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鋪子做買賣”的中央特科書記——陳雲
“開鋪子做買賣”的中央特科書記——陳雲
顧順章叛變后,中央特科必須重新進行大的整頓。1931年6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特委工作雖然有它許多成績,給予黨以不少保護作用,但終於因顧順章一個人的叛變,遂使全部工作發生動搖,這不能不說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錯誤的結果。”為了整頓特科,中共中央決定:“特委的負責人必須以政治堅定、黨籍較長,有斗爭歷史的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擔任。”
陳雲在協助周恩來處理顧順章叛變過程中顯示出他的工作能力,他本人又具備中央規定的上述條件。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但6月21日又發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擅自在外面過夜而被捕,供出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周恩來雖及時撤離,但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不久,中央決定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候轉移到中央蘇區去。這時,陳雲在危難之際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擔。陳雲回憶說:“1931年顧順章叛變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漢年叫‘小開’,我叫‘先生’。一直到1932年我去搞工會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來走了,以后就是潘漢年負責。”
如何從顧順章叛變的致命打擊中開辟新的工作局面?陳雲首先從改變中央特科(代號叫“新新公司”)的工作方式入手。特科工作應當深入社會,完全同黨的其他組織隔離,基本人員要少而精。由於過去特科組織與工作人員在黨內並沒有嚴格隔離,陳雲主持特科工作后,首先改變這種狀況。他根據少而精的原則,調整內部組織,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繼續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強、李克農、陳賡等調離上海;同時撤銷第四科,將通訊電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書處,其余三個科進行精簡縮編。陳雲兼一科科長,潘漢年兼二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他又改變特科的活動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員的社會職業必須是真實的,有著落的,從而能夠深入社會活動,通過社會活動建立起各種社會關系,以這些社會關系掩護特科的工作。同時採取更嚴密的防范措施,強調單線聯系,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當時特科同志之間,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系外,並無其他聯系”。
陳雲花了幾千塊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辦了一二十個小鋪子,散布在上海各個地區,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的往來接頭。比如,他在上海紅廟路派人開了一個木器家具店,像一個舊貨商店的樣子。那時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中央經常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有了這個木器店,“機關搬家的時候,東西都弄到它那裡去,要成立機關,沒有家具又可搬來,很方便,是倉庫,又做商店,又接頭”。
陳雲自己在哪裡辦事?他自己回憶說:“上海山海關路的印刷所是我當時的辦事機關。”這個地下印刷所的老板是李偉基。1928年冬,李偉基到上海,在新閘路星星印刷所做事。陳雲知道后,到上海找過他。李偉基這樣回憶:“有一天他與我講,他和我合開一家小型印刷所”,“他先給我300元,要我出面籌備”。“在山海關路肇慶裡17號,借了一間統廂房,買了兩部小型印刷機”,“取名新生印刷所”。“名義上他負責內務,我擔任業務,也雇了一位青年工友和收了一個學徒,大模大樣地做起假老板來了”。李偉基說的這位“青年工友”,就是特科人員李士英,在這個印刷所當校對。據李士英回憶:“我和陳雲同志會面時,他穿一件長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頂紅帽子”,儼然一個賬房先生。陳雲后來說:這個印刷所從來沒有被破壞過。
“開鋪子做買賣”,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較可靠的社會根基,更利於開展隱蔽斗爭。共產國際代表曾對陳雲這種辦法給以充分肯定,說:“這個人花了幾千元,搞了一二十個鋪子,証明這個人不簡單。”對於特科這些工作方式的變化,一個當年的國民黨特務在回憶錄中感嘆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后,把我們在共黨中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了。我們隻知道共黨的地下組織已經變了,但是怎樣變?何人負責?機關設在哪裡?一切具體情況,我們便茫然無知。”
