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張振飛
關於認識論中的“知”與“行”及其關系問題，其探討古已有之，並且在不同時期具有與時代相符的特征和內容。中國哲學中的知行學說在世界哲學相關領域研究方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自古以來關於知行學說的不斷總結、提升又是中國思想家們為人類思想史所作的杰出貢獻。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面對紛紛擾擾的時局，不約而同地將關乎著生活各個方面的知行問題視為亟需解決之根本。不難看出，大凡世道大亂，人們喪失對命運的確切把握能力時，知行問題的討論便十分盛行。其根源在於認識論作為人存活的重要依據乃是給予人們存活之合理性以及生存道路以明示的重要命題。因此，認識論上關於知行關系的討論是一個恆久不衰的話題。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在知行觀的發展史上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后，飽經風霜的革命黨人，眼看著民主的大旗彈痕累累而難以飄揚於中華大地，流血犧牲換來的竟是袁世凱投機篡奪政權、軍閥混戰不已。灰心喪氣的革命黨人開始對孫中山熱切倡導的民主政治失去信心。“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思想盛行於革命黨內。畏於行之艱難而放棄民主政治之理想追求成為國情之大勢。有鑒於此，孫中山疾首痛思，總結失敗教訓，意欲從理論上找到踐行革命的強大武器，推翻國人畏於行艱而不行的思想，從而使眾人再度齊心響應以建立民主共和之政府。
孫中山提出知行觀的前提便是他的進化論思想。他依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提出社會進化的學說，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進化的過程。而就中國而言，通過學習、掌握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及政體模式，加之地大物博、人力豐富的優勢和政局混亂的國情，革命建國定會以飛躍之速度完成，從而躋身強國之列。就變法而言，並非先知而不肯行，而是畏難而不敢行，所以人們才誤認為知易行難的。由此，他尋根究源，找到國人畏難不行的根源，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說。針對此，他才提出了他的“知難行易”學說，以求從理論上維護其革命建國的設想。
孫中山首先以“行先知后”為其理論的起點和基石。他以維新變法為例，認為變法前很多人是並不知道西方政體思想的，而變法之后這一思想卻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他將“行”看成獲得新知的必要途徑，據此來駁倒“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的基礎——知先行后說，同時他還認為能夠因此而推翻王陽明“致知而后物格”的“知行合一”說。他又提出了“以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知行相互結合的命題。“知”之難在於要經歷毫無目的與方法的龐雜的行的積累，即要從萬般復雜之中找出能夠統一並指導行的知來，這必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而確已有知后的“行”便會順利展開，直至事功告成。
孫中山認為革命事業之成功、民主共和之實現、國家之由衰致盛，最重要的是要使國民知，既要知革命建國之可行，又要知世界之大勢，更要知各種科學知識、術業專攻。隻有國民了知這一切，加之“專門家”們的努力和杰出人物的領導，所有宏願便能夠計日以成。而孫中山所謂之“行”，除了古已有之的道德修養的內涵，更有生產活動、事業勞動等合乎時代特征的新內容。
但是在“知難行易”說的指導下，孫中山為其“知”之重要性竭力尋求根據，並試圖以此建立其革命的領導地位，從而在其學說的理論效用下完成革命建國的事業。他得於斯而又敗於斯。正是這種過於看重英雄人物的“天才論”與“群氓無知”的觀點，導致了孫中山試圖以天才人物的身份領導覺醒之士成就功業。這便如同放巨輪於陸地，失去依托之后便不足以顯其功。
雖然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未能如其所期冀的那樣喚起民眾跟隨其共圖革命以成改天換日之功，然而“知難行易”說對“知”與“行”內含的理解之突破和豐富是孫中山知行觀的重要創新之處。這便能夠解決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中人們所面臨的對前途無望的困惑。歷史也正是如此，至於以后民心日振，革命事業日益興隆，此學說之功勞可謂大矣！孫中山也因其“知難行易”的知行觀及其對時代和蒼生的思想關照，在中國哲學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孫中山此說對於青年成長更是大有教益。世道雖安卻有待更合理，生命雖健卻擔當眾多責任。這一切都逼迫著青年們去考慮知行的內容和關系問題。可以說，樹立明確的知行觀乃是如何安置生命的必要准備。從孫中山的知行學說中我們可以明白：知，當全知，天文地理之術業、古往今來之歷史、人情往故之世道無一不是知的內容﹔行，當多行，道德修養之崇高、聖賢學問之踐履、洒掃應對之瑣碎全都統歸於行之科目。知行還應當纏繞和合，知以導行、行以得知，知乃是基於已有之識，更是在行之基礎上獲得。雖然青年於知行之獲得，極不完備。而就事功論，必當以極少之知與極少之行始，在日益增益有足夠知行之后才能圓滿完成。生命因知而明亮，因行而廣闊，於此明亮廣闊之境，我們方才能少有困惑之煎熬、妄行之悔恨、失敗之痛苦。
（來源：《學習時報》2013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