勤、國防經濟、國防動員、國防教育等，都推出了一批學術專著。飽受風霜苦，十年磨一劍，1997年，在我軍建軍70周年前夕，軍事科學領域內的一項重大的基礎性工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面世，從而結束了我國沒有軍事百科全書的歷史，樹立了我軍軍事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重要的裡程碑。鄧小平始終極為關注這一工程，又親自為全書題寫了書名。

（來源：《黨史文苑》2014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