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走后門”
葉劍英“走后門”
袁小倫
在黨的十大召開前，毛澤東談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斗爭，但他並沒有主張在中央的全盤工作中突出“批孔”問題，更沒有提出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因此，在之后召開的中共十大及其以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沒有“批孔”的內容。顯然，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把“批孔”問題放在重要位置。
然而，江青等卻認為“批孔”是一個好題目，可以借“批儒”把攻擊矛頭一步步指向周恩來。十大以后，他們操縱的寫作班子，連續發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導到現實政治斗爭當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聯名寫信給毛澤東， 建議向全國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並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 該材料以林彪的言論與孔孟的言論相對照，編了8個部分，重點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看后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號文件轉發了這份材料。轉發的《通知》中說：這個材料，“對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
於是，江青集團便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瘋狂地推波助瀾，大造聲勢。他們利用指導運動之便，大肆進行反對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的陰謀活動，妄圖通過“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葉劍英關注著局勢的發展。他看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和連篇累牘的相關報道，回想毛澤東關於批林批孔的言論，冷靜地觀察著江青等人的舉動，他明白這場運動不是偶然的。 葉劍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否定。他認為，在毛澤東的潛意識裡，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風正在全國上下悄然興起，擔憂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義就會重新抬頭，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使人們重新理解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而“批林批孔”是一個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徑，可以把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繼續下去。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一伙推波助瀾，特別是他們利用機會，採取“拉出來，打進去”的辦法插手軍隊，“點火放炮”、“放火燒荒”的動向，值得警惕和認真對付。由於這場運動是毛澤東的決策，又不能急於反對。因此，葉劍英隻能想盡辦法保護身患絕症的周恩來，積極支持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堅守崗位，採取各種巧妙的形式與江青一伙斗爭，維持軍隊和全國的穩定局面。
1月24日， 江青竟然以個人名義給中央軍委和全軍指戰員寫信，要求駐京機關部隊開萬人大會，動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她在給中央軍委領導人的信中寫道：“洪文、劍英、春橋、小平同志：相當長的時間了，從許多材料來看，全國范圍內的批林整風運動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則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體系和孔老二的關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搞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和《名詞解釋》是可以幫助全體同志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因此，我特請謝靜宜、遲群二位同志向全軍指戰員宣讀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她（他）們已下過連隊蹲點，取得經驗，可能對全軍有所幫助。”江青隨信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名詞解釋》各200份，《五四時期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摘錄》20份，《魯迅批判孔孟的言論摘錄》和《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各1份，並說明“文件文章的份數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儼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囑道：“有什麼問題報中央，我們也要和同志們一起學習，我們將努力解答同志們提出的問題。”
這封信名義上是寫給4個人的，實際上卻是針對葉劍英的。而張春橋也緊跟江青，竟然“批示”葉劍英：“劍英同志：建議軍委議一議如何抓好批林批孔，並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實。”
葉劍英接到信，十分氣憤。江青沒有在軍隊任職，為何要背著中央插手軍隊？張春橋又憑什麼建議軍委開會？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慮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澤東的旗號，而江青的信和報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黨轉發，暫時不便於進行公開抵制。
1月24日，江青未經軍委葉劍英等領導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召開軍隊系統“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不得不出席。
會議開始，葉劍英作了簡短的講話，他首先申明這個會是江青提議召開的，並向全體到會同志宣讀江青的信，又列舉了江青給空軍寫信、給海軍送材料的事，說：“江青同志親自寫信給空軍、書面給海軍的領導同志作了一系列有關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還派謝靜宜、遲群同志給海軍干部作了報告”，然后說：“我們對於批孔與批林的關系理解不深， 指導不力，沒有把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因此，批林批孔運動不夠深入”。
葉劍英的簡短講話十分巧妙，明白人一聽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麼。
按照會議程序，遲群、謝靜宜在會上發表了煽動性的長篇講話，盛氣凌人，信口雌黃。 參加會議的許多老同志感到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大會，既聽不下去又不能走，一個個如坐針氈。
據時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栗光祥回憶，他當時負責組織起草了會議通知和宣傳要點，強調軍隊堅持正面教育，不要亂提口號，等等。不料，這兩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來大禍。江青在講話中對那份宣傳要點一句一句地批判，說總政宣傳部的那個負責人的講話是“大毒草”，“全是屁話”，並且說她報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頓時感到如重炮轟頂，一動也不敢動。挨著他坐著的副總長彭紹輝小聲問道：“江青講的那個負責人是誰啊？”栗光祥不語。栗光祥說：“那次大會上，江青大批‘走后門’，竟公然點葉帥的名，說葉帥的孩子也走后門，葉帥真是寬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裡一聲不吭！他對自己不在乎，卻非常關心我。他對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個宣傳部‘負責人’是誰，嘴裡不說，心裡明白，他擔心這位‘負責人’會被江青扣起來，因而暗中加以保護。”不久，在另一次會議上，葉劍英關心又幽默地問：“宣傳部的負責人到會了沒有 ？”“到了，到了！”葉劍英聽到回答，放心地說：“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進尺，步步進逼。1月25日， 她又策劃了有1萬多人參加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是快到當天中午才得知開會的消息的。
會上，遲群等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有意將到會的周恩來、葉劍英等置於受指責的地位。他們借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談所謂“抓大事”和“反復辟”問題。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遲群等還聲稱，“批林批孔”所要聯系的實際之一，就是“走后門”問題，“走后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這裡所講的“走后門”，直接針對的是葉劍英一個兒子在空軍當飛行員，一個女兒在北京外語學院學英文。兩次大會之后，葉劍英在北京外語學院學習的小女兒被勒令停學，“下放勞動”。
