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究竟擔任什麼職務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究竟擔任什麼職務
曾成貴
[摘要]遵義會議以后，張聞天接替博古所擔任的中共中央領導職務，至今仍有不同說法。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還是史不足征。根據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可以認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一段時間中所擔任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其位置是在常委中負總責、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
[關鍵詞]張聞天﹔任職﹔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圖分類號]K264.4 [文獻標識碼]A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出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決定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稍后不久，在川滇黔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張聞天接替了博古的領導職務。那麼，遵義會議后的一段時間內，張聞天究竟在黨內擔任什麼職務呢？關於這一問題，時至今日一直都有不同的說法。
比如，1979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在悼詞中說張聞天是“黨中央總書記”。1985 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的“編輯說明”則說，“遵義會議以后一段時間，張聞天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負總責” （《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 頁。），沒有提任總書記之職。2010 年修訂的《張聞天年譜》，在1935 年“1 月15 日—17 日”條目中，記載“會議推舉張聞天為黨中央總書記”，在“2 月5 日”條目中，記載“中央在此舉行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央常委關於分工的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編者在后一條目的注釋中，摘錄了1997年楊尚昆關於“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的談話，其意在與前一條目相呼應。（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 頁。）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2011 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記載這段歷史時則寫道：“2 月5 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1 頁。）
之所以出現這麼多說法，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史不足征。張聞天到底有沒有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呢？ 1938 年2 月，《救亡日報》記者洛基採訪張聞天，文章發表時的按語稱張為“中共中央總書記”。4 月9 日，張聞天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表示，“對《救亡日報》發表的談話應作如下聲明：（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談話記錄未經本人看過，因此對發表的談話本人不能負任何責任。（乙）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83 頁。）。在此，張聞天明確否定了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4 月12 日，漢口出版的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在頭版報眼位置刊登了這個聲明，第二條略加修改為：“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志組成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張的聲明稿中“向無所謂總書記”的說法不准確，故《新華日報》刊發時略作如此修改。
既然“無所謂總書記”，張聞天接替博古什麼職務呢？ 1943年 11月 13日，博古在中央會議上發言說：向忠發被捕后，臨時中央政治局到酒店開會，出席者有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和博古四人，會議“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33頁。）。1945年 5月 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發言，講到應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路線錯誤負責，說：“我是中央的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是最主要的負責人”。（《遵義會議文獻》，第108、109頁。）博古仍然隻字沒有提到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回到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報告中寫到博古，也隻說他是中共中央書記。
張聞天接替博古的情況，周恩來后來在1972年 6月 10日的講話中是這樣回憶的：遵義會議后，“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是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然就讓洛甫做了。撤銷博古的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那個時候名稱也不是那麼固定的，不那麼嚴格的，這個‘總’字好像沒有加上，反正他是書記就是了，因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土城戰斗渡過赤水河，在雞鳴三省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遵義會議文獻》，第68、69頁。）
為什麼在 1979年 8月 25日鄧小平所致的悼詞中明確指出張聞天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以后，又發生變化呢？這是因為，1982年從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中發現了《（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份文獻。經考証，這份文獻出自陳雲的手筆，在編入《遵義會議文獻》時，被定名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這份文獻有如下幾處記載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直接相關：其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其二，“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其三，“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其四，“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遵義會議文獻》，第42、43頁。）據此可知，遵義會議沒有選舉總書記的議題﹔對領導集體的變動，主要是推舉毛澤東為常委，常委重新分工，以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是遵義會后常委再次分工來解決的。准確地說，他是接受了博古所擔負的“負總的責任”的職責。前引周恩來的回憶，其脈絡主干與此正好相合。2005年出版的《陳雲文選》收入《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一文，這是 1935年 10月 15日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其中講到遵義會議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取代過去的領導人，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為常委，也沒有提到黨的主要負責人的職務交替，以及張聞天和其任職問題。
1936年 7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轉遞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發自陝北瓦窯堡的信息，稱“書記有四位同志：洛甫、周恩來、博古和毛澤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27頁。）。《張聞天年譜》這樣記載：“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233頁。）同一電報，或因翻譯等原因，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沒有出現張聞天任“總書記”的記載。
1937年 12月 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經增補，常委為九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王明、陳雲、康生增補為書記處書記，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並有分工，日常來往電報屬於黨的交張聞天，軍事的交毛澤東，統戰的交王明，王外出時交張聞天。張在常委中繼續居於領銜位置，在書記處中主持工作，在日常分工中則側重於黨務。但在為准備黨的七大而設立的由 25人組成的准備委員會中，毛澤東位居第一，張聞天排名第六﹔准備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由五人組成的秘書處，毛澤東居首，張聞天則次之。
在張聞天的個人文獻中，倒的確也有“總書記”的說法，如 1943年寫的《整風筆記》，寫到六屆六中全會時有“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在講到遵義會議時，又說“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究竟任何職務的問題，恐怕還要討論一段時間，有待於新的原始史料作更有力的証明。根據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
我們隻能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所擔任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位置是在常委中負總責、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所謂“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是綜合兼顧的產物，是既鑒於張聞天居於抓總的位置，又顧及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詞中有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說法。張聞天的這種境況倒也不是唯一，1927年八七會議到 1928年中共六大之間，瞿秋白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承擔了負總責的工作，也沒有總書記的職銜。現在，我們辨明張聞天究竟是否出任過總書記，不過是局限在史實的層面說話。証明張聞天在當時沒有擔任總書記，並不會削弱他在那個歷史轉折時期的重要功績。
〔作者曾成貴，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黨組書記、研究員，湖北武漢 43007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