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陝西述考

鄧小平與陝西述考

陳答才

鄧小平是20世紀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代偉人，他的名字始終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脈搏同步跳動。陝西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新中國平衡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及開展“三線建設”的關節點、西部大開發的前沿地帶。鄧小平與陝西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三秦大地留下了鄧小平難以磨滅的歷史足跡，生動記錄了鄧小平對祖國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為革命勝利和國家建設作出的重大貢獻。

歸國革命首站西安，激揚播撒革命火種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黨內具有留學背景的“海歸派”黨員，1920年，年僅16歲的鄧小平乘法國郵輪漂洋過海歷經39天在風浪中搏擊，10月9日抵達法國，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勤工儉學生活。1922年2月，鄧小平開始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同年夏，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1923年夏開始，鄧小平已進入青年團的領導機構並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從此正式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職業革命家。6月，中共三大通過了國共合作的決議，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旅歐共青團員80余人全部加入國民黨。1924年7月16日，鄧小平出席旅歐共青團五屆一次執委會並當選為書記局成員，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規定，凡擔任旅歐共青團執委會領導成員的同志自動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1月，鄧小平離開法國經德國到達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先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后到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創辦的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學，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中國革命運動史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的相關課程，這期間，鄧小平填寫的《黨員批評計劃案》在“做什麼工作最合適”一欄寫的是“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西北國民軍領導人馮玉祥於5月訪問蘇聯，希望從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選派革命同志到他的部隊從事政治工作。馮玉祥回國，五原誓師，攻克西安，西安一時成為國共合作推動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紅色都城。

受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派遣，1926年底，鄧小平和第一批被派往馮玉祥國民軍聯軍工作的20多人，從莫斯科啟程踏上了游子歸國的旅途，多次換乘、途經蒙古，1927年2月初乘蘇聯為馮玉祥運輸子彈的卡車回國，騎駱駝八天八夜穿過沙漠到達銀川，2月底騎馬經寧夏、甘肅第一次踏上陝西的土地，經陝西彬縣、禮泉、咸陽，於3月底到達西安。

西安是鄧小平回國投身革命活動的第一站，他被分配到由中共黨員史可軒和李林分別擔任正、副校長、素有“西北黃埔”之稱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該校中共黨組織書記、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主要講授《中國革命史》《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布爾什維克二十條》等課程。鄧小平留法期間對革命知識的涉獵，留俄期間對革命理論的系統學習，造就了他豐富的學識、扎實的理論，據中山學校學員姬鵬飛、黃鎮、蘇進的回憶，鄧小平“操四川音，談鋒甚健，語言生動形象，分析問題精辟透徹，對比強烈，引人神色向往，如痴如醉”。作為政治教官的鄧小平具有高超的講課藝術，據學員胡震回憶，鄧小平工作繁忙，不辭辛勞，時常工作到深夜，他講課善於課堂互動，曾經提問過胡震，發現胡震具有一定的能力，時間不長胡震“就當了分隊長”﹔學員鄭殿華也回憶，他聽過鄧小平作的反帝反封建、打倒軍閥和土豪劣紳的政治報告，“講得生動精辟，通俗易懂，對我們的鼓舞教育很大”。另據學員雷展如回憶，鄧小平講課風格可謂生動、風趣、幽默、活潑，他“要求每個革命軍人應遵守革命紀律，養成吃大苦、耐大勞，英勇善戰的精神”。

此外，4月至6月期間，鄧小平在西北軍官學校和西安中山學院承擔了授課任務。這些學校，為中國革命輸送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含了鄧小平的心血和付出。

鄧小平利用各種場合宣傳革命思想，1927年5月20日，他應邀出席了陝西青年第一屆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蘇俄之近況的報告》，報告有聲有色，極富鼓動性，不時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23日，在中山軍事學校國民黨特別支部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六名執行委員之一，24日，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上被推選為三名常委之一，負責組織工作。6月12日，鄧小平應邀出席了陝西省立第一中學召開的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會，在會上發表了宣傳革命和科學的演講，進一步播撒了革命的火種。

