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的政治風格

陳雲的政治風格

孫業禮

[摘要]陳雲的政治風格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時刻關注民生、關注人民群眾現實利益，把人民群眾的關切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敢於仗義執言、無私無畏、堅持真理﹔重視領導藝術，善於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特別是堅持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用以指導工作﹔有著寬廣視野，不會陷入事務主義，善於謀劃戰略問題﹔有著寬闊胸襟，講黨性、顧大局，不居功、不自傲，善於忍耐和等待﹔善於“算賬”，算大賬高瞻遠矚，算小賬明察秋毫﹔辦事循序漸進，量力而行，既積極又穩當。陳雲的政治風格，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養、政治實踐和政治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關鍵詞]陳雲﹔政治風格﹔無產階級政治家

在當今中國，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造就一大批善於治黨治國治軍的政治家。鄧小平曾經說過，“哪一天中國出現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秀的政治家、經濟管理家、軍事家、外交家就好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　這裡，鄧小平把培養政治家放在了首要位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高級干部要“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強調“我們黨需要的是一大批善於治黨治國治軍的政治家，而不是胸無點墨、利欲熏心的政客”。怎樣才能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優秀的善於治黨治國治軍的政治家呢？這方面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給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的寶貴經驗和遺產。認真繼承這筆遺產，我們將受益無窮。

“陳雲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人民日報》1995年4月17日。）這是陳雲逝世后，黨和國家對他作出的高度評價。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陳雲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他有著怎樣的政治風格，對我們今天又有著怎樣的啟示呢？

第一，陳雲是一位有著堅定理想信念的政治家。陳雲出身店員，可以說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唯一一位直接從工人階級中成長起來的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有著天然的感情和執著的追求。延安時期陳雲就說過，共產黨是為人類的徹底解放，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而奮斗的政黨。因此，一個願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改革開放后，1983年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陳雲堅定而充滿激情地說：“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鐵証。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頁。）　縱觀陳雲的一生，無論斗爭如何艱巨、情況怎樣復雜，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始終堅貞不渝，表現出共產黨人不可動搖的意志和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

有沒有信仰，信仰是不是堅定，是政治家與政客的根本區別。政治家為信仰而奮斗，政客為利益而奔忙。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黨的老一輩政治家共同的政治風格。毛澤東說過：“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鄧小平也多次強調：“為什麼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37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這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深刻總結。對於當今中國的政治家，堅定的理想信念應該是第一位的要求。

第二，陳雲是一位時刻關注民生、關注人民群眾現實利益的政治家。政治家不僅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還必須關注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不然就隻能是空頭政治家。陳雲說過：不要看不起吃、穿、用，油、鹽、柴、米，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陳雲文選》第3卷，第33—34頁。）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陳雲解釋說：“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他強調，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領導經濟工作還是做其他工作，切實為人民謀利益都是陳雲遵循的一貫原則。三年困難時期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裡失掉。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在陳雲身上，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和為人民利益而不懈奮斗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關注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關心群眾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老一輩革命家政治風格的共性。毛澤東說過：“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頁。）黨的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也都非常關心群眾生活。但像陳雲這樣在大量著作中直接論述解決群眾吃穿用問題，作決策能從婦女的頭發夾子出發，從群眾經常要補破襪子的事實出發的政治家，確實不多見。習近平說，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當今中國，每一個會治黨治國治軍的政治家，都要時刻關注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把人民群眾的關切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三，陳雲是一位仗義執言、無私無畏、敢於堅持真理的政治家。陳雲有句名言：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他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敢於堅持真理的典范。在遵義會議上，陳雲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支持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1956年，他及時發現經濟工作中的急躁苗頭，提出反對冒進。在“大躍進”中盡管因此遭到嚴厲批評，他仍然堅持綜合平衡，堅持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觀點。1962年夏，面對廣大農村的天災人禍，陳雲提出必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盡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並肯定了安徽等部分地區採取的包產到戶的做法。此事關系重大，他決定親自向毛澤東提出建議。當時，考慮到毛澤東對這一重大建議可能不會接受，有人曾勸他不要急於提出。陳雲義正詞嚴地說：“不能患得患失。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對人民負責。遇到大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就要盡快提。這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關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轉引自周太和：《學習陳雲同志運用唯物辯証法的思想和實踐》，朱佳木主編《陳雲和他的事業——陳雲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3頁。）在受到嚴厲批評，承受很大壓力的情況下，他仍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見，認為在某個歷史階段，在農村實行分田到戶（並不是分田單干），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的一種有效辦法，確實可以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文革”中，“四人幫”利用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誣蔑陷害周恩來。其實當年中央早就已經巧妙地登廣告澄清了此事。此時陳雲自身難保，但他仍然堅定地出來作証說：“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這件事完全記得是國民黨的陰謀。”1972年6月批林整風匯報會議小組會上，鄧穎超向陳雲詢問這個問題。陳雲回答：“我知道這件事，這是國民黨的陰謀，小廣告是上海臨時中央對付國民黨陰謀的辦法。”為了鄭重起見，陳雲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中對這件事再次作了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脫黨聲明，是在恩來同志已經到達中央蘇區之后，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系，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轉引自《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陳雲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粉碎“四人幫”以后，陳雲較早提出並堅決支持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支持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批評，支持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頂著壓力，打破禁區，提出為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等重大冤假錯案平反，扭轉了會議的方向。

