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20世紀70年代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呂薇洲
20世紀 70年代后，陳雲在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工作的過程中，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利用自己豐富的工作經驗，通過細致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思考，提出了研究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不僅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我們黨對資本主義及其與社會主義關系的認識，而且對今天正確認識和利用資本主義、有效規避各種風險、妥善處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陳雲就強調過與世界各國發展貿易關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願與各國政府及人民恢復和發展通商關系。”（《陳雲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頁。）新中國成立后，由於長期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中國的對外貿易大都隻能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正如陳雲指出的：“那時，我們的外貿，對蘇聯、東歐這些國家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隻佔百分之二十五。”（《陳雲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4頁。）“文革”開始后極左思潮的蔓延，使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成為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使中國外貿工作幾乎陷入了癱瘓。20世紀 70年代，陳雲在對資本主義進行系統深入調查、研究和思考，並對國內外形勢進行客觀剖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這一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一）深入研究資本主義金融、貨幣領域的新情況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規律
研究資本主義金融、貨幣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是陳雲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和舉措。20世紀 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美元與黃金完全脫鉤且不斷貶值。陳雲深刻洞察到這一新情況，明確提出：“一九四四年建立起來的那種國際貨幣體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用貨幣升值、貶值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還是要採用貿易手段”。（《陳雲文集》第 3卷，第 415頁。）為了系統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世界金融、貨幣領域出現的新變化，陳雲委托中國人民銀行系統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國從 1969年至 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外匯儲備、黃金儲備，世界黃金年總產量以及各產金國的年產量，世界各國貨幣總流通量和世界各國黃金總持有量並計算其大致比例，對世界經濟和貨幣、金融情況的近期和遠期估計等材料。根據對這些材料的研究和分析，陳雲對我國的匯率和外貿政策等提出了不少意見。譬如，陳雲在美元貶值黃金看漲的情況下，果斷提出了“用外匯買進一些黃金保值”（《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79頁。）的建議，有關部門參照這一建議在 1973年至 1974年國際貨幣動蕩時，用存在瑞士銀行的外匯儲備購買了不少黃金，既避免了外匯貶值的危險，又大大增加了我國的黃金儲備，為改革開放后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加強了資金保障。
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規律及其應對舉措，是陳雲提出並密切關注的另一個重點。1973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危機爆發后，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 8.1%，大批企業破產，失業人數劇增，國際貿易和國際收入逆差嚴重。（參見〔美〕丹尼爾·耶金：《石油金錢權力》，新華出版社 1992年版，第 643頁。）陳雲深刻認識到，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變化直接影響到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有必要認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幾次回升和停滯”。基於此，他強調提出：“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規律中的各個因素，比如次數、周期變化，要好好研究。這對我們外貿特別是對我們進口貿易很有關系。”（《陳雲文集》第 3卷，第415、416頁。）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陳雲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和規律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他明確指出：石油危機只是突然加重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並非危機的根源，危機的根源還是生產力超過了市場購買力。總之，生產力越來越大，而市場的容量有限，因而矛盾越來越大，最后導致經濟危機。陳雲還將此次危機與 1929年的危機進行了比較，認為它的廣度與深度，還不到 1929年的程度。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他1974年 7月完成的《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和《這次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危機的比較》兩份手稿中。（參見《陳雲年譜》下卷，第 191—192頁。）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入研究和剖析，陳雲大膽地提出：要充分利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急於擺脫危機，國際上游資充斥的情況，大膽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參見沈傳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陳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及認識》，《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 6期。）
（二）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資金、技術以及商品交易所
一是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基於 20世紀 70年代初國內勞動力豐富而原材料短缺的狀況，陳雲明確提出“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的主張。在他看來，“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陳雲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23、224頁。）尤其是當時，國內棉花歉收，棉布供應緊張，而國際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偏低，進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后部分解決國內需要，部分用於出口換匯，不僅可以緩解國內困難，而且還能夠得到一定的外匯和利潤。然而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有人卻簡單地將進口棉花視為“依靠外國，不是堅持自力更生”，陳雲針對這一錯誤觀點進行了反駁，強烈建議“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並堅持認為“不這樣做就是傻瓜”。（《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23頁。）根據陳雲的上述建議，外貿部門僅在 1973年就進口了 850萬擔棉花，用於棉布的加工生產。陳雲還將其進口棉花的主張進一步擴展到化肥等其他領域，他指出：“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進口化肥，增產糧食，出口大米，出口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樣的。”（《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24頁。）
