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樓會議前后的劉少奇與陳雲

西樓會議前后的劉少奇與陳雲

歐陽雪梅

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還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以致出現了“大躍進”這樣的失誤，使國民經濟遭受了嚴重困難。“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陳雲同志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領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措施，推動國民經濟順利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1]劉少奇與陳雲為扭轉國民經濟困難形勢所發揮的作用尤為突出。這表現在兩位領導人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作出了正確判斷，並以西樓會議為契機，對當時的經濟形勢作出了清醒而充分的估計，陳雲就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闡述了重要的意見。會后，在劉少奇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推動下，陳雲關於財政經濟的一系列主張變為國民經濟調整的切實措施，由此使國民經濟從極端困難的狀況下擺脫出來，出現了從下降到上升的決定性轉折，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一、親自做調查研究是劉少奇、陳雲指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方法

毛澤東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人們熟知的名言。調查研究是我們黨一直倡導的優良傳統。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面對嚴峻的形勢，為盡快度過難關，劉少奇、陳雲同時選擇了在調查研究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堅持親自做調查研究，是陳雲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法。因為“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2]1960年9月開始，陳雲四處考察調查。他去廣西、吉林、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蘇以及上海等地調查，考察農業、鋼鐵、礦山、化肥等生產性問題和人民群眾生活問題。正是這些調查研究，使他對農業困難、糧食緊張、經濟失衡的情況有比較透徹的了解，對國民經濟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更深的認識，並對進口糧食、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工業支援農業（包括增產化肥、排灌機械、拖拉機、膠輪車）等具體調整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見。1961年下半年，陳雲又對農村、煤炭工業、冶金工業進行了三次重要調查。一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鄉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做的農村調查。僅在這個調查點上，陳雲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他吃住在農家，用2個半天聽取公社黨委的匯報，開了10個專題座談會，到地頭察看庄稼的長勢，看農民養豬、養雞，了解農民的副業、自留地等情況，重點對母豬私養、農作物種植安排和自留地三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進行調研。之后，他又到浙江嘉興、嘉善、桐鄉、蕭山等縣和江蘇無錫市就相同的問題進行調查。經過全面調查和反復比較后，他向中央報送了三個調查報告。這對於進一步糾正1958年以后農業生產上的瞎指揮和“共產風”，恢復與發展農副業生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煤炭和鋼產量在三年“大躍進”中迅速上升后又大幅度下降。工業調整，首先必須解決煤炭和鋼鐵問題。為把這兩大問題的情況弄明白，10月14日至11月3日，陳雲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煤炭工作座談會。他從61個直屬礦選取6個礦匯報，歸納出18個專題請大家討論，加上之前西頤煤炭會議的座談共計28次。“通過這次座談會，一要了解問題所在，二看綜合平衡，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內的根本性問題，總結三年‘大躍進’的教訓。”[3]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陳雲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鋼鐵行業座談會。鋼鐵工業座談會的開法與煤炭工業座談會不一樣，由冶金部統一匯報，邊匯報邊討論，許多問題參照美國、日本、蘇聯、英國的情況作了對比分析。通過系統而細致的調查研究，找到了鋼鐵大滑坡的原因。陳雲的調查既不是走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個行家的算帳式的調查。他指出，“算賬很重要，五塊錢隻能做五塊錢的事。”[4]他不僅算建設能力，算成本、支出，更算比較效益。他不但通過座談了解情況、討論問題，還到一些礦山調查。他不顧體弱多病（醫生曾囑咐他走路不能超過百米），兩次下到礦井，去了解採掘情況，可見其調查工作的仔細和深入。陳雲的調查不僅了解了所調查的行業問題所在，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調整有了整體把握。

