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堅持黨性原則的故事

陳毅堅持黨性原則的故事

張曉蘭

陳毅一生始終堅持黨性原則，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對於同志、朋友或國際友人，不論對方職務高低、黨內還是黨外、大國還是弱國，他都一律平等對待﹔對自己，他則嚴於要求，始終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他無私無畏，勇於擔當，不論順境還是逆境都堅持講真話。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這是陳毅詩篇《手莫伸》中的名句，也是陳毅一生的座右銘。從參加革命起到后來作為黨的高層領導干部，陳毅從未向黨向人民伸過手。黨需要他去哪裡，他就去哪裡﹔黨分配的工作他從不討價還價。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陳毅和項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斗爭。當時條件極其艱苦，作為領導人，陳毅和項英每人保管著一些金子，陳毅深知這些錢的重要性，保管極為精心，隨時纏在腰間。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單薄，腰部所纏的金袋凸出來了，陳毅覺得不安全，怕給黨造成損失，他把機關人員和隊伍集合起來，金條、銀元、鈔票全部擺到桌子上，對大家說：“這是黨的經費，黨要我們保管，我們從來沒有亂用過一分錢。發展黨的事業，要靠這筆錢﹔發展部隊，也要靠這筆錢。現在，形勢越來越有些緊張，我們有責任通知大家，萬一我們犧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錢無論如何要拿走，這是黨的錢，不能落入敵人手裡。”后來，陳毅把這筆經費全部分給信得過的同志保存，自己沒留一分錢。

陳毅經常對部下強調：共產黨的部隊，紀律一定要嚴！為了堅持長期游擊戰爭，陳毅經常深入各地檢查指導工作。有一次陳毅去南雄縣檢查工作，恰好碰到交通員給南雄縣游擊隊送來上百套單衣，說是委托縫紉店胡老板做的。陳毅問給了錢沒有，交通員說：“財佬的錢，我們用了就算了。他一個資本家，也不缺這200塊銀洋。”陳毅聽了頓時嚴肅地說：“同志，這可不光是錢的問題，是黨的工商業政策。我們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譽，是我們的命根子！”他親自派陳妹子把200塊銀洋裝在毛竹裡給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來對人說：共產黨游擊隊講信譽，確實信得過。

解放戰爭期間，陳毅帶領部隊攻打上海，他規定部隊入城后一律不得進入民宅。對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說遇到下雨、有病號怎麼辦？陳毅堅持說：“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解放上海的戰役結束了，槍聲停止后的第一個清晨，當上海市民打開家門時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濕漉漉的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戰士，這曠古未有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上海市民。毛澤東贊揚“不入民宅”的規定“很好”。

陳毅不僅對部下要求嚴格，對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也很嚴格。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后擔任上海市市長、外交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重要職務期間，陳毅生活一直很簡朴。調到中央工作后，全家一直住在中南海幾間平房裡，一個很小的套間就是陳毅辦公和住宿的地方。日常伙食很簡單，衣著也很隨便。除外事活動和開會外，總是一身舊衣服，已洗得褪了色，袖口還打著補丁。陳毅的孩子們吃普通飯食，穿補丁衣服，常常是大人衣服穿破了改給孩子穿，哥哥姐姐穿了又給弟弟妹妹穿。孩子們下學回家就溫習功課，偶爾到劇場去也從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悄悄坐在劇場的最后面。

“團結多數人在我們周圍”

上海解放后，陳毅被任命為上海市第一任市長。國民黨留下來的上海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工業癱瘓，失業嚴重，食品短缺，物價飛漲，特務、流氓橫行，乞丐、小偷、妓女遍布。上海怎麼搞？對於剛從百戰沙場走進十裡洋場的陳毅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他的法寶之一便是“團結多數人在我們周圍”，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之本，也是陳毅參加革命多年來身體力行、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

上海接管中常遇到一些特殊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與汪偽政權有牽連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際花、洋行買辦等等，有關部門不知道怎樣安排他們，陳毅指示：“這些人一不去台灣，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國，這表明他們還是有愛國心的，隻要沒有具體反共行動，都應該用。學有專長的還可以重用。出了問題我來負責就是！”

