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干部隊伍代際交替問題的解決
陳雲與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干部隊伍代際交替問題的解決
徐軼杰 李文
領導干部交接班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要問題，也是中共建設中的重要問題。誠如陳雲所言：“黨的交接班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黨內，都有過痛苦的教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頁。】在改革開放初期，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高瞻遠矚地認識到交接班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並認真細致地建立起一套以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和后備干部培養制度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干部交接班制度，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黨的交接班問題。
一、陳雲反復強調解決交接班問題的迫切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大批干部獲得平反，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但是由於他們年齡偏大，繁重的工作已經使其力不從心。以國家機關30多個單位主要領導同志的年齡構成變化為例：1965年平均年齡55歲，其中55歲以下的同志佔70%，66歲以上的同志隻佔5．7%﹔而到了1980年平均年齡63歲，其中55歲以下的同志隻佔9%，66歲以上的同志佔40%多。【《組工通訊》第164期，1981年6月18日。】
干部年齡普遍偏大的同時，干部青黃不接的現象嚴重。全國省委正副書記平均年齡62歲，66歲以上的佔40%。全國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齡為56歲，其中46歲至60歲的佔72%，有些地市委書記已經70多歲了。全國縣委常委平均年齡48歲，40歲以下的僅佔10%，56歲以上的佔16%。【宋任窮：《認真解決組織工作面臨的新課題》，1980年7月3日，《宋任窮回憶錄(續)》，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頁。】
針對這種情況，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反復強調解決交接班問題的迫切性。1979年3月25日，陳雲在主持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指出，要“找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或者五個年輕一些的，四十歲到五十歲的干部，到財經委員會工作。要有一點工作經驗的，人數也不要多。這些人不是當秘書，而是在我們這裡當‘后排議員’。”他從老同志的現實困難出發進行論述，“我們這些人都快要‘告老還鄉’了，解放時，我四十五歲。那時，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開會，晚上同周總理談，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滿滿的。現在我一個星期隻能工作兩個半天，多了不行。如果還要那樣干，無非是向‘八寶山’開快車就是了。”陳雲進而指出：“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議員’，這些人參與討論問題，參與決定大政方針的事。培養這樣的人，我看很有必要。”【《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頁。】
同一時期，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都意識到交接班問題的重要性，並一再強調交接班問題的迫切性。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鄧小平提出把選好接班人作為一個事關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來對待。【《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頁。】1980年2月24日，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葉劍英講道：“我們老同志都想為黨多干些時間，多做些工作，但是年紀不饒人，自然規律不可抗拒，革命事業總有一個交班和接班的問題。因此培養和造就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確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緊迫的戰略任務。”【《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頁。】
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陳雲又從黨的事業是否能夠順利進行的戰略高度，語重心長地提醒全黨注意解決好領導干部的交接班問題。他指出：“應當清醒地看到，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黨的干部隊伍相當長時間以來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問題，存在青黃不接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或者解決的不好，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曲折。每一個同志，尤其是每一個老同志，都應當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解決好干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中央組織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組織工作文獻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263頁。】
改革開放伊始，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提出了領導干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並作為國家的戰略問題認真思考和對待。及時、正確和妥善地處理這一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和細致的工作要開展，陳雲在這一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二、陳雲與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的逐步建立
