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黨的建設思想及其意義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黨的建設思想及其意義

李向勇 白雪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世情、國情和黨情均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的情況所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是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處於領導地位”，擔負著“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把我國建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強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的重任。這就凸顯了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鄧小平在黨的八大所做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執政黨的建設做了初步部署和具體規劃，明確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命題。綜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圍繞黨的建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要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面展開，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日益認識到“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但是，由於受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的影響，加之黨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現象，1957年上半年國內出現了一股懷疑、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傾向。對此，圍繞如何看待黨的領導，確保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問題，鄧小平指出：“過去的革命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鍵在於黨的領導，現在的建設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鍵也在於黨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64頁。），“搞建設，不要黨的領導不行。不要黨的領導就學不會建設，就要栽大跟頭”（《鄧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頁。）。這就對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提出了明確要求。此后，鄧小平圍繞實現這一目標，提出了要從三個方面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

一是企事業單位要堅持黨委集中統一領導。黨的八大提出，在企業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一體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有些企業黨委管得過多過死，廠長有職無權，有些企業在特殊時間段內權力下放過多，國家集中統一不夠。對此，鄧小平指出，“黨委經常性的領導，必須是管大事，管方針政策”（《鄧小平文集》中卷，第271頁。）。黨政要分開，“不能讓人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誤解為是黨委領導下的一長制”，“企業黨委對大政方針不能居於超然地位，但對具體業務保持超然地位為好”。（《鄧小平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4頁。）這實際上提出了在企事業單位中，黨處於總覽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黨隻有明確自己的職能與定位，才能夠真正實現對國家各項事業的領導。

二是黨要善於學習，提高自身領導能力和水平。這一時期之所以出現少數人懷疑和否定黨的領導，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認為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不高。對此，鄧小平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全黨還是小學生，我們的本領差得很”（《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61頁。），“吹不得牛皮，腦筋不能發漲”（《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03頁。）。因此，“我們既要接受成功的經驗，也要接受犯錯誤的教訓﹔既要善於學習國際的經驗，也要善於學習自己的經驗”（《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64頁。）。這實際上是在探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主張黨要善於學習、勇於學習、自我提高。

三是黨要善於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更多可資借鑒的經驗，這就決定了黨不可避免會犯錯誤，不可能沒有缺點，關鍵是如何正確對待缺點和錯誤。對此，鄧小平指出：“黨的領導能否鞏固和加強，決定於黨的本身，決定於領導是否正確，能否切實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51頁。），“改正錯誤的目的，是加強和鞏固黨在各方面的領導，提高黨的威信”（《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29頁。）。因此，“我們要善於發現缺點，糾正缺點，才能夠前進”（《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02頁。）　。

二、黨員干部要加強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正確地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

著重從思想上建黨，重視對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是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經驗。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不少黨員干部埋頭於具體事務，從而忽視了理論學習。對此，鄧小平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指出：“我們忙於事務，不注意學習，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務主義中去。不注意學習，忙於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我們還是要造成一種學習的空氣，學習理論的空氣，學習實際的空氣。”（《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6頁。）這就明確提出了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理論學習和理論教育、避免庸俗的事務主義和思想庸俗化的要求。同年11月，鄧小平強調，“干部的學習空氣要加強”，不僅軍隊干部要學習，“地方干部也要讀點書，造成一種學習的空氣。要學的東西很多”。（《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32頁。）這些主張對於推動全黨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育，營造積極健康的學習氛圍起到了指導作用。

針對20世紀60年代初，黨內存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著作存在的形式主義的問題，鄧小平明確提出要正確地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他認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什麼東西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他主張“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而是要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並提。因為“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好像是把毛澤東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83—284頁。）1965年，談到青年團員如何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時，他批評了當時在學習理論時存在的形式主義，認為“《毛選》怎麼學法才有益處，要研究一下，總要讓人學得有味道才行，統統按一個辦法不行”。“馬列經典著作要選讀得寬一些，知識面要搞得廣一些”。（《鄧小平文集》下卷，第241—242頁。）顯然，鄧小平的這些批評和建議同樣也適用於廣大共產黨員。盡管他對於如何正確加強理論學習的主張在當時未能有效遏制黨在宣傳思想領域日益“左”的傾向，但對於我們黨如何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克服形式主義，仍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鞏固和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黨正是靠堅持和貫徹民主集中制，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最終贏得了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領導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就要求黨必須鞏固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對此，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觀點與主張。

