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不屈 有勇有謀——陳毅的外交風採
威武不屈 有勇有謀
——陳毅的外交風採
陳則磊
作為一名軍事家，陳毅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勛。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擔任外交部長的14年間，陳毅直接參與了我國的重大外交決策，積極協助毛澤東和周恩來處理外交事務。在長期、大量的外交活動中，陳毅形成了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財富。
炮擊金門：初登國際外交舞台
1958年2月，陳毅正式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上任不久，他便遇上了一件震驚中外的事件——炮擊金門。
1958年8月23日晚，陳毅赴羅馬尼亞駐華使館參加宴會。他在致詞時沒有使用事先准備的講稿，而是採用即興講話的方式，抨擊美國軍隊以“保衛供水系統”為名駐兵古巴，又以“休息和避暑”的名義進駐新加坡。陳毅質問道：“我們中國也派一支軍隊去外國，找一個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這種道理能成立，那麼美國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的軍隊派到任何國家去嗎？同樣，任何國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把軍隊派到美國去嗎？”
陳毅選擇這樣一個場合講這番話事出有因。就在宴會開始前兩小時，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萬炮齊發，對金門的國民黨軍發起了猛烈攻擊。果然，金門炮聲一響，美國立刻亂了陣腳，匆忙調集100多艘艦隻、200多架飛機到台灣海峽地區，叫囂要“轟炸中共的基地”。9月4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授權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威脅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侵略范圍擴大到金門、馬祖等中國沿海島嶼。9月9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作出狂妄的戰爭姿態。18日，又在聯大發言，要求在台灣海峽實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國撤減駐福建前線的部隊。
面對美國的囂張氣焰，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9月4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本國領海的寬度為12海裡，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不得進入中國的領海和領海上空﹔9月6日，周恩來發表了《關於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重申台灣、澎湖列島、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土，外國不得干涉。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絞索”戰略的談話，他指出，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
9月20日，陳毅發表聲明，指出：“消除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關鍵，不是什麼停火問題，而是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的問題。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談不上什麼‘停火’”，“中國人民不論用何種方式解放自己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
由於中國方面立場堅定、應對得當，引起美國參眾兩院和報界輿論對杜勒斯發起一片指責。面對這種情況，杜勒斯又被迫調整策略。在9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突然要求國民黨從金門、馬祖撤退，“以換取共產黨的停火”。此話在台灣引起了極大的慌亂和不滿。
10月6日清晨，毛澤東寫就《告台、澎、金、馬同胞書》，請陳毅等人去研討，決定當天就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公開發表，該文宣布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艦護航條件下停止炮擊7天，以便國民黨方面向島上輸送供應品﹔同時指出：中國內部戰爭，同胞之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但不要美國插手，“這是民族大義”。該文刊發后，台灣受到極大震動，美、蔣矛盾激化，杜勒斯騎虎難下。他設計的那一套引誘我方佔領金門、馬祖兩島，換取台灣脫離大陸，進而永久“獨立”的險惡計劃遭到了失敗。最終，美國宣布自台灣地區撤出大部分軍事力量，並且答應遵守我方不允許美艦為蔣艦護航的規定。