面對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國民經濟全面告急、群眾挨餓的形勢，劉少奇憂心如焚。為全面地了解客觀實際情況，他深入實際進行社會調查。1960年3月下旬開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陝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廠和農村視察，了解基層情況。他一再告誡干部們：“如果你對某個問題及某個問題的各個方面調查清楚了，問題就可經解決了。”[5]為徹查農村情況，63歲的劉少奇於1961年4月初回到家鄉湖南，在長沙、湘潭、寧鄉三縣農村進行蹲點調查。他在調查前與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約定：“這次去湖南鄉下，採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6]劉少奇44天的調查，有33天吃住在農村，開了20多個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和基層干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主要圍繞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兩大主題。為了解農民的生存狀況，他挨家挨戶到社員群眾中摸情況，到農民家裡噓寒問暖，揭開鍋蓋看看農民吃的是什麼，察看油鹽壇子、米缸和衣櫃，探望患病農民。他還根據自己的經驗，總結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眾、順利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指導工作組的同志在調查中要特別注意群眾情緒，引導群眾講真話，覓取各種能夠反映真實情況的跡象。同年8月，他又對大興安嶺林區作了近一個月的調查。通過調查，劉少奇深刻感受到“大躍進”以來危害和損失，對克服困難的辦法，心裡也更有了底。

這種深入細致的調查對正確劉少奇、陳雲正確把握形勢，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更是他們產生共識的基礎。

二、劉少奇、陳雲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判斷和解決困難的思路一致

要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形勢，首先必須對形勢和問題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計，實事求是地講清講透困難，否則無法制定出切合實際的克服困難的政策措施並推動落實。

有了全面的調查研究作基礎，劉少奇、陳雲對當時經濟困難嚴重程度及原因的認識和判斷上是比較深入的，堅決主張大力度調整。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剛從湖南調查回京的劉少奇作了題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的講話，比較深刻地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他明確地指出：“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點﹔反而慢了。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餓了兩年飯了,鐵路還要修幾萬公裡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麼多嗎？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全黨、全國人民都有了切身經驗，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7]他主張中心問題“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8]陳雲較早地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問題，如八屆六中全會時不贊成發表標志大躍進成果的“四大指標”。1959年4月，提出“先市場、后基建”的意見。5月提出鋼的生產指標應該由1500萬噸降為1300萬噸。他清醒地指出：鋼鐵指標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為著退到可靠的陣地，站穩以后再前進，我們的生產和建設必須有計劃的安排。遺憾的是，陳雲中肯的意見沒能引起重視，以致問題越來越嚴重。1961年9月，陳雲在廬山工作會議上，強調工業調整要貫徹綜合平衡的原則，並認為要使經濟活起來，必須下決心退夠。

但是，在如何看待經濟調整這個關鍵問題上，黨內的認識存在分歧。自從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8字方針后，對計劃指標，對農村工作、手工業和商業工作的政策作了很多重調整，同時決定當年下放1000萬城鎮人口，縮短了重工業戰線，關停一批“小土群”、“小洋群”企業。經過努力，調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農村困難形勢有所緩和，以高指標、浮夸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得到初步糾正，糧食產量停止了連年下降的趨勢。但是，國內經濟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在城市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商品糧供應短缺，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秩序混亂，通貨膨脹等情況沒有根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身體素質都大幅度下降。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卻不肯正視1958年“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嚴重失誤，對生產力遭受破壞的嚴重程度估計不足，認為目前採取的調整措施也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希望經過短時期的調整后能夠“更好地繼續躍進”。與這些認識相關，1961年的調整方針“貫徹不力，調整不夠全面，沒有迅速地在應該后退的地方退夠，沒有迅速地在應該加強的地方足夠地加強。”[9]1962年就成為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最關緊要的一年。

為總結經驗教訓，在起草七千人大會報告時，劉少奇提出要把成績講夠，把缺點講透。並把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下猛藥，才能接受教訓。[10]但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報告初稿時，有些人認為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講缺點過多了，也不同意說工作中的錯誤是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不要搞得漆黑一團。同時，由於農村問題最先暴露，農業的調整最先開始，1961年底農業生產已有起色，報告的修改稿既保留了“對於當前實際存在著的困難，應該有足夠的估計”，卻又作出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11]的估計。為了鼓勁，還提出制定十年規劃。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尤其突出的是，他突破了過去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的慣例，提出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12]會上，毛澤東親自請陳雲講話，陳雲則因自己與會議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在解決困難的思路上有差距沒有在大會上講話。在事隔26年后，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13]這說明“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干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14]

七千人大會認真對待“大躍進”以來所犯的錯誤，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中央領導人帶頭檢討、承擔責任，創造了良好的民主氣氛，突破了不少框框，為貫徹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調整以扭轉困難形勢，需要進一步摸索。七千人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到南方視察，這項任務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

