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如何教育興區的

方志敏是如何教育興區的

鄧 濤

1928年，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在領導弋陽、橫峰起義后，依靠群眾，積極擴大革命根據地，壯大武裝力量，並於1930年打通了贛東北根據地與閩北根據地的聯系，遵照中央指示，將兩塊根據地合並，成立贛東北省委和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以后改稱閩浙贛省委和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

成立了革命政權后，方志敏意識到，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政府，這個世界已經是我們的了，現在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歸我們自己所有，吃的東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雖不能說是十分美滿，但是不至於缺乏什麼。在這個時候，努力識字讀書，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政治水平，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須了。一定要提高貧苦兒童、成年群眾和婦女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認識。他開始全力領導贛東北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創辦各類學校，取得了累累碩果。

一

1930年8月22日，方志敏與黃道一起，在樂平縣眾埠鎮首次開辦贛東北特區婦女干部訓練班，至9月10日結束，歷時20天。婦干班由胡德蘭、繆敏主持並承擔教學任務。方志敏、黃道多次前去講課。學員由蘇區各縣蘇維埃政府選派，共20多人。學員中的饒玉鸞、楊樹蘭、洪菊嬌、宣丹菊和黃道的妻子吳品秀等，后來都成了蘇區重要的婦女干部。次年，在葛源創辦了專門培訓婦女干部的學校——盧森堡訓練團，學校以德國共產黨創始人、著名無產階級婦女領袖盧森堡名字命名。訓練團採取軍事建制，團下設連，連下設排、班。學員為各縣選送的身體好、成分好、思想進步、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婦女。每期訓練4個月，一期80余人。學習科目有政治、語文、算術、衛生常識、軍事。歷時4年，共培訓婦女干部700多人。

1931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分校成立，方志敏親自兼任學校政委。他常到學校講授《國際形勢和中國革命形勢》等專題，用馬列主義武裝學員頭腦，把軍校視為“種子學校，學兵大隊，培養紅軍干部的洪爐”。該校共培養紅軍骨干1600余名。

同年8月，中共贛東北省委在楓樹塢開辦共產主義學校，方志敏兼任校長。這所學校是黨校性質，旨在培養和造就縣、區級領導骨干，提高他們的政治理論水平和領導藝術，以適應革命戰爭不斷發展的需要。該校的主要課程有：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白區工作、土地問題、青年工作、婚姻法。學員都是縣區領導骨干，學習時間為3個月或4個月。據第二期學員徐大妹回憶，有門名叫《階級斗爭》的主課，由方志敏和省蘇裁判部柳真吾部長、省蘇政治保衛局汪金祥局長輪流講授。學習生活很緊張，每天早起要上軍事操和跑步。學習分3個班，每天聽課后就分班討論。晚上有時也開討論會，沒有燈，點燃鬆明子照明。白天討論時，有時在草坪上，有時在山上。吃飯8人一桌，每桌一大盆菜，一般都是青菜，有時也吃點黃豆燒肉。學校共辦了3期培訓班，直到1934年，該校因環境日趨緊張而停辦。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出爐，大綱第十二條指出：“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証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國內革命戰爭所能做到的范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並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地引導他們參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1933年5月，方志敏簽署並頒布省蘇維埃政府《反封建反迷信運動宣傳大綱》，指出：“目前在國內階級斗爭的開展當中，在蘇維埃運動向前推進的當中，我們為了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加強群眾的政治堅定，造成千百萬為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的積極戰士，以擔負著目前緊急斗爭的任務，建設蘇維埃的文化教育，確實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當時閩浙贛省文盲的數字佔全省人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方志敏認為：不識字，事事都要落人后做尾巴，不識字是一個人最吃虧而又是最可恥的一件事。不識字的人對於整個革命工作是有損失的。為此，他發出了“堅決與不求識字的文盲斗爭”的號令。他說，一個革命的工農分子，要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文化水平，能夠閱讀蘇維埃一切法令，及一切革命書籍報紙，加強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斗爭經驗，必須讀書識字才能做得到。他主張大力開展識字運動。

1933年6月17日，閩浙贛省蘇維埃文化部下發《關於識字班工作》文件，對於開展全民掃盲運動作出詳細的布置。在掃除文盲運動中，識字班是最精干、最有效果的一支隊伍，也是完全消滅文盲的最有力量者。按規定，參加識字班的群眾是在沒有建立列寧小學、工農補習夜校的地方群眾﹔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加入工農補習夜校的群眾﹔各機關不識字和識字不多的工作人員。每個識字班設一個主任，由掃除文盲運動表現突出者擔任。

在識字運動中，建立識字板的方法效果顯著。識字班主任有計劃地在本村周圍每一個路口、檢查路票的地方，設立一塊橫的可以寫5個字長的木板，依照工農讀本的次序和看圖識字的次序，每天在識字板上寫3個字，並注明日期。除了利用識字板外，識字班主任還要利用其他的方法，保証在一天內把這3個字教給全村的人，讓全體村民識得出、講得出、寫得出，並且由守路的人負責去問每一個過路的人，進行檢查督促。

