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指導文史教研室編教材
陸欽
1977年3月至12月，胡耀邦同志在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期間很關心文史教研工作。有一次，我們應約到他的辦公室去座談，地點在甲級樓﹔另一次，他到文史教研室來調研，地點在16號樓二層會議室。兩次見面，他談了許多關於如何讀書、如何搞好教學科研的意見。事過幾十年，現在回憶起來，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內容：一、我們要把多年來各種運動耽誤的時間搶回來，多讀書，讀好書，一天讀多少字，一個月讀多少字，一年讀多少字，腦子裡多裝知識。二、讀什麼？要多讀經典，古今中外的名著就是經典，要列出一個書目，一部一部地讀下去。三、不是為讀書而讀書，要學以致用，要為我們國家未來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四、結合文史教學定出科研計劃，從基礎的東西做起，一步一步搞出成果來。五、文史教學研究是中央黨校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古代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寶貴的東西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借鑒。古為今用，外為中用。
耀邦同志的最大特點是善於和大家打成一片，特自然，特親切，特熱情，特真誠，特直爽，真好像親人在和我們拉家常，但很深刻的道理就在這裡面，讓人回味無窮。
在耀邦同志熱切期盼和關懷指導下，文史教研室編寫了六本書，總計222萬字。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科學態度》（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革命文風》（中央黨校教材）、《中國古代政治人物傳選注》（上、中、下三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文選注》（中央黨校教材）。
《論科學態度》《論革命文風》這兩本書編起來佔用我們很多時間和精力。耀邦同志一再強調，要撥亂反正，要正本清源，我們很有必要系統地學習馬恩列斯在科學態度、革命文風上的經典論述。教研室幾次開會反復研究，最后還是決定：要通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來收集有關的資料，這是何等浩繁的工程。《馬恩全集》50卷3200萬字，《列寧全集》38卷1600萬字，《斯大林全集》13卷300萬字，總共5100萬字。一共十幾個人，分工通讀，要細讀、要精讀，從這幾千萬字的經典著作中尋找以上兩方面的論述，取得大量資料后，歸納若干問題，回過頭來再審視選文段落，是否恰當。在編書過程中，精神上受到一次洗禮，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受益匪淺。經過反復討論，再三斟酌，最后成書出版。我還記得書稿《論科學態度》征求意見時，吳江同志的反映是三個字：“看不懂”。當時教研室主任安慶山同志在會上傳達這個信息時，他的面孔顯得無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用右手指梳理他花白的頭發。可能是感到，我們費九牛二虎之力，編出的東西，看過后連句安慰的話語都沒有，隻有冷冰冰的“看不懂”三個字。后來，我仔細地思索，這“看不懂”三個字還真的很深刻，很實在。為什麼？它起碼有三層意思：一、孤立地閱讀一段話語，不了解它的時代背景和針對性，的確不免霧裡看花，摸不到頭腦﹔二、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特點，不經過深入地解析，真的不知所雲﹔三、任何文章的選段，都不容易擺脫“斷章取義”，有時引起不同的理解在所難免。例如，當年兩位大哲學家在《人民日報》上展開激烈辯論，不就是由於對《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關於思維存在的同一性的不同理解引發的嗎？看來，配合“解析”還是非常必要的，不過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中國古代政治人物傳選注》，共三冊。出版的時間比較晚一點，它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選編了我國古代不同時期的103位政治人物的傳記，加以詳盡注釋。讀者通過閱讀他們的生平事跡，可以觀察他們的人生得失、精神風貌，可以總結出許多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教訓。編著者為：陳作梁、劉仲亭、蕭少秋。劉君嘔心瀝血，編著此書，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古文選注》也是根據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編著的。選文內容盡量考慮到黨校學員的特點。既有總結治國經驗教訓的內容，也有陶冶性情品德修養的篇章，多為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每篇文章都有簡評和注釋。編著者為：劉景錄、魯金波、戴欽祥、張傲卉、陸欽、李亞麟。全書最后由陸欽統稿。后來編寫的50多萬字教材《中國古代文學述要》可以說是這本書的姊妹篇。
以上六本書，為后來的黨校文史教學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段編書的經歷，起碼有三點收獲：一、文史教研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我們要經歷艱苦的磨練過程，這樣心裡才踏實。要十分珍惜現在的大好環境，生命非常寶貴。赫拉克利特說過:“人不可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二、學無止境，時代在前進，我們在業務上應當不斷提高才有可能趕上時代的步伐。三人行，必有我師，但真理更可貴。亞裡士多德曰：“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三、育人先育己，與時俱進，要站得高、看得遠，才能更上一層樓。巴爾扎克曰：“一個善於思考的人，才是一個力量無窮的人。”在步入歷史新時期之后，中央黨校文史教研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和耀邦同志的關懷密切相關。在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筆者僅以這篇短文來表達發自內心的緬懷之情。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