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人民幣制度的確立

陳雲與人民幣制度的確立

遲愛萍

﹝摘要﹞1948年人民幣的誕生僅僅是中國人民金融事業的開始，從人民幣的發行到新幣在全國市場成為統一貨幣，還需要一番艱苦的努力。因為舊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過統一、自主、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金融體系，金融市場的局面異常復雜。陳雲領導中財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推進人民幣盡快佔領市場﹔在通貨膨脹的治理中鞏固了人民幣在市場上的本位幣地位﹔在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中進一步健全了人民幣管理體制﹔使人民幣制度在新中國創立初年得以牢固確立。這一歷史進程再次証明，隻有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政府的管理和調控作用才可能奏效。

新中國成立后，金融領域裡最重要、著手最早的事情之一就是確立人民幣制度。

一、人民幣的誕生及舊中國金融市場的復雜局面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政權被分割成不相連的多個區域，各解放區分別擁有相對獨立的銀行，並各自發行本區的貨幣。①

1947年，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軍事上需要大兵團作戰，經濟上需要物暢其流，財政上需要收支調劑，急需幣值穩定、能夠促進全面生產發展的統一貨幣。10月，根據時任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董必武的提議，中央決定著手建立解放區的統一銀行，定名為中國人民銀行，並先在華北財辦下設銀行籌備處﹝1﹞，籌措工作基金。從1948年初開始，貨幣統一工作有計劃地陸續進行。11月22日，華北人民政府發出《關於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的命令》，決定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並，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以原華北銀行為總行。12月1日，開始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人民幣。

人民幣的誕生僅僅是中國人民金融事業的開始，從人民幣的發行到新幣在全國市場成為統一貨幣，還需要一番艱苦的努力。因為舊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過統一、自主、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金融體系，金融市場異常復雜：一是貨幣混亂，多種貨幣充斥市場。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統治區流通著金圓券、銀圓券，還有各種外幣、金銀等。偏遠地區甚至存在著以食鹽、棉花等商品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現象。二是通貨膨脹嚴重。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到1949年國民黨撤到台灣，國統區因連年戰爭和經濟凋敝，國民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為支撐內戰所需巨額費用，濫發貨幣，數額巨大，以至物價狂漲，無法控制。三是金融業畸形繁榮。由於惡性通貨膨脹的持續，與生產事業聯系較少的金融業成為市場投機的中心，金融市場與商業投機相互作用，造成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四是外國金融資本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外資銀行不僅在中國吸收巨額存款，而且長期發行紙幣、經營外債和股票，享受金銀外匯買賣的特權。而華商銀行卻無力與外資銀行競爭抗衡。五是官僚資本處於壟斷地位。1927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即著手建立金融壟斷機構。到1937年已形成了以“四行二局”（“四行”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二局”指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為骨干的官僚資本金融體系，實現了對金融業的壟斷控制。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又成立了“四行聯合辦事處”，蔣介石兼任理事會主席。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除新成立中央合作金庫外，還通過接收、參股、幣制改革以及行政手段，進一步強化了官僚資本在金融方面的壟斷地位和作用。

面對舊中國金融市場的復雜局面，人民幣要成為名副其實的統一貨幣絕非易事。為了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展開經濟建設，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新中國成立后，改名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是中共中央財經決策的參謀機構和指揮實施機構，擔負著領導和管理國家各項經濟事務的艱巨任務。），並選擇陳雲主政中財委。對於這件事，薄一波晚年在回憶中是這樣評價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決定建立統一的財經領導機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著是從東北調回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陳雲同志是新中國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1942年，他主持的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工作很出色。解放戰爭時期，他主持東北財經委員會的工作，順利實現了東北全區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較早地把經濟穩定下來。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為中財委主任，是再合適不過了。”﹝2﹞陳雲以豐富的領導財經工作的經驗、能力和智慧，在中央和政務院大政方針的指引下，出色地完成了領導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這其中就包括整飭金融市場、確立人民幣制度。

二、陳雲為推進人民幣盡快佔領市場採取的重要措施

1949年，人民政府在已經解放的大城市頒布了金銀隻許持有、不准買賣的命令，宣布必須按照牌價收兌，但金、銀、外幣等的投機活動一時還難以控制，尤其上海、天津的投機勢力更大。1949年4月，上海第一次物價波動就是由金、銀、外幣投機掀起的。