上海是工商業集中的城市，黨的工商業政策在這裡至關重要。1950年8月，正是敵人封鎖、奸商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勞資糾紛迭起的困難階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榮毅仁和劉靖基提出要請陳毅市長到家裡吃飯。去不去？陳毅請有關領導干部討論，有人主張去，有人擔心影響不好，怕犯錯誤。陳毅笑道：“吃飯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錯誤就把自己的手腳捆起來？我才不干呢！”結果，陳毅搖著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還將夫人張茜和孩子們也帶去。席間，陳毅與他們二人拉家常、問情況，親切坦率，談笑風生，雖未講政治道理，但卻溝通了彼此間的感情。陳毅還常請私營工業企業家到辦公室去征詢意見，商討政策，民族資本家們感受到人民政府是真心扶持他們發展生產，一些出走香港、歐美的私營企業家紛紛回歸。

勞資糾紛是上海工商界的一大難題。陳毅說：“解決這問題好比救火，不能用紙去包火，要從起火根源上去控制這火。”解放后，上海一些紗廠的工人要求廢除“抄身制”，紗廠經理想不通，說“這樣紗廠還不被偷光？”陳毅親自登門與這些紗廠經理談心，他說：“老板把工人當奴隸，工廠賺了錢對工人毫無好處，他為什麼不朝外拿？現在中國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覺悟，你用我們的辦法試試看，廢除抄身制，有困難多與工人商量著辦，相信能辦好。”中肯的勸導起了作用，不久各紗廠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們熱烈慶祝。紗廠經理們后來驚異地發現，車間裡的原料和產品不僅不丟失了，而且每公斤棉花的出紗率比以前提高了。

陳毅特別重視上海的文化事業。舊上海有個交響樂團，有人提出解散它，認為“花錢養這麼個洋玩意兒沒用”，陳毅卻指示保留：“交響音樂是全世界共同的藝術財富，上海這樣的城市應有一個自己的交響樂團。”在陳毅的關心下，這個交響樂團不但保留下來，還搬進一所幽靜的花園樓房專心排練。上海市黨代會期間，陳毅請交響樂團為代表們演出，有的人聽不懂交響樂，想中途離場，陳毅下令鎖上劇場門不許退席，告誡大家，一定要尊重演員的藝術勞動。藝術家們聞訊倍感振奮，這個自1881年建團以來從未演奏過中國樂曲的交響樂團，第一次演奏了《新四軍軍歌》和《秧歌舞曲》。

陳毅對待上海文化界人士的態度很明確：上海文化界最珍貴的財富是人才。陳毅是藝術家、文化人的“知音”，這些人有的比陳毅年長數十歲，有的當時對共產主義並不信仰，但陳毅卻與他們都交了朋友，既從他們身上汲取知識智慧，又從生活、工作上給予關心，同時引導他們不斷棄舊圖新，自覺自願改造某些舊的觀念。

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上海市開始了取締妓院的工作，陳毅同意民政局和公安局再三研究后提出的方案，即先封閉妓院，把妓女、暗娼送到婦女教養所進行教育改造，同時為她們治病，並安排適當工作。入教養所第一件事就是逐個為她們檢查身體，結果發現4000多名妓女中，70%以上都患有性病。當時治這種病用的青霉素全靠進口，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有關部門舍不得花這筆錢，便請示陳毅。陳毅說：“不管花多少錢，也要治好她們的病。別的地方可以省，這筆錢不能省。”他又說，“對她們這些人，我們有幾條：一是給治病，二是治好了病給工作，三是參加工作以后各單位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解放前受盡踐踏的妓女第一次享有了做人的尊嚴，她們的身體恢復健康后，有的學會了紡織技術，被安排到紗廠當女工，有的到蘇北農村安家落戶，有的還當了干部。短短一兩年內，上海便與全國其他各種城市一樣，妓院和妓女統統絕跡，西方世界無不為之驚嘆折服。