識字游戲賽在蘇區也十分流行。在群眾勞作休息的時候，把他們分成兩隊，每人發一方寫有自己名字的石板，讓他們各自記清自己名字是怎麼寫的。等到他們都說記得了以后，就把石板收過來，打亂次序排列在遠處的地上，使他們都看不到石板上的字，然后喊口令，要他們一齊跑去再把各自的石板撿起來，迅速回到原來的隊伍中，由識字班主任檢查哪一隊認對的多，就是哪一隊贏得了比賽。如此這般重復三四次，全村的人全都認得自己的名字了。

為了盡快掃除文盲，蘇維埃政府祭出了三大利器，“識字班”“工農夜校”“識字站”齊頭並進。識字站，是根據地識字兒童幫助成年人識字的一種形式。兒童團員每天在木牌上寫幾個字，插在村頭、巷尾、路邊、路口處。來往行人都要認上面的字，認識了，就放行﹔如果不認得，兒童團員就耐心地教，直到會認會寫才讓通過。識字牌上的字每天一換。遇有難字，就運用圖畫或者簡易字說明，如“鳥”字難認，就在旁邊畫隻鳥進行提示啟發。

工農夜校，是成年的工農群眾在工作余閑的時候練習識字的學校。310所工農補習夜校的費用，教員的生活津貼與夜校的燈油錢等，共需大洋五六千元，再加上印刷1萬冊工農讀本，用費在7000元以上。這些都是由省蘇政府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進行補助的。方志敏說，我熱烈地希望全體工農群眾、婦女群眾，尤其是青年群眾一律加入工農補習夜校及識字班，不要懶惰，不要怕難，不要有始無終，用拼命競賽的精神，去進行識字比賽，不要說我們工農群眾愚蠢，我們裡面是有許多杰出的天才。“掃除蘇區的文盲”，這是我們目前識字運動的主要口號，大家努力執行嘍！

針對有些人把識字看得很困難，並且拿革命工作忙碌，沒有時間識字當作理由來拒絕識字，方志敏表示：識字並不是一件頂困難的事情，雖並不是一天或者幾天可以學會識字，但是一天又一天不間斷地去繼續學習，到了半年一年的時候，成績就很不小了。他循循善誘地說，比如說我們每天識5個字，一個月就可以識150個字，半年可識得900字，一年可識得1800字，讀書看報，當然都不成問題了。而且識字只是起頭困難一點，越下去就越容易，所以認為識字是困難，固然是錯誤的，而認為識字困難就怕難，不去努力學識字的，那更是無決心和毅力的人，這不是一個革命者應有的態度。

有些年紀大的人常愛抱怨：“我年紀大了，腦子遲鈍了，學不會了！”總以為識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針對此類畏難情緒，方志敏耐心擺事實，講道理。他說，有些人才三四十歲就感覺自己年紀太大了，記性太壞了，讀書是讀不成功的。他們有句頂要不得的話來拒絕讀書識字，就是“80歲還學擤鼻膿”。這種以老人自命的落后思想，實際上屬於一種不求進步的墮落思想。其實，隻要決心去學，繼續不斷地去學，就是年紀大一點，還是可以學到，絕不可借口年紀太大就不去求文化的進步。他還舉例說，在蘇聯有個老年女子，十月革命時她已經60歲了，從那時才開始認字，到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居然進步成為一位無產階級作家。所以說，年紀並不能成為不想識字學習的理由。至於青年男女，更應積極去學習，以求文化進步，將來終身受識字的利益不盡。方志敏嚴肅地指出，現在有許多青年群眾，不願意去讀書，每天吃了夜飯后，總愛在一塊兒鬧鬧笑笑，把大好時光白白消耗掉了，實在是十分可惜！我們應該堅決與這種不積極去求學的落后分子作斗爭。

二

“劈裡啪，劈裡啪，我們的槍向前殺！殺盡反動派，建立蘇維埃。我們的紅旗，插遍天下。”“月光光，水汪汪，哥哥已把紅軍當。等我長大了，也要學哥哥樣。”“大家來節省，一分一文莫浪費，節省經費，幫助戰爭。”……這清脆的聲音源自蘇區各列寧小學的國語課堂。

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由於實現了免費教育和“教育為工農開門”的辦學方針，蘇區的小學教育邁開了大步。列寧小學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村村有列寧初小，區、鄉有列寧高小。至1934年1月，整個根據地的列寧小學已達280所，學生近萬名，7到15歲的學齡兒童大多有了上學機會。

弋陽蘇區共建立了5所鄉級完備小學，在一般鄉村則開設勞動小學，總數達25所，基本上一校一班。六區芳家墩等地為照顧偏遠地區的學生就近上學，還創辦了列寧巡回小學。教員享受與紅軍戰士同等待遇，家裡的田由當地村蘇維埃政府派人代耕，平時膳食由當地群眾輪流負擔，教員成為令人羨慕的光榮職業。尊師重教一時在這裡蔚然成風。

