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聽客”陳雲與評彈的不了情

“老聽客”陳雲與評彈的不了情

葉帆子

評彈，是蘇州評話和彈詞的合稱，是一門古老而優美的傳統說唱藝術。它發源蘇州，盛行於山明水秀的江南地區。出生在上海青浦練塘鎮的陳雲，自幼就受到了評彈極大的熏陶。陳雲10歲前就開始在家附近的書場長春園聽書。幾十年后，他還深情地回憶說：“我是‘戤壁書’出身。”所謂“戤壁書”，就是指聽書人可以少付錢或者不付錢，進入書場，但不能佔座位，隻能靠在牆邊聽。后來，投身革命的陳雲擱置了這一愛好，直至上世紀50年代到杭州病休時，才又重新撿起。

陳雲在杭州、上海、蘇州等地療養時，聽了大量的評彈書目。他聽的書又多又廣，被人們親切地稱為“老聽客”。從此，陳雲開始大量涉獵評彈新老作品，廣泛接觸評彈藝人、研究人員，與他們談話、通信，發表了一系列的獨到見解。陳雲曾說：“我聽書和搞經濟工作不一樣。經濟工作是我建國以來分工從事的工作，是以全副精力去抓的。評彈是我的業余愛好，隨便談談的。”其實，這“隨便談談”的背后，是一個“老聽客”進行了大量細致入微的調查研究后，對評彈藝術規律的探索和研究。他的很多意見和建議對評彈藝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影響深遠。

陳雲對評彈的傳統書目，即所謂“老書”，十分重視。在他看來，傳統書目是在民間長期流傳，經過歷代藝人的加工逐步提高的優秀作品。但是，這些書目大多是精華與糟粕並存，如果不對糟粕部分進行剔除、整理，那麼其中的精華部分也就不會被廣大聽眾，特別是被新一代聽眾接受。因此，陳雲提倡對“老書”進行整理，去粗取精。他強調“閉目不理有幾百年歷史的傳統書，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隻有既說新書，又努力保存傳統書的優秀部分，才是百花齊放”。陳雲對傳統書目創新的關心，集中體現在他對蘇州彈詞《珍珠塔》的改編上。1960年2月18日到3月2日，上海市人民評彈團著名演員薛筱卿在杭州連續說唱了14場《珍珠塔》，場場客滿。兩個多月后，青年演員薛小飛、邵小華又在同一書場說唱《珍珠塔》，依舊天天客滿。這一情況引起了陳雲的重視，他在后來寫給蘇州市委宣傳部門負責人的信中說：“《珍珠塔》的書情和說表，不見得比其他彈詞好，但有這麼多人聽，值得我們注視一番。”

《珍珠塔》說的是明代家道中落的秀才方卿追求功名、獲得愛情的曲折故事。這部老書情節生動，唱詞優美，被譽為評彈界不能改的“骨子書”。但這部經典書目難免帶有封建社會的痕跡，存在部分封建迷信思想。因此，陳雲建議對其進行整理，他指出：“全國解放已經10年了，如果再過10年，還是老樣的《珍珠塔》，我們是不光彩的。”

整理這樣一部經典書目，陳雲定下了總的原則：“大家動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爭鳴。出來的東西愈多，愈是容易改好，可以把好的東西都吸收進來。出了不好的東西也不要緊，可以做反面教材。”陳雲強調評彈界在修改《珍珠塔》時一定要征求各方意見，鼓勵百家爭鳴、“放膽去改”“上海可以有上海改的，蘇州有蘇州改的，一個地方也可以有幾種改法”。同時，陳雲還要求評彈界廣泛征求非專業人士的意見，“到大城市、小城市去演，聽取各階層人士的意見”。1961年2月12日，陳雲在聽了評彈演員朱雪玲、卞迎芳演唱的修改后的《珍珠塔》后，致信上海市人民評彈團團長吳宗錫，鼓勵了各方在整理《珍珠塔》時展現出的嘗試精神，強調隻有多用幾種方案進行試改，才能便於做最后的判斷。信中，陳雲也提出了自己和周揚對《珍珠塔》整理的意見。在信的最后，陳雲特意囑咐：“我仍然希望你們反復鑽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為我和周揚同志說了這些意見，使整理工作受影響。並且各個方面的意見都應該考慮。”