5月上旬，陳雲從東北到中央就任。當時，中財委正在組建中，陳雲憑借其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敏銳地估計到新解放區將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金圓券不打自倒”，“在金融上我們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第二，“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如沈陽、平津）。過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先佔城市，后佔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我幣，而且增加了我幣推行的困難。”﹝3﹞

現實情況和陳雲的預料是一致的。5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次日，上海軍管會開始收兌金圓券，僅用4億元人民幣（指舊幣，本文所說均為舊幣。1955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以新幣1元兌換舊幣1萬元。）即兌換完畢。當時上海市場上流通的主要貨幣實際上已不是金圓券而是銀元，人民幣難以佔領市場。據中共華東財委估計，上海市面流通的人民幣總額超不過20億元，市場上大宗商品基本上是通過銀元和黃金進行交易，人民幣買不到整批貨物，只是個喊價，實際上成為銀元的輔幣。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到人民幣的信用。許多市民習慣手中不留存人民幣，領到人民幣就購存商品，或干脆先買銀元再買東西。因此，市面上銀元價格不斷上漲。

銀元的擾亂帶動物價上漲，嚴重影響了生產的恢復和市場的繁榮，產業界和中小市民極為不滿。為控制金融混亂、物價上漲的局面，中共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分別於6月4日、5日電告中共中央，決定採取有力措施，使人民幣盡快佔領新解放區市場，以平抑物價。擬定的措施是：（1）通過報紙、座談會及群眾會公布我們對銀元的態度，進行思想動員，警告投機者。（2）集中3500萬銀元，乘高價在黑市拋出，兩三天內逐漸壓低銀元價格。（3）京、滬、杭、蕪各大中小城市市面禁止銀元流通。（4）禁令公布后，群眾、軍警立即全面出動，鎮壓銀元販子，對銀元大投機家擇一給以嚴厲的處分。（5）銀元舉行折實存款，並收兌銀元。（6）貿易處拋售各種實物（油鹽、糧煤和工業品）吸收人民幣，但又適當收購工業品，使物價不致過分下跌，仍能穩步上升。﹝3﹞（p.680）

陳雲看到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的電報后，於6月8日代中共中央起草回電，同意他們提出的辦法，同時明確指出，這場斗爭是不容易的，“除政治手段外，還須陸續採取許多經濟步驟”。他在回電中提出以下新的措施，希望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研究：（1）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及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2）稅收一律征收人民幣。另外考慮預征若干種稅款。（3）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同時避免向工廠、商店普遍攤派公債。（4）通令各私人銀行查驗資金。（5）開放各解放區之間的匯兌，其目的是以老區比較堅強的貨幣陣地來支持南方新區貨幣陣地。﹝3﹞（p.679）

依照陳雲起草的這封中央指示電，華東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為推進人民幣佔領市場採取了綜合治理措施。

——對金融市場採取強硬的行政管理措施。6月10日，華東軍區司令部公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嚴禁用金銀計價、流通與私相買賣。從此，華東區反銀元斗爭由管理為主轉為依照暫行辦法取締為主。同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軍管會命令查封金融投機大本營——上海証券交易所的“証券大樓”，逮捕並法辦了投機違法分子。銀元黑市價格立即下跌七八百元。為配合人民政府肅清銀元投機，上海民眾還於當日展開拒用銀元運動，商店也與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銀元。同時，政府協助銀元販子轉業的工作也先后展開以配合反銀元的斗爭。

——運用金融手段使銀元消匿。6月11日，上海中國銀行受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委托，開始收兌銀元。由於政府收兌牌價接近黑市，兌換市民異常活躍，銀元黑市價格暴落，物價亦趨於穩定。政府據情將收兌牌價逐漸提高，持兌者日益增多，從而使上海銀元黑市在很短時間即漸趨消失。6月14日，人民銀行舉辦折實儲蓄，一般市民不必再用購買銀元的方式來保值。

——通過商品流通手段促使人民幣佔領市場。6月13日，上海人民政府開始在市場上拋售棉、紗、面、油等實物。這一措施一方面抑制了市場投機活動，另一方面大大促進了人民幣在市場上的流通，促使人民幣逐步佔領市場。