二是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設備、技術和資金。“外資還要不要，外國技術還要不要？一定要，而且還要充分利用”（《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54頁。），這段論述表明了陳雲對待資本主義先進設備、技術和資金的鮮明態度和立場。比如，當時正在從國外進口的一套三億多美元的軋鋼設備遭到了“四人幫”的阻撓，他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洋奴”的表現，對此陳雲運用數據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駁斥：“這套設備投產后，每年可以生產鋼板三百萬噸，兩年就是六百萬噸。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三百萬噸鋼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24頁。）正是由於陳雲等人的堅持，我國在引進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和成套設備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1972年至 1977年，中國從西方國家進口技術和成套設備，談成了包括化肥、化纖、石油、化工、軋鋼等在內的 222個進口項目，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又如，在利用外資的問題上，當時也有人擔心這樣做與“自力更生方針和黨的路線”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不符合，對此陳雲的立場也很鮮明：“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根據陳雲的上述思想，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的工作，1973年籌措到外匯資金 10億多元，有力支持了當時的對外引進工作。（參見李成瑞主編《陳雲經濟思想發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77頁。）
三是利用資本主義商品交易所。對於能否利用資本主義商品交易所為自己服務，陳雲也結合現實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他明確指出：我們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有兩重性：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場所。過去我們隻看到它投機性的一面，忽視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 ”（《陳雲年譜》下卷，第 178頁。）陳雲還專門就此事為對外貿易部起草了向國務院的請示報告：“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22頁。）陳雲的觀點和建議，有效化解了外貿部門工作人員的思想顧慮，提高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三）高度警惕資本家的投機行為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作風的侵蝕
主張研究、利用資本主義的同時，陳雲反復提醒利用資本主義過程中存在的風險並反復強調要高度警惕資本家的投機行為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作風的侵襲。
在 1973年起草的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中，陳雲一方面強調，利用商品交易所是為了防止外國商人“乘機抬價”，同時也明確指出：“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利用交易所是一種迂回的保護性措施，是為了使我們不吃虧或少吃虧。”（《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22頁。）改革開放后在分析我國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時，陳雲明確要求“要十分謹慎地使用”外債尤其是那些帶援助性質的外債。他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之中要警惕”，他強調最多的一句話是：“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要頭腦清醒。”（《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77頁。）由此可見，陳雲對於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始終保持著謹慎態度，在主張擴大對外經濟交流的同時，也非常有遠見地提出了堅持獨立自主、防止受制於人的戰略問題，包括借債時要認識到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考慮到償還能力，防止人家逼債時陷入被動﹔對外貿易中要考慮到資本家利用低價傾銷的不利條件等。在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有益成果，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聯系的同時，資本主義腐朽思想難免也會滲透進來，由此，陳雲反復強調，要警惕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侵蝕，對這一問題要有清醒的認識，一定要同種種丑惡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
二、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提出的背景
陳雲之所以能夠在 20世紀 70年代提出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同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密不可分的。“文革”后期復出工作的陳雲，受周恩來委托，研究當時有著重要而緊迫意義的國際經濟形勢與對外貿易發展問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陳雲明確提出了這一思想。
（一）國際形勢的變化
隨著 20世紀 60年代中蘇關系的日趨緊張，中國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額急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開辟新的市場，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與此同時，經歷戰后快速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於 20世紀 70年代初陷入經濟危機，為走出危機，西方國家試圖從發展中國家尋找新的投資場所和市場。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中美發表聯合公報，決定發展兩國間的貿易，結束兩國 20余年的相互隔絕狀況。受中美關系緩和的影響，中日邦交也實現了正常化，大批西方國家亦陸續與中國建交。
“自（20世紀）6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往來日趨增多。與此同時，隨著中美關系的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一些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大大削弱了國際敵對勢力長期以來對我國的封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862—863頁。）隨著對外關系的迅速改善，美國、日本、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逐步成為中國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市場，到 20世紀 70年代初，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額佔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 25%上升到了75%以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為中國擴大同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加強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提供了條件。陳雲敏銳地抓住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有利時機，明確要求“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強調指出：“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地位。”（《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18頁。）
（二）國內形勢的變化
20世紀 70年代初的中國仍處於“文革”期間，但此時極左思潮的危害已為部分中央領導和干部群眾所認識，九屆二中全會后開展的“批陳整風”運動，為批判極左思潮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反復強調反對極左思潮的必要性，切實採取了包括加快落實干部政策、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等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批判和糾正“文革”以來的極左錯誤，把陷入混亂狀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工作逐漸引向正軌。
曾長期從事經濟領導工作的陳雲 1972年回到北京后，就被中央委以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的重任。憑借其豐富的經濟工作尤其是對外貿易工作方面的經驗，陳雲在進行了一系列縝密的調查研究后，明確提出“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現在形勢變了”，“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19頁。），多次強調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並著手恢復和建立受到破壞和撤銷的國際經濟問題研究機構。在1973年 6月聽取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匯報時，陳雲指出：“外貿部門主要是搞貨價研究的，全面的經濟研究還是要由銀行擔負起來。”（《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17頁。）他要求恢復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並對該機構恢復后的研究工作進行了具體指導。
在當時，頂著可能被扣上“崇洋媚外”“修正主義”帽子的壓力，陳雲大膽提出了對包括商品交易所在內的資本主義的東西應該研究和利用而不能消極回避的思想，提出並採取了諸多旨在打破“左”的禁區和適應新情況新形勢的觀點和舉措，有力推進了當時中國外貿工作的新局面。1973年至 1974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1974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 145.7億美元，是 1970年的 3.2倍。