一是要把民主集中制當作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論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地位與作用。“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5頁。）參考鄧小平的主張，黨的八大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限，賦予地方和基層組織更多的自主權，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探索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世紀60年代初，鄧小平更為深刻地論述了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2頁。），“不實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脫離人民群眾，脫離黨員群眾，而且上級脫離下級，甚至在同級裡也勢必造成少數人或個人脫離多數，少數人或個人專斷的局面”（《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5頁。）　。因此，他提醒全黨，“如果搞得不好，特別是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干部可以變質，個人也可以變質”（《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3頁。）。在此，鄧小平把鞏固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到黨和國家根本制度的高度，作為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來對待，反映出黨的制度建設在鄧小平黨的建設思想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二是要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現象。鄧小平指出：“黨的上下級關系中的缺點，從總的方面說來，主要地還是對於發揚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注意不足。不適當的過分的中央集權，不但表現在經濟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國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現在黨的工作中”，“如果不注意並且改變這種情況，那末，在這些地方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7—228頁。）他從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條件、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的職權范圍、政策問題的討論和決議的執行等方面，闡釋了黨的八大關於黨的建設方面的重要舉措。1958年4月，鄧小平再次強調：中國是個大國，什麼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隻要抓住關鍵，抓住綱，具體怎麼做，下面會搞的。（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2頁。）

三是要克服分散主義現象，保持應有的集中統一。1958年，隨著“大躍進”運動的開展和權力下放，分散主義傾向在黨和國家事務中有些抬頭。對此，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和危害。他認為，“大躍進”以來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義，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有許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過去更集中，但在實際上，分散主義的現象卻是很嚴重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5頁。）。因此，為了加強集中統一和反對分散主義，“就更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這一方面。有了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礎，就可以真正集中統一起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5—306頁。）。

四是要堅持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

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指出：“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隻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9頁。）他認為，鞏固集體領導，“這並不是為了降低個人的作用，相反，個人的作用，隻有通過集體，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集體領導，也必須同個人負責相結合”（《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頁。）。這就要求“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沒有領袖和核心，就要培養領袖和核心”。（《鄧小平文集》下卷，第222頁。）針對當時個人崇拜現象的出現，他指出：“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84頁。）關於如何貫徹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領導制度，他主張把問題分為日常問題和重大問題，日常問題分工負責，重大問題則區分情況，加以討論，取得共同意見，作出共同決定。（參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1頁。）

四、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

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政后，在組織建設方面面臨著重要考驗。一方面，黨把大量精力致力於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黨的自身建設亟需加強。另一方面，有些黨員干部自身的素質和能力與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不適應。因此，重視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黨員干部隊伍素質，就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此，鄧小平始終高度重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主張。

一是妥善處理好黨員的數量與質量的關系。鄧小平在黨的八大指出：黨成為執政黨后，一方面，極少數人“為著取得名譽和地位而入黨，他們在入黨以后，不去支持群眾的利益，反而妨害群眾的利益”（《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42頁。），另一方面，在一些群體和基層單位中，黨員數量較少。因此，“黨在今后時期，除了要努力提高黨員的質量以外，還需要繼續有計劃地接受要求入黨而又完全合於黨員條件的人入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47頁。）。他認為黨員的標准“不是一下就能達到的”，“黨的任務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黨員的覺悟，使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58頁。）這實際上提出黨在執政條件下，既要嚴把黨員入口關，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管理，又要適時地擴大黨員隊伍，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對此，鄧小平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黨員的發展必須十分注意質量，寧少勿濫。當然，對於確實具備黨員條件的人，特別是老工人和高級知識分子，仍然應該有控制地接收入黨。在黨員太少和黨組織薄弱的地區和部門，也要適當地發展黨員。”（《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62—363頁。）

二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針對黨的建設弱化和黨員干部隊伍現狀，鄧小平指出“黨的建設就是要嚴”（《鄧小平文集》下卷，第149頁。），“黨要管黨，一管黨員，二管干部。對執政黨來說，黨要管黨，最關鍵的是干部問題”（《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28頁。）。關於如何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他提出五點主張：第一，大量培養選拔干部。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養和提拔新的干部。“要經常注意干部的情況，干部的好壞長短應該從他的長期工作中去鑒別，而不要隻從某一運動或某一短時期的表現去鑒別”（《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5頁。）﹔“看干部，要看整個歷史，主要從重要關節上看，不看細節”（《鄧小平文集》下卷，第145頁。）。第二，干部要能上能下。“要說服我們的干部，造成一種能下的空氣”，“要能領導人，又能被人領導”，“要逐步從制度上，習慣上，風氣上，做到能上能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29—330頁。)第三，建立干部交流制度。“交流干部，不能由下面去搞，要由上而下搞。”（《鄧小平文集》下卷，第149頁。）“干部交流，是為了鍛煉干部，便利工作，給各個單位、各級黨委創造一個好的工作條件”，“並不完全是因為犯了錯誤才調動，有的是這個原因，有的不是這個原因”。（《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32、331頁。）第四，干部要深入基層鍛煉。“凡是黨、政府和群眾團體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必須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和取得基層工作的經驗，缺少這一課的，必須補上這一課。”（《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48頁。）第五，加強對干部的監督。主要包括黨的生活的監督、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監督、黨員和群眾的監督、黨的監察制度的監督、組織部門對干部實行鑒定制度的監督等。（參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30—331頁。）鄧小平提出的這些使用、管理和監督干部的主張，有利於黨建立一支高素質的黨員干部隊伍，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人才保障。