1927年6月，汪精衛、蔣介石先后在鄭州、徐州與馮玉祥就“反共”會談，6月底馮玉祥在自己的部隊和轄區內開始“清黨”反共，鄧小平得到消息后，不得不離開西安去武漢找中共中央。

革命時期的十年間七次踏上三秦大地，投身火熱的革命實踐

從北伐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中國革命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鄧小平的革命生涯揭開了新的一頁。從1935年到1945年，鄧小平先后七次踏上陝西這片革命的熱土。

1935年10月，鄧小平隨原紅一方面軍改編的陝甘支隊翻越六盤山，於19日到達陝西保安縣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結束。10月底，鄧小平隨軍到達甘泉下寺灣，11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番號，鄧小平出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為准備即將發起的直羅鎮戰役，鄧小平隨軍到達富縣北道鎮一帶實地查看作戰地形﹔月底，鄧小平參加了直羅鎮戰役，戰役的勝利打破了蔣介石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創建鞏固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這次是鄧小平闊別陝西八年后再次踏上這片土地。

1936年2月，為東進抗日和討伐閻錫山賣國行徑而進行的東征戰役打響，鄧小平隨紅一軍團離開陝西、渡黃河進入山西，部隊深入山西腹地、佔領大片地區。5月初，鄧小平隨部隊西渡黃河，進至陝西延長、延川、永坪地區休整。這是十年間第二次來到陝西。隨即鄧小平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東征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陝甘寧革命根據地。

1936年5月18日，為擴大西北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延川縣大相寺發布了西征戰役命令，19日鄧小平隨紅一軍團到達吳起鎮集結，准備西征，28日離開陝西向甘肅省元城鎮地區進發，攻克曲子、阜城、環縣、洪德、固原等地，此間妥善處理了俘虜和民族問題，積累了地方政權建設的經驗，加強了部隊建設和黨的建設。1936年12月，鄧小平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上旬，他隨部隊到達陝西旬邑、淳化、涇陽等地駐防。這是十年間第三次踏上陝西的土地。

隨著國共第二次合作步伐的加快，1937年2月，鄧小平隨紅一軍團移駐甘肅正寧、寧縣開始整訓並准備改編工作。1937年6月，中央決定調鄧小平接替楊尚昆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不久，鄧小平前往陝西涇陽縣雲陽鎮，第四次回到陝西戰斗，出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任職期間就抗戰、黨的領導、軍隊政治工作和正規化建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小平出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9月，鄧小平先后經過富平瓦窯頭、懷陽、美原、陶池、慶興、澄城、合陽，於16日從韓城芝川鎮乘木船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1月出任一二九師政委，從此形成了長達十三年之久的“劉（伯承）鄧”組合。

1938年8月，鄧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懷關於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電報，28日，鄧小平和彭德懷從山西省屯留縣故縣鎮啟程，經壺關、陵川、高平、晉陽、陽城、垣曲、澠池、西安，於9月11日到達延安，參加了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議期間，鄧小平在10月6日的發言中，談到國民黨抗戰的兩面性、鞏固華北、堅持游擊戰、實現地方武裝和政府武裝及正規軍互相結合、注意政權建設等問題，29日，在會上作了《關於地方工作的報告》，闡述了敵后根據地的建黨、建政、武裝斗爭等問題。23日經西安，輾轉返回太行山。鄧小平第五次在陝工作，生活近兩個月。

1939年4月，鄧小平第六次踏上入陝征途，經過半個月的長途跋涉，29日到達延安，同毛澤東在中央組織部相遇，和鄧發、蕭三在毛澤東的住處楊家嶺吃晚飯。5月15日，鄧小平撰寫了《在敵后方的兩個戰線》，闡述了抗戰兩年來華北一部分地區敵后方的環境及特點、兩條不同的路線、如何鞏固團結統一、政權問題、動員民眾堅持敵后抗戰、武裝問題，該文刊載在當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第72期上。7月3日，鄧小平出席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提出了“抗戰、團結、進步”的三大政治口號，7日，他在延安各界抗戰兩周年公祭抗戰陣亡將士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講指出，八路軍抗戰兩年以來，收復了廣大失地，死傷達十萬以上，闡明了八路軍堅決抗戰的奮斗犧牲精神﹔16日，鄧小平在《群眾》周刊（重慶版）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了《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一文指出，八路軍和華北人民獻給全國同胞的，不但是光榮的戰績，更主要的，還是它的一顆赤誠為國的心。回擊了國民黨“游而不擊”“不游不擊”等污蔑之詞。9月1日，從延安到達太行山。