如同陳雲所說，要解決好交接班問題首先是老干部要陸續從領導班子中退出【《陳雲文選》第3卷，第314—315頁。】，建立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是解決好交接班問題的基礎。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制度始終沒有真正地實行，反而形成了領導干部終身制的客觀情況。有鑒於此，陳雲反復強調離退休工作的重要性，幫助制定離退休制度的指導原則解決離退休干部的后顧之憂，並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這些努力使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雲就指出進行交接班的重要性：“干部青黃不接的狀況是客觀存在。……現在老干部對於提拔中青年干部還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緊迫。如果到倒下來的時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領導工作崗位上來，這對我們黨是很不利的。我們不應該做這種選擇。我們要做另外一種選擇，就是立即主動地提拔培養大批中青年干部。黨必須這樣做。”【《陳雲文選》第3卷，第299頁。】因此，必須建立離退休制度。對於為什麼實行離退休制度，陳雲在1982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解釋道這是因為：一、這些老同志現在比以前戰爭時期和建國時期年齡增大了，體力變弱了。對許多繁重的工作，已經力不從心。二、黨必須建立一套承前啟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才兼備的干部站在第一線工作，這是黨和國家必須做的大事。”
在強調退休制度重要性的同時，陳雲還通過努力制定了離退休制度的指導原則，解決了離退休人員的后顧之憂。
1981年6月8日，陳雲召集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負責人，就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進行座談，並主持起草了《關於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紀要》指出：中國革命經過長期斗爭，黨內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們都是60以上、70以上高齡。目前黨政軍民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絕大多數都是60歲以上。有相當一批老干部帶病工作，不能經常受累。為了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紀要》指出：“干部必須實行離休退休制度，這是根本辦法。”《紀要》強調“實行離休、退休辦法必須退好。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必須做好的大事。必須把離休、退休的工作辦好，決不能使老干部人心不安，必須做到人心安定。因為這關系到幾十萬應該離休、退休干部的問題，而且關系每個干部將來必須面對的現實。必須有計劃地進行這項工作，而且要把這項工作做好，這項工作必須堅決實行。”《紀要》原則上規定了離休、退休老干部的待遇，提出“對於離休、退休老干部必須在政治上給以應有的待遇，如看文件、聽報告、參加重要問題的討論等等。”“物質待遇上，抗戰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大革命時期的離休、退休老干部，退下以后，必須給以優待，住房、醫療、交通工具必須給以照顧。”“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可以酌情成立干部休養所，或干部娛樂場所。”“離休、退休老干部都發榮譽証書，並可據以享受一定的社會優待。”《紀要》進一步提出離退休制度化的要求總管離休、退休干部事宜的機關是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設立離休、退休干部管理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地委的組織部，設立專門機構。”“黨必須制定干部離休、退休的條例。”【《陳雲文選》第3卷，第468∼470頁。】
《紀要》提出了解決老干部離退休的后顧之憂的基本原則，同時提出了建立離退休制度的設想。在此基礎上，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4月10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發布老干部離職休養的幾項規定的通知》。與1978年的《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相比，老干部的待遇明顯提高。
除了做思想工作並進行制度設計之外，陳雲還身體力行支持離退休制度的建設。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陳雲同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為全黨和全國做出了榜樣。1987年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査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陳雲做書面講話，指出“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時一起退下來。這是黨的事業的需要。”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批准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在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的努力之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逐步建立，並成為領導干部交接班制度的一個重要基礎。
三、陳雲與后備干部制度的逐步建立
黨的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的建立解決了要不要交班、如何交班的問題，黨的后備干部制度的建立則要解決誰來接班和怎麼接班的問題。陳雲反復強調提拔中青年干部作為接班人的必要性，首先提議成立中央書記處作為培養接班人的機構，提出了接班人的選擇標准，要求建立專門機構管理中青年干部，並提出成千上萬地選拔中青年干部，還親自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陳雲的這些努力使黨的后備干部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起來。
陳雲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現在，中央、省、地三級黨委的主要領導同志大多數在六十、七十歲左右。到這些干部成批離去的時候，就將構成=個重大的問題。因此，現在就要下決心挑選一批四、五十歲的人上來，要好好地多研究一些辦法。”【《組工通訊》第157期，1981年5月7日，第142頁。】陳雲一再提醒，“要抓緊選拔一大批四、五十歲的優秀干部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區機關工作，要有人管這個事，要多研究一些方法。”【《組工通訊》第164期，1981年6月18日，第194∼195頁。】