特科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方式作了初步改變后,陳雲同潘漢年等又集中力量研究如何重新恢復和建立情報工作。打入敵人內部收集情報的工作,在顧順章叛變后一度停頓。為了保衛中共中央的安全,必須盡快重建。長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陳養山回憶說:“在陳雲同志親自籌劃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計利用社會關系,終於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機構重新建起反間情報關系。這個階段雖僅一年時間,但各項工作很快恢復,成效很顯著。”
周恩來在總結中央特科工作時說過:“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敵人營壘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殘革命組織的反動機關,更是我們首先要打入的對象。”根據這一指示,陳雲指導特科首先想方設法打入國民黨政府的上海警備司令部。這是一個負責破壞中共組織的重要機構。國民黨當局這時正准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秘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系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系,這一關系在了解向忠發被捕后確已叛變並被秘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向上海國民黨市黨部派遣人員,這是陳雲直接主持進行的。據潘漢年回憶說:“那時,吳開先主持市黨部組織部。他破壞我黨的惡毒手法之一,就是發動自首,發展內奸。特科需要了解這一具體情況。”陳雲、吳開先的同鄉沈壽亞,“大革命時是跨國共兩黨的黨員。‘四一二’后在陳雲領導下做工會工作。”“1931年陳雲領導特科工作,沈到吳開先的組織部當文書。陳雲同他談話,要他長期埋伏在吳處搞情報。”開始時,沈壽亞得不到重要情報,后來他升任組織科登記員,不久又當了科員。“這時他能看到有共產黨員秘密去市黨部自首的登記表,就向組織報告。”潘漢年“便讓他相機向吳開先建議:自首登記表應與一般黨員登記表格分別處理保存,並建議自首登記者應有相片存底。此說果被吳採納,升調他專職保管自首登記表格。從此,他定期向組織報告黨員和革命團體成員去組織部秘密自首登記者的姓名、職務、年齡等情況,必要時還向組織提供自首者的相片。”這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張浩(即林育南,大革命時期的工會領袖)的妻弟“向國民黨市黨部登記自首”后,“敵人布置他繼續與張浩來往,足見敵方意在發現張浩上下左右關系,然后一網打盡”。中央得此密報后,要沈壽亞“將登記存底和相片弄出作証”,他都做到了。
為了做好情報工作,陳雲特別注意建立各種社會關系與工作關系,收到明顯效果。前面提到,同陳雲在商務印書館一起領導過罷工斗爭的章郁庵,即章秋陽,在“四一二”政變后曾在上海報紙上刊登過一則啟事,大概聲明他不是“共產黨員”或者“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這類話。然后即去他大哥章培(國民黨浙江保安團團長)處當軍需官。是否中央要他這樣做的,陳雲並不清楚,“因為這樣重要的秘密事情,隻能是上海區黨委或者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知道,如趙世炎、羅亦農等”。‘四一二’以后,黨曾經派過一些黨員到國民黨內部做秘密工作,這是確切無疑的”。1927年夏天,陳雲到杭州與章秋陽見過面,但他沒有同陳雲講這件事。陳雲認為:“按照黨的秘密工作原則,他也無權對我說明。”章秋陽當軍需官期間,曾經掩護了一些共產黨員,后在上海交易所當經紀人。顧順章叛變后,陳雲同他建立了聯系,就讓他利用其“合法身份收集情報”。他除介紹陳雲、潘漢年同他哥哥章乃器會面,討論金融問題外,還“利用他的地位,在幫助黨處理大宗外匯兌換上起到秘密掩護作用,而這是別人難以做到的”。后來,陳雲從長征途中奉命返回上海工作時的住所以及同先前到達上海的潘漢年的聯系,都是章秋陽負責安排的。這個時候,章秋陽完全知道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的重要職務。陳雲后來對章秋陽這樣評價:“我們即使今天無法証明他當時是否有黨籍,但是很清楚,他是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做了大量黨員所應該做的工作。”
由於顧順章、向忠發的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動非常艱難。這時,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1931年9月下旬,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並報經共產國際批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臨時中央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和盧福坦三人為常委,博古負總責。10月中旬,王明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來也離開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江西瑞金。
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也作了調整,成員有陳雲、康生、潘漢年、陳壽昌和楊森。在陳雲的領導下,中央特科在嚴重白色恐怖的艱難環境中,苦撐危局,繼續忠誠地保衛著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
(摘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版,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來源：《百年潮》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