從1960年3月至1961年7月，陳雲先后8次在談話或書信中與評彈工作者交流了《珍珠塔》的整理情況。最終，在陳雲的建議下，修改后的《珍珠塔》，既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性和藝術性，又刪去了封建迷信內容，獲得了觀眾的認可。

“對新書，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除了重視對“老書”的整理，對於描寫新時代、新社會、新事物的新書，陳雲更是十分支持。他說：“對待現代題材的新書，要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新事物開始時，往往不像樣子，但有強盛的生命力。對老書，有七分好才鼓掌，對新書，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20世紀60年代初期，評彈界涌現出了一批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由小說改編而成的新的長篇書目。陳雲對此十分關心，經常與演員、創作人員對新書的改編創作進行研究、討論，幫助總結經驗，對新書的提高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

1960年6月，陳雲在寫給吳宗錫、何佔春的信中說到：“《青春之歌》這個中篇是好的，但有兩點必須糾正，因為不合事實。一是第一回表白說‘這一元隻能買兩個大餅’。抗戰前雖然物價也在微漲，但幣值基本上是穩定的，那時一元錢其購買力約等於目前人民幣的二元五角或三元。二是第二回說的‘三一八慘案’的歷史，不合事實。”信中，陳雲一方面強調必須尊重史實，提出“凡說有關革命歷史的新書，不可不參考一下《中國革命史講義》”﹔一方面也希望評彈創作能夠尊重藝術規律，比如在創作中注意傳統書中主人公一般總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規律，因為“這正合乎歷史事實和人民要求”。

1961年4月，上海市人民評彈團的《青春之歌》在北京上演。陳雲從外地趕回北京的第二天，就專門去看了演出。演出結束后，陳雲特意到后台與青年演員趙開生、石文磊交流，鼓勵他們：“你們要放大膽子改，你們改一遍，我聽一遍。要有信心，不要怕失敗。”后來，為了加深年輕評彈演員們對《青春之歌》的了解，陳雲還特意請了中國曲協主席陶鈍向趙開生等介紹了北京的公寓和四合院等《青春之歌》中的生活實景，並專門安排趙開生等演員到北京拜訪了《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實地考察了北京大學、北大“紅樓”等劇中提及的場景。

《真情假意》是由上海評彈作家徐檬丹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創作的。這篇中篇彈詞講的是一對孿生姐妹因為戀愛、婚姻問題上的不同選擇而引發的一系列故事，諷刺了以金錢、私利為標准的戀愛觀。這部作品問世之時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一大批年輕人正意氣風發地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們和《真情假意》裡的主人公一樣，在事業和家庭生活上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艱難的抉擇，所以這部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的作品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共鳴。

陳雲對這部作品評價很高，在聽了20多遍《真情假意》后，陳雲贊揚說：“作品抓住了現在社會風氣中的問題，有時代氣息，符合適應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能起好作用。”因為感覺《真情假意》既能夠在藝術上受到觀眾喜歡，又反映了新時代的新內容，陳雲格外重視這部新作品的推廣。他兩次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寫信和談話，就《真情假意》的改編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1986年6月11日，他又寫信給鄧力群，說：“上海評彈團徐檬丹同志寫的《真情假意》是評彈中的一個好的中篇，是適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現實的時代氣息，對廣大青年有教育意義。可否考慮在此基礎上改編為話劇？改編時本意不變，但藝術處理應該適應各種劇種的特點。”經陳雲倡議，這部中篇彈詞后來還被改編成為話劇《真情假意》、廣播劇《真與假》、歌劇《芳草心》等，從而擴大了評彈對其他文藝形式的影響。

“評彈界也應該有自己的學校”

同其他有著悠久歷史的曲藝門類一樣，早期的評彈是靠師徒關系一代代傳承下來的。舊時如果想要從事評彈行業必須要拜師。拜師學藝的過程既有優點，也有局限。

早在1960年，考慮到評彈的傳承問題，陳雲在與評彈界人士談話時就專門提出要“培養下一代”。如何培養下一代？陳雲提出具體的訓練建議：“應以集中、分散相輔相行，而以集中為主。過去是分散訓練的，現在要增加集中訓練的方面。如政治學習、文化學習，都要集中進行。但是，集中了，也不要忘記分散。如跟老師學習傳統書目，就需要分散進行。”同時，陳雲鄭重提出：“其他藝術界有專門的藝校，評彈界也應該有自己的學校。”1961年7月，陳雲在談話中再次提出希望蘇州和上海合作培養評彈演員。