1958年10月31日，陳毅在接見蘇聯駐華使館官員安東諾夫時表示：“蔣介石如果從金、馬撤走，我們的辦法就不多了，因為台灣距大陸有100裡，大炮打不到。如果我們派飛機去轟炸，那就要冒爆發大戰的危險，而我們犯不著這樣做。但我們不去炸，美國就會自由自在地在那裡待著，而且總有一天會把蔣介石搞掉，讓更忠實的走狗上台，實現台灣自治化和托管台灣等。這樣，將來就可以搞個南朝鮮、日本、台灣和南越聯合反共包圍圈。美國這時甚至可以把日本引到台灣，自己走開，以便叫亞洲人打亞洲人。”陳毅認為，我方恢復炮擊就使蔣介石可以振振有詞地抵抗杜勒斯。他指出：“我們恢復炮擊，就是要把蔣介石吸住，讓他留在金、馬，從而使台灣地區保持一個僵持的局面，以便不使美國的陰謀得逞”，“我們認為把金、馬、台、澎留在蔣介石手裡比留在美國手裡有利，這樣，可以慢慢地最終收回這些地方。”
在炮擊金門、馬祖這場極其復雜的外交博弈中，陳毅自始至終保持了一名外交家特有的冷靜與果敢。
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盡顯外交家風採
1961年5月，陳毅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關於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這是陳毅第一次單獨率團代表中國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西方輿論這樣描述初入日內瓦萬國宮的陳毅：“共產黨中國外長陳毅穿著資本主義式的西裝，戴著輕氈帽，來到了日內瓦”，“和以前完全不同，做出愉快的姿態，拍拍美國人、英國人的肩膀，說些笑話，採取了開朗的、有信心的、應付自如的態度，宣傳著他們有人情味的一面”。
在1954年舉行的關於朝鮮問題、印度支那（以下簡稱“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以其出色的外交技巧，促使會議就印支問題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通過了《最后宣言》。然而，美國代表卻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並在此后利用各種手段，插手印支事務，破壞協議的執行，直至出兵入侵印支。美國還策動老撾右派兩次推翻其聯合政府，導致該國陷入全面內戰。1961年中、蘇、美、越等14國首腦開會就是為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
陳毅多次參與中國最高領導層對印支問題的研究，深知全力支持印支三國抗美斗爭的必要性。臨行前，陳毅對與會各方的情況作了深入地分析，提出要對美國以外其他西方國家和所有中立國多做工作，爭取同他們一起達成協議，迫使美國接受。中央討論並同意了這一方案。中國參加會議的目標是：爭取在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原則基礎上，達成新的保証尊重老撾獨立和中立的國際協議。
1961年5月10日，陳毅一行抵達日內瓦后，被告知會議延期了，原因是美國以未收到國際委員會核實老撾停火的報告為由，拒絕出席會議。各國代表團足足等了兩天，報告總算送到，但美國又節外生枝，說老撾左派力量代表無權出席會議。陳毅當機立斷，決定在中國領事館召開記者招待會，譴責美方破壞會議的行徑。此舉使中國代表團先聲奪人，掌握了會議的主動權。5月16日，老撾左派力量代表抵達日內瓦，會議正式開幕。
陳毅在開幕會議的講話中闡明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和主張，指出老撾的內部問題必須而且隻能由老撾人民自己解決﹔要創造必要的國際條件，使老撾人民真正能夠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實現自己解決內部事務的願望。
第二天，各國報紙紛紛對陳毅的發言進行評論，認為它是“積極的”、“得體的”、“和解的”。美國代表臘斯克則在第二天的發言中打出“中立定義”這張牌，其實質就是要實現與美國結盟的老撾右派上台當政。陳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第二次發言中引用杜勒斯過去說過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臘斯克，指出臘斯克的中立定義實質還是干涉與侵略，“如果這也叫中立的話，那隻能是一種強加於人的不道德的中立。”最終，臘斯克的“中立定義”甚至沒有得到英國、法國的支持。在與陳毅的較量中，臘斯克再次落敗。
然而，臘斯克並不想就此罷休。他提出在老撾“發展有效的國際監督機構”，這個國際監督機構可以自由往來老撾全國各地，而無需取得老撾任何全國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員的同意﹔它還可以裁編老撾的軍隊。同時，臘斯克還主張對老撾的經濟技術援助由這一地區的中立國家來管理。陳毅敏銳地指出：美國設想的這種國際監督機構，是要把老撾置於國際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撾獨立的基礎上維護老撾的中立。在討論國際監督機構的職權時，必須尊重老撾的獨立和主權。對於臘斯克提出的“中立國家”的問題，陳毅明確表示：老撾行使主權、獨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問題，應根據主權獨立和平等的原則由老撾王國政府同有關國家進行雙邊協商，而不應由任何國際機構來管理。
會議期間，在緊張激烈的外交談判之余，陳毅結識了大量朋友，擴大了中國的影響。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霍姆與陳毅多次互訪、晤談，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既有共同點也有分歧。陳毅在日內瓦結交的朋友還有很多，例如，他與英國代表團代理團長麥克唐納談文學、鳥類和陶器，與英籍女作家韓素音談四川老家，與印度外長梅農共品中國佳肴。美國《先驅論壇報》記者沃爾德評論說：“英國代表們發現他（指陳毅）比許多蘇聯官員要通人情，他的收獲是得到尊重。”