凡是認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陳雲從不輕言放棄，隻要黨和人民需要，不論情況多麼復雜，也不論形勢多麼險峻，他總是敢於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勇往直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陳雲堅持真理、堅持原則，不講違心的話。即使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也是如此。這種非凡膽識和堅定立場，充分展示了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無私無畏精神。毛澤東就曾感慨地說過：陳雲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堅持真理也勇敢”。陳雲這種鮮明的政治風格，使他在黨內贏得了崇高的威望和贊譽，也為后來的政治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第四，陳雲是一位研究和運用哲學、重視領導藝術的政治家。陳雲晚年曾經說過：“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在我們在新的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並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陳雲文選》第3卷，第360、362、362頁。）

延安時期，陳雲就組織學習小組，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他讀了毛澤東起草的全部文件、電報之后，感到裡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陳雲總結了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十五個字體現了陳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從這十五個字出發，演繹出陳雲精湛的領導藝術和他后來輝煌的治國理政生涯。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陳雲不從書本出發，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具體領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了一條中國獨特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道路。“一五”計劃時期，他不照搬蘇聯模式，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符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在后來的各種運動中，他也總能保持清醒頭腦，提出正確的見解。

陳雲歷來強調做領導工作要善於抓住重點，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他說過：“不忘記經常工作，但必須抓住中心，防止事務主義，亂無頭緒。”（《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頁。）他認為：“工作不抓住要點，亂鑽，那是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陳雲文選》第2卷，第127頁。）　陳雲作決策工作，總是注意把握全局、突出重點，並反復權衡利弊，慎重拍板決斷。他認為：“要有所得就會有所失。如果這也舍不得丟掉，那也舍不得丟掉，結果什麼也得不到”。（《陳雲文選》第3卷，第141頁。）“分別輕重緩急是非常重要的”。（《陳雲文選》第2卷，第25頁。）他主張：“工作一件一件來，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陳雲文選》第1卷，第221頁。）開國之初，經濟工作頭緒繁多，百廢待興。陳雲抓住了兩個重點：一是通過統一財經管理，增強國家財政力量，迅速穩定了物價﹔一是通過調整，特別是通過加工訂貨和打通城鄉交流，激活了停滯的經濟。一個統一，一個調整，“隻此兩事，天下大定”。（《陳雲文選》第2卷，第138頁。）20世紀70年代末，他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緊緊抓住寶鋼這個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親自過問，深入調研，幾經反復，作出了同心協力建設好寶鋼的決斷，同時全面落實了黨中央在這次調整中有進有退的方針。陳雲領導經濟工作成效卓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在不同時期都能敏銳地抓住中心問題、重點問題，並且抓住不放，直到解決好為止。所以，毛澤東這樣評價過陳雲：“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

遇有重大決策，他總是准備多種方案，經過“交換、比較、反復”，決定取舍。1953年，為尋求解決糧食供求問題的辦法，他在仔細研究古今中外糧食管理的各種辦法后，提出了八種解決我國糧食問題的方案，並從實際出發，對每種方案的利弊得失進行比較研究，最后提出了統購統銷的重大決策，提交黨中央討論決定。在決策過程中，陳雲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在他看來，“有不同意見是好事，可以使我們看問題比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錯誤”。（《陳雲文選》第3卷，第215頁。）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

