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元帥徐向前
布衣元帥徐向前
郭秀翔
徐向前元帥是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軍事家,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與發展,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國防的鞏固,建立了卓越功勛。生活中的徐向前心靈手巧、愛好廣泛,通攝影、喜戲曲、會樂器、能縫補、善手工、愛讀書、好書法。他平常話不多,生活簡朴,不講究吃穿,一生說山西話,愛吃山西飯,大家親切地稱他為“布衣元帥”。
是帥又是兵,愛兵如愛子徐向前經常教育部隊干部,部隊的一切工作都要從士兵出發,以士兵為基礎。
在臨汾戰役動員會上,他說:“身為干部,一定要愛兵。每個干部必須懂得,有了士兵才要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在戰場上真正沖鋒陷陣的,要靠士兵。因此,軍隊干部要明確樹立為兵服務的思想。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師長,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兵帶好,才能使各個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戰士,變成一個戰斗的集體,部隊才能真正有戰斗力。”他要求干部在政治上關心戰士的進步,生活上關心戰士的疾苦﹔在指揮戰斗時,實行戰術愛兵,盡量減少傷亡。
每次戰斗,他都冒著敵人的炮火,到距前線最近的指揮所觀察敵情地形,盡一切可能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在第一次攻打臨汾城時,部隊實行炮火轟擊,未能打開城牆,還造成一些傷亡。這時,前線指揮員打電話給徐向前,要求搭雲梯,實行強攻。
徐向前不同意,他說,用這個辦法攻城,會給部隊造成很大的傷亡,我們要愛惜每一個戰士的生命。他說:“我們要把戰士看成我們的親兄弟,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愛護。你們想想,老百姓在艱難之中,把兒女從小養大成人,送到我們部隊來,如果蠻干,不講戰術,造成不必要的傷亡,怎麼對得起老百姓啊!” 后來,部隊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成功。
臨汾戰役期間,因蔬菜奇缺,他常同指戰員一起四處挖野菜,同大家一道吃得津津有味。新中國成立后,徐向前的住所附近有個部隊大院每周都要放一場電影。徐向前發現,每次他去大院看電影,全體指戰員都會起立歡迎,他晚到,電影就會推遲播放,影響了指戰員們的正常觀影。為此,他對部隊的干部說:我是來看電影的,和大家一樣是觀眾,你們要是拘禮,我就不來了。
從此以后,他再次步入電影場,就沒有“全體起立”和熱烈掌聲了,隻有一雙雙尊敬的目光投向他。
任務重於生命
戰爭年代,徐向前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任務重於生命!”因此,他經常是帶病指揮作戰。
從1947 年10 月到1949 年4 月,時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連續指揮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發起運城、臨汾、晉中、太原四大戰役,橫掃千軍如卷席,解放了山西全境。這期間,他一直是帶病指揮作戰。在晉中戰役期間,他冒著烈日酷暑,常常是在擔架上指揮作戰。晉中戰役剛剛結束,他就抱病主持了太原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會上號召全體指戰員搞好整訓,盡快完成攻打太原的各項准備工作。
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知道他一直在山西前線抱病指揮作戰,對他十分關心。晉中戰役結束后,中央軍委在致徐向前的電報中指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訓期間來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來華北及中央一談。”
根據中央指示,徐向前抵達石家庄后,住進了醫院。此時,他的病情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呼吸困難,時常咳血,而且,消化功能也很差,醫生建議他最少休息三個月,但他隻住了半個多月,就前往平山縣西柏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48 年10月6日, 太原戰役打響后的第二天,徐向前不顧重病未愈,提前出院,晝夜兼程向太原前線趕來。
10月7日凌晨到達陽泉以西的坡頭村。因旅途勞累,病情突然加重,咳嗽不止,頭疼欲裂,不得不暫時停止前行。直到10 月10 日晚,才趕到太原前線總指揮部。他連夜召開太原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部署攻打太原外圍的作戰。在緊張激烈的東山爭奪戰中,他經常冒著槍林彈雨,躺在擔架上到陣地前沿巡視,了解最新戰況,及時調整部署。徐向前的病情進一步加重,肋膜炎造成胸部大量積水,高燒不退,連睡覺翻身都十分困難。
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得知徐向前的病情后,立即派兩名醫生趕到太原前線,並致電徐向前,要他早日回后方休息。但徐向前考慮到太原沒有攻克,自己絕不能離開前線。后經周士第等人反復勸說,他才同意暫時到榆次峪壁村小住,一面治病,一面繼續指導太原前線的工作。
3 月28日,彭德懷由西柏坡返西北戰場途經太原時,專門去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病重無法到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故挽留彭德懷參與指揮攻打太原,經請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得到批准。
太原解放后,為了總結太原戰役的經驗,徐向前強忍病痛,查看繳獲的大量軍事檔案,並前往雙塔寺等重點要塞查看,以便總結戰斗經驗。他在審定太原前線委員會戰后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親筆加上了這樣的一段話:“大勝后容易驕傲,有成績也就容易掩蓋缺點。故各部均應於整訓前三評工作中,著重注意自己尚有缺點的研討與發現弱點!”