6月初，美蘇兩國首腦在維也納舉行會議，日內瓦會議暫時休會。許多國家關注著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的會談結果。陳毅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他指出，美蘇改善關系並非壞事，隻要真正有利於建立和平的國際環境有何不可？問題在於不能把老撾作為大國交易中的籌碼，任意擺布，老撾人民的命運應由老撾人民自己決定。與此同時，陳毅在休會期間力爭主動，廣泛開展各種會外活動，積極促成老撾富馬、蘇發努馮和文翁三位親王在瑞士的成功會晤，並就老撾內部問題達成了原則協議。
會議恢復后，美國又拋出一個新的草案，要設立“國際監督委員會”來全面管制老撾的外交、內政、軍事、經濟。陳毅在會議發言中揭露這是“利用保護之名，實行強佔之實”。他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總結歸納了開會以來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見，列出了四個方面的共同點，表現出了靈活應變的策略及平等協商的精神，從而一掃會議多日來停滯、悲觀的氣氛。
至此，會議開始對協議具體條款進行談判。陳毅請示中央之后，決定暫離日內瓦回國，將代表團工作留給副外長章漢夫及部長助理喬冠華處理。臨行前，陳毅參加了一次富馬親王和蘇發努馮親王舉行的雞尾酒會，遇見了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哈裡曼。哈裡曼對中國非常熟悉，早在三四十年代，年輕的哈裡曼就隨家人到過中國，甚至在中美尖銳對峙的1959年，哈裡曼還申請訪華。此次來到日內瓦，他先與王炳南大使搭話，又讓夫人與中國女工作人員搭話，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寧介紹，主動向陳毅伸出右手。兩隻手剛一握住，記者們便紛紛搶下這一有歷史意義的鏡頭。巴黎《快報周刊》評論認為：“美國政治家主動和中國政治家握了手，這是多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在發生變化，美國不能再漠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1962年的7月，陳毅重返日內瓦會議。在陳毅離會期間，會議斷斷續續，經過激烈的談判和反復協商，曾在1961年12月18日達成了協議，但1961年底美國破壞協議，又策動右派發起進攻。老撾人民武裝在軍事上特別是南塔之戰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迫使右派重回三親王會議，並於1962年6月11日達成了停火協議。7月21日，第二次日內瓦會議達成協議，一致通過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於老撾中立宣言的議定書》。
對於會議成功的意義，陳毅在簽字儀式前的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上作出了三點評價：其一，証明大國干涉老撾遭到了失敗﹔其二，証明一個國家的命運隻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其三，証明尖銳復雜的國際爭端是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在場的代表們對此報以熱烈的掌聲。
震撼世界的記者招待會
1965年9月29日，在越南戰爭可能擴大化的國際背景下，陳毅在北京召開了一次舉世矚目的大型記者招待會。近300名中外記者出席了招待會，世界各大媒體都翹首以待，等候著陳毅外長代表中國政府發布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看法。
當日下午3點，陳毅自信從容地步入了會場。在表達了對各國記者來華採訪的歡迎之后，他話鋒一轉，幽默地說：“各國記者閣下可要警惕呀！你們到中國來，存在著被洗一次腦筋的危險。”此語引起了全場記者會心的笑聲，因為“洗腦”是當時某些西方報刊攻擊中國時的常用詞語。陳毅此語既含有反諷的意味，又有活躍現場氣氛的效果。
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美國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增加到13萬，並在戰場上使用了各種新武器，你對這種做法有何評價？”陳毅旗幟鮮明地回答道：“越南人民能打敗美帝國主義，這一點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前些時候，有個法國朋友告訴我，美國的力量還沒有使用完。我說，你這話也有道理，但是，越南人民的力量也還沒有使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還沒有使用完，閣下為什麼隻看到美國的力量呢？”
接著，日本記者針對李宗仁回國一事向陳毅提出了關於國共第三次合作可能性的問題，陳毅的回答意味深長：“新中國就是以共產黨為首的包括八個民主黨派合作的局面。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參加這個合作，我們也歡迎蔣介石、蔣經國能像李宗仁先生這樣參加這個合作，歡迎台灣省和台灣的任何個人和集團回到祖國的懷抱，參加這個合作。”