陳雲用十五字箴言的精辟概括，對“實事求是”作出了自己獨特的注解。像古代的《孫子兵法》，有十幾家注釋，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實踐、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去詮釋，各放異彩，有些注釋甚至比原文更精彩。以至到今天，如果沒有這些注釋，就不能構成完整的《孫子兵法》。陳雲對“實事求是”的理解、詮釋，是對實事求是思想的極大豐富和發展。

有人評價：陳雲一生很少犯錯誤，大錯誤沒有，小錯誤也很少。這與他的正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高超的領導藝術是分不開的。“鴛鴦繡了曾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但是晚年陳雲卻把金針度與人、度與全黨。他多次把自己的十五字心得抄贈別人，並強調：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証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証法。陳雲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體現出的高超領導藝術，值得當今每一個政治家認真學習和領悟。習近平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曾多次強調黨校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主要課程，並引用陳雲關於學習哲學的話，建議領導干部讀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著作，掌握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斷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第五，陳雲是一位有著寬廣視野、善於謀劃戰略問題的政治家。陳雲歷來強調領導者要目光遠大，要十分注意考慮關系黨和國家發展全局及長遠利益的戰略性問題。他經常說，做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陳雲文選》第3卷，第377頁。）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針對一些同志忙於具體工作而不大考慮全局和重大問題的現象，提出：“過去舊商人中，有一種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的，他們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我們“也應該有踱方步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的人”。（《陳雲文選》第2卷，第334—335頁。）陳雲自己就是這樣的戰略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擔負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但他從不會陷到具體的日常事務中而出不來，總是花更多的時間開展調查研究和思考重大戰略問題。在工作中他總是未雨綢繆，遇到重大困難和問題時能夠及時拿出正確的解決辦法。改革開放后，他又多次使用“瓜皮帽、水煙袋”、“踱方步”的形象說法，特別強調指出，“上層機構要有人專心考慮大問題”，“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家”（《陳雲文選》第3卷，第310頁。），這樣才能應對日益復雜、瞬息萬變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新的更加艱巨的任務。陳雲認為，對於領導者特別是各個部門、各個地方的主要領導者來說，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專心思考和研究戰略性問題也很重要，而且更重要。越是責任大、任務重，越要從大的方面看問題，保持頭腦清醒。他說過：一年隻有365天，如果領導者對所有來訪者都會見，所有會議都參加，恐怕誰也受不了，也辦不成大事。上層領導機構和領導班子成員，總要有些人，能夠脫開日常事務，靜下心來專門考慮大事。凡事預則立。隻有這樣，才能做到見事及時，從容應對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和風險，立於不敗之地。

陳雲曾經戲說自己是管吃穿問題的。但他的思想決沒有停留在日常的吃穿事務上。他有著戰略家的素養和情結，總是看得更全面、長遠、深刻，見人所不見，發人所未發。“文革”中，他早已靠邊站，但他的思想並沒有停下來，而是放眼全國，放眼世界，考慮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考慮資本主義的發展現狀，考慮如何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問題。1973年，陳雲恢復工作后，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讓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一工作就提出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的問題，他說：“列寧講過：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地位。”他說：“要研究包括像尼克鬆國情咨文那樣的東西。過去沒有參考資料，隻有參考消息，但過去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還劃圈圈。像康納利、舒爾茨、德斯坦的講話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陳雲文選》第3卷，第218頁。）這一時期，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行已達28年的以美元為中心的舊國際貨幣體系開始解體。陳雲敏銳地抓住這一問題，對美、日、英、西德、法各國1969年至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外匯儲備、黃金儲備、世界黃金年產量、主要產金國黃金年產量，1969到1973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國的鋼鐵機械和其他基本建設投資數量，美國1973年對外貿易赤字等情況，一個一個進行具體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們的因應之策。像這樣的例子，在陳雲的政治生涯中還可以找到很多。

“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這是中國古代對杰出政治家的要求和贊譽。陳雲正是這樣的政治家。他平時能夠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真正有事了能夠勇敢地面對，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了困難，有了重大問題，人們就想起了陳雲。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指的就是陳雲。而陳雲也總是不負眾望，不計個人得失，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不是每一個政治家都具備這樣的素養和風格，而具備這樣素養和風格的政治家必定是一流的政治家，是真正讓人佩服的政治家。