在陳雲的建議和關心下，上海市評彈團、江蘇省曲藝團和蘇州市相關人員組成了辦學的領導小組，開始著手蘇州評彈學校的籌建工作。10月，陳雲又寫信給吳宗錫，商談了正在籌建中的蘇州評彈學校的教學計劃，肯定學校擬採用“先定輪廓，以后逐步總結”的學制方法。1962年，蘇州評彈學校正式創立，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以單一曲藝種類命名的中等專業學校。

評彈學校創立后，陳雲十分關心學校的成長。1977年5月，陳雲在杭州觀看評彈演出。當他得知演員中有幾位青年演員是蘇州評彈學校的畢業生后，非常高興。他主動說，他是評彈學校的名譽校長，學校是他建議辦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評彈學校一度被關閉，陳雲十分關心此事。1977年評彈座談會召開，陳雲特意在會議紀要上加上了一句：“在適當時機恢復評彈學校。”在陳雲的關心、支持下，蘇州評彈學校於1980年得以復校。

在評彈學校籌備恢復期間，身為名譽校長的陳雲還特別兩次為學校題寫了校名。第一次是在1979年底，陳雲應蘇州文化局的周良所邀，寄去了親筆題寫的校名，並附信說：“蘇州是出過四五十個狀元的地方，又是文人雅士聚居的所在，我的題字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經你一再催促，評彈又是我喜愛的文藝，所以遵囑寫上6個字，寄上，不知可用否？”過了幾年，陳雲自己提出之前的題字寫得不夠好，特意又寫了一副。

1982年，陳雲在杭州的寓所接見了評彈學校的師生。一見面，周良就對陳雲說：“今天請名譽校長考查考查學生們的成績。”陳雲笑著說：“好，那就唱吧！”考查中，陳雲聽得全神貫注。每聽完一個學生的演唱，他都連連鼓掌，連聲說“靈光”。演出結束后，陳雲囑咐校長曹漢昌要抓緊學生們的基礎訓練，努力提高學生的說表功夫。他說，我聽了近60年的書了。最近聽青年書會的書，不完全聽得懂。那是他們說表功夫不到家，不像老藝人的說唱，都聽得清楚。陳雲對青年們的說表功夫提出了要求：口齒要清，聲音要有層次，抑揚頓挫。

1986年4月，陳雲再次觀看評彈學校學生代表的匯報演出。一上午的時間，陳雲連續聽了兩個小時的演唱，非常高興，不時地點頭、大笑、鼓掌。周良請陳雲為學生們打分，陳雲高興地說，可以打80分！第二年，學生們又帶著新節目來到了杭州，再次為陳雲匯報演出。演出開始后，陳雲始終目不轉睛地觀看著學生們的每一個動作神態，有時還會和著音調用手勢打著節拍。台上學生們表演的評彈折子劇目，盡管陳雲已經很熟悉，但他還是聚精會神地聽著。聽到“放噱頭”處，他便大笑起來。演出結束后，周良問陳雲今年成績怎麼樣？陳雲哈哈一笑，對身邊的同事們說：“演得不錯，演得不錯，應該有85分！”

在陳雲的關心和支持下，如今的蘇州評彈學校正在逐漸成長壯大，已經成為了一個佔地65畝，擁有近300名在校生的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今天，活躍在江浙滬三地各大評彈團的演員，大約有95%都是從蘇州評彈學校走出來的。這所由陳雲一手支持創立的學校為蘇州評彈這門傳統曲藝的傳承延續著希望與未來。

“出人、出書、走正路”

