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談會

引領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談會

羅平漢

1977年8月召開的科教工作座談會，是鄧小平復出后主持的第一個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不僅對於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復高考的一次重要會議。

鄧小平自告奮勇分管科教工作

1977年3月中旬，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總結粉碎“四人幫”以來5個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勢，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務。陳雲在向上海代表團提交的書面發言中，率先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並認為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會上也作了有類似內容的發言。他們的發言內容在會內外傳開后，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次會議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表示，鄧小平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隻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再次復出對於鄧小平來說，並非僅是官復原職的問題，而是有了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機會。此時他所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榮辱得失，而是如何著手在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進行撥亂反正。在即將復出之際，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將科教工作抓上去的問題。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將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和李昌找來，談了自己對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說：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關鍵在中學，中學又以小學教育為基礎。中小學現在接不上茬，10年沒有好好上課，數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數中學教師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點小學、重點中學。要加強教師的配備。要重新審定大中小學的教材。過去沒有吸收外國先進的東西。抓科研要注意選接班人。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時，再次表示：我出來工作的事定了，至於分工做什麼，軍隊是要管的，我現在還考慮管科學、教育。他強調：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此時，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雖然有所起色，但由於“兩個凡是”的影響，社會主義建設於前進中徘徊。面對這種局面，鄧小平決心以教育和科學作為突破口，實行全面的撥亂反正。

中央全會一結束，他就對中共長沙工學院（即后來的國防科學技術大學）臨時委員會正副書記張文峰、高勇說：我主動提出協助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學。要繼承人類的知識。自然科學和語言一樣沒有階級性，哪一個階級掌握了，就為哪一個階級服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都是中國人發明的，外國人還不是學去用了，並且發展了。他還說：科學技術人員，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科技人員真正出成果是在30多歲到40多歲。對技術人員，隻要努力鑽技術，在技術上有貢獻的，就應支持。

過了幾天，他又將中科院負責人方毅和李昌找來，專門談科研工作，並指出：科研單位的任務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黨委領導下的所長分工負責制，要把政治、業務、后勤三大系統搞好﹔要把有作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單，填出表格，對這些人要給予適當照顧﹔要從全國選拔人才，組織科研隊伍。他還表示，科研人員的房子問題，兩地分居問題，經費問題，都要逐步解決。

7月29日，在聽取方毅、劉西堯等人關於教育工作的匯報后，鄧小平表示：要進口一批外國的自然科學教材，結合我們的實際編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課。要組織一個很強的班子編寫大中小學教材。要抓一批重點大學。重點大學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應納入國家規劃。重點學校首先要解決教員問題。清華、北大要恢復起來。要逐步培養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學重點學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師的待遇。要加強外語教學，要搞電化教學。

8月1日，再次同方毅、劉西堯談教育問題時，他指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盡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根本大計是要從教育著手，從小學抓起，否則趕超就變成了一句空話。重點大中小學校，數量不能太少，現在要立即著手指定。兩條腿走路，但要有重點。重點大學就是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歸根到底，還是要把小學、中學辦好，這樣大學就有希望了。編寫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進的東西，洋為中用，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從最先進的東西教起，一開始就啟發學生向著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這就有希望了。現在比較急迫的問題是教材問題，還有教師隊伍問題。教材要精簡，大學的教材也應精簡。要派留學生出去，請人來講學，把願意回國的科學家請回來。要發展科學教育文化事業，就需要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進行正確的評價。鄧小平說，毛主席說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好的。“四人幫”另搞一套，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勞動人民都要知識化嘛！如果照“四人幫”的說法，到了共產主義，人們豈不都成了“臭老九”嗎？總之，要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任何時候都要注意他們世界觀的改造。要提倡尊師愛生，現在要特別提倡尊師。

座談會上科學家的呼吁

為傾聽科教界的意見，了解科教工作的實際情況，打開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鄧小平決定主持召開一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提出，座談會要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按照鄧小平的意見，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別在各自系統找了吳文俊、童第周、嚴東生、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吳健中、查全性、潘際鑾等33位研究員、教授代表，其中年齡最大的是82歲的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最小的是31歲的中國科技大學教師溫元凱。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召開，除了33位代表，還有中科院負責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李琦、李琦濤，以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等人參加。