歷史是粗線條的，年代越久遠，線條越粗，到后來人們記得的可能就隻剩下一些重要的節點了。有些歷史人物看似重要，一時顯貴，但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卻看不到他的身影。有些歷史人物卻總是站在歷史的拐彎處，向人們伸手示意，似乎在告訴人們，歷史是怎樣駐足，又是怎樣在這裡拐彎的。這樣的歷史人物總能被永久載入史冊，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陳雲就是這樣一位善於謀劃戰略問題，總是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政治家。人們對他的記憶也格外深刻，格外長久。

第六，陳雲是一位有著寬闊胸襟，講黨性、顧大局，不居功、不自傲，善於忍耐和等待的政治家。鄧小平在考慮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時，曾經說過：“我們組成的這個新的領導機構，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這是對我們第三代領導人最根本的要求。”並強調：“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胸襟開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9、300頁。)這不僅僅是對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要求，也是對所有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要求。陳雲可以說是胸襟寬闊的典范。

古人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順境逆境看襟度。”看一個人有沒有胸襟，胸襟是不是寬闊，最重要的就是看他處於順境和逆境的時候，特別是逆境的時候。

在順境中，在做出成績時，陳雲不居功、不自傲。陳雲是我們黨資深的革命家和黨的高級干部，新中國成立前就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又成為中央五大書記之一，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他做人非常低調，從不願意宣傳自己。他說過：對個人的功勞要有正確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這樣的次序是不能顛倒的。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自己不要估計得太大了。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應該這樣估計。我們是黨員，在黨的領導下，適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點事，如此而已，一點不能驕傲。（參見《陳雲文選》第1卷，第295—296頁。）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堅持自己的工資應該比其他主要領導人低一級。他一直不主張宣傳自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李先念提出他的名字排在陳雲之后，但陳雲堅持自己排在后面。

在逆境中，特別是受到不公正對待時，陳雲從不消沉。他說過：“政治可以使我們放開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們去掉一些小氣，少一些傷感。……我們是干人類解放的大事業的人，就算二十歲加入共產黨，活到六十歲不過四十年，還要為一點小事情煩惱，不是太劃不來了嗎？”（《陳雲文選》第1卷，第277—278頁。）他總是忍辱負重，顧全大局，讓他管事的時候，頭腦不發熱﹔不讓他管事的時候，思想不消沉，絕無怨尤消極情緒，始終滿懷革命的樂觀主義。他對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從不議論，不為個人的得失而有絲毫煩惱。盡管有時真理在他一個人手裡，但也不得理不饒人，而總是從別人的角度換位思考，交換、比較、反復，看到別人的長處，別人的好處，別人的道理。這樣也使自己更加接近真理。當實踐証明他是對的時，不去爭論誰的過錯，而是盡量想辦法減少損失，糾正失誤。

毛澤東曾說過：“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頁。）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善於忍耐和等待的政治家。陳雲在這方面也是典范。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受到錯誤批評，此后長達20年的時間裡，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總是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在忍耐中等待大部分人的覺悟，等待歷史的轉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倡領導干部“低調為人”，強調“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績和貢獻當作向組織討價還價的資本”，強調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陳雲在這方面為后人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第七，陳雲是一位“算賬派”政治家。陳雲精於計算，算大賬高瞻遠矚，算小賬明察秋毫。他非常重視數量的含義和數字的變化，善於運用數字，觀察事物，表達觀點。他的講話和著作區別於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運用了大量的數據。他是我們黨公認的不可多得的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這與他重視數字，精於計算的風格是分不開的。用數字，觀察事物，表達觀點。他的講話和著作區別於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運用了大量的數據。他是我們黨公認的不可多得的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這與他重視數字，精於計算的風格是分不開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他領導下，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結束了國民黨政府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穩定了全國物價，被稱為歷史上的奇跡。當時，他對貨幣、稅收、物資的流通數量進行了大量精心的計算，仔細地研究了全國和重點地區、大城市的市場供求關系，提出了每周每月調進調出糧食、棉花、棉布、煤炭等重要物資的調控數字，進行了大規模的調動，做到產供銷基本平衡，使市場物價很快穩定下來。沒有陳雲精確的數據分析，做到這一點是不可想象的。

