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抗日軍事統戰的基本內核是什麼

鄧小平抗日軍事統戰的基本內核是什麼

夏明星 龔圖文 高桃源

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曾說過：“全部抗日過程中，統一戰線依然應該是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各集團、各軍隊的統一戰線。”其中，“各軍隊的統一戰線”，就是軍事統一戰線。

軍事統一戰線，簡稱軍事統戰，它是在反對擁有強大武力的共同敵人基礎上，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其他武裝力量組成軍事聯盟共同對敵的重要軍事謀略藝術。

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小平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時），奔赴華北抗日前線。1938年1月，他又接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1943年10月，鄧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這時，彭德懷、劉伯承奔赴延安參加整風學習，鄧小平成為主持華北抗戰的主要領導人。在堅持華北抗戰期間，他始終關注如何發展壯大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問題，形成了豐富的軍事統戰策略思想。

“為鞏固統一戰線，我意必須避免第八路軍與其磨擦，緩和對立形勢，在某些部分上實行讓步”

1937年12月，山西閻錫山部大敗，八路軍則借平型關大捷之威挺進山西敵后落腳生根，這讓閻部對八路軍的猜忌防范之心加重。身在山西抗日前線的鄧小平，認識到要發展山西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必須對閻錫山部做出適當讓步，“至少不損害其利益”。12月11日，他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等，概述了山西境內國共兩軍的矛盾。

其實，12月2日、6日毛澤東曾連續致電朱德、任弼時等，指示要注意同山西軍閥閻錫山的關系，“避免與其作不必要的磨擦”，並“要加緊內部的統戰教育”。鄧小平的基本思路與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不謀而合。

1938年1月，鄧小平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與劉伯承一起領導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如何發展壯大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團結廣大國民黨友軍，是他一直關注的重點。1939年1月27日，在冀南抗日根據地一次黨內會議上，他諄誨與會者把握“我們工作的精神”：友軍怕我們瓦解其下層，我們要解除他的疑惑﹔發揚友軍特長，反對隻有八路軍才抗日的作風，對友軍勝利要宣傳，優待一切抗日軍人家屬﹔對友軍少批評多建議，要有誠懇的態度﹔要幫助友軍解決困難﹔對友軍態度要謙和，尊重他們及其家屬﹔配合友軍作戰，挽救友軍於危難，禁止挖牆腳，要幫助他們﹔大公無私地解決友軍與友軍間的糾紛。

1939年5月30日， 鄧小平在《解放》周刊撰文《在敵后方的兩個路線》，對於如何鞏固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必須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綱領﹔必須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讓的合作精神﹔必須各方面以民意為依歸﹔不僅要有各黨派、各軍隊之間的團結，而且要加強各階級之間的團結﹔必須嚴防敵人的造謠欺騙與挑撥離間。“ 我軍與華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漢奸石友三以回擊”鄧小平、劉伯承領導一二九師不遺余力地在晉冀豫地區積極發展與維護抗日軍事統一戰線，但是，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卻叫囂“寧肯匪化，不要赤化”“寧肯弄濫，不要八路軍干”。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定了以“軍事反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對晉冀豫地區部分國民黨軍的倒行逆施，鄧小平一貫主張“以斗爭求團結”。1939年8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命令一二九師部隊對張蔭梧部進行反擊。張蔭梧部全軍覆沒，張蔭梧隻身逃脫。

1940年1月下旬，原來保持中立的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六十九軍軍長石友三，指使部下向一二九師發動進攻，甚至勾結日寇，公開配合日軍“掃蕩”。2月3日，鄧小平與劉伯承簽發《冀南戰役政治保障命令》，指出：“我軍為了堅持冀南華北抗戰，與華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漢奸石友三以回擊。消滅石友三，就是消滅日本強盜的一部分。”同時，《冀南戰役政治保障命令》又強調對石部官兵開展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即在火線上喊話，動員被欺騙的官兵脫離石友三。對俘虜要優待，打破過去懼怕俘虜的觀念，反對打罵、虐待、搜腰包等行為，要認識爭取俘虜是補充兵力的主要來源之一，要爭取90%的俘虜補充部隊。很快，石友三部遭到痛擊，被逐出冀南抗日根據地中心地區。