座談一開始，鄧小平就開門見山說：邀集這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請大家一起來研究和討論，科學研究怎樣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樣才能適應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適應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要求。他接著說：這個世紀還有23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究竟從何著手？看來要從科研和教育著手。一講科研，就離不開教育。現在科研人員后繼乏人。科研人員來源可以從生產單位直接選拔、培養，但大量的還是靠大學，特別是尖端科學和理論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學辦好。但教育隻抓大學，不抓中小學不行。好多知識，要從小學開始打好基礎。像語文、算術、外文，就要從小學抓起。他還說：這幾年“四人幫”對科學工作、教育工作，對各行各業破壞極大，對我們國家是一個大災難。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損失的時間搶回來。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見初效，10年見中效，15年見大效？鄧小平鼓勵參加會議的人員暢所欲言，有什麼好意見都講出來。發言可長可短，可以講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隨時插話，把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

復旦大學的蘇步青首先作了發言，著重談了科技隊伍的建設問題。他說，“四人幫”對大學的破壞極為嚴重。王洪文的一個小兄弟在復旦大學胡作非為，說什麼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讓搞科研，把人統統“派出”去。復旦大學的數學研究所被他們搞垮了，設備調走，資料搞得殘缺不全，幾十名專業人員拆散了。我領導的微分幾何小組有18個人，有的調走，有的改行搞採購，隻剩下兩個人。粉碎“四人幫”后，形勢越來越好。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要把科技搞上去，我們充滿著信心。但是，也要重視困難。現在一個突出問題，是缺少25—35歲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還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礎理論要靠青年人。二三十歲搞不上去，年紀大了就更不行了。為了解決科研人員的來源，蘇步青認為，隻要選拔優秀的青年，採取得力措施培養，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蘇步青發言時，其他人也紛紛插話，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員學非所用，散在各處，應當採取措施，經過調查作必要的調整，做到人盡其才。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中國醫學科學院的黃家駟、武漢大學的查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1965年在高等院校學過幾年基礎課的人，挑選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齡較輕、學習成績較好的再加以培養。這比現在從頭培養起要快得多，可以部分地改變最近這幾年科研隊伍缺少接班人的嚴重狀況。

吉林大學的唐敖慶緊接著談了我國科研工作與美國的三大差距：一是科學實驗的手段，美國是20世紀70年代水平，而中國的高等學校的實驗手段，比較好的也只是6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專業科研隊伍的數量和業務質量，兩國相差較遠。美國的重點大學以很大力量放在培養研究生上。中國的重點大學也應該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養研究生上去。三是美國科研工作中，基礎理論和比較遠期的應用性科學研究所佔比重比中國大。美國高等學校主要力量都放在這兩項研究上。就全國來講，這兩項研究力量也佔一半左右。因此，科學儲備強，實際問題來了就解決得快。中國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必須加強這兩方面的研究力量。

唐教授在談到大學教育質量的問題時，與會者也認為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鹽所的嚴東生、有機化學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鄒承魯等認為，現在高等院校專業分的太細，再加什麼“典型產品教學”，學生學的知識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統，到科研單位工作很困難。清華大學的何東昌說，“四人幫”瘋狂破壞基礎課教學。1972年還算是這些年來情況較好的一年，基礎課主要是中學課程，全年隻有一百多學時，也就是三四個星期學的大學課程﹔1974年，連中學的水平也達不到了，現在還有20%的人在學初等數學。工程物理系三年級學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學生連中學學的牛頓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談過程中，鄧小平插話說，要把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放到教材裡去，把數理化和外文的基礎打好。小學、中學的水平提高了，大學的情況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丟掉。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大學可以直接從高中招生。大學要辦得活一點。有些青年成績好，沒畢業就可以當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轉入研究生。過幾年后，大學要重點培養研究生。這樣做，研究人員成長得快。這是個方針問題。這樣出人才會快些。