五、黨要密切聯系群眾

密切聯系群眾是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法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如何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密切聯系群眾，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避免各種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現象的滋生和蔓延，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對此鄧小平有一系列深刻的論述。

一是要始終警惕脫離群眾現象和官僚主義現象。黨的八大前后，鄧小平指出：“共產黨當政如何當得好，如何能不脫離群眾、少犯主觀主義錯誤？這個問題很重要。”（《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14頁。）“共產黨的領導夠不夠格，決定於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74頁。）他認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4—215頁。）他認為，黨員干部中產生脫離群眾現象的根源，既有“長期革命留下來的”原因，又有黨員干部“革命性減弱了”的原因。“天天看到群眾，不等於就不脫離群眾。在我們無產階級隊伍中，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就會形成一個階層，叫脫離群眾的階層，或者叫工人貴族階層，不願意和群眾共甘苦了。”目前黨的“日子還可以過”，原因在於“革命才勝利不久，我們革命的氣息還沒有完全喪失，還保持了革命朝氣”，同時“群眾原諒我們是靠黨的威信，黨在群眾中有無限的威信，現在還靠得住”。因此，他提醒廣大黨員干部：“靠黨的威信吃飯，靠我們過去那點革命資格吃飯不行，靠不住，永遠不要靠這兩點。任何時候，都要靠我們做好工作。”（參見《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04—306頁。）

二是要正確區分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建立黨的經常性工作。針對黨內出現的把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混淆起來，以為發動群眾就是走群眾路線的錯誤認識，1961年，鄧小平指出這種錯誤認識從根本上“就是群眾運動同群眾路線的概念沒有搞清楚”，“我們過去好多群眾運動是違反群眾路線的群眾運動”。（《鄧小平文集》下卷，第133頁。）“群眾運動只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不是一年到頭全運動，不是一律的這裡運動什麼那裡也運動什麼”，“現在黨的工作、群眾工作要著重把經常工作建立起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95頁。）1966年，他再次強調：“群眾路線是很扎實的工作”，“講群眾路線，是講的經常工作，要扎扎實實地、細致地做工作”。（《鄧小平文集》下卷，第277頁。）這就明確了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的區別，反映出鄧小平通過建立長效機制來開展黨的建設的思路與構想。

三是要反對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具體做法有：第一，克服宗派主義和特殊化的傾向。“干部同群眾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規定和制度，提倡艱苦朴素的風氣。領導干部要接近下層、接近群眾，干部要參加體力勞動。”（《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52—353頁。）第二，改變制度上和組織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規定，適當地調整黨政之間和上下之間的集中統一和分工負責的關系。第三，在人民內部擴大民主生活，繼續健全民主制度。“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經常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要求，認真考慮各種合理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誠心誠意地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堅決地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鄧小平文集》中卷，第354頁。）第四，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使用小民主，避免大民主。（關於“大民主”“小民主”，毛澤東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曾加以援引和解釋。他認為，“大民主”是指大規模的群眾斗爭，“小民主”是指認真執行我國憲法所規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和其他民主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如果沒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來大民主。”（《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73頁。）“我們不贊成在人民內部搞大民主，因為它對無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利。”（《鄧小平文集》中卷，第277頁。）　

四是黨要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鄧小平提出，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5頁。）。1957年4月，他進一步提出，“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70頁。）　。監督主要有黨的監督、群眾監督、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監督三個方面。鄧小平的這些主張無疑有助於建立對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監督制約體系。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關於黨的建設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其一，這些思想作為鄧小平探索執政黨建設的重要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建設理論。其中，有些觀點是對毛澤東黨建思想的豐富和闡發，比如黨的領導的理論﹔有些觀點是鄧小平的創造，比如如何正確地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有些觀點，鄧小平只是初步提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未來得及展開或實施，比如警惕黨內出現脫離群眾階層、強化執政黨意識、防止革命性弱化等問題。其二，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比如，鄧小平關於黨的領導理論的探索、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區分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思想等，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均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其三，對我們當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盡管當前黨的建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已經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大為不同，但黨的建設的規律仍然沒有變，黨的建設所面臨的類似問題依然存在。比如，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妥善處理好黨員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黨要注意做好經常性工作，黨的建設要走出一條不靠運動的常態化機制化建設道路，黨要時刻警惕脫離群眾的危險和官僚主義現象，黨要經常接受來自各個方面的監督，干部能上能下和建立干部交流培訓制度等思想和觀點，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重視和學習。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民主革命時期高等學校共產黨組織的活動及其經驗研究”，項目編號為13YJC710024）

〔作者李向勇，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白雪，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宿凌）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