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陳雲安徽之行

1960年陳雲安徽之行

祝鴻霞

1960年，我國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折騰，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中蘇關系惡化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社會生產受到破壞，人民生活困難，國民經濟陷入困境。

為考察災情，尋求對策，這一年初秋，正在養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雲，不顧自己尚未痊愈，身體虛弱，悄然出行。從9月初到12月初，他先后到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進行了長達4個多月的調查研究。為什麼要選擇這些地方進行考察？10月初，陳雲在分別致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中解釋了原因：“我的目的是想到冀、魯、豫、蘇北、皖北這5個地區去一下，了解一下災情，如何度災，估計一下今后兩三年的可能情況，估計一下這些區域中在什麼條件下農業生產可以根本好轉。同時順便考察一下鋼鐵企業中礦山與焦煤系統如何由手工轉到機械化和半機械化。”“這個地區在中國帶有典型性，要奪取革命的勝利，也需要先奪取這個地區。”其中，安徽之行，是陳雲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專程來皖視察。

10月28日，陳雲一行8人，從河南洛陽乘火車來到安徽。他剛到合肥稻香樓西苑會議室，尚未坐定，就對接待他的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黃岩等同志提出了“三不”要求，他說：“我來安徽主要是察看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情況，所以整個活動不要迎來送往，興師動眾，要輕車簡從﹔外出活動不打招呼，不能脫離群眾﹔就餐不搞特殊，不許人陪，不超過兩菜一湯。”

在西苑會議室，陳雲聽取了關於安徽農業、淮河河網化工程、全省化肥生產、工業支援農業、短途運輸等工作情況的匯報。在聽取匯報后，陳雲指出：由於多種原因，我們的經濟暫時出現了困難，特別是農業連續兩年遭受自然災害，困難更大。過去幾年，全國糧食征購數常在430億公斤左右，而今年北戴河會議確定征購550億公斤，原因是城市人口增加，辦公共食堂、辦水利、留種子、出口等用糧增加，多用了300億公斤。1958年農業大豐收，大家認為糧食問題不大了，城市可以大批增人了，隻注意工資、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的平衡，卻忽略了糧食銷量增加帶來的問題。現在看來，計劃委員會如果不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整個工作銜接起來。蘇聯的計委是不管農業的，但我國農業水平低，糧食不夠吃，這和蘇聯是不同的。對於存在的困難，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應該承認不僅今年，今后兩三年還可能有困難。今后兩三年解決我國農業困難的辦法，從大的方面講有4條：一是貫徹好中央的政策，穩定農村的“三級所有制”，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二是下大力氣保証農業生產中有足夠的勞動力﹔三是工業戰線必須採取有效措施積極支援農業生產，凡是對增產2500萬公斤至5000萬公斤糧食有用的措施都要採取﹔四是堅持糧菜混吃的辦法，要想辦法解決目前比較緊張的糧食問題。大種瓜菜，今后幾年要堅持糧菜混吃、“瓜菜代”的辦法。無論災區還是豐產區，災年還是豐收年都要這樣。

陳雲還要求安徽重視經濟作物的生產。他說：經濟作物生產搞好搞壞關系到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的發展，關系到國家財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在目前糧食緊張的情況下，其播種面積和產量也要穩定下來，隻能提高，不能再降。就全國說，多種1000萬畝糧食並不能完全解決糧食問題，但少種1000萬畝棉花，問題就大了。兩頭緊，不如一頭緊。

針對安徽此時實行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陳雲也表示支持。他特別指出：糧食包產指標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眾有產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機械地以上年的實際產量作為指標。社員的小自由應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產獎勵。有了這些，就能提高積極性，增加收入。

陳雲十分關心安徽的化肥生產。在聽取相關匯報后，他說：年產800噸合成氨的小化肥廠在安徽辦得較多較早，雖然問題出得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現在要從工廠大量建在農村的情況出發，著手修改設計，要注重實用。要培訓安裝和檢修隊伍，在缺少高級檢修工的情況下，可由專區組織巡回檢修隊。明年每省要搞一個年產1萬噸到2萬噸的中型廠，以后逐步建設年產10萬噸的大廠，但大量的還是辦小廠，它有規模小、數量大、易於推廣等好處。這對農業過關是十分要緊的事情。

座談中，陳雲一再要求安徽省的負責人要十分注意糧食工作。他以剛剛考察過的河南為例，指出河南信陽問題（指河南信陽地區在“大躍進”中，由於“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嚴重而導致的大量人口死亡事件）的嚴重性在於，為什麼省委事前聽不到這方面的反映？如果領導機關聽不到來自下面的意見，不了解下面的情況，一出毛病就是大毛病，這值得警惕。

10月28日至11月1日，陳雲先后視察了合肥江淮化肥廠、合肥起重運輸機器廠、蕪湖聯盟化肥廠、蕪湖四二五造船廠、農村水利工程等。他深入基層，貼近群眾，每到一個工廠都和干部、工人親切交談。在農村視察時，他還特別強調：“搞農業生產，要同群眾商量，要相信群眾，一定不能脫離群眾，要想方設法幫助群眾搞好生產。” 在合肥期間，他還視察了安徽省博物館，參觀了逍遙津公園和包公祠。

視察期間，陳雲每到一地都輕車簡從，不准迎送，吃飯也不要任何人作陪。有一次，陳雲外出視察后回到稻香樓就餐，廚師看他旅途勞累，就按標准為他准備了四菜一湯，結果陳雲隻用了兩菜一湯，其他兩個菜原樣退回。他從河南一路考察到安徽，自己帶了一個大包，裡面放著一床被子、一條毛毯，非常簡朴。

11月2日，陳雲離開安徽，赴江蘇視察。但他心中仍牽挂著當時皖北農村較嚴重的飢荒災情。在離皖前，他派隨行的國家計委干部王耕今和自己的秘書周太和到阜陽農村調查了解實際情況。對這次調查，王耕今有這樣一段回憶：“我和周太和到了阜陽找不到人，行路都困難，想在農村吃頓早飯，找了幾個村都說負責人不在，最后在一個村才找到了幾塊白薯和一點青菜，吃了一餐早飯，這還是比較好的村招待北京來客的好飯哩。荒涼的樣子滲透到各個方面。我們到南京向陳雲匯報了阜陽農村困難的情況。”這些深入的調查研究，使陳雲對當時人民生活困難的局面、經濟失衡的嚴重性，對經濟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他回京后大膽提出了進口糧食的建議並為中央所採納，為困難時期度過糧荒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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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支持安徽包產到戶

陳雲兩次支持安徽包產到戶，都是在與當時主流意識大相徑庭，農民自發興起但又未得到中央肯定，包產到戶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

第一次是在1961年。這年3月，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就實行“責任田”的想法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表示可以在小范圍進行試驗。陳雲也表示，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后，安徽省開始對“責任田”進行改正。6月下旬至7月初，陳雲就用分田到戶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生產問題，分別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交換看法，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見后，他向毛澤東當面談了分田到戶的建議。

第二次是在1979年。6月18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的萬裡到主席團休息的地方征求陳雲對安徽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意見，陳雲非常肯定地回答：“我雙手贊成。”陳雲較早表態堅決支持安徽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做法，為農村改革的突破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來源：《黨史縱覽》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