這十年間，鄧小平第七次來陝是因1945年6月10日收到毛澤東的電報：“擬在最近舉行一中全會，你在七大當選為中委，塑接電即趕回總部，待美國飛機去太行時，就便乘機回延開會。”29日，鄧小平離開左權縣麻田鎮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在延安期間，他發了20余封電報，涉及解放區人代會、行政劃界、財政、地方工作、軍事等諸多問題。8月9日，出席了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修訂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章程》﹔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當天，鄧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出任新組建的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晉冀魯豫軍區政委﹔23日，鄧小平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討論並決定了重慶談判的有關問題。8月25日，離開延安飛抵山西。

從1935年到1945年，十年彈指一揮間，鄧小平七次踏上秦地熱土，投身火熱革命實踐，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建設時期九次蒞臨三秦大地，闡發珍貴建設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最早來陝西是在1952年。這年夏天，鄧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調任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曾回憶說，“西安，我是1952年底來過的”，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鄧小平應該是為制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調查研究，因為“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方面援助建設的項目15%布局在陝西。1953年11月，鄧小平兩次關注過陝西，9日，在鐵道部《關於從速修通寶成線研究結果的報告》上批示：此件請印送中央同志，並列入中央會議議程﹔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給西北局的電報，就基層人大代表選舉指出：“除陝西關中地區不宜推至五月，而應盡量爭取於三月底以前完成外，余均同意。”

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第二次來陝是在1957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21日乘飛機到西安視察工作，檢查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情況。23日上午，鄧小平召集中共陝西省委、西安市委及陝西有關部門負責人座談，了解陝西省基本建設情況，在談到生產中的浪費情況時指出：我們現在的缺點是，隻此一家、別無分店，沒有競爭，反正是國家的錢，毫不心疼。可見，鄧小平較早指出了計劃經濟的弊端。會后，和朱德等視察了八四七廠。28日，和李富春等視察了八五三廠，之后從西安乘飛機回到北京。

1957年4月7日，鄧小平從甘肅抵達西安，第三次來到陝西。8日，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闡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一是指出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認為“這個任務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鮮明地指出了以建設為中心、建設具有長期性。二是表達了正確認識基本國情、艱苦奮斗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既要看到我們取得的成績，又不要夸大成績，“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落后的國家。要把這麼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工業國家，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這就是說，需要有勤儉建國的本領”。鄧小平批評了浪費現象，提出“要提倡因陋就簡，經濟節約，艱苦奮斗。我看真正講節約的應當是社會主義”。三是強調了加強學習是搞好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鄧小平認為，要學習蘇聯成功的經驗，借鑒蘇聯錯誤的教訓，要向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學習先進經驗，“我們既要接受成功的經驗，也要接受犯錯誤的教訓﹔既要善於學習國際的經驗，也要善於學習自己的經驗”。四是提出了在建設方面的兩條指導思想，一方面建設要立足於不脫離國家的現實，搞建設要講經濟實用，“在建設當中考慮經濟、實用、美觀。這個問題周恩來總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講過”。另一方面充分考慮群眾的需要，堅持群眾觀點，以方便群眾為出發點搞好建設工作。五是突出了搞好建設關鍵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黨要善於加強學習，密切聯系群眾，不斷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按照八大關於黨和黨員要自覺接受各方面監督的思想，提出了加強黨的監督、群眾的監督、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在群眾方面，要擴大各方面的民主。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要開好”，“要搞職工代表大會，加強它的作用”，“既有自上而下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又有自下而上的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制”。還提出農村合作社、學校、軍隊都要擴大民主生活和群眾監督，認為“共產黨的領導夠不夠格，決定於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這些重要思想與后來鄧小平理論的內容一脈相承，是鄧小平理論的先聲。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6月10日至16日，鄧小平到西安、成都、濟南、上海、南京等地具體指導整風運動，聽取西北、西南、華東各省市負責人關於整風運動中大鳴大放情況的匯報，先后出席陝西、四川、山東等省的黨員干部會議，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一次密集出行首站西安，這是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第四次來陝西。