8月5日座談會繼續。上午第一個發言的是中科院長春光機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訴“四人幫”殘酷迫害科技人員的罪行。他說，“四人幫”胡說科技界的特務，像香蕉一樣一串一串的。“四人幫”在長春光機代理人說什麼“文化大革命前，光機所被走資派、叛、特、反所把持”，“敵人發展特務比我們發展黨員還快”，“有些人這邊參加共產黨，那邊參加國民黨”﹔還說光機所有8條又粗又黑的黑線，什麼美蔣特務的線，蘇修特務的線。他們採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特務集團冤案，有216個人被隔離審查，有100多人被勒令進“學習班”作檢查交代，有5個人被押至公安機關，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員、工程師、工人、干部共10多人。

緊接其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鄒承魯的發言，談話的主題是如何把科研搞上去。他說，28年來，我國科學工作的發展，總的說，速度不算是很快的。1956年制訂科學規劃以后，有一段發展比較快。分子生物學，國外是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我們那時也注意到了。60年代初期，我們做了不少工作，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比較小，而且還有很出色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質。這幾年，由於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的破壞，差距又拉大了。美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學方面，有6種主要刊物，每年發表文章3.3萬頁。我們現在每年隻有300頁，僅及人家百分之一。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差距。因此要充分發揮現有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水平，更應當千方百計保証科研人員從事科研業務的時間，至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時間搞科研。他還說，“文革”時期高校招生的方針應當修改。今后一定要有考試考查制度，審查主要由招生單位負責。特別是科研機構招收研究生，還應當征求擔任導師的科技人員的意見。科學院應逐漸做到干部來源以研究生為主。

下午座談會上的發言，有南開大學的楊石先和中科院計算技術所高慶獅。楊石先說，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教育是基礎。科學和教育一起抓，是非常正確的，二者有著很密切的聯系。必須要有很強大的技術隊伍，才能把科學技術搞上去。現在高等學校的科研力量佔全國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應當充分發揮這支力量的作用。在發言中，楊石先就如何把科學技術搞上去，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成立國家科委，統一管理和協調全國科學技術工作。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有相應的機構。（二）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優秀科學人才。（三）要採取措施，把中年教師從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四）在中國駐美聯絡處設一個科學教育秘書，加強同在美國的美籍華人學者的聯系。

高慶獅著重談了如何調動和充分發揮中年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問題，他說，四五十歲的科技人員，現在大都是科研機構裡的骨干。尤其是在計算技術這些新技術領域，我們國家是1956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有經驗的老科學家比較少，主要擔子就落在40來歲的中年人身上。要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有一些問題必須妥善解決。當前最緊要的是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要解決思想問題。粉碎“四人幫”，大家感到心情舒暢。但是有些同志心有余悸，覺得過去滿腔熱情，想好好干一番，結果被扣了修正主義苗子等一大堆帽子，現在有點“看破紅塵”，怕“冒尖”，怕當專家，免得今后運動一來首當其沖。二是要有組織措施。這些中年科技骨干，大都擔負較重的研制設計任務或一定的業務領導工作。應當考慮讓他們騰出更多的精力時間，發揮專長，從事基礎研究，在科研上多作些貢獻。有的人應當給他配備助手。三是創造必要的條件。有一些技術骨干，因為夫婦長期分居問題解決不了，陸續調走了一些。中年科技人員一般都有家庭負擔，買書很困難。可否允許他們提出一定數量以內的書籍名單，由研究機構買來，較長期的借給他們閱讀使用。

