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怎樣保護瞿秋白張聞天蕭勁光等人的政治生命？
張金才
陳雲之所以在黨內外和國內外享有崇高威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這可以從他為瞿秋白、張聞天、蕭勁光、馬寅初、潘漢年等黨的重要領導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進行了復查和平反所做的工作中可管窺一斑。
瞿秋白是1935年從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途中被捕后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以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余的話》為依據，給他強加上“貪生怕死”、“投降了敵人”、“叛變了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等所謂“自首叛變”的罪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要求中紀委書記辦公會議對瞿秋白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研究”。1979年3月，陳雲在與外國朋友談及瞿秋白時說：“他無非就是寫了個《多余的話》，有消極的東西，但臨死前他還高喊口號：‘共產主義萬歲’、‘共產黨萬歲’。”根據陳雲的指示，中紀委於1980年9月寫了一份關於瞿秋白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說：“復查的結果確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后，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10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中紀委的復查報告，並批轉全黨，為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張聞天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同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一道被錯誤地打成“反黨集團”，“文革”中又遭到錯誤批判，1976年7月含冤逝世。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張聞天夫人劉英致信陳雲、胡耀邦等，要求中央給張聞天作政治結論。陳雲立刻批示：“完全應該。”中央決定為張聞天開追悼會時，陳雲正在杭州休養。胡耀邦打電話問陳雲，參加不參加張聞天追悼會﹔如果參加，是主持追悼會，還是致悼詞。陳雲答復說：“我主持也行，致悼詞也行，但你要推遲一點，等我回北京。張聞天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8月25日，張聞天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肯定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蕭勁光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擔任海軍司令員。“文革”初期，迫於當時形勢，他給林彪寫過一封信，內容都是檢討自己的錯誤。這封信在批林整風運動中成為蕭勁光上了林彪“賊船”的所謂“罪証”。1978年9月，蕭勁光帶病上書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要求推倒強加給他的上“賊船”的罪名。1979年1月，蕭勁光再次提出平反的問題。陳雲得知有關部門在平反決定中仍給他留有“先受林彪打擊，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錯誤”的尾巴，於1月11日給鄧小平寫信，提出：“蕭勁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蕭勁光是受‘四人幫’迫害的”。信中還提到：1973年召開中共十大時，“總理對勁光說，‘你度過了一場很大的風險’，這就証明當時蕭勁光是受害挨整的”。在陳雲和葉劍英、鄧小平等關懷下，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關於蕭勁光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中明確指出：“蕭勁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幫’打擊迫害的，所謂上‘賊船’問題完全是張春橋蓄意制造的一樁冤案，應當予以徹底平反。”
馬寅初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和教育家，1959年因提出“新人口論”受到公開點名批判。1979年6月，陳雲看到新華社簡報刊登的調查報告《馬寅初的家屬希望盡快為馬落實政策》。報告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北大一些曾經主管和批判過馬寅初的同志認為：馬寅初是國內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等問題，實踐証明是正確的，當時對他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因此，對馬寅初的問題應該盡快進行復查，予以平反，公開恢復名譽。”陳雲看完后，當即批示胡耀邦：“馬寅初的問題，應該平反，如何請酌。”胡耀邦表示贊成，指示中央組織部同中央統戰部解決此事。在陳雲作出明確批示后，為馬寅初平反的步伐大大加快。7月16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貴到寓所，看望98歲高齡的馬寅初，告訴他決定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消息。
潘漢年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斗爭方面，有過很大功勞，但在1955年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內奸”而遭到逮捕，1977年4月含冤去世。對把潘漢年定為“內奸”，陳雲多年來一直表示懷疑。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立即向中央建議復查潘漢年案件。1980年12月，陳雲給公安部打電話，請公安部將潘漢年案件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去。1981年1月，陳雲又給公安部打電話，請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關潘案處理過程的材料。在調查研究了潘漢年案件的大量材料后，3月1日，陳雲致信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1979年10月確診我患有結腸癌而決定動手術時，我曾寫一條子給耀邦同志，我認為潘漢年的案件需要復查一下。我認為他當時並未真心投敵，否則不能解釋劉曉同志領導下的上海黨能完整地保持下來。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與漢年同案人的材料。這些材料，並無潘投敵的材料確証。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復查。”3月3日，胡耀邦批示中紀委對潘案進行復查。復查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應予否定。1982年8月，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復查結果，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徐懋庸在20世紀30年代曾是上海“左聯”成員。他和周揚等因主張“國防文學”，同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魯迅發生爭論。1938年徐懋庸來到延安。毛澤東同他長談，肯定“兩個口號”的爭論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毛澤東談完后，要徐懋庸去找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談一談。“文革”中因“兩個口號”的爭論問題，徐懋庸受到錯誤批判，1977年含冤去世。1978年8月，徐懋庸夫人王韋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負責人陳荒煤閱轉周揚，請求組織上幫助弄清當年毛澤東關於“兩個口號”爭論的評論，並提出“可否請您們轉請陳雲同志鑒明”。隨信附徐懋庸1972年寫的關於他同毛澤東談話內容的回憶材料。陳荒煤將信和材料經周揚轉送胡耀邦。9月11日，陳雲致信胡耀邦說：“徐懋庸確實與我和李富春同志談過一次話，因為那時見的人很多，談話的內容實在記不得了。但徐懋庸1972年自己的記錄，大體可信。”陳雲回信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王韋回憶說：“陳雲的信來了以后，事情就定下來了，靠得住了，以后就沒有人再提這個事了。”
在陳雲的一生中，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陳雲仗義執言，主持公道，盡己所能，保護同志的政治生命，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寬廣的胸襟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2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