上世紀70年代末期，評彈出現上座率不佳的情況，且日益嚴重。對此評彈界憂心忡忡，有的人認為是因為評彈的表現形式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有的人認為是因為年輕人不再熱衷於評彈這種曲藝形式，一時間眾說紛紜。當有關同志找到陳雲匯報，請他作指示時，陳雲說：“人，還是那些人﹔書，也還是那些書。‘生意’怎麼會不‘靈’了呢？”但是，陳雲並沒有立刻表態，只是指示評彈界自己找一找原因。1980年，評彈研究會在莫干山召開。會上，大家各抒己見，遵照陳雲的指示為評彈的不景氣尋找原因。會后，陳雲仔細研讀了會議的所有簡報和發言稿，深入分析了評彈不景氣的內外因素。在沉澱了大半年后，1981年春天，陳雲在上海與吳宗錫交談時提出了“出人、出書、走正路”的指示，這是陳雲針對當時評彈界不景氣現象提出的發展方向，也是他長期指導評彈藝術工作的經驗總結與概括。

“出人”，指的是要熱心、積極培育年輕優秀的評彈創作人員和演員。陳雲在與吳宗錫的談話中強調：“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幾個，能先出三五個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關於“出書”，陳雲解釋說：“就是要一手整理傳統的書目，一手編寫反映新時代、新社會、新事物的書目，特別是要多寫多編新書。”至於“走正路”，就是要在書目和表演上，既講娛樂性，又講思想性，不搞低級趣味和歪門邪道。

陳雲在1981年的一次談話中強調：“要以正派的評彈藝術，打掉藝術上的那些歪風邪氣。”什麼是正派的評彈藝術？在陳雲看來，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處理好適應觀眾和提高觀眾的關系。在鑒別文藝作品時，常有意見認為隻要是群眾喜歡的就是值得提倡的，隻要創作出適應觀眾的作品就是遵循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原則。但這種情況有時往往忽略了文藝節目的思想性、教育性，起不到教育觀眾、提高觀眾的作用，並不是真正的“文藝為人民服務”。20世紀60年代，評彈界曾出現以“挖掘傳統”“群眾歡迎”為名，復演一些解放后已經停止演唱的宣揚封建迷信以及色情等低級書目的現象。針對這種現象，陳雲在1961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直率地指出“群眾喜歡聽的書，不一定是好書”。他舉例說：“舊社會的跳舞廳、妓院，有人喜歡去。那末，開好呢？還是不開好呢？如果再開出來，還是有人會去的，而且去的人，不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因此，對於這種現象，陳雲斬釘截鐵地說：“群眾歡迎，也不能要。這一點絕對不能讓步。”在陳雲看來，強調衡量文藝作品的好壞還是要“從能否教育人民、對大多數人是否有好處來考慮”。這一標准強調了對評彈藝術性和思想性的要求。

“噱”，是評彈“說、噱、彈、唱”4種藝術手段之一。評彈界流傳一句話叫“噱乃書中寶”，噱頭產生的輕鬆幽默，增強了評彈演出的趣味性。但是，噱頭、笑料的格調、情趣很重要。上個世紀60年代初，評彈界一度出現了“一噱遮百丑”的錯誤做法，甚至有人用一些庸俗、低級的噱頭遮掩藝術上的不足。針對這種現象，陳雲指出：評彈是教育人的，要嚴肅、要考慮給人的影響。因此，噱頭不能亂放。但同時，陳雲深知評彈有自身的規律，任何一種文藝都應給予人精神上的享受，美的享受。因此，他強調不能片面地強調教育性，而忽視了曲藝的娛樂作用：“要懂得聽眾的心理。他們來聽曲藝，首先是為了文化娛樂的需要，不是來上政治課。作報告也要講幾句笑話。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過藝術手段來達到”“嚴肅應與活潑相結合”。在陳雲看來，適當的噱頭是必要的。因為聽書不同於上課，要讓人家笑。過分嚴肅，像上課一樣，那也不必叫書場，可改為訓練班了。陳雲辯証地指出：“噱頭不能濫放，但我還是主張應該有適當的噱頭，以調劑氣氛。”

處處留意調查研究評彈

陳雲始終沒有把自己僅僅定位在“老聽客”的角色裡。他結合評彈的特點，進行了許多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陳雲曾在一次談話中說：要研究評彈的歷史，對抗日戰爭前后這一段評彈的歷史要進行研究，不研究，就不能了解評彈發展的全過程。陳雲親自帶頭搞研究。有一年，他聽了1700多回書，聽過的書都作了筆記，包括每回書的時間、內容梗概、特點和問題等。可以說，陳雲之所以能夠對評彈工作提出這麼多中肯的指導性意見，同他處處留意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分不開。

