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家的“約法三章”

老一輩革命家的“約法三章”

俞榮新

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雖位高權重，卻嚴於自律、為人表率，都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過律己治家的“約法三章”。其操行守則，簡明扼要，字字千金，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本色和高風亮節。

堅決不搞特殊化

毛澤東從小就志向遠大，刻苦修身，努力讀書，勤於思索。早在青年時代，他就給自己規定了一生要做到“三不談”：一不談金錢，二不談身邊瑣事，三不談男女問題，被同學們譽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仍然堅持“三不談”，即一不談個人政治和經濟待遇，二不談家庭和生活瑣事，三不談男女方面的問題。這“三不談”與毛澤東青年時代提出的“三不談”內容大體相同，但內涵更為廣闊。

延安時期，毛澤東謝絕為他祝壽並提出“三條理由”：一是戰爭時期，許多同志為革命的勝利流血犧牲，應該紀念的是他們，為一個人“祝壽”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隊和機關的同志沒有糧食吃，搞慶祝活動會造成浪費，脫離群眾﹔三是自己才50多歲，大有活頭，更用不著“祝壽”。此外，毛澤東還就此加上“三條規矩”：一不許請客吃飯﹔二不許唱戲，如果要演，就演給老鄉們看﹔三不許開會。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家鄉的親戚朋友紛紛給他寫信，要求推薦或安排工作。毛澤東對此原則分明，他語重心長地給親友們回信說：“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系，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像蔣介石一樣早垮台。現在全國剛解放，人民剛取得政權，我對你們‘約法三章’：一不要來京看我，二不要來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義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毛澤東對待他的親友、故舊一直堅持“三條原則”：戀親但不為親屬徇私情，念舊但不為故舊謀私利，濟親但不為親戚撐腰。他還親自定下了處理親友托他找工作的“四不約法”：“凡是要求我給安排工作的親友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

毛澤東對親朋故友是這樣，對自己的秘書也同樣預先言明“約法三章”。1961年，毛澤東指示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的秘書們要過好三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同勞動人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要過好群眾關，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反映真實情況。1964年，毛澤東對參加農村“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工作的秘書們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化個假名﹔二是不要當官﹔三是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

1953年8月，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針對財經工作“約法三章”——“增產、節約、多留后備力量，是鞏固國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線。”同時，毛澤東在會上又一次強調了內容相似於延安時期的一些規定：“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1958年9月，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工作。稍作休息后，他就對省、市負責同志和賓館的接待人員“約法三章”：“第一，不要請我們吃飯﹔第二，我也不請你們吃飯﹔第三，按伙食標准用餐，不喝酒。這三條，希望大家能監督我們。”開飯時，一小盆小米粥，幾個小饅頭，一碟土豆燒肉，一碟韭菜炒雞蛋，一碟炒青菜和一碟干炒辣椒就是全部伙食，每盤菜的分量也不多。毛澤東吃完飯，用茶水蕩蕩飯碗，把碗裡的幾粒米飯連同茶葉一起吃進去。毛澤東吃飯時旁邊沒人作陪。吃完飯，他高興地說：“吃得很夠嘛，很舒服嘛！”又說：“哪天全國農民都能吃上我們這樣的飯菜，那就不錯了。”

1974年10月，毛澤東回到湖南，他給隨身機要秘書張玉鳳說了三大段話，“約法三章”。毛澤東說：“其實，做我的秘書也難，也不難。不難的是，我不需要你們這些人寫東西，隻管收收發發﹔難的是要守紀律。你做秘書，可以看中央給我的文件，而汪東興、張耀祠他們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訥、毛遠新他們，我不讓看，他們也不能看。”這就是“約法”之一：要守紀律。

毛澤東接著說：“還有，你不要以為當了我的秘書，就可以指揮一切了。過去，我身邊有個衛士，我讓他給總理打個電話，他打電話時可神氣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是為誰工作，代表誰辦事。”這就是“約法”之二：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毛澤東講到第三點：“還有，做秘書工作要謙虛謹慎，要多學習。每天除了收發文件，還要看材料，特別要看那兩大本（指新華社《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通過這個窗口，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堅持下去，就能看出問題了。”這段話的意思是要謙虛謹慎，多學習。從毛澤東言簡意賅的這三段話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處理公私關系時，是有著嚴格尺度的，是公私分明的，這是他幾十年裡一直堅守的處事原則。

用言傳身教影響身邊人

劉少奇始終堅持廉潔奉公、無私奉獻，他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無條件地服從黨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時，劉少奇總是同身邊的工作人員“約法三章”：不請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禮物。