1940年12月初，石友三因通敵罪証確鑿被處決。1940年2月初，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兼第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糾集鹿鐘麟、孫殿英等，又向太行、冀南大舉進攻。劉伯承、鄧小平決心反擊，一二九師參戰部隊由鄧小平統一指揮。3月5日2時，鄧小平一聲令下，戰役發起。經過兩天激戰，殲滅了朱懷冰第九十七軍主力及其他游雜武裝1萬余人，其中生俘7000余人。

擊退石友三部、殲滅朱懷冰部后，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再也沒有力量同八路軍鬧大規模的磨擦了。

“公開批評友軍，幫助友軍，使其下層及民眾知我之幫助及態度，以爭取及孤立頑固分子”

由於國民黨軍消極抗日一面日益顯露，鄧小平一改“對友軍少批評多建議”的態度，指出：對於那些無理的不利於抗戰的要求與主張，“應該加以嚴正的批評與拒絕”。1939年11月3日，他在太北軍政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擲地有聲地說：“公開批評友軍，幫助友軍，使其下層及民眾知我之幫助及態度，以爭取及孤立頑固分子。中心放在比進步，不放在消極抵制。”

“公開批評友軍”，不是要和國民黨軍撕破臉皮。1940年3月25日，毛澤東發出黨內指示：“現當整個西北、華北的反磨擦軍事斗爭告一段落之時，各方亟應加緊這種統一戰線工作，各軍事政治工作領導同志應負指導計劃之責。”同年12月31日，毛澤東又強調開展抗日軍事統一戰線：我們對於反共軍不但要注意打擊，而且要注意爭取，注意統一戰線工作，注意靈活地運用策略。”對此，鄧小平是深以為然並堅決執行的。

1941年3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討論冀南工作的會議上，鄧小平在談到“決定政策的原則”時，豐富了毛澤東的抗日軍事統一戰線思想，指出：大革命后期的錯誤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我們今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也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與斗爭兩方面的政策。在會上，他概括了對國民黨軍的態度：“對國民黨軍隊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盡量發展交朋友工作。”

1941年5月間，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國民黨25萬大軍不戰而潰，中條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區淪入日軍之手。時值國民黨軍對新四軍同室操戈4個月后，但戰斗在中條山附近的鄧小平與劉伯承，本著民族大義予以援助，盡力開展抗日軍事統一戰線。10月14日，彭德懷、左權代表八路軍前方總部向中央軍委的匯報電反映了這一點：“中條山戰役，友軍被俘士兵自八月底從正太路跳車逃回一批，計軍官廿余人，九月初由此間給以優待歡迎，補發衣服、被毯、日用品等，並每人送路費法幣100元，送歸原隊（多系十五軍、十七軍），影響頗好。”為此，國民黨將領衛立煌和劉茂恩（代表第十五軍）、高桂滋（代表第十七軍），紛紛給彭德懷發來感謝電。

1944年四五月間，日軍發起中原作戰，38天內即佔領全河南，國民黨軍湯恩伯部損失20多萬人。7月20日，為研究開辟豫西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北方局開會討論，鄧小平仍然重申對國民黨軍採取聯合姿態，這種態度一直堅持到抗戰取得最后勝利。他說，對其一律採取聯合抗日的方針，但要注意不上當，一方面防止其襲擊我們，一方面防止在合作當中把我們推上去同敵人對立，消耗我們。如果是願意同我們聯合的，我們也提出積極的建議，如開聯歡會、參觀，以達到爭取的目的，當然我們要有戒備﹔如果是同我們尖銳對立的，我們要做到仁至義盡，要暴露他們，但絕不進攻他們，如他來進攻我，堅決打擊他，打勝以后，還可辦交涉。

“我們對偽軍的基本方針應該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擊，有爭取”