1960年3月，陳雲在聽老藝人楊斌奎說《描金鳳》時，對唱詞裡的從蘇州坐船到朱仙鎮或開封很是疑惑。他懷疑明代是否真有這樣一條水路。為此，他3月底回到北京后，特意請中國歷史研究所的專家幫忙考証了一下。不久，專家証實，這條水路在隋朝時就已通航，明朝時仍舊可用。陳雲認為這次考証十分有益，於是將歷史研究所的答復打印了幾份，寄給了上海市人民評彈團團長吳宗錫和蘇州市評彈團副團長顏仁翰，並囑咐他們給楊斌奎、朱介生、薛筱卿三位老藝人各一份。陳雲還在信中說到：“開封能否坐船到襄陽（《珍珠塔》），南陽能否坐船到洛陽（《雙珠鳳》），我仍懷疑，還請在歷史研究所考証。”

到了5月，陳雲又將《關於開封、襄樊間，洛陽、南陽間在明代是否通航的問題》材料交給了上海、江蘇的評彈工作人員。經過查証，在明代，開封、襄樊間，洛陽、南陽間，都不能直接通航。這也証明了陳雲之前的懷疑是正確的。

1960年6月5日，陳雲將一冊《簡明中國通史》，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和一部《辭源》送給了上海市人民評彈團。他在附信中說：“送這幾本書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們對於歷史和地理進行考查核對的興趣。當然，考查核對歷史和地理，需要大量書籍，需要借助於圖書館，靠這三本書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不過我希望因此而引起朋友們對這一方面的興趣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評彈界受到直接沖擊。江浙滬多地的大部分評彈團隊被強令解散，許多優秀演員被迫轉業改行，或是下放勞動。“文革”結束后，陳雲到杭州時了解到這些情況，但他並不急於立即下結論、做決策，而是開展了一系列的調研活動。

1977年5月16日，陳雲首先接見了蘇州評彈團部分演員，向他們了解了團內的人員、書目、演出、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以及蘇州文化教育局的近況。隨后，從5月下旬到6月上中旬，陳雲先后去了4家書場，9次聽了蘇州、無錫、浙江省評彈團演出的3部中篇和10多個新短篇，先后約見了上海評彈團演員、浙江省文化局負責人以及無錫市評彈團演員30多人，以了解評彈界的近況。為了進一步了解具體情況，陳雲還特意將上海評彈團演員趙開生請到杭州談話，了解“文革”對評彈界的影響，尤其是老藝人的處境，以及聽眾對現在演出節目的意見。經過一系列縝密調研后，陳雲在6月13日約浙江省文化局的施振眉談話，說：“來杭州后，聽了些評彈，做了點調查，心中有點數了，對今后的評彈工作，有一些想法和你們談一談。趁著我現在有時間，我們開一個座談會吧！”當日，陳雲即根據調查所得，撰寫出了評彈座談會講話提綱，就評彈的現狀、發展方向、評彈書目的改革、評彈藝人的培養鍛煉等7個方面進行了全面而具體的論述。其中，很多意見源於之前的調研，如“伴奏用的琵琶不要用鋼絲弦，其音太響，太刺耳，不利於保護藝人的嗓子”等，十分具體有益。

6月15日至17日，在陳雲的主持下，評彈座談會在杭州召開。由於事前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座談會就很多評彈界面臨的實際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次會議對於評彈界可謂意義深遠。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江浙滬的評彈團隊先后復建，演員陸續歸隊﹔各地被關閉的評彈書場陸續重新開張﹔停辦多年的評彈學校開始重新招生﹔許多被禁錮的優秀傳統書目也得以復演，等等。

1994年5月，陳雲住進了北京醫院，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還帶了幾個大箱子，一直放在病房的角落，裡面是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盤磁帶的評彈作品。據陳雲夫人於若木回憶，陳雲在住院期間，隻要一有空，就會打開錄音機，聽聽評彈。吳儂軟語，伴著琵琶清脆。影響著陳雲也被陳雲影響著的蘇州評彈，伴著他靜靜地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途。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