華東區其他城市也與上海採取統一步驟，對銀元黑市展開猛烈攻擊，由此新區金融市場秩序穩定的局面基本形成。為鞏固“戰果”，根據陳雲提議，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通令平、津兩分行自即日起先行辦理與滬、寧的匯兌業務，並且通告北平、天津私營行庄與上海、南京、武漢、西安等地的通匯辦法。新老解放區的通匯加強了人民幣的流通，進一步鞏固了人民幣在新區的本位幣地位。

與此同時，陳雲亦部署嚴格禁止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流通。上海臨近解放時，黨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曾向陳雲進言：上海解放后，外幣要禁用禁持。﹝4﹞陳雲採納了這一意見。6月3日，華東軍區司令部公布了外匯管理辦法，嚴禁外幣流通。在打擊銀元的投機斗爭中，為防止外幣對金融市場的擾亂，8日，上海軍管會再次頒發布告（即《上海市軍管會為重申嚴禁外幣在市場計價流通的布告》，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頁。），重申嚴禁外幣在市場計價流通。

各地人民政府也採取相應措施，規定一切外匯業務都由中國人民銀行及其指定機構辦理，堅決取締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貨幣、壟斷中國外匯的經營權，禁止一切外幣在中國市場流通和私相買賣，並要求凡持有外幣者，必須在一定時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指定機構兌換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使用時再按外匯管理辦法申請批准。同時取締和打擊外幣黑市交易，對違法活動採取沒收或強制兌換手段，以加強外匯統一管理。

三、在通貨膨脹的治理中鞏固人民幣在市場上的本位幣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后，解放區先后爆發了四次大的物價漲風，1949年4月、7月、10∼11月連續三次﹔第四次發生在1950年2月春節前后。關於物價波動的原因，陳雲在《過去一年財政和經濟工作的狀況》一文中作了深刻的論述。他說：1949年是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財政形勢也很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統治的結果，我國民生必需的糧食、棉花，不小數量依靠進口﹔水利事業遭到破壞，年年受災，以1949年最為嚴重﹔通貨膨脹持續12年，物價飛漲，市場秩序混亂﹔解放戰爭勝利了，我們不得不承受這樣一份遺產。另一方面，1949年空前規模的革命進軍，對於一切不再抵抗的舊軍隊與舊人員採取一律“包下來”、實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財政負擔很重。不僅如此，鐵道必須恢復﹔被封鎖的上海必須支援﹔戰爭阻塞了城鄉交流，稅收甚微，支出很大，我們不得不暫時仍舊依靠發行鈔票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其結果是，一方面解決了當時解放戰爭和重點恢復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仍不能避免通貨膨脹、物價波動的局面。﹝5﹞

事實正是如此。1949年除東北地區財政赤字較小（佔支出的5.5%）以外，關內地區的財政赤字佔全部支出的65.9%。從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人民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3萬億元，增長了160多倍。這樣的通貨膨脹速度是解放區前所未有的。﹝6﹞1949年9月11日，中央決定在上海、武漢、北平、天津、西安同時發行500元、1000元券。11月物價即大幅上漲。1950年1月6日，政務院第14次會議批准了陳雲的《發行大面額鈔票計劃的報告》，同意發行5000元和10000元面額的人民幣，2月物價又大幅上漲。這些情況說明人民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而超量發行人民幣是引起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應該指出的是，政府的支出都是與人民根本利益相關的大事和好事，是政府必須做的，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性質及作用都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超級惡性通貨膨脹完全不同。

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人民政府運用了綜合多樣的治理手段。在金融管理方面，陳雲領導中財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緊銀根﹔征收稅款，收繳公債款，要求資本家按時發工資而不准關廠﹔公款隻能存放在國家銀行，不得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健全稅收機關，加強稅收工作，開展折實存款，回籠貨幣等。同時，嚴格市場管理，打擊不法資本家對糧食、紗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機。上述措施使人民幣在市場和社會經濟生活流通中的本位幣地位日益鞏固。

1950年3月3日，政務院通過並正式頒布了由陳雲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明確了統一財經工作的三項內容：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這一工作中的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就是把所有屬於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此舉不但避免了社會上人民幣數量過多的現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國家能夠使用的現金量。中央人民政府實施的統一財經的重大決策，為徹底治理通貨膨脹創造了體制方面的條件。至1950年10月，新中國即基本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結束了困擾中國人民十幾年的通貨膨脹噩夢。在全國統一財經的歷史過程中，人民幣亦牢固地佔領了市場。