徐向前指示太原警備區,一定要依靠人民把太原“接好、看好、交好”。他說:“我們攻打太原,解放太原,就是要讓人民來接管太原,他們才是歷史的主人。”
徐向前帶病指揮作戰,感動了身邊每個人。一位同志曾寫道:“共產黨人就應該是這樣的:任務重於生命!你說到了,也做到了!在太原前線,身體力行。你不能吃也不能動,卻硬逼著我們將你抬到前線,因為黨的任務還未完成!生命是最珍貴的,對每個人隻有一次。你病成那個樣子,發著高燒,而心中裝著的卻是黨的使命!”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
徐向前對自己的子女,從來沒有利用職權為他們提供過任何照顧。“路是自己走出來的”,這是徐向前常常告誡子女的一句話。他教育子女做人要干干淨淨、清清白白。要抓緊時間掌握、研究新東西,特別是科學技術。他最擔心子女們不求新,不上進。他曾寫下“言之貴在於行,行之貴在於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語。
徐向前的大女兒徐志明直到退休時還是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二女兒徐魯溪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后來考入中國科學院讀理論物理,是我國的第一代碩士研究生,主持的項目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徐魯溪一家三口都擠在一間8 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后來單位調整住房,才改善了條件。為此,徐向前對她好一頓“審問”,讓她十分委屈,最后了解到確實是單位正常調房,不是特殊照顧,這才安下心來。最小的女兒徐小濤也是一名醫務工作者。
當年,徐小濤中學畢業后被指派去內蒙古插隊,按說,女兒年齡小,身體從小就不好,隻要徐向前說句話,女兒就可以免除插隊之苦,但他還是那句話“孩子的路要靠自己去走”。小女兒聽從爸爸的話,背起行李就去了荒涼的大草原。
徐小岩是徐向前唯一的兒子,出生於1947年,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回憶起父親,徐小岩說:“我在八一小學讀書,同學中也可以說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誰的家長官大的,但我對此毫無概念,不知道‘首長’具體是多大的官,也沒有覺得有什麼特權。”徐小岩從家到學校,步行要一個多小時,坐公交車要倒一次車,車費兩毛五分錢。“每次家裡會給我3 毛錢,但因為嘴饞,有時候在放學路上,我經常把車費拿去買了吃的,於是隻能步行回家。”
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天都黑了才回到家。徐向前見到兒子,著急地詢問為什麼才回來,徐小岩說因為肚子餓,用車費買吃的了,所以步行回家。徐向前沒有責備兒子,但也沒有改變規定,依舊隻給 3 毛錢車費。太原解放前,閻錫山是五台人,當時太原流傳著“會說五台話,就把洋刀挎”的說法。徐向前也是五台人,太原解放后,社會上很快流傳著
“閻錫山跑了,徐向前來了,這以后,五台人還可以跟著沾光”的說法。徐向前知道后,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是共產黨員,可不是閻錫山,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符合共產黨員的標准,要用事實証明我們和閻錫山是完全不同的人。太原城剛解放,一些親戚朋友就來找徐向前,希望他幫忙謀個官當。徐向前對這些來訪者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給以耐心說服教育。一些人理解了,逢人就講:“還是共產黨的官好,不貪不佔不徇私情,咱們國家大有希望了!”也有的一時不理解,沒能沾上光,說徐向前這個五台人“六親不認”。有一天,他的兩個親姐姐來找他,希望他能在生活上給點幫助。早在抗戰初期,他的兩個姐姐就都把兒子交給他參加了八路軍,但兩個外甥都犧牲在了戰場上。
這一次見到姐姐,徐向前好言安慰,贊揚她們為革命獻出了兒子。他對姐姐們說:“我是個空有虛名的窮司令!我們共產黨都是為老百姓辦事的,不能為自己。你們來了,隻能住幾天,我也沒什麼好吃的,我吃什麼你們就吃什麼。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們,東西都是公家的!”