一方面，成套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礎工業的發展，為 20世紀 80年代我國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1974年出口總額達到 69.5億美元，是 1970年的 3.07倍。（參見《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下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附錄三。）
三、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的當代意義
陳雲關於研究、利用和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盡管主要是 20世紀 70年代中前期提出的，但其意義不僅僅是對改革開放前后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指導作用，而且對當前正在全面推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也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在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依然並存並激烈競爭的當下，社會主義力量在世界總體格局中依然處於弱勢，國際敵對勢力阻礙、遏制中國崛起甚至演變、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權之心不死，社會主義中國要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優勢並最終勝出，深入研究、充分利用、高度警惕資本主義依然是一個回避不了的重要課題。
（一）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規律和趨勢，是我們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在資本主義依然佔據主導地位的當今世界，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准確地判斷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更有效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陳雲 20世紀 70年代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既涉及美、英等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涉及澳大利亞、墨西哥等當時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既包括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分配等環節，也包括價格、金融、貨幣、外匯、股票、利率等要素。此外，陳雲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經濟危機等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研究。陳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研究的內容也非常深入。正是在對資本主義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中，陳雲洞察到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把握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掌握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指導制定了我國經濟社會尤其是對外貿易發展的應對之策。
當前，與 20世紀 70年代相比，資本主義在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近年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資本主義各國對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外交等制度和政策都進行了調整，對此我們一定要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性質、特點和影響，從而為我們制定相應的對策提供參考。
（二）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是我們彌補短板、完善自己的重要渠道
列寧早就說過：社會主義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而存在，“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 34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352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資金、技術以及商品交易所等，是陳雲在 20世紀 70年代對資本主義進行系統研究基礎上提出的思想主張和政策措施，對當時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當前的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顯著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大大提升，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已變得空前緊密，中國對世界和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正在同時顯現且愈益深刻。2014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達到了 43030.4億美元，進出口總值增速快於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新興發展中國家，佔全球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參見《2014年中國保持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中國新聞網 2015年 1月 14日。）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更應樹立世界眼光、把握時代脈搏、順應世界發展潮流，認清當今世界形勢和國際環境，正如習近平指出的：謀劃中國的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人民日報》2014年 12月 1日。）特別是當前，隨著新技術革命和新產業革命的蓬勃發展，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高技術產品和服務領域取得了快速發展，這方面的成果和經驗是我們應當積極學習和大膽借鑒的。
（三）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對我國進行遏制與侵蝕、“分化”與“西化”的圖謀，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的必要舉措
利用資本主義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思想體系、兩種生產方式較量的過程。因此，陳雲在主張利用資本主義的同時，一直都在強調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時要頭腦清醒。針對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陳雲早就強調指出：“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70頁。） ，並提出了一系列反“和平演變”、警惕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侵蝕、防范和化解改革開放中帶來的各種風險的思想。
處於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的當今世界，兩種社會制度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問題上的矛盾和斗爭日趨顯現，特別是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理念，敵對勢力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的手法不斷變化、力度不斷加大、方式也更加隱蔽。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崩潰論”，從“中國傲慢論”到“中國責任論”，
直至西方主流學者熱炒“國家資本主義論”，從本質上看，這些論調無一不是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意抹黑和蓄意攻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打壓中國，丑化我國的國際形象，破壞我國的社會穩定，妄圖顛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譬如，指責中國利用國際游戲規則中的漏洞“搭便車”，並以此為由不斷制造針對我國的經濟貿易摩擦案件﹔把中國作為其主要對手，推行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東亞地區加強針對中國的兵力部署﹔插手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存在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問題，有意使有關問題復雜化，等等。這些因素嚴重威脅著我國的國家安全和外部戰略環境的穩定。
當前，學習和借鑒陳雲關於警惕資本主義的思想，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西方敵對勢力一直沒有放鬆對我“分化”和“西化”的圖謀，所以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還會是尖銳的，因此，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另一方面要清醒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世界經濟大范圍的蕭條，各國經濟一直處於在低谷中徘徊的狀態，至今依然復蘇乏力。受之影響，我國外貿呈現總體下滑態勢，拖累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外匯、金融管理，防范國際債務風險和金融危機。
〔作者呂薇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