1958年1月9日上午，鄧小平乘飛機離開北京到達西安，10日，聽取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匯報反右派和整風運動情況，他在談話中指出：整風運動是過社會主義關的問題。工廠中進行整風有兩條要注意把握，一是領導干部主動“下樓”，檢查自己，解決問題﹔一是向職工進行階級教育。之后，離開陝西赴四川視察工作。

按照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變成調查研究年的指示，1961年1月至3月，鄧小平開始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1月28日，他一路南下，視察工廠、察訪民情，馬不停蹄，先后經過上海、杭州、福州、廈門和漳州、株洲、衡陽、廣州、昆明、成都，於3月1日下午到達西安，晚上離開西安赴洛陽。這次路過西安，是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第六次來陝。

1964年4月5日至20日，鄧小平和彭真、康生率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乘專列離開北京，在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陝西、河南、山東等地參觀考察。4月15日，鄧小平一行乘飛機離開長沙到達西安，16日，同有關人員談三門峽水庫上游治理問題，提出了三門峽治理的方針是，上邊攔泥，下邊防洪排沙，黃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東搞好治理了，可以多出商品糧，搞不好，就要出大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是正確處理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17日，鄧小平赴三門峽水庫視察。

三線建設是新中國20世紀60年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毛澤東正確處理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關系的具體實踐。1966年鄧小平先后兩次來陝西。3月9日，鄧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乘專機離京到達西安，考察西北地區的三線建設情況。10日，鄧小平聽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西北局書記處書記王林關於西北局工作的匯報，在詢問西北機床生產能力后指出：總得要研究這個問題，要在三線建立機床生產能力﹔軍工廠要向專業化發展，還要做民用的東西，較早提出了“軍民融合”的思想。還指出要搞好水土保持工作，艱苦奮斗﹔要重視糧食基地建設，增加國家糧庫儲備，藏糧於民，增加生產隊和群眾的糧食儲備。14日下午，鄧小平聽取了中共陝西省委的工作匯報，提出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表現好的地主、富農不再給“戴帽子”的問題﹔提出了工業搞好配套問題，發展小工業是個方向性問題，工業要走專業化、協作化的道路，把城市剩余勞動力組織起來﹔對“四清”運動中犯錯誤的干部，要一分為二，鼓勵他們的積極性，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上述這些思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啟迪意義。3月15日，鄧小平離開陝西去蘭州。此次是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第八次來陝。

隨后，鄧小平在甘肅、青海視察，4月2日，鄧小平再次來到西安。3日，乘專機到延安考察，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陳列館、棗園、楊家嶺、王家坪等革命舊址。4日上午聽取延安地委書記韓平匯報發展情況，鄧小平在談話中表達了工業為農業服務、農業是工業的基礎的思想，提出要保持延安艱苦奮斗的本色﹔下午，在接見延安各界代表並合影留念后，從延安乘飛機飛回北京。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是鄧小平第九次蒞臨三秦大地。可見，鄧小平在三秦大地闡發的一系列關於國家建設的思想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作了重要鋪墊。

新時期三次駐足關中平原，格外關注陝西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三次在陝西大地駐足，十多次談及陝西發展，他提出的“兩個大局”思想為陝西等西部地區大開發指明了方向，極大地促進了地區均衡發展。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來到陝西指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工作，以身作則帶頭端正黨風。1980年6月30日，鄧小平乘專列由北京前往西安，到陝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參觀考察。出發前，指示中央警衛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請客，外出參觀、考察，不斷絕交通，不坐小轎車，一律乘面包車。7月1日，在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省長於明濤陪同下，參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聽取工作人員關於秦兵馬俑的出土和博物館建館情況的介紹，了解如何搞好文物保護方面的情況，在工作人員請他用手握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銅長劍時，說：我手上有汗，拿了會損壞文物的。在工作人員給他戴上手套后，才將青銅長劍接到手中仔細端詳，他說我們在秦代就有這麼高的技術，真是了不起。7月2日，參觀西安碑林博物館。7月3日，乘專列離開西安赴四川考察。