成由勤儉敗由奢
生活中的徐向前十分簡朴,在他家裡,有一隻小小的白木箱,由幾塊木板釘成,沒上漆,做工也很粗糙。在戰爭年代,這是他的隨身物品,跟著他“南征北戰”,顯得異常陳舊,新來的公務人員總想把它當成垃圾處理掉,但幾次都被阻止了。1950 年,徐向前從青島赴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秘書想,總不能再帶著這隻破箱子參加會議吧,便對他說:“首長,我想去北京開會前,到街上買隻皮箱。我打聽過,買隻小皮箱,用不了多少錢。”徐向前說:“還是不買吧,我看小木箱挺好的,它跟著我走了那麼多地方,去北京為什麼不能帶上?去年好多地方鬧了災荒,我們能節省一點就節省一點嘛!”幾塊錢的小事,徐向前硬是不准,這使秘書深受感動。他把文件、書本等放進小木箱,提著它和徐帥一起來到了北京。在北京安下家之后,徐向前的家中又多了個“百寶箱”,裡邊放著釘子、錘子、鉗子等工具。那時候,徐向前住在東城區的一個小胡同裡,小小的庭院,房屋是舊的,家具也全是舊的。家裡的桌子、凳子等家具壞了,他常常是自己動手修復,這一切,身邊工作人員看到后,慢慢地也都學著修理破損的家具,為國家節省每一分錢。
20 世紀50 年代初期,徐向前任總參謀長,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去的時候,正值初夏,他們身著薄軍服,隨身僅帶了一套普通料子的便衣,以備某些場合穿著。到了莫斯科,由於購買武器裝備的談判進展緩慢,代表團在蘇聯住了四個多月。莫斯科的氣溫比北京低好幾度。剛進入9 月,天氣就已經涼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團成員把帶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
眼看著同志們凍得都要當“團長”了,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請示是不是可以在莫斯科給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但徐向前考慮到這要花去許多外匯,便對管理生活的同志說:你讓使館告訴跑莫斯科的信使,請他把軍事代表團成員家裡的冬衣帶來。並特別囑咐那位同志:“我家裡有一件大衣,你讓他們找黃杰同志取來。”那位同志想:買一件大衣也不值幾個錢,何必再讓黃杰找呢?
他對徐向前說:“徐總,還是給你在莫斯科買一件吧!”徐向前說:“我家裡有大衣嘛,為什麼要在這裡買?呢料貴,做工也貴。如今,每一塊錢的外匯,我們都要付金子呀!我們國家建設正需要錢,能不花的錢盡量不花,就是將來富裕了,不該花的錢也不能亂花。”他還說了一句名言:“歷覽前朝興與亡,成由勤儉敗由奢。”
80 年代初,大別山老區的幾位同志來北京看望徐向前,當時他已經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們。老區來的同志擔心他的身體,一開始隻報喜,不報憂。他越聽越不高興,問道:“群眾生活到底怎麼樣?有沒有吃不飽飯的?”這一問,頓時冷了場。最后,一個小伙子說:“您還記得七裡坪吧?我們下去做調查,那裡群眾生活依然很苦,有個姓王的,全家7 口人,隻有6 個碗……”徐向前聽了,不自覺地從躺椅上慢慢坐了起來,嘴裡喃喃重復著“7 口人,隻有6 個碗……”那之后在他82 歲生日時,身邊工作人員要給他做壽,他堅決不肯,一再念叨,還有“7 口人,隻有6 個碗”的老百姓!從此以后,徐向前再也沒有過過生日,只是在85 歲大壽時,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照了張合影。
后來,他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請關注老區建設的意見》,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國務院老少邊窮地區辦公室應運而生,統一部署幫助老區人民脫貧。
柳蔭街的普通居民
20 世紀60 年代初期,徐向前一家搬到位於北京什剎海附近的柳蔭街。附近的許多居民看到戰功赫赫的徐向前元帥是位衣著簡朴、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居委會干部每次去他家辦事和訪問,徐向前和夫人都熱情接待,仔細詢問這條小街的居民情況,關心這裡的文明街道建設情況。他常常對街道居委會的干部說:“我也是柳蔭街的普通居民嘛!”他要求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積極參加軍民共建文明街道的活動。他們植樹種花,清除垃圾,整修街道,疏通水道。
一次,警衛戰士袁滿囤為搶救落入什剎海的群眾不幸犧牲,徐向前和街道的居民們都十分難過,柳蔭街的居民們為烈士樹起塑像,徐向前親筆題詞。他還提出要通過學習袁滿囤的事跡,進一步發揚共產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並向街道居委會的同志和柳蔭街駐軍干部提出三點要求:
一要把建設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重點﹔
二要著眼於改變人的精神面貌﹔
三要下工夫搞好失足青少年的思想轉變工作。柳蔭街軍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動使柳蔭街的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1982 年冬,徐向前興致勃勃地為街道揮毫題寫了七個大字:“柳蔭軍民文明街”。
最后的臨終遺言
1990 年6 月,徐向前因為肺病住院治療,那天出門前,他無比留戀地望著自己居住的小院,輕聲說“這次去,就回不來啦……”住院后不久,他發起了低燒,病情日漸加重。6 月29 日,病中的徐向前也許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了,他對前來探望自己的老戰友李先念鄭重地說:“我的遺言有三條:一是不搞遺體告別,二是不開追悼會,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8 月5 日,病情更加嚴重,他對圍在病床前的子女吃力地重復了自己的三條遺言,並再次叮囑子女:“我死后,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徐向前病重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前去醫院看望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徐帥是老布爾什維克,不愧是共產黨人的楷模。”去世的那天凌晨,習仲勛趕到醫院送別他,回家后悲痛萬分,寫下了“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幾個字,這是對徐向前一生最貼切的寫照。
1990 年9 月21 日徐向前病逝后,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訃告,高度評價他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
(來源:《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