座談會期間，鄧小平不時插話。當有人談到科研教學儀器設備破壞嚴重的問題時，鄧小平插話說：高等學校科研教學儀器設備損壞的，有的要修復，有的要補充，有的要重新購置。當有人談到業務人員改行的問題時，他指出：要進行大量調查，要克服“用非所長”，做到“各得其所”。在鄒承魯提到科研要全力以赴、保証時間問題時，他強調：你們提出保証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前邊要加上“至少”兩個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許，也要鼓勵。對於與會人員談到的如何提高大中小學教師水平問題，他強調：大家提到大學的有些內容可以放到中學去講，中學的有些內容可以放到小學去講，這樣不管是大學、中學還是小學的教師，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課程，就有一批教師不合格，大家考慮到底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堅持兩條腿走路，水平比較高的，叫做重點，重點大學、中學、小學。但是不等於非重點學校就不出人才。重點大學應當主要從重點中學招收學生。這樣解決教師缺乏問題比較容易一些。教師自己要提高。在國外願意回來的中國人，堅決請回來。

決定恢復高考

8月6日座談會繼續舉行，集中討論教育工作中亟待解決的若干問題。上海交通大學的吳健中說，教育戰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其后的“十一年”究竟應當怎樣估計？下面議論是很多的。“十七年”培養了那麼大量的知識分子，現在大都是各條戰線的骨干，為什麼還說是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呢？各條戰線盡管受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有輕重之分，但卻同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為什麼其他各條戰線如科技、衛生等都是以紅線為主，唯獨教育成了黑線統治呢？吳健中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教育革命”提出質疑。他說，就教育革命說，講成績很大，我是懷疑的。招生走后門，教育制度搞亂了，學生的政治質量業務質量都下降了，還說成績很大？應當實事求是，總結經驗教訓。

清華大學潘際鑾說：對“十七年”和“十一年”的估計還沒有解決好，教師普遍持觀望態度，不能甩開膀子大干。希望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能明確地回答：（一）“十七年”到底黑在什麼地方？哪些是黑的，哪些還是正確的？（二）“十一年”（指1966年以來）哪些是新生事物，必須堅持？（三）“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究竟在些什麼地方？

如何評價前“十七年”的科教工作，與會人員極為關心。他們認為，打倒了“四人幫”，思想大解放，但是教育戰線思想並沒有解放﹔各行各業大干快上，而教育戰線還邁不開步。什麼原因呢？關鍵是如何正確地評價前“十七年”和其后“十一年”，分清路線是非，這樣才能調動廣大干部、教師的積極性。

武漢大學的查全性說，如何准確地、完整地領會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體系，是個突出的問題。應當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體系，正確估計“十七年”和“十一年”。我作為一個黨員，要如實地反映情況。絕大多數教師對“十七年”的兩個估計想不通，感到泄氣，教書倒霉，教書危險，灰溜溜的。“十七年”各行各業都是紅線，為什麼唯獨隻有教育是黑線呢？

中國農林科學院金善寶說，解放前農學院沒有幾個，解放后我國農業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每省都有農學院，培養了許多人才。解放后，在毛主席領導下，開展了土改、農業合作化的運動，我們農業院校都是堅決擁護的，並積極幫助農村搞規劃，發展生產，這些都是紅線。教育和科技是孿生兄弟，科技是紅線，教育也應當是紅線。修正主義路線確有嚴重干擾，那也應當“三七”開。

對於如何看待“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績問題，鄧小平插話明確表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並且做出了貢獻的。我在三中全會上講了毛澤東思想體系問題，也講了知識分子問題。“老九不能走”，說明知識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個教育思想體系。從馬克思到毛主席，都認為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無非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的區別。工人在井下和高溫條件下工作是高強度，但教員的勞動強度也不低，辛苦得很。當小學教員工資低、待遇低，勞動強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員的勞動強度低。把教師搞得灰溜溜的，那怎麼行？

下午的座談會上，武漢大學的查全性強烈呼吁採取堅決措施，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切實保証招收新生的質量。他說，招生是保証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証，其原因：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教授認為現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個嚴重弊病：一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佔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二是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制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系是上不了大學的，這一點比“文化大革命”以前還嚴重。群眾反映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十七年靠分，現在靠權。解放前，我們沒有錢，現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三是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學不需憑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查全性就改進招生制度，提出了幾點建議。他說：招生的總原則，應該是在無產階級政治挂帥的前提下，要從制度上保証錄取政治上、業務上優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選人才。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報考招生制度，（一）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漏試題。（三）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志願選擇專業。查教授認為，隻要採取了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十分顯著的效果。他最后說，一定要當機立斷，隻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的一番話，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大家紛紛發言，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採取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費損失可就大了。