四、在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中進一步健全人民幣管理體制

國家在現金統一管理方面採取的首要步驟是建立金庫和發行庫，這是實現現金管理的必備條件。1950年初，中財委就向各大行政區部署了這項工作。2月1日，陳雲同薄一波在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一旬財經要事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強調，2月底以前建立國庫。﹝7﹞隨后，政務院發布《中央金庫條例》。在政務院嚴格督促下，加上地方的積極配合，到5月末全國建成金庫1657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國財政金庫體系。﹝8﹞

為了有序、靈活地調撥集中在金庫的現金，陳雲領導中財委部署建立了發行庫。1949年10月，中財委曾擬定《關於建立發行庫的決定》。1950年2月，全國金融會議確定：“發行庫為全國貨幣資金調撥之中心”，會議同時要求各地“必須普遍建立發行庫，並規定統一資金調撥的制度”。﹝9﹞會后，中國人民銀行擬訂《統一資金運用與調撥制度》，於4月1日執行﹔10月《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庫制度》正式頒行。

建立金庫制對控制通貨有著重要的作用。這個辦法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曾用過，但由於政治腐敗，無法切實執行。常常是政府要員的支付令一到，經費就從金庫中提出，存入與個人有關的銀行裡生利。而且各機關的現金不按規定繳納國庫，致使國庫空虛，隻好超量發行貨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庫制只是徒有虛名。

在中財委的統一領導下，金庫和發行庫很快產生了控制通貨的效應。這一財經舉措增強了銀行對社會資金的集中和調控能力，減少了貨幣對市場的沖擊，益於政府集中財力辦大事。僅一個月，國家銀行的存款即達貨幣流通量的60%。為了加強對現金的管理，4月7日政務院第27次政務會議通過並發布了《關於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規定了現金使用原則，﹝10﹞並確定人民銀行為國家的現金中心、清算中心和信貸中心。這是銀行工作的重大轉變。

總之，在陳雲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通過“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等措施，把信用集中於國家銀行，構造了一個調節貨幣、穩定金融、調控國民經濟的統一健全的貨幣制度。實踐証明，現金管理在計劃經濟時期是國家最重要的財經制度之一，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年，市場和金融環境的迅速治理，貨幣制度包括其他社會經濟管理制度的迅速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依靠政權力量，結合金融、貿易、財政、生產等經濟手段成功實踐的范例。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功治理通貨膨脹，使人民幣制度得到確立，原因就在於陳雲領導的中財委遵循了客觀經濟規律，並以此為前提，發揮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中共十八大報告在強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同時，仍首先強調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然后才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綜上，推動社會經濟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干預，但國家干預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隻有尊重經濟規律，政府的管理和調控措施方能奏效，這一真理已被黨和國家的發展歷史一再証明，從而成為黨執政的基本理念。

①如：西北農民銀行券，原為晉綏區的地方貨幣，隨著晉綏、陝甘寧等解放區的擴大和連通，成為西北大區流通的貨幣﹔北海銀行券，原為渤海膠東地區貨幣，1948年9月濟南解放，山東解放區統一，遂成為全區本位幣，在冀魯豫、蘇北等鄰近地區也有流通﹔長城銀行券，流通在晉冀察邊區及熱河解放區﹔東北銀行券，沈陽解放后為東北解放區的統一本位幣，並在內蒙古地區流通﹔冀南銀行券，原為晉冀魯豫地方幣，1948年春，與晉察冀連成一片，5月成立華北解放區，同時冀南銀行與晉察冀邊區銀行合並成立華北銀行，由此，冀南幣成為華北大區的主要貨幣（晉察冀邊幣按比價流通，不再發行）﹔中州農民銀行券，中原解放區是1947年8月我軍實行戰略進攻時開辟的新區，最初流通的是冀南幣和北海幣，因挺進大別山后，距離老區太遠，因此於1948年1月發行中州農民銀行券﹔新疆地方幣，在新疆地區流通﹔華南地區發行過南方券，等等。參見《新中國若干物價專題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頁內容。

﹝ 參 引 文 獻 ﹞

﹝1﹞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頁。

﹝3﹞ 《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78頁。

﹝4﹞ 《陳雲年譜（1905∼199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頁。

﹝5﹞ 《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頁。

﹝6﹞ 《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頁。

﹝7﹞ 《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8﹞ 楊希天等編著：《中國金融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96）》第6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

﹝9﹞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頁。

﹝10﹞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1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