陳毅還去上海的棚戶區調查，解決了近百萬棚戶區居民的吃水、用電及上廁所問題，后來又逐步改造，使他們住上了寬敞明亮的新房。

在陳毅的領導下，上海市民團結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周圍，上下一心，共同努力，遵照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部署，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上海便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風氣日益健康向上。

“我們都是平等的”

“我們都是平等的”，這是陳毅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在領導了湘南起義后，率主力開進郴州。一進郴州，發現河道淤穢，蚊蠅扑面，當地民謠說：“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瘧疾）。”可見當時郴州的環境衛生狀況差到什麼程度。郴州人很快發現，這支新來的工農革命軍扛著鐵鍬，挑著水桶，卷著褲管一齊上陣，搬走了垃圾堆、清除了臭水溝，郴州很快河清街淨。可是他們不知道，帶頭挖污泥的正是這支工農革命軍的黨代表陳毅。

4月，朱德和陳毅率部到達井岡山，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紅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王爾琢任參謀長。當時敵人的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給紅軍的物質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難。陳毅和普通士兵一樣，穿單衣單褲，吃紅米南瓜，經常加入背糧上山的行列。陳毅不用扁擔，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褲子。那時的褲管肥大，他把褲腳一扎，糧食灌在褲管裡，一次能裝七八十斤，然后扛在肩上。

抗日戰爭時期，陳毅擔任新四軍代軍長，有一次在去開會的路上，他所乘的汽船突然起火，大火順著風勢越燒越旺。陳毅跳入深冬時節冰冷徹骨的河水中指揮滅火，並將不會游泳的警衛員、炊事員救援上岸。救火聲驚動了附近的部隊醫院，院領導將陳毅等接到醫院，換了棉衣，送來感冒藥。陳毅說：“把藥片留給病號吧。”他隻喝了一碗姜湯便匆匆離去。

陳毅的平等觀念也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國與國的交往中。1958年后，陳毅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對外交往中，他秉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論是對美國、蘇聯等大國，還是對亞非拉的一些小國，他都不卑不亢，以誠相待。陳毅上任不久，因為美國干涉台灣等問題，中美之間摩擦不斷。對待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國，陳毅立場堅定，多次在公開場合揭露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陰謀，他指出：“中國人民不論用何種方式解放自己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而陳毅對美國人民卻並無偏見，他認為：“美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建國才180多年，科學、工業就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假若美國改變了目前敵視我們的政策，兩國關系是有前途的。”在中美大使級談判中，他還告訴中方大使王炳南，可以與美國大使握手、問好，星期天請吃頓飯也是可以的。“不卑不亢，有理有節，此乃泱泱大國之風也。”

1959年9月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來到北京，在與中方的會談中以“老子黨”自居，指責中國1958年炮擊金門是“冒險”、“好戰”，“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強烈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台灣“獨立”。陳毅當即反駁。赫魯曉夫竟說：“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陳毅回敬說：“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第二年，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陳毅對蘇聯政府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慨，后來在日內瓦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說道：“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

為增進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系，1963年底，陳毅陪同周恩來訪問了亞非14國。在摩洛哥，國王舉行宴會歡迎客人，陳毅與國王的弟弟、19歲的親王同桌。這位親王批評中國的對外政策太強硬，旁邊幾位年長的摩洛哥部長很擔心，幾次想制止他說話。陳毅則耐心地逐一向親王解釋中國的外交立場，以至幾乎未吃飯，當起身告別時，這位親王的立場已有很大轉變。在加納，中國代表團住在阿克拉國家大廈，這裡的工作人員曾接待過許多國家的首腦，卻分不清中國代表團人員的身份，以至有一次吃飯時把飯菜上錯了，當他們知道后正不知所措時，陳毅說：“沒有關系，我們在國內都是平等的，只是職務不同。”臨別時，代表團舉行了一次特別的宴會，將賓館服務人員都請來，周恩來和陳毅親自向他們敬酒。他們感動得流淚，有人說：“不敢想象像周總理、陳元帥這樣的身份的貴賓，竟向我們‘卑賤的人’敬酒。”有人說：“這証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馬裡、幾內亞、索馬裡……一路訪問下來，中國代表團的所作所為贏得了所到國家的尊敬，走到哪裡都有當地的普通老百姓夾道歡迎。