1962年經濟困難時期，物價波動，難以控制。當時貨幣流通量已達到130億元，陳雲經過研究，認為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隻需要70億元。多出的60億元怎麼辦？他提出了搞幾種高價商品以回籠貨幣的辦法。結果，隻此一舉，就回收60億元，市場物價很快就穩定了。此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人們津津樂道。

1973年7月14日，陳雲指出：“目前我國外匯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購買我們生產所需要的物資外，可買些黃金。但買黃金要算算賬，外匯存銀行能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看合不合算。請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當國際黃金價格上升到80美元1盎司時，陳雲就提出買黃金。銀行部門研究后認為，以外匯購買黃金利息損失較大，不合算。陳雲經過計算后十分睿智地指出：“買黃金是為了保值，不是投機。買了以后，可不可以再賣出去？在需要付款的時候可以賣出去，這不是倒賣，而是為了支付。”（《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4頁。）國務院最后採納了陳雲的建議，在國際市場購買了大量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1972年，我國的黃金儲備是900萬盎司，1973年增加到1280萬盎司，購入黃金380萬盎司，黃金儲備增長42.4％。而到1980年，黃金價格就達到了每盎司852美元。新增的黃金儲備不僅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在國際經濟波動中得以保值，還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的重要財源。

陳雲經常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同時，也要算小賬。”（《陳雲文選》第3卷，第158頁。）　“錢是老百姓的，我們不能拿老百姓的錢開玩笑。”（《陳雲文選》第2卷，第132頁。）有人說他是算賬派，他說，“我是算賬派，腦子裡有數目字”。（《陳雲傳》（下），第1792頁。）算賬派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政治家不能不算賬。

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數字化的時代。要成為善於治國理政的政治家，更需要學習陳雲的這一政治風格，重視數據，重視定量分析。

第八，陳雲是一位穩當的政治家。毛澤東曾評價陳雲這個人“比較穩當”，“穩當”這個詞在陳雲的文稿中也經常出現，很能反映他的風格。關於“穩當”他有很多名言，如：

“穩當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請示一下。這樣慢了一些，有點損失，但這比冒冒失失犯了錯誤，哪一樣好？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頁。）

“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採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陳雲文選》第2卷，第152頁。）

“我們的工作部署，要反復考慮，看得很准，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慎重一點，看得准一點，解決得好一點，比輕舉妄動、早動亂動好得多。困難時期只是著急，或者病急亂投醫，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陳雲文選》第3卷，第206頁。）

“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　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陳雲文選》第3卷，第279頁。）

陳雲歷來強調辦事情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既要積極，又要穩妥。部署工作，他總要反復考慮，看准情況，經過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同時他也一再強調，工作中凡是看准了的，確實有效的辦法，就要集中統一，全力以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特別是經濟建設中發生的失誤，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急躁冒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有些同志對改革和發展充滿熱情，但對其復雜性和艱巨性認識並不充分，也出現過急躁情緒。在當今中國，急躁也是許多問題的病根。

習近平同志至今記得他當縣委書記時一位同事給他的臨別贈言“關鍵時刻要戒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治大國若烹小鮮。大國政貴有恆，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騰。今天喊這個口號，明天換那個口號，這不行。這不叫新思路，而叫不穩當。他還說：“摸著石頭過河，符合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過程，符合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証法。不能說改革開放初期要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再摸著石頭過河就不能提了。我們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失誤，一旦出現就無可挽回、無法彌補。同時，又不能因此就什麼都不動、什麼也不改，那樣就是僵化、封閉、保守。要採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取得了經驗，形成了共識，看得很准了，感覺到推開很穩當了，再推開，積小勝為大勝。”（《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頁。）穩當，也是政治家必須學習的一種風格，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必備的素養。

陳雲的政治風格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養、政治實踐和政治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以上這些梳理和概括不一定全面和准確，但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思考。今年是陳雲同志誕辰110周年，陳雲離開我們也已經20年了。當今時代，新知識新事物層出不窮，有許多難題需要我們去破解，有許多挑戰需要我們去戰勝，有許多風險需要我們去應對。每位負責任有擔當的政治家，都應注重從前人留下的思想寶庫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珍貴滋養，緊密結合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想大事，謀全局，如飢似渴地學習，毫不懈怠地實踐，與時俱進地提高，更好地擔當起應該擔當的責任。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