聽了大家的發言，鄧小平改變了“恢復高考可能需要一年的准備時間”的想法，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后，當場決斷：改變現行招生辦法，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

鄧小平還接著說：招生涉及下鄉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過去允許自報三個志願，到學校后再分專業。如果來得及就從今年開始改，不要耽誤。招生十六字方針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十六個字的建議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裡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一些，不同意報考怎麼辦？我取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現在青年中想升大學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試。選拔研究生也要考試。大學招生不管是從哪條路子來的，都要確保質量。

由於鄧小平的這個表態，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之后，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區相繼舉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

“尊重勞動，尊重人才”

8月7日，座談會繼續舉行。在上午的發言中，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嚴東生，就制定科技規劃的依據、科研組織管理以及引進新技術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關於制定科技規劃的依據，他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二是注意我們國家的特點，三是要參考借鑒國際科技發展動向、發展趨勢。隻有在綜合分析這幾個方面情況的基礎上，才能在制訂長遠規劃時選擇正確的科學方向，確定正確的技術政策。必須組織好社會主義大協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做到分工明確、協作密切、步調一致，避免重復浪費，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重要的是引進新技術后，很好地加以消化，真正做到“一用、二批、三改、四創”。他舉例說，上海仿制波音707型飛機，只是花很多人去測繪，搞成分分析，依著葫蘆畫瓢，根本沒有科研，沒有吃透其中的技術關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就不可能做到在人家已有的基礎上前進。

在嚴東生的發言過程中，許多人紛紛插話，表示贊同他的建議，認為應盡快成立國家科委，歸口管理全國科技工作。西安交大的程遒晉和清華大學的潘際鑾等還提出，高等院校應當是國家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的方面軍。過去“四人幫”瘋狂扼殺高校的科研工作。建議今后大力加強高等院校的科研，可以在高校建立研究所(室)，有專門的科研編制。

8月7日下午，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金善寶著重介紹了農科院的現狀。他說，現在的農科院是農業、林業，還有水產三個研究機構合並而成的，目前還有1500人，佔原有人數十分之一。顧名思義，農業科學院應當搞科學研究，但實際上差不多成了一個管理機構，研究人員很少。有的研究人員下放已8年了，貧下中農說，我們這裡不缺勞動力，希望幫助他們提高技術，治理病害。可是連顯微鏡、瓶瓶罐罐也沒有，怎麼研究？農科院有五六百畝農場，可是試驗田裡雜草叢生，高低不平。農科院的試驗場就靠這樣的手段，還遠遠不如一些人民公社的機械化水平。

在下午的座談會上，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就如何迅速把醫學科研搞上去發表了意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張文裕、數學所的吳文俊就重視和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問題也作了發言。

對於科學家們所關心的如何搞好科研工作的問題，鄧小平說，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廠、中廠，甚至小廠都要有科研機構、科研隊伍。不要隻看到科學院的科研人員，還要看到生產中的科研人員，這是大量的。不管什麼行業都得搞科學研究。產品質量不穩定，過不了質量關，這裡面有生產管理中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科學技術問題。要研究一下，有什麼束縛科學發展的緊箍咒，要消滅它。科學研究應當允許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這不要緊。搞不出成果就批評，探索不成功就批評，弄得大家不敢講、不敢做，那怎麼行！科學研究允許失敗，允許中間科研成果報廢。現在是科學研究太少，應當讓科技人員研究，要鼓動他們敢想、敢研究，給他們創造條件，鼓勵創新。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創新？

在座談會期間，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馬大猷、郝柏林，半導體研究所的王守武，華北農業大學的沈其益等，還就重視發展學派、建立學術中心，如何發揮大批三四十歲的科研人員的潛力，加速發展我國半導體科技事業，辦好農業大學等問題，作了書面發言。

