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講述長征的書：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
韓曉青
世界上第一本講述長征故事的書確切來說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所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
在上海和莫斯科完成書稿
陳雲雖然是小學畢業，但他后來到了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和店員。在此期間，他利用商務印書館圖書資源，如飢似渴地進行學習，接受新知識，讀書常常讀到深夜，並且成年累月從不間斷。后來他參加革命工作又鍛煉了其膽識，開闊了其視野。
此外，陳雲能夠寫出這樣的著作還與其親自參加長征並擔負重要任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34年10月18日，陳雲同紅軍五軍團從江西曲利出發，踏上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裡長征。長征出發前，中央考慮到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需要，安排當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擔任紅軍第五軍團的中央代表。五軍團走在所有部隊的最后面，殿后掩護的任務非常艱巨。陳雲后來回憶說：“長征時五軍團打后衛，天天有戰斗，沒有好好睡過覺。”“我作為后衛部隊的政委，有責任設法保障后衛部隊不落后，有時六天六夜不能睡覺。”
因為職責所在，陳雲親歷了長征中許多重大事件，是許多重要戰斗、重大會議的親歷者。他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與博古、李德等“左”傾教條主義者進行了斗爭。遵義會議之后，搶渡金沙江。為了完成渡江工作，成立了渡河司令部，陳雲被任命為司令部政委，劉伯承為司令員。這樣的親身經歷，為陳雲之后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1935年5月，根據中央的決定，陳雲奉命回上海恢復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組織，同時，也要在上海設法聯系共產國際。陳雲回到上海后住了一個多月。因為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雲一時不能開展工作。后來共產國際決定陳雲從上海去莫斯科。在上海尋找地下黨關系和等候去蘇聯的一個多月裡，雖然身處緊張、危險的環境中，但陳雲鎮定地抓緊這段時間，開始撰寫《隨軍西行見聞錄》。當時並沒有寫完，后來這本書是在莫斯科完成的。寫完后，1936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於巴黎創辦的《全民月刊》上連載，接著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
借“軍醫”之口生動講述
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陳雲考慮到為了便於公開發行，以“廉臣”為筆名，假稱自己是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隨南京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陂之役，被俘於赤軍”。被俘以后本來以為生還無望，但紅軍當中缺少醫生，“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曾得著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這樣陳雲就巧妙地借這個軍醫的口來講紅軍偉大的長征。
陳雲在書中從正面向世人展現了長期以來被國民黨當局污蔑丑化的紅軍領導人形象。“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象，完全不可。”並且這些赤軍領袖對待老百姓十分關心，一次毛澤東在路邊看到了一個老婦人因為飢餓倒在路邊，立即對這個老婦人開展救助。“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於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陳雲在描述當中，有意對國共兩黨進行對比，通過這種方式來向世人展示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嚴守紀律、信仰堅定、不畏艱險的形象。
老山界是紅軍在長征中翻越的一座高山，陳雲分析紅軍之所以能夠翻越這樣的高山，是因為“赤軍上至首領下至兵伕具有刻苦耐勞與其他各種優點，而這些都為國軍所不及者”。紅軍搶渡大渡河成功，陳雲認為是共產黨員的沖鋒在前，退卻在后，這種先鋒模范的榜樣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這些是國民黨的軍隊不具備的。
在陳雲的筆下，中共之所以能夠成功，還與共產黨要人與戰士同甘共苦，共同克服困難而沒有一絲官架子有著很大的關系。林伯渠和徐特立長征的時候都已經年近半百，但在長征途中卻不擺架子，還把自己的馬讓給傷病員，這些也是南京政府的政要不能比的。
此外，陳雲在書中詳細記述了紅軍如何利用6隻船渡過金沙江，紅軍如何穿越連國民黨軍隊都十分恐懼的彝族部落統治地區等長征途中的偉大壯舉，文筆生動細膩，使人如臨其境。
發表后產生巨大影響
陳雲用第三者的口吻寫就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流傳。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后，很快被傳回國內。1937年4月，《隨軍西行見聞錄》被作為附錄，收入上海丁丑編譯社在北平秘密出版發行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該書收錄的還有斯諾、韓蔚爾、史沫特萊等寫的文章。陳雲這本書在國內還先后以《從江西到四川行軍記》《從東南到西北》《長征兩面寫》等書名再版。抗戰爆發后，陳雲把這本書的版權“移贈巴黎《救國時報》，作為對於該報的捐款”。
此書系陳雲的親身經歷，再加描寫細膩、故事生動、語言通俗，所以發行之后流傳甚廣，不斷再版。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刊印該書時在前言中就指出：“中國紅軍從江西到陝北之二萬五千裡的行軍，是一件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事情，他們歷盡艱險，嘗透了種種困難的滋味，結果終於建立了新的根據地。”“如今在市面上已經有二三種關於二萬五千裡行軍的記錄，可是我們覺得不夠逼真，太零碎，本書是巴黎出版的一種比較寫實的記載。我們認為在描寫的態度與文字的通俗、連貫、有趣味方面，是極適合於大眾閱讀的。所以決定將它重印了。”
到1939年的時候，大文出版社將這本《隨軍西行見聞錄》同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斯諾的《兩萬五千裡長征》一起編輯成冊。“卷頭小言”中說：“第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是一位被俘的軍醫，他被迫隨同部隊在長途中跋涉，基於私人的觀感，把沿途的經歷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說，如演義，親切而有味。”“第二篇兩萬五千裡長征為美國名記者斯諾君的記錄，曾刊載於亞細亞雜志上。”“這兩篇現代史上難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種游記’。我們撇開政治問題不談，也覺得是現代青年應讀一讀的。”
陳雲的這本《隨軍西行見聞錄》，對廣泛宣傳當時人們還並不是十分熟悉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英勇長征的壯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許多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讀了這本書以后，成為他們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種動力。
來源：《 學習時報 》（ 2016年10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