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歷史功績載千秋

張聞天：歷史功績載千秋

梁俊英

無論是在遵義會議期間黨和紅軍面臨滅頂危險的重大轉折關頭，還是在西安事變這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關頭，張聞天都堅持真理，一心為公，為黨的事業做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促成遵義會議召開的第一主角

根據黨史資料記載，對遵義會議產生重大推動和促進作用的應該至少是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四人，其中張聞天尤為關鍵。有一個故事可作為這段歷史的注腳：現在無論是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還是浦東張聞天生平陳列館，在“遵義會議”部分，都有一座毛、張、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這一群塑像后面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曲折故事。據說2003 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 周年，該館對原陳列進行改造，新設計的這一群塑中隻有毛、周、王三人。新館正式開放前，胡錦濤總書記前來視察，當他看到這組群塑后，即問該館負責人：那時候張聞天是總書記，但這裡怎麼沒有？並指著群塑說：這裡應該還有張聞天。

確實，無論從醞釀到召開，還是從貫徹到落實，在遵義會議整個過程中，張聞天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聞天是遵義會議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構筑了遵義會議的“物質基礎”。長征出發后，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這一“三人行”，拉開了日后一出驚天動地歷史活劇的序幕，這三人同行的相處中毛澤東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張、王，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第二，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長征行軍方向。紅軍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但李德、博古仍讓部隊北行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當然，紅軍后來實際上是按毛澤東的主張，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逐漸扭轉了危局。但問題是，長征前毛澤東對五次反“圍剿”也提出過不少正確意見，卻都沒有被採納，為什麼這次轉兵貴州的主張卻被接受?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湖南西北邊境一個叫通道的縣城舉行的會議上，當時被人們視為黨內地位僅次於博古的二號人物張聞天帶頭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正是由於毛澤東的主張被會議採納，才改變了紅軍長征路線，使紅軍避免了與兵員數倍於己的敵人正面交鋒的危險。

第三，毛、張談話搭建了通道會議的平台。據當時隨軍長征的羅明1986 年回憶，羅到達通道的第二天去見毛澤東時，碰巧遇上毛、張正在一起談話，羅站在門口等候時不經意間親耳聽到了談話內容。張對毛說：湘江戰役通過四道封鎖線后，紅軍損失慘重，敵人發現了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展開包圍。此時毛澤東明確向張聞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改為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顯然，他們二人的這次談話是通道會議的一個重要背景，通道會議則是遵義會議的一個重要前奏。

第四，張、王橘林談話為遵義會議進行組織改選作了強力鋪墊。遵義會議前，張聞天與王稼祥之間有一個著名的“橘林談話”。在一片橘林裡，王稼祥問：“我們這次轉移(指長征)的最后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答：“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吧!”

當晚，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這些話告訴了彭德懷，然后又轉告給了毛澤東。幾個人一傳，幾位將領也就都知道了張推舉毛指揮軍隊的想法，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耿飚曾對張聞天此舉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來，遵義會議就不可能開。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挨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陝北，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發展。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隻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第五，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反報告，為會議確定思想基調。會上，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后，張聞天作反報告。他旗幟鮮明、全面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的錯誤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然后，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症結所在。緊接著王稼祥發言，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會議結束時，推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之后，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總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我們總說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一起為遵義會議成功舉行建立了豐功偉績。張聞天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並使其落實的第一主角。

遵義會議后，對全黨實施組織和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的幾年中，黨中央所舉行的會議，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據統計，前后多達137 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 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考慮，能否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后）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並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楊尚昆1997 年3 月22 日同張聞天夫人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時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在1938 年以前，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隻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隻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 年2 月紅軍東征到山西於3 月召開晉西會議后，張聞天回到后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裡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7次，毛澤東都未出席。

在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時間裡，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系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系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后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於1935年2 月4 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音，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張聞天在接任總書記后，便很快布置開會討論，作了答復。隨后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布了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后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后，“他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楊尚昆語），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會議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后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總之，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后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涉及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留下的精神遺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從內戰轉向抗戰的一個樞紐。在這個急劇然而十分重要的歷史拐彎處，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是怎樣應對、如何解決的呢？

首先很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 年12 月在陝西瓦窯堡召開的會議。這次會議是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會議由張聞天主持，通過了由他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中國共產黨歷史》指出：“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因遵義會議舉行時還在長征途中，“隻能解決最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瓦窯堡會議才有條件“結合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有系統地解決政治策略上的問題”。簡言之，遵義會議隻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瓦窯堡會議才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有一個值得回味的細節：1964年，廬山會議挨整的張聞天在讀《毛選》時，讀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所說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一句時，他寫了一條旁注：“在軍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請注意，此處用了驚嘆號。並在旁邊又寫了一條批注：“軍事戰略家和政治戰略家的任務。”根據已經弄清的史實，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評價：如果說長征途中毛澤東突出顯示了軍事戰略家才能，組織和指揮紅軍最終勝利到達目的地，從而為中國革命保存了最寶貴的火種的話，那麼，長征結束到達陝北后，張聞天這位總書記則從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發，緊緊抓住了事關全局的黨的政治戰略轉變這件大事，推動和主持了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履行了一個政治戰略家的職責。歷史表明，黨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正是從此次會議開始的。

再來看西安事變發展變化的軌跡。1936 年12 月12 日，事變發生。13 日，中央即在保安窯洞召開了應對事變的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的發言觀點非常鮮明：一是通篇沒有“除蔣”“審蔣”的字眼，也沒有類似這樣的意思﹔二是明確提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三是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他說到了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沒有與蔣分開的意思，相反卻用了“正統”這樣一個字眼，不同意“以西安為中心”結成統一戰線來控制南京的主張。在發言中他還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給自己造成困難。他發言最后的結語是“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17 日，周恩來在西安將外界情況用電報發回保安。19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作討論，認識上取得一致，正式做出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后來，張聞天在總結西安事變這段曲折歷史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復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確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面的現象所蒙蔽與動搖。”他自己正是實踐了這一點，在這段復雜多變的政治風雲中始終表現了一貫的方針上的堅定性。而他當時之所以能做到

這一點，看來是同他不斷地注重對客觀形勢的科學分析分不開的。在目前見到的材料中還發現，早在西安事變爆發一個月前，他在黨中央一次會議的講話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們“不能因蔣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不能因他壓迫我們，我們便輕易估計他是專門來打我們，而會與日妥協”。要人們看到“日的進攻，英的態度強，蔣的動搖，走到抗日方面來的較多”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這次講話，雖然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西安事變的發生和事變和平解決的具體過程，但是從西安事變的最終結果以及導致這種結果的各種實際因素來看，張聞天的這番話是站得住腳的。這位領導人在西安事變中留下的這筆精神遺產，是值得人們研究並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的。歷史充分証明，當時中共中央做出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短短6天就能對這樣重大而復雜的事件做出正確的決定，充分展示了當時黨的領袖們的民主作風、政治團結、集體智慧。

（來源：《黨史文匯》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