在廣泛聽取科技、教育工作者的意見與建議后，鄧小平對科教工作的現狀、存在的問題有了更為全面深刻的認識，對於搞好科教工作的思路也更加清晰。8月8日上午，他作了《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講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講話一開始，他說，這次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向大家學習。外行管內行，總得要學才行。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雖然這次會議因為時間匆促沒有邀請社會科學家。通過這次座談會，我了解了一些情況，也開始了解了當前應該首先解決的一些問題。有些問題大家可能沒有全講出來，或者沒有時間完全講清楚，好在以后還有機會講。鄧小平在講話中總共講了6個問題：對“十七年”的估價，調動積極性，體制，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學風。

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鄧小平說，解決了對“十七年”的估計問題，恐怕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使大家放下包袱。就今天的現狀來說，調動積極性，現在要特別注意調動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要把從事教育工作的與從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的重視。一個小學教員，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業上，就是很可貴的。要當好一個小學教師是不容易的。當好教師，當好小學教員，終身為教育事業服務，應該鼓勵，應該獎勵。他明確表示，無論是從事科研工作的，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勞動者。“總之，要尊重勞動，尊重人才。”

他表示贊成大家提出的恢復國家科委的意見，認為需要有一個機構，統一規劃，統一調度，統一安排，統一指導協作。至於什麼時機合適？怎樣組成？是否把軍隊方面的科研也統一管起來？這些問題要經過中央、國務院研究，暫時不做結論。但不管採取什麼組織形式，都要搞統一規劃。他還特地講到發揮高等院校科研作用的問題，認為高等院校，特別是重點高等院校，應當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這一點要定下來。針對座談會上科學家提出的要保証有六分之五的時間用於科研工作的意見，鄧小平表示要保証科研時間，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他說：“我看，七天七夜搞科研，為什麼不可以？他一頭鑽到這裡面，應當允許。”

鄧小平還說，高等院校學生來源於中學，中學學生來源於小學，因此要重視中小學教育。要重視中、小學，要鼓勵那些一直熱心從事中小學教育的教師。當好一個小學老師，應當同當好一個大學教師同等光榮。當好一個小學教師付出的勞動並不比一個好的大學教師少，甚至更辛苦一些。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師的水平。前幾年教師不敢教，責任不在他們。現在要敢於教，還要善於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加強師資培訓工作。要請一些好的教師當教師的教師，大學教師要幫助中學教師提高水平。要把科學工作、教育工作搞好，具體措施是重要的。對於科教工作中遇到的許多困難，可以分別輕重緩急逐步處理和解決。對於科研人員有些必須解決而且也能解決的困難，要抓緊解決。

最后，他講到了學風問題。他說，在科學研究中，要尊重個人的興趣，尊重個人肯於鑽研的部門。要解決用非所學的問題。科學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學問，是不允許弄虛作假的。要反對互相封鎖、壓制討論，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交流。學術刊物要辦起來。鄧小平說，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培養一種好的學風，好的風氣，使我國的科學教育事業興旺發達起來，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多快好省地發展我國的科學教育事業。

鄧小平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與會的科學工作者和教育工作無不屏氣凝神傾聽。聽完鄧小平講話后，與會人員紛紛表示，鄧副主席對於科學、教育事業28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科學的評價。這對戰斗在科學、教育戰線上的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工人，是巨大的鼓舞。特別是鄧副主席對於教育戰線廣大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的充分肯定，這將大大調動他們長期受“四人幫”壓抑的革命積極性。隻要切實地實行講話中提出的一系列意見，必將使我國科學戰線、教育戰線出現嶄新面貌。

1977年8月的科教工作座談會，是鄧小平對我國科教工作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一次全面深入了解，從而使他形成了完成科教工作撥亂反正、開創新局面的基本思路。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科教工作的春天，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是從這裡開始它的序曲的。

（來源：《黨史文苑》2015年1月紀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