抗日戰爭期間，如何爭取偽軍棄暗投明投入抗日陣營，成為開展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一環。1941年7月，在一二九師參謀長會議上，鄧小平振聾發聵地指出：“以后我們任何軍事行動，即是一個小游擊隊的破擊，也必須加強政治工作，講求如何去進行敵佔區工作，如何爭取偽軍偽組織、土匪、會門，如何去團結敵佔區同胞等等。”

對偽軍工作，鄧小平的態度是：“我們對偽軍的基本方針應該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擊，有爭取，是爭取與打擊的靈活運用，主要是爭取，打也是為了爭取，爭取正是為了瓦解的目的。”早在1939年5月30日，鄧小平就在《在敵后方的兩個路線》一文中，談到了“對偽軍、土匪的政策問題”，談到了對偽軍工作的方針：1.不斷地向偽軍進行民族的宣傳教育，使偽軍認識敵人必敗，我國必勝的前途﹔2.採取一切方法與偽軍發生關系，並抓住時機，促其反正﹔3.對無法爭取的死漢奸部隊，應堅決採取消滅的方針。打擊偽軍，可以使偽軍覺悟到中國軍隊的力量，感覺到當漢奸的末路，更有利於我之爭取﹔4.偽軍反正后，必須加強教育和改造，使之真正變為抗日的部隊。

根據鄧小平的指導思想，一二九師在華北抗日戰場上提出過“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口號，對於瓦解偽軍起到過重要作用。一方面，使日軍不敢對偽軍放手使用，另一方面給誤入歧途的偽軍台階下，促使許多偽軍隊伍在日軍投降前夕向八路軍投誠。

1941年1月1日，鄧小平在《新華日報》華北版撰文《勝利的回顧與勝利的期待》，間接肯定了一二九師偽軍工作的階段性成果：“至於對敵偽軍，我們的工作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亦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十余起偽軍反正和五次日本士兵自動投誠的事實，可以証明這點。”

“敵人強化偽軍偽政權，我們則應強化瓦解、爭取工作，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事，不可馬虎、敷衍”

1941年3月，在偽軍工作取得成績的基礎上,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討論冀南工作會議上談到“接敵區和敵佔區政策”時，鄭重指出要“加強爭取偽軍偽組織工作”。

3月3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簽發《加強平漢線兩側敵偽軍的政治瓦解工作》，發起階段性瓦解偽軍工作。還具體指出偽軍工作切入要點，即根據冀南經驗，宣傳日寇拉中國人到太平洋打大仗事，對瓦解偽軍，提高民族意識，加強對敵斗爭起了很大作用。

對於偽軍工作，鄧小平是始終重視，一以貫之的。

1941年4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黨的生活》上撰文《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又就偽軍工作強調：“利用一切線索、一切機會，加緊爭取與瓦解偽軍偽組織。敵人強化偽軍偽政權，我們則應強化瓦解、爭取工作，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事，不可馬虎、敷衍。……對敵偽軍，必須指定專門干部負責，一定對象要有一定的同志負責，並及時檢查其工作，給以具體的指導和幫助。”

1942年8月20日，鄧小平在《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對晉冀魯豫區敵偽軍政治攻勢公開談話，誠懇指出：“偽軍兄弟，如果不能生存，也可以過來，對你們絕對原諒，不咎既往，像抗日軍一樣看待，絕對遵守朱、彭總副司令早已宣布的三大條令：不繳槍，不編散，幫助擴大抗日武裝。我們的敵人隻有一個，就是日本法西斯。所有的中國人，隻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漢奸，都應該一致起來，反對接近死亡的敵人。”

“對外來偽軍，必要時拔掉幾個釘子，打它一下，對地方偽軍要很慎重地研究情況，先禮而后兵”

根據鄧小平開展偽軍工作的一貫指示精神，一二九師部隊瓦解偽軍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1938年夏，冀南和豫北等地的偽軍反正的日益增多，日軍防不勝防。到9月底為止，先后有十幾批近萬人，脫離日偽軍陣營，改編為八路軍游擊部隊。