隨后，當記者問及中國對美國發出“將越南戰爭升級”的威脅的態度時，陳毅的回答句句慷慨激昂、擲地有聲：“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斗中，願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今天美國是否要同中國進行大戰，這要由美國總統和五角大樓來決定。對於美帝國主義，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為了反對美國侵略，我們一切都准備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最后我們還是會勝利的。究竟是美帝國主義滅亡，還是全世界人民滅亡？肯定是美帝國主義滅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國有一句話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如果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大陸，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打敗它。那時，戰爭就沒有界線了。界線是美國打破的，不是中國打破的。我們願意遵守界線，而美國卻恣意打破界限，橫沖直撞。打敗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世界真正變為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來。為這個偉大目的，中國准備做出一切必要的犧牲。”
陳毅的回答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堅強決心，以及有信心、有能力粉碎一切侵略的大無畏氣概，他的講話坦率而且有力，毫無一般外交辭令的模糊與修飾，至今讀起來仍令人熱血沸騰。有外國媒體評價陳毅的發言產生了“巨大而逼人的力量”，它清楚地“表明中國要堅決走自己的路”。值得一提的是，在長達14年的越南戰爭期間，美國陸軍從未敢跨過北緯17度線一步。
審時度勢，准確把握大國關系脈絡
1969年春，中蘇爆發了“珍寶島事件”。同年夏天，蘇聯威脅要對我國核設施實行“外科手術式”襲擊。美國侵越戰爭也在繼續擴大，美機、美艦仍不時侵入我國領空、領海。面對險峻的國際形勢，陳毅臨危受命，主持有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共同參加的國際形勢研討會，並負責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議。
經過近三個月的研究，四位老帥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報告。陳毅還向中央提交了個人撰寫的《關於對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這三份報告對當時“戰爭與和平”這一國際關系中的重大問題作出了准確的判斷。報告認為，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但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美蘇單獨和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目前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
在個人報告中，陳毅直接向中央建議，應打開中美關系僵局。陳毅認為，現在尼克鬆出於對付蘇聯的戰略考慮，急於接近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並採取相應的對策：其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其二，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証明不能解決像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在高級會談中謀求解決問題。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其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裡談，以利於保密。
事實証明，陳毅等的報告從戰略的高度把握了大國關系演變的脈搏，直接推動了我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此后的事態發展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中蘇之間的戰爭並未發生，邊界沖突也未繼續﹔而美國方面則更加急於與中國改善關系。報告上報中央三個月后，中美大使級會談恢復，為1972年尼克鬆訪華和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做了鋪墊。
在1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陳毅正確貫徹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外交方針，以過人的膽識一次次地震懾和挫敗了帝國主義的反華陰謀，又以超人的智慧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脈絡，在最大程度上維護了祖國利益。周恩來對陳毅的外交才干和風格曾作過如下評價：“他在對外活動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之處﹔他思路開闊，知識深廣，眼力敏銳，膽略超人，言談中往往有新創造、新境界。”這是對陳毅作為一名外交家的最精辟的總結。
（來源：《黨史文匯》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