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在亞非拉小國面前總覺得高人一等，陳毅卻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北京劇場舉辦音樂會招待駐京外國使節，陳毅入場時，禮賓人員發現原先給陳毅留好的座位坐了兩位非洲國家的外交官，便趕緊請那兩位官員換到另外的座位上去。陳毅發現了此事，徑直走到方才被請走的非洲朋友面前，與他們握手，誠懇致歉，仍將他們請回原來的座位，自己則另揀了一處地方坐下。為團結更多的國家，陳毅平時隻要能勻出一些時間就要詢問有關部門最近來了什麼外國客人，哪怕是小國身份低的客人，他也不是敷衍客套一番了事，而是往往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

“我們都是平等的”，這為陳毅在黨內外贏得了無數朋友，也為新中國贏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

“講真話，天不會塌”

陳毅素以心直口快著稱，在他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始終認定一句話：“講真話，天不會塌。”

1950年初，中央實行打擊投機資本、統一財經工作的一系列政策，使通貨膨脹得到控制，上海的物價開始穩定並大幅度下降，導致一些不法資本家此前為牟取暴利而囤積居奇的產品滯銷，虧本嚴重。幾個月間，不斷有廠店倒閉，失業的工人和店員無力支付孩子的學費，上海市30%的私立中小學面臨停辦的危險。稅務局長向陳毅報告：資本家賴賬的、哭窮的、自殺的、假自殺的都有，補增的稅款收不上來。有的不法資本家煽動工人：“我的錢都用來交政府的稅、買政府的公債了，你們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職工拿不到工資就分廠裡、店裡的財產，甚至發生了搶糕餅鋪、游行請願的事件。陳毅看在眼裡，急在心頭。他專程囑咐去北京參加全國統戰會議的同志：“資本家交稅買公債是完全應當的，國家財政收入要平衡，這是人民最高利益，決不能含糊。但是擠牛奶不可以把牛擠死。現在是階級關系緊張。你們去北京開會，就要反映這方面的真實情況。”他思前想后，最終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寫出了反映上海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情況的報告，數據翔實，並提出延期交公債和稅收等一系列具體的建議。在發出電報的同時，陳毅將注意力轉到解決稅收問題上來。在一次會議上，個別稅務負責干部主張對欠稅逃稅的私營工商企業應“查賬重罰”，甚至說：“什麼政策不政策，把資本家搞光了也沒關系，遲早我們還是要把這些企業收過來嘛！”陳毅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強征苛索，擠垮人家，這不叫社會主義，叫做‘左’傾幼稚病！”他憤然道：“這叫做過河拆橋，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擁護。這樣做政治上很不利，經濟也會造成很大破壞，馬上會雞飛狗跳，社會大亂！”他意味深長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號中的左，為什麼不可以反對呢？我認為：隻敢反右不敢反‘左’，並不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陳毅這番話贏得了在場所有人的敬佩。

三個月間，陳毅就上海的經濟問題向中央先后發去六封電報，他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很快，黨中央和毛澤東向全黨全國發出了調整公私關系的號召，劉少奇也專門談到對上海應特別加以照顧。中財委採取了一系列鬆動措施：公債尾欠緩交，工業原料補稅緩辦，私營紡織業進口原棉予以免稅優待……減稅也得到了同意，緊張的局勢得到了緩和。不久，已經關停的私營工商企業逐漸開始復業。

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以后，知識分子一直承受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壓力，許多人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二三月間，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召開，周恩來根據中央關於調整黨和知識分子關系的政策精神，在會上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承認過去在這方面有錯誤。陳毅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他直率地講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12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說到此，陳毅站起來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場下響起了如雷的掌聲。陳毅的講話在會議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使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了鼓舞。

一貫講真話的陳毅在“文革”中受到沖擊，被誣為“二月逆流”中的“黑司令”，但他始終堅信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講真話的本色不改。

（來源：《黨史文匯》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