1956年3月，劉振德被調到劉少奇辦公室當秘書。到任那天，劉少奇就找他談話，談到工作問題時，劉少奇便與他“約法三章”。劉少奇說：“到我這裡工作，第一，要如實地向我反映情況，要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凡是經過我辦的、要請示我的事情，你們不要自作主張﹔對外要如實地傳達我的意見、我的話﹔不要以我的名義干其他個人的、別的事情。第二，你過去長期做機要工作，保守機密這一點你是懂得的。在這裡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點、多一點，不能搞小道消息，對誰也一樣，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樣。”在談到“孩子”兩個字時，劉少奇還特別加重了語氣。

劉少奇接著說：“第三，對外聯系，傳達我的意見，或人家打電話來，要注意態度和藹、謙虛、禮貌，不能盛氣凌人。要埋頭苦干，夾著尾巴做人。處理問題要及時，要緊張而有秩序地工作，輕重緩急要安排好。”

劉少奇的“約法三章”全面而細致，甚至連接電話的語氣都包括在內，可見劉少奇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之嚴格。劉少奇正是用自己的言傳身教，深深地影響著身邊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1959年初，劉少奇因繁重的工作累倒了，毛澤東要他到海南休養一段時間。在這段難得的休息時光裡，劉少奇並沒有休息，而是組成了一個學習小組，集中精力學習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這個學習小組，有薛暮橋、王學文兩位學者，以及一些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同志。學習之前，劉少奇給大家“約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學員，不分上下級，一律平等﹔二是採用座談方式，人人都要踴躍發言，各抒己見﹔三是既要學習理論，又要聯系實際。

這樣，一個由黨和國家領導人、經濟學家、秘書、警衛員、護士組成的“罕見”學習小組，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交流，這充分體現了劉少奇謙虛謹慎、不恥下問、虛懷若谷的博大胸懷和在知識面前一律平等的學習理念。

無私伴隨他的一生

周恩來一生兢兢業業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無私伴隨了他的一生。周恩來給自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早就“約法三章”，規定了“三不沾”：一是私人的事不坐公車，不沾國家的便宜﹔二是親屬來機關探親，就餐自己買票，不沾集體的財富﹔三是不得以總理的名義接待或收受禮品，不沾機關和個人的利益。

周恩來還語重心長地對工作人員提出了“四個聯系”的要求：“你們在這裡工作，要懂得辦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聯系起來，要跟我的職務聯系起來，要和政治影響聯系起來，要把我和人民群眾聯系起來。”

不僅如此，周恩來與鄧穎超還對親戚晚輩嚴格要求，及早對他們進行“約法三章”，具體約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來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不許動用公家的車子﹔不可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許請客送禮﹔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找別人代辦﹔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生活要艱苦朴素﹔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十條家規是周恩來高尚品格的真實寫照，也展示了共產黨人處理家事與國事關系的崇高境界。

1951年6月，周恩來因長期超負荷工作而病倒，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和親自安排下，來到大連療養。為了不給大連市添麻煩，周恩來“約法三章”，提出了“三不准”：一不准陪同，二不准看望，三不准安排活動。

1958年7月，周恩來到廣州新會視察。他叮囑縣委領導在安排其起居飲食方面朴素一點，不要使他與群眾生活有距離，並與縣委領導“約法三章”：一不要搞迎送，二不要多人跟，三不要公家請吃飯。

處處愛民的周恩來，連行路都要“約法三章”。周恩來對司機的要求十分嚴格，除了要司機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外，還另外規定了一個“約法三章”。他對司機說：“車開到影劇院、醫院、學校等附近時，不許按喇叭。這些地方是人們休息、學習和娛樂的場所，必須保持絕對的安靜。”后來周恩來生病去醫院，他不讓司機把車開到病房區，而是自己提前下車步行到病房。

周恩來要求司機在車開到交叉道口時，必須減速行駛，慢慢通過。他說，你把車子開快了，會驚嚇到群眾。此外，周恩來還叮囑說：“在陰雨雪天行車時，如果車旁有行人或騎車的群眾，不許開快車。這時車速一快，就難免把泥水濺到路旁行人身上，他們對著你的車罵娘還是小事，長此下去，我們的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會越拉越遠。”

不給父老添麻煩

　朱德對待自己要求嚴格，不搞特殊化。

革命戰爭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時，曾經被編在中央軍委機要科黨小組過組織生活。他怕黨小組長顧慮他是首長，把他當成“特殊黨員”，便與黨小組長“約法三章”：一是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必須通知他，二是黨小組給每個黨員分配任務時必須有他，三是黨小組長必須定期聽他匯報思想情況。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雖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辭辛勞，經常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聯系。從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個省、市、自治區進行了130多次視察。其間，他6次到四川視察，但隻回過家鄉1次。

