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李先念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思想略論

20世紀50年代李先念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思想略論
李敏昌 呂慧

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先念先后擔任過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中共武漢市委書記，中南局副書記等領導職務。在湖北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下簡稱“對資改造”）前后，他領導湖北人民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對資改造”的方針政策，形成了湖北經驗，使湖北成為全國進行“對資改造”的一個典范。
新中國成立至總路線頒布前，湖北貫徹國家關於扶持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以盡快恢復國民經濟的方針，在兩次工商業調整中注意引導民族資本主義朝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從而使民族資本在建國后獲得了較快的增長，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亦逐步確立。在此期間，李先念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調整工商業或者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前提。他在領導湖北人民完成剿匪反霸、民主政權建設后，認為湖北應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奪取政權以后的任務很多，但歸結起來，根本的就是要進行經濟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頒布后，李先念於1953年10月20日發表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目的》一文，提出“我們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本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此基礎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應該為此目的而努力奮斗”（《李先念文選》（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這一思想是忠實貫徹“一化三改”總路線的最好體現，湖北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總體上也堅持了這一思想。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李先念提出，必須大力利用民族資本主義來發展湖北經濟。“當前，最主要的，是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利用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中國的經濟還很落后，還不能完全取消資本主義經濟，為什麼不利用資本家的資金、管理技術來發展生產？”湖北省第三次黨代會在明確湖北改造的方針時也強調，要使各種經濟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此就要統一集中人力、物力，發展重工業，並相應地發展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和交通事業，要發展地方工業與手工業以補國家輕工業生產之不足（《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湖北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生產力，首要的是要正確對待民族資本主義。在湖北“對資改造”進程中，大部分時間內對此都能夠採取合理的方法。李先念在1954年《更好地貫徹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一文中指出:“就我們的工作來說應根據主客觀情況，正確地貫徹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擺好公私關系。……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現有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一面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並且使其有利可得，能夠適當地擴大生產經營。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僅改造他們的企業而且也要改造人。如果只是‘擠得掉’，而‘用不上’，是不算本領的。隻看到資產階級壞的一面，看不到資產階級在目前一定時期內仍能起積極作用的一面，是不全面的。還須看到，私營商業中還有為數很大的小商販，而依靠私營工商業謀求生活的人更是數以百萬計，再加上城市和農村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副業，牽涉到的人就更多。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採取穩妥政策，而採取急於求成的粗暴政策，就不僅不能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而且勢必使依靠私營工商業謀生的人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須知這些人的生活問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是國家所能包得了的。”（《李先念文選》（1935—1988））

李先念提出:“現階段進行經濟建設，要使五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在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上，“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對它要既團結又斗爭。要注意警惕和限制它的消極性，引導和發揮它的積極性。當它不老實的時候就要瞪著眼看它一下，讓它安分些﹔當它消極的時候，就要拍拍它的肩膀使它積極起來。”（《李先念文選》（1935—1988））“瞪”和“拍”比較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在改造實踐中，如何貫徹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來發展生產力，李先念也有諸多策略上的思考。

1、提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本策略是採取市場手段。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三次黨代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歐美資產階級相同的地方是其本質都是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要求。革命勝利以后，他們承認並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資產階級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採取和平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逐步改造的政策。這種政策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是‘插’和‘擠’而不是沒收。所謂‘插’，就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如合資經營、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等。所謂‘擠’，就是要淘汰一部分，如糧商是非擠掉不可的。”（《李先念文選》（1935—1988））這實際是說明應該用市場手段展開與資本主義的競爭，達到改造的目的。

2、強調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對小商小販的改造。湖北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注意區分小商小販和商業資本家，李先念還十分重視對改造對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著不夠。其地位和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長江日報》1955年12月30日第2版）因此，對他們進行改造，應強調思想教育，強調妥善安排，有領導地有計劃地引向合作化道路。在從經濟上改造的同時，必須加強對他們的思想作風改造工作，沒有思想作風改造，僅有經濟方面的改造，要完成改造私商的任務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主管市場工作人員，應盡可能定期地結合具體情況，加強過渡時期總任務的宣傳教育和思想工作。

3、注意防范“左”的錯誤，及時糾正偏差。李先念指出：“積極、急躁是兩回事，能搞國家資本主義者，應積極去搞，但也要防止急躁，不能不加區別的一步搞起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要“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先念同志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報告》湖北省檔案館Z34—18—303）。由於李先念的正確引導，對於湖北“對資改造”中出現的問題，省委均能及時發現並糾正。如湖北崇陽縣稅務局未經縣委討論，封閉全縣油榨坊事件，縣委發現后立即下令停止。地委也會同專署責成當地徹查責任，並予以嚴格處理，以教育全黨。對於鄂南存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和稅收工作的單純任務觀點，破壞了黨的紀律，侵犯了工商業及廣大群眾的利益的事件，湖北省委及時發現並作出了組織處理，1954年6月湖北省委發出《關於祟陽、宋埠等地違犯工商業政策的通報》，對上述錯誤的做法進行了全省通報批評。

由於李先念能結合湖北實際，創造性地理解黨的過渡時期的戰略方針和政策，使得湖北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1953年春，毛澤東選擇了湖北來闡發其“對資改造”思想。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率領中央統戰部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進行調研，並於5月27日向中央呈送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總結了武漢等中心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實現的民生輪船公司的公私合營被中央領導稱為“無痛分娩法”，1953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范例》的短評，給予了高度評價。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