為了使中青年干部得到鍛煉，也為了減輕老干部的工作負擔，陳雲首先提出了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的主張。1979年10月3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陳雲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提出：“調兩個比較接觸實際工作的同志上來，把財經工作好好搞一下。這是國家的大計，黨的利益。如果組織上不採取這樣的步驟，我們的工作搞不動。華國鋒太忙了，葉帥年紀大了，我的身體本來就弱，而且今年七十五歲，小平同志雖然身體好，但也是七十六歲了。靠我們不能持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頁。】1980年2月24日，陳雲強調成立中央書記處，這是黨的一項重要的措施。這個事情非常緊迫，非常必要。現在從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頭發都已經白了。所以，有它的緊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現在我們主動地來選擇人才，還有時間，再等下去，將來就沒有時間了。”【《陳雲文選》第3卷，第269頁。】陳雲進一步提出，書記處和全黨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在各級選擇合格的年輕干部。這些被選進重要崗位的人，黨性要強，要有干勁，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還要培養一批技術干部到各級領導機關裡來，這樣才能搞“四化”。出席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會議時，陳雲強調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說過，不要安排我進書記處和常委會。一個人接班不行，要搞集體接班。比如，搞十個人，垮了一半，還有五個。書記處工作要實行一人一票制。選舉書記處成員時，不要搞差額選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第257頁。】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
雖然陳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選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但是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這項工作並不順利。據統計，1980年，中央、國家機關35個部、委、總局和29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採用群眾推薦和組織考核相結合等辦法，挑選了近500名選拔對象。但是，實際進領導班子的同志隻有43人。29個省、市、自治區黨委充實進領導班子的干部107人，人數不算少，但是中青年干部隻有25人。【《組工通訊》第157期，1981年5月7日，第142頁。】面對這種形勢，陳雲萬分焦急。在1981年3月29日給陸定一的回信中，陳雲表示：“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現在不提拔四十幾歲的青年干部到各種級別的崗位上，讓他們在工作中取得經驗，接班問題就要成為大問題。現在部長和省委第一書記一級的干部都是六十開外了，如不在這一兩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將有極大危險。現在阻力很大，即使先進后出，也進不去。我正為此而呼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第270頁。】
為了使全黨就選拔中青年干部達成進一步的共識，1981年5月8日，陳雲在杭州療養地寫成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該文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干部隊伍老化的問題和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工作的不足。陳雲提出擺在全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不警惕黨內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不採取果斷措施，最后被迫倉促提拔一些不很適當的中青年干部。這對黨的事業很不利。另一種是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他們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並由老干部傳幫帶。這是對我們最有利的辦法。就老干部認為中青年干部沒經驗的問題，陳雲解釋道：“中青年干部有朝氣，多數有專業知識﹔但也有某些缺點，並且不成熟，這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現象。”中青年干部沒有老干部的經驗豐富，但經驗是從實際工作中鍛煉出來的。“把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實際工作的負責崗位上去，讓他們挑擔子，隻要有三年五載，至多十年的鍛煉，他們是一定能夠鍛煉成才的。”“我們所要提拔培養的干部，不僅是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的人，而且在數量上佔多數的應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四十歲以內的人。讓他們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經過幾年以至十來年的鍛煉，就可以成為大量提拔高級領導干部的后備力量。”陳雲還提出中央組織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術干部局，以選拔中青年干部和專業技術干部。【《陳雲文選》第3卷，第292∼297頁。】
5月20日，陳雲由杭州飛抵北京后就立即將《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分別送給胡耀邦和鄧小平。鄧小平高度關注此事，指出老干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好【《陳雲文選》第3卷，第頁。】。6月8日，陳雲上午與中組部、總政治部舉行了關於老干部工作的座談會，下午會見中組部領導，就成立青年干部局問題提出三點意見：(一)建“廟”要十分慎重，從領導到每個成員，個個“菩薩”都要是好的。(二)這個局要有一個老干部帶頭﹔還要有“文化大革命”時期“逍遙派”和紅衛兵中優秀的、德才兼備的年輕干部，因為他們了解那個時期青年的情況。(三)現在不要忙著去提拔干部，首先要花3個月至5個月的時間把“廟”建好。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一直到縣委都要按這個方針來辦。7月31日，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機構的通知》，傳達貫徹了陳雲的上述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第276頁。】。在陳雲的指導和幫助下，青年干部管理機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建立起來。