時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廖漢生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正月初二 ，正在春節放假期間，我們臨時接到通知：軍委召集駐京部隊干部、戰士一萬八千人，在首都體育館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宋時輪院長和我帶領軍事科學院師職以上干部參加了動員大會。事先，大家對會議內容一無所知。”
“葉副主席手裡拿著一張紙，簡單地念了幾句，然后宣布散會。”
“江青又逼著周恩來總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遲、謝做報告訓人，周總理做了檢討。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等人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主持黨中央、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同志，指向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同志，公開煽動‘要放火燒荒’，‘要整一整軍隊’，並借著一些軍隊干部子女當兵的問題向葉副主席發難。‘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領導干部被打倒、關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當成‘黑幫子女’受到株連，掃地出門，被剝奪了當兵、招工、上大學的權利。隨著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況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學，有的參軍來到部隊。葉副主席曾以多種方式關照過一些同志的親屬和子女，如陳毅同志逝世后，葉副主席指示宋時輪院長將陳毅同志的夫人張茜、兒子陳昊蘇安排到軍事科學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門’當兵的問題，反‘走后門’是假，實際上是想借此打倒葉劍英副主席和軍隊老干部。”
1月30日，葉劍英經過反復思考，採取了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幫助”，“檢討”在領導干部子女入學、當兵等問題上的“錯誤”。信中根據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把批判軍隊系統對於“批孔”無動於衷和批判“走后門”等聯系起來的情況，提出將在空軍34師當飛行員的孩子調回原部隊下放農村勞動鍛煉。
信寫好后，葉劍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門”渠道，派自己的警衛參謀馬西金連夜直接送給毛澤東的警衛參謀李連慶，由李將信轉給毛澤東。
馬西金在《深夜為葉帥送親筆信》一文中寫道：
“面對‘四人幫’的步步進逼 ，葉帥忍無可忍，開始反擊。他決定親自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他想了個很巧妙的方式：寫‘檢討’。‘檢討’寫好了，還有個問題，怎樣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裡？要知道，當時‘四人幫’對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封鎖得很厲害，弄不好不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裡，還要被‘四人幫’抓住把柄。”
“一天夜裡，將近凌晨3點了，葉帥把我叫到辦公室。見到我后他問道：‘馬頭，你對主席那裡的工作人員熟悉嗎？’（‘馬頭’是葉帥給我起的綽號）我說:‘有熟悉的。’因為我原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那裡的工作人員有些我比較熟。葉帥就說：‘我有一封信，想不通過收發室和秘書局，直接送給毛主席。’我說：‘我聯系一下。’於是，我立即給毛主席的隨身警衛李連慶打了電話，把葉帥的意思告訴他。李連慶回答說：‘你送來吧！’我把聯系的情況立即報告葉帥。葉帥說：‘好！你馬上送去。’葉帥親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寫上‘呈毛主席’的字樣，把信交給了我。我自己開著車，飛快地駛向中南海。夜深人靜，馬路上空空蕩蕩。不到15分鐘，我就從軍事科學院二號樓開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給了李連慶同志，並告訴他葉帥想盡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況。當我返回軍科院二號樓時，已是凌晨4點30分。我發現，葉帥的房間燈光還亮著，就去向他匯報。直到我把經過向他報告后，他才去休息。幾個小時以后，大約在當天上午8點30分，李連慶同志給我回了電話。他說：‘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麼批的。’等葉帥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況報告了葉帥。”
“深夜開車，為葉帥給毛主席送親筆信，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分。送信並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一位掌握軍機要務的元帥，向自己的領袖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談談自己的想法，竟然還要‘走后門’，而且‘后門’走到了擔任隨身警衛的參謀身上，卻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這也算‘走后門’的話，那對污蔑葉帥‘走后門’的人簡直是莫大的諷刺！ 這個‘后門’，是我在葉帥身邊工作十多年來聽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葉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處境的艱難，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的局勢也再次動蕩起來。造反派們紛紛借機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制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沖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
這種狀況的發生，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他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對江青等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會一結束，她就將大會的講話錄音進行修改復制，准備在全國各地播放。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回憶道：“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遲群、謝靜宜在大會上的發言，主席也不知道。”
對江青一再越過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動，毛澤東十分不滿。
2月6日，江青將遲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況的材料轉送毛澤東，並附信再次求見。 毛澤東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數外大都未看。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在恢復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
毛澤東那些天一直在發高燒，但他仍在2月15日給葉劍英復了一封不短的信：“劍英同志： 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后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后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 小謝（即謝靜宜——引者注）、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封信印發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江青看到后，找周恩來責問：“為什麼要印發？為什麼（事先）不給我看呢？”周恩來平靜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發的。”說罷把毛澤東的批件交給江青。江青看過批件后，啞口無言。16日下午，周恩來找遲群、謝靜宜談話，明確地告訴他們：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隨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提出對“走后門”問題應該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到運動后期妥善處理。迫於壓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澤東寫出檢討，稱：“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今后當努力學習，克服形而上學、片面性。”在這之后，江青又不斷提出見毛澤東的請求。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毛澤東給葉劍英的復信，使“四人幫”妄圖利用“批林批孔”夾著批“走后門”，打擊周恩來、葉劍英，進而大整老干部的陰謀未能得逞。江青、張春橋對此極為不滿，又無可奈何。張春橋甚至公然模仿當年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所說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個發明”的“名言”來誣蔑葉劍英，說“用檢討辦法來告狀，這也是一大發明”。這也從反面証明，葉劍英“走后門”給毛澤東寫信的做法，確實擊中了他們的要害！
（來源：《黨史縱論》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