此后，有兩次途經陝西、短暫駐足。1982年9月19日，鄧小平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乘專列赴四川訪問途中，專列停在寶雞至廣元區段的觀音廟車站，鄧小平陪同客人下車參觀沿途錦繡河山，這是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第二次來到陝西，當他們了解到觀音廟車站是炸掉四個山頭、填平四處深溝建成的時候，金日成說：“了不起，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鄧小平也發出無限感慨：“是啊，有了寶成鐵路，蜀道變通途！”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第三次來陝西，是1987年2月16日，鄧小平和王震乘專列由四川返回北京路過寶雞時，興致勃勃地下車參觀了剛剛落成的寶雞火車新站，這次外出視察沒有具體任務，沒有當地負責同志陪同，沒有新聞記者簇擁。鄧小平和王震認真欣賞著候車大廳懸挂的《秦嶺豐碑》和《青銅器之鄉》兩幅壁畫。鄧小平的女兒在旁邊講解，鄧小平邊聽、邊看、邊點頭。

此外，鄧小平多次關注陝西，在會見外賓時多次提及陝西，內容涉及對外友好交流、旅游事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人才使用問題等等﹔關於黨的歷史與黨的建設，鄧小平十多次談及延安時期、延安精神、延安作風。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開曼群島指南報》董事長安東尼·詹金森爵士，接受了客人贈送的1938年他作為倫敦《每日簡報》記者訪問延安時拍攝的部分照片和撰寫的文章。10月28日，鄧小平訪問日本期間，出席奈良縣知事奧田良三和奈良市長鍵田忠三郎聯合舉行的宴會，席間他說西安和奈良都是古城、結成友好城市很好，有助於增進兩國人民交流。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提出，要對包括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在內的名勝旅游區整修一番，要搞好旅游景區的建設。

1980年2月中旬，鄧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關於擬同意恢復西安音樂學院、西安美術學院的請示》報告。10月10日，他在會見約翰·萊因哈特博士為團長的美國政府文化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現代的東西少，古代的東西多，西安代表古，長城也是代表古，但不管古還是今，對增進兩國人民交往、增加了解都是重要的。1983年11月16日，鄧小平批閱《情況匯編》刊載的《一位獲博士學位的留法學生回國一年半后還未分配工作》一文時作出批示：“請國務院檢查。天天講缺人，有人不能用、不會用，為什麼？是誰的責任？如何糾正？需要弄清楚。”該文反映我國一公費留學生於1982年獲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5月回國后一直沒有被分配適當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來工作的陝西省富縣廣播站做普通工人。為此，12月20日，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縣級以上黨委的組織、宣傳、統戰部門在1984年上半年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再進行一次認真檢查，邊檢查邊解決問題，真正做到對待知識分子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1984年2月24日，鄧小平在與中央領導談話時指出，西安是一個重要的旅游城市，要進一步開放。3月19日，他審閱《延安文藝叢書》編委會報送的（擬將他1941年5月在八路軍一二九師全師模范宣傳隊初賽會上的報告收入叢書）報告作出批示：“編委會同志：對宣傳隊的報告，我看了一遍，覺得內容還可以，但文風欠佳，以不再發表為好。”此文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整理后，又批示同意發表。1986年9月5日，鄧小平為《西安事變簡史》題寫書名。

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992年初，鄧小平提出：“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這一思想，為包括陝西在內的廣大西部地區大開發提供了重要歷史發展機遇，極大地推進了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就現有材料看，鄧小平20次來陝西的記錄，是他所到省份次數較多的，足見鄧小平與陝西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懷，對陝西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同陝西結下了不解之緣。

（本文作者，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黃艷）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