1962年2月21-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除毛澤東外，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成員和中央經濟部門負責人共16人參加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財政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問題。國家計委、國務院財貿辦公室1月向七千人大會提交的《1962年年度計劃草案》和《關於一九六一年國家預算和信貸計劃執行情況以及一九六二年預算和信貸的安排的報告》暴露了新的問題。一是同1958年至1961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基本建設規模、重工業產品產量等項指標都已調低，但這個計劃草案，對農業、輕工業的傾斜仍然不夠，基本建設規模、重工業產品產量指標仍然過大﹔社會購買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間存在很大缺口。二是根據國家計委的計劃，1962年國家財政預算收支指標按收支平衡來編，但“有些收入不落實，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實際上有一個相當大的赤字”，計有30億元(后來核實為50億元)。報告提到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中國家財政有39億元的結余。西樓會議首先就此展開討論。大家根據當時國家庫存量減少、市場緊張、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情況，認為這種“結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初步檢查的結果，發現幾年來財政收入建立在工農業產值“虛報實支”基礎上，產生的虧空是通過挖庫存、漲物價、多發票子和動用國家金銀外匯的儲備等辦法來彌補的。虧空可能有200多億元，或者更多一些。財政赤字被賬面上的盈余所掩蓋，沒有揭露出來。[15]

劉少奇對這個“沒有暴露赤字，揭露矛盾，解決問題”[16]的預算報告提出了嚴肅批評。他指出：“隻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17]指示財貿辦公室重新寫報告，把財政赤字如實擺出來，同時提出要中央解決什麼問題，採取哪些措施。會議認為不能就財政說財政，隻有壓縮某些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投資，才能實現財政收支“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的要求，使經濟逐步恢復正常秩序，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否則，就會造成今后更大的被動。

這些情況証明實際的經濟困難比“七千人大會”時估計的嚴重，“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的判斷明顯對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估計不足，對全面調整的艱巨性認識不夠。對此，劉少奇鼓勵大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和解決新暴露的嚴重問題，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他堅定地提出：目前的形勢是一個困難的形勢，“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后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18]

劉少奇請陳雲講話。經過反復考慮，23日，陳雲在會上作了系統的發言，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闡述了重要的意見。他明確指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主要表現在：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如何克服困難呢？陳雲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展。他估計農業恢復大約要三到五年﹔在恢復階段，工業隻能是放慢速度，進行調整。（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這是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性的措施。要繼續精減的職工，不僅要動員“大躍進”中進城的農民返回農村，充實農業的生產力，還要動員一部分家在農村的職工“回家吃飯”。（三）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一是嚴格管理現金，節約資金支出﹔二是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價商品，品種要少，回籠貨幣要多﹔四是堅決同投機倒把活動作斗爭，在農村建立供銷社，在城市建立消費社，互相配合，經營三類物資和一部分工業品，通過稅收、物價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場管起來。（四）盡力保証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以減輕市場棉織襪供應不足的壓力﹔把全國的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於高價飯館，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籠貨幣。（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他認為，除了增產糧食以外，還要採取獎勵的辦法保証經濟作物的增產﹔國家每年都要撥出一部分鋼鐵、木材，制造中小農具。（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裡得到體現。他認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証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是目前第一位的問題。國民經濟發展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必須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計劃。[19]陳雲認為按照劉少奇的說法，當時是非常時期，既然是非常時期，就要有應付非常時期的辦法。

劉少奇非常贊同陳雲的意見，多次插話。

西樓會議正視和分析了當時農業生產下降、市場供應緊張、物價高漲和財政預算有大量赤字的情況，把七千人大會上沒有涉及或未能展開的問題講透，使得多數領導同志的頭腦清醒過來，對調整不再持懷疑觀望的消極態度，以極大的決心進行調整，並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這就比“七千人大會”向前推進了一步。與會的袁寶華回憶，西樓會議上聽劉少奇的講話以后，覺得“很扎耳朵。但聽陳雲講了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富春、先念都發了言。這才感悟到形勢的嚴重性。”這“讓人服了一副清醒劑，在內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這樣才好真正下決心去改正錯誤，改進我們的工作，把國民經濟盡快恢復起來。”[20]