陳雲還提出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四化”標准和堅決抵制“三種人”的標准。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建國3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提出要注意干部隊伍的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努力使我們的組織狀況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任務相適應。1980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召開的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談會上進一步說明，所謂理想的領導班子，就是領導班子的成員是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組織領導能力的，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這其間，陳雲提出，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把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續)》，第108∼109頁。】。在這年8月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示完全贊成陳雲的意見，說這些意見講得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第259頁。】。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時，又把這一提法正式寫進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干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頁﹔關於新時期干部“四化”措辭的變化，參見馮軍旗：《陳雲干部制度化思想研究》，《中共珠海市委黨校珠海市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干部“四化”原則正式進入黨的文件。1982年，黨的十二大將干部隊伍的“四化”寫人了黨章，成為干部隊伍建設的指導方針，也成為選拔接班人的基本標准。
陳雲不僅提出了新時期干部的“四化”標准作為選拔中青年干部的准則，還提出堅決不能提拔“三種人”的標准，以防止接班人隊伍經不起政治風波的考驗。1982年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在提出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時，指出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即“三種人”，要保持警惕，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撤下來。為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時，組織部門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一定要進行切實的考察。【《陳雲文選》第3卷，第5O9-51O頁。】陳雲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不能提拔“三種人”。他指出，因為這“三種人”如果進到領導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他們就會跳出來興風作浪，再次危害國家，危害人民。【《陳雲文選》第3卷，第316頁。】同時，陳雲認為，最危險的是黨內混進了一批“三種人”【《陳雲文選》第3卷，第330頁。】，因此他要求中組部、黨校和中紀委把好關，不讓“三種人”上來。陳雲也指出，“三種人”畢竟是少數，要分清“老紅衛兵”和“三種人”的界限，要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歷史【《陳雲文集》第3卷，第498∼499頁。】。
除了就接班人培養進行制度設計之外，陳雲還親自支持地方后備干部的選拔與培養。1982年春天，到杭州休養時，陳雲與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用兩個上午作了一次長談，中心議題就是上海市要大膽選拔中青年干部，市級班子裡不僅要有50歲左右的人，還要有40歲左右的人，特別是要有40歲以下的人﹔不僅要有第二梯隊，還要有第三梯隊。1983年春天，陳雲到杭州休養得知陳國棟和上海市委已從基層選拔了18位年紀輕、有專業知識、政治思想好的干部進入市一級領導班子。在5月返回北京途中，他特意取道上海，並於5月21日在住地接見了上海市黨政領導班子全體成員。當時由陳國棟和胡立教、汪道涵等市委主要領導帶到陳雲住地的中青年領導干部，一共有10位，當年在省級領導班子中一下子充實這麼多中青年干部的，上海還是第一家。后來，鄧小平、李先念來上海視察時，也都接見過這批中青年領導干部。陳雲親自為全黨樹立一個大膽選拔中青年干部的樣板，對於推動全黨干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深遠意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第326頁﹔朱佳木：《推動選拔任用中青年干部》，載《在紀念陳國棟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2011年11月16日，第3版。】。
四、結語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伊始，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髙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共領導干部的交接班問題，陳雲通過制度設計和身體力行來推動這項工作。在老干部離退休制度建立方面，陳雲參與制定了相對優厚的離退休待遇原則，為老干部離退休解除了后顧之憂﹔在當時全國范圍精簡機構的背景下，陳雲主張建立專門的老干部工作機構解決老干部離退休問題﹔陳雲還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地支持建立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領導干部離退休制度在全國逐步確立，這就解決好了交班的問題。在解決接班問題中，陳雲提出了成千上萬選拔中青年優秀干部的主張，提出了干部選拔和堅決不能選拔的標准，主張設立專門管理青年干部的機構，還親自樹立中青年干部選拔的樣板。經過不懈努力，黨的后備干部培養制度逐步建立，這就解決好了接班的問題。
通過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中共逐漸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領導干部代際交替道路，形成以老干部離退休制度和后備干部選拔培養制度為核心的領導干部交接班制度。可以說，陳雲和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所探索和建立的領導干部交接班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重要制度基礎，也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了色彩。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