1960年3月9日，在省、地、縣委領導的陪同下，朱德乘車從南充經蓬安、營山抵達儀隴，回到了闊別52年的故鄉。在儀隴縣馬鞍中學時，正值學生吃晚飯，他徑直走到食堂和寢室去查看，親切地詢問同學們：“一個月吃多少粗糧、細糧？零花錢多少？有沒有補助？家裡能供給嗎？”

現場看到的情景和同學們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識到情況不容樂觀。他嚴肅地對陪同人員說：“娃娃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讀書又苦，費腦子，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使生活補助到位。至於一些支農活動，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讓孩子們參加了。飯都吃不飽，哪有勁啊！”接著，他又對儀隴縣委領導說：“對於我的接待，一切從簡。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不給當地添麻煩。我是一個普通老兵，能吃上故鄉的家常飯就高興。”

當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魚腥草、紅薯等，一點葷菜都沒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說：“幾十年沒吃過家鄉的菜了，今天吃起來真香！”有人見他吃紅薯不剝皮，說連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著說：“我消化得了！過去一直是帶皮吃的，丟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儀隴縣委領導看到朱德在故鄉吃的是家常飯，睡的是木板床，很過意不去，便准備了一餐較為豐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嚴肅地批評說：“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鄉的約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動，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願找哪個人談話就找哪個人談﹔三是飯菜自己點。我提的你們忘了嗎？你們專門為我設宴，我吃得下去嗎？”

朱德見縣委的同志低著頭，臉紅一陣白一陣的很不好受，就變得和藹起來，聲音也放低了：“你們給我做些家鄉飯，省錢又簡便，我吃起來也高興。”縣委的同志見朱德批評嚴厲，說得中肯，隻得撤下晚宴。朱德笑著點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側爾根（即魚腥草）。”作為老一輩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勛卓著，回到故鄉卻能夠“悄悄地來、靜靜地走”，不擾民，值得我們深思。

堅持親民愛民的政治本色

1947年，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部分指揮員看到給養難籌，產生畏難情緒，部分隊伍甚至出現紀律鬆弛的現象。“軍事紀律壞，就是政治危機的開始”。鄧小平與各部首長“約法三章”：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搶掠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

“約法三章”發布后，鄧小平親自站在路口檢查軍紀。一次，他在黃岡縣街頭發現一位軍人刺刀上挂著一捆花布，一捆粉條，顯然來路不正。鄧小平下令盤查，果然東西是從一家店鋪順手拿走的，店主不敢做聲。

鄧小平隻說了兩個字：“槍斃！”

立即有人找劉伯承，說那位軍人是一個警衛連副連長，立過戰功，請求從輕處罰。這位副連長也痛哭流涕，提出帶頭沖鋒，希望戰死在沙場上。劉伯承聽了，說了四個字：“慈不掌兵。”

在如此嚴格的要求下，我軍在大別山上軍紀嚴明，人民軍隊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遺。不擾民，不害民，用鮮血和生命去解放人民，使大別山成為了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鄧小平在財政部時，除了有緊急事情臨時找黨組幾個人談話外，平時一般每星期聽一次副部長們的匯報。1953年夏季財經會議對財政工作特別是對修正稅制進行批評以后，財政部大多數干部都比較謹慎小心，甚至有點畏首畏尾。鄧小平察覺了這一點。一次部辦公會議，他說了這樣兩句話：“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今天同你們‘約法三章’：我到財政部工作，決策方面主要靠你們反映情況。如果你們反映的情況對了，我決策錯了，這個錯誤責任由我負﹔如果你們反映的情況錯了，我根據你們反映的情況作了錯誤的決策，這個錯誤你們負責。”這兩句話很好地回答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問題。由於權責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膽了。

無論是在我們國家處於建設時期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無論是到落后地區，還是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鄧小平每次外出視察，事先總是一再向地方提出“約法三章”：不要影響群眾﹔不搞特殊化﹔輕車簡從，不要搞前呼后擁的陪同。在吃飯方面，每到一地，鄧小平也都事先聲明，不要當地干部陪吃陪喝。飯菜也很簡單，一般每頓飯是四菜一湯。

1979年7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安徽視察期間，省裡安排鄧小平登黃山。當時正值黃山旅游的高峰期，登山之前，鄧小平就對陪同的安徽省委書記萬裡提出“三不准”說：“第一，不准妨礙群眾游覽﹔第二，不准省委同志來陪﹔第三，不准搞特殊化。”盡管他再三叮嚀，保衛人員為安全起見，還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人數，鄧小平發覺后，嚴肅地說：“要讓群眾上山，不要搞得戒備森嚴。”鄧小平在黃山的“三不准”，體現了共產黨人親民、愛民的政治本色。

（來源：《新湘評論》2015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