整個8年抗戰，一二九師瓦解偽軍部隊無數，其中“皇協軍”第一軍轟動一時——1938年8月7日，水治據點發生了“皇協軍”第一軍部分官兵擊斃軍長李福和集體反正的事件，震動整個偽軍系統。

李福和本是土匪出身，抗戰爆發后，他在太行山東麓武安、涉縣一帶拉起了3000余人的隊伍，被蔣介石委任為第一戰區第三游擊縱隊司令。1938年3月，他脅迫部眾和鄰近的游雜武裝5000余人投降日軍，成為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第一個投敵的將級軍官。日軍華北派遣軍委任李福和為“皇協軍”第一軍軍長，但是，李福和無恥的叛國行徑，遭到了“皇協軍”內廣大愛國官兵的反對。師長黃宇宙、吳朝翰和軍參謀長徐靖遠等積極准備反正，並主動與一二九師取得了聯系。5月間，經鄧小平、劉伯承批准，派陳賡部三八六旅敵工股長潛入黃宇宙部幫助策劃起義，並決定由劉伯承接見起義代表。劉伯承向起義代表表示，共產黨、八路軍歡迎一切愛國人士共同一致抗日，部隊起義后即可改編到八路軍序列中來，一些不願留下的還可發路費遣返。

黃宇宙深受鼓舞，決心加快起義的行動。8月7日，李福和陪同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少將高參和“皇協軍”日方高級顧問等30余人到水治閱兵，企圖進一步籠絡軍心。黃宇宙等趁機率眾舉事，擊斃了李福和及日軍高級軍官等，當即宣布投向八路軍。

劉伯承、鄧小平得到“皇協軍”起義勝利的消息，非常高興，稱贊起義機會把握得好，在日偽中產生了極大影響。隨后，他們就此寫了專題報告，上報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鄧小平還時刻告誡部隊要慎重對待偽軍。1944年7月20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討論開辟豫西抗日根據地會議上，鄧小平說：部隊進入豫西后，“對外來偽軍，必要時拔掉幾個釘子，打它一下，對地方偽軍要很慎重地研究情況，先禮而后兵，隻有對那些最壞、堅決反對我們的，可以解決它。”

“爭取偽軍偽組織中的兩面派，爭取會門、土匪、青紅幫成為開展敵佔區、接敵區工作的重要環節”

在偽軍之外，會門、土匪、青紅幫武裝，成為開展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的重要對象。

1941年3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討論冀南工作的會議發言，談到“接敵區和敵佔區政策”時，精辟地指出：“爭取偽軍偽組織中的兩面派，爭取會門、土匪、青紅幫成為開展敵佔區、接敵區工作的重要環節。”對土匪、會門武裝的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一二九師成績顯著。對土匪武裝的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更是捷報頻傳。

1938年春，一二九師東進抗日游擊縱隊挺進巨鹿，這是八路軍進入冀南平原的一個門戶，這裡日軍勢力未到，由縣保安團和土匪劉磨頭兩股勢力統治著。雙方為了爭權奪利，正擺開各千余人的隊伍進行火拼。劉伯承、鄧小平指示東進縱隊以實力為后盾，主動為雙方調解，陳說利害，曉以大義。最后，沖突雙方接受了八路軍提出的3項條件：一、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二、接受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領導﹔三、對兩部進行改編。在東進縱隊主持下，成立了巨鹿縣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全面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巨鹿事件解決后，一二九師聲威大振，各地土匪、游雜武裝和偽軍紛紛接受改編，主要的有：冀縣土匪金慶江部改編為東進縱隊第二支隊，丘縣土匪李景隆部改編為東進縱隊游擊第一師等。

綜觀鄧小平的抗日軍事統戰理論與實踐，其最本質的精神內核是：為了抗日圖存，任何願意抗日的中國人（無論其過去對共產黨如何窮凶極惡）都應該團結！這是何等的民族大義！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