三、劉少奇高度重視陳雲關於財政經濟工作的意見，以此指導國民經濟大調整

西樓會議上，陳雲再次表現了洞悉經濟全局，抓住要害的特點，他的意見極有說服力。劉少奇高度重視，迅速採取一系列行動把陳雲關於財政經濟工作的主張變為國民經濟調整的指導意見，推動國民經濟的大調整，反映了劉少奇統籌大局的能力。

首先劉少奇把陳雲關於財政經濟工作的意見變成國民經濟調整的指導性文件。這是當時國民經濟調整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對國民經濟調整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西樓會議前，劉少奇重視就陳雲的意見。陳雲建議組織一個小組研究農業恢復的速度，即很快組織起來，著手研究有關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措施。西樓會議上，劉少奇充分肯定陳雲提出的克服困難的辦法，為進一步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他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同志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21]陳雲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

2月26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由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分別傳達西樓會議的精神。陳雲作《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李富春作《關於工業情況和建設速度問題》的報告、李先念作《當前財政、信貸、市場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應當採取的措施》的報告。陳雲的講話豐富了在西樓會議發言的內容，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對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他從農業減產講起，認為農業生產元氣大傷，恢復不可能很快。現有基本建設規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產7000億斤糧食、7000萬擔棉花的錯誤估計上的，是根據鋼產量很快可以達到五六千萬噸的主觀設想來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現在的農業和工業生產水平所能負擔的限度。因此，“我們工作的基點應該是：爭取快，准備慢。”[22]他闡述了克服當前困難的有利條件，重申了西樓會議提出的克服困難的六條意見辦法。陳雲的講話得到大家的熱烈贊同。據鄧力群回憶，“那幾年，人人談困難，會會說困難，聽到陳雲同志講困難．大家的心裡踏實了，托底了。對怎麼克服困難，陳雲同志講時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空洞承諾﹔而是條條切實，著著牢靠。大家聽后共同感到：困難可以緩解，希望就在眼前。”[23]

劉少奇提議用中央名義將陳雲等講話轉發全國。經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陳雲等同志講話的指示》。《指示》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中央認為，在這樣的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大力恢復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也就是說，目前全黨必須集中力量，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解決吃、穿、用問題，保証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至於基本建設，在最近兩三年內，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為此，把七千人大會提出的十年規劃作出相應調整，把今后十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部分有發展﹔后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主要是發展，也還有部分的恢復。“隻有這樣劃分兩個階段，才能使任務明確，步調一致。否則，大家就還隻想著發展，而且隻想著重工業的發展，硬撐著架子，不願意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不願意降低某些重工業的生產指標。”指示要求1962年的計劃，“必須根據上述原則迅速進行調整”。[24]3月18日，《指示》經毛澤東審閱后下發。講話的傳達范圍擴大到地、市級，成為當時財政經濟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在各地產生重大影響。

其次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黨內對西樓會議關於形勢的再認識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有的同志比較婉轉地提出，在七千人大會上中央對形勢已經作了正確的估計，現在又講一篇同那時的估計大有區別的話，這樣好嗎？還有人對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提出非議。劉少奇堅持西樓會議的精神。3月21日，劉少奇主持最高國務會議，在會上講話通報了不久前召開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指出：目前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講，在經濟方面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的。要有遠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實實的工作，了解當前的困難，繼續逐步前進。4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討論調整1962年計劃的會議上強調指出：“國民經濟有全面失調的問題，要全面調整。現在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的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25]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在北京再次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各大區中央局書記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形勢仍然十分困難，“如果今年再不採取措施，到明年形勢就更壞。目前這個趨勢不扭轉，發展下去，我看是一個很壞的趨勢，國民經濟要崩潰。”[26]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認識的統一是實行順利調整的基礎。由於西樓會議以來中央把情況講透了，又明確經濟分為調整和發展兩個階段，“使各部委的領導同志和財經部門的全體同志從‘超英趕美’和‘十年規劃’等框框中擺脫出來，對集中精力搞好調整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27]有同志認為：“從前光講八字方針，如何貫徹執行，不明確。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來，很難辦事。思想一時明白，一時糊涂。現在分為兩個階段，先調整后發展，頭腦清醒了，從舉棋不定、無所適從的困境中走了出來。不這樣，就沒有出路。”[28]

第三，恢復中央財經小組，全力推薦和支持陳雲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重新擔負起領導國家財經工作的任務。這是國民經濟調整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在中共中央醞釀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全國財經工作時，劉少奇和周恩來提議陳雲出任組長。陳雲同志一再推辭，說他身體不好，當組長不合適，可以當成員。3月13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批轉陳雲講話，劉少奇說，有同志向他建議，讓陳雲同志來當組長，是不是再議一下。會議通過后，沒有與會的陳雲還是推辭。劉少奇勸說陳雲：“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29]陳雲終於同意出任中央財經小組負責人。中央財經小組恢復了1957年1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建國初期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職能，成為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財經小組從之前的咨詢機構改為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機構，是西樓會議后對國民經濟實行“傷筋動骨”大調整的組織保証。

3月7至8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研究如何貫徹落實西樓會議精神，調整1962年年度計劃。陳雲提出1962年度計劃要准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要堅決搞綜合平衡。劉少奇堅決支持陳雲的意見。[30]

劉少奇不僅十分重視陳雲兩次會議講話對調整工作的指導作用，而且認為陳雲近幾年來的講話和文章中關於財政經濟工作的一系列主張也很有價值，應該整理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劉少奇要鄧力群組織幾個人，把這些講話和文章找出來，編輯印發。鄧力群收集了陳雲從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發言至1961年8月8日的青浦農村調查報告，共15篇講話和文章，編成一本四五萬字的《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並整理出一萬多字的摘要。4月16日，劉少奇特地將摘要送給毛澤東。由於陳雲堅決不同意，這個材料沒有廣泛印發，隻發給了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財經小組成員。當時，黨內除了曾印發過毛澤東的論集外，匯編印發其他領導人的集子，還沒有先例。“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在檢查1962年的所謂“右傾錯誤”時承認：“我當時過分信任陳雲同志，並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31]

在這種氛圍下，盡管陳雲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養，中央財經小組的工作由周恩來主持進行，但是陳雲西樓會議的講話及其關於財政經濟工作的主張成為隨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經濟調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礎。國民經濟的調整不再是修修補補，而是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著眼於全局從綜合平衡來考慮問題，大刀闊斧地調整，推動全國上下迅速有力地貫徹全面調整的方針，理順了國民經濟建設中的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等各種比例關系,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入良性循環。眾所周知，1962年底，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國民經濟實現了從下降到上升的決定性轉折，表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到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2235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為1984億元，比1957年的1241億元增長59.9%﹔糧食總產量為3891億斤，接近1957年的3900億斤的水平﹔鋼產量為1223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高1倍多。工農業和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與調整前的196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從21.8%上升到37.3%﹔輕工業由26.1%上升到32.3%，重工業則由52%下降為30.4%。在農輕重的比例關系上基本上恢復正常。[32]前后僅用4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就順利完成。這証明劉少奇、陳雲對形勢判斷的正確，解決問題的措施是有力的。

綜上所述，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劉少奇、陳雲為國民經濟走出困境、進入健康發展軌道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們所表現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彌足珍貴，永遠值得我們景仰與學習！

注釋：

[1]《胡錦濤在陳雲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05年06月13日。

[2]《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頁。

[3][4]蘇星：《陳雲的西樓會議講話與調查研究》，《陳雲百周年紀念》，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頁。

[5]《劉少奇在省、市、縣委工作隊全體干部會議上的談話》，《人民日報》，1961年4月30日。

[6]《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頁。

[7]《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525頁。

[9]周恩來：《國內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62年3月27日、28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頁。

[10]《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

[11]《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頁。

[12]《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頁。

[13]《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2頁。

[14]《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頁。

[1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328頁。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頁。

[1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頁。

[18]《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頁。

[1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738頁。

[20]張素華：《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頁。

[21]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5頁。

[22]《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頁。

[23]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頁。

[24]《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1309頁。

[25]《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553頁。

[26]《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6頁。

[27]《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頁。

[2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3-744頁。

[29]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研究室2006年版，第284頁。

[30]《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4頁。

[31]《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0頁。

[32]魯彤、馮來剛：《劉少奇在建國后的20年》，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77-378頁。　

（來源：中國社科網201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