鷹潭蘇區各鄉、村小學大都是復式班，鄉小開設一至四年級班，村小開設一至三年級班，課程有：國語、算術、常識、音樂、圖畫、手工、游戲體操和課外活動。縣中心小學開設政治、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軍事體操等課程。在“為提高廣大工農群眾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服務”的總方針指導下，廢除舊課本，由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統一編定新教材。教材緊密配合土地革命戰爭的需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革命性，其內容通俗易懂，讀起來朗朗上口，很受鄉村兒童歡迎。現在一些耄耋老人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國語教材上，第一課：“革命，革命，向前進！”第二課：“前進！前進！消滅敵人！”等內容。各校教學方法提倡啟發式，禁止體罰，注重教育與實際結合、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結合。

蘇區發展的基礎在教育，教育發展的關鍵在教師。蘇區師資培訓統一由省蘇維埃政府規劃安排。凡是當教師的，都要到省蘇維埃政府創辦的列寧師范及其附設的紅色養成學校受訓。列寧師范校址在橫峰縣葛源村，紅色養成學校設在葛源楓樹塢。胡德蘭、繆敏、余少裘、潘式晶等干部都曾在這裡任教，方志敏、邵式平等領導有時還親自來校上政治課。學校開設政治、國語、數學、自然、音樂等課程。受訓結業時，學員須經過嚴格的考試，考試及格者發給畢業証書，次等的發給試教証，成績太差的學員不許當老師。

教員工資由省財政統一撥款。1930年前后，教員平均月工資3塊銀元，當時的1塊銀元可買豬肉8公斤或稻谷1石5斗。1932年以后，教員工資改發蘇區紙幣，每月5元。

三

1933年3月，在閩浙贛省蘇文化部的工作報告中，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就蘇區文化教育工作作了總結。他指出，自省蘇成立后，文化教育工作更加積極進行，開辦各種學校，群眾的文化政治水平比較從前提高了。勞動小學校全省共計163所。各縣總計教員170名，學生5538名。工農補習夜校，各縣共212所，學生人數6615名。方志敏坦言，工農補習夜校的最大缺點，就是有始無終，沒有能按期畢業，成績不佳。現決定增設到310所，每校並津貼教員生活費4元至6元，津貼燈油費每校12元。各工農補習夜校的教員，一律分縣開3個星期的訓練班。識字班——上饒36班，橫峰65班，貴溪30班，德興226班，除弋陽、樂平、余江、葛源未統計數目上報外，這4縣總計357班，參加識字人數共有3664名，但這恐怕只是有名無實的空數目，已在積極整頓。同年4月，在為健全鄉蘇維埃工作而起草的文件中，方志敏重申，文化工作要抓緊，對工農補習夜校、認字班、列小等工作，充分地給予指示、幫助與扶植。

1933年6月24日，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召開了第二次縣教育部長及葛源直屬區教育部長聯席會，方志敏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七八兩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擊計劃》（以下簡稱“計劃”），明確了在目前戰爭緊急、粉碎敵人的進攻、爭取革命戰爭完全勝利的任務之下，應該用工農補校、識字班、列寧小學，教育、識字、讀書的方法，掃除蘇區內多數的文盲，啟發群眾階級覺悟，提高群眾文化政治水平，加強群眾對革命工作的能力。“計劃”指出，不理解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把文化教育工作和戰爭對立起來，“對於文化教育的怠工，簡直是革命的罪人”。正因為革命戰爭的緊迫，文化教育工作必須加倍的積極化，奮起突擊精神，為完成乃至超過7、8兩個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擊計劃而斗爭。

關於工農補習學校工作，“計劃”指出，在7、8兩個月內，各縣建立工農補習學校，參加人數要達到20200人，其中橫峰3700人，弋陽3500人，上饒3200人，貴溪3000人，德興2700人，樂平1800人，萬年1000人，化婺德600人，葛源500人，余江200人。“計劃”要求，工農補校工作應馬上在鄉教育委員會去討論，做成計劃去動員群眾，依照全鄉人數，每20人當中，至少有1人參加工農補習，就能完成計劃上的數字。各縣工農補校原有的學生，在7、8兩個月內，把第四冊工農讀本讀完，新學生讀完第一冊。

關於識字班工作，要求各縣建立識字班，參加人數須達到39700人，其中橫峰7000人，上饒6800人，弋陽6400人，德興5500人，貴溪5000人，樂平3500人，葛源和萬年各2000人，化婺德1000人，余江500人。在6月份內，把各鄉識字班委員會建立起來，討論全鄉識字班工作，計劃在全鄉人口當中至少達到10個人中有1個人參加識字班。要求在7、8兩個月中，各識字班學員要讀完工農讀本第一冊，內容要保証全部了解。

關於列寧小學工作，要求在7、8兩個月內，蘇區各縣列寧小學的學生要增加到10105名，其中橫峰2417名，上饒1513名，弋陽1512名，德興1439名，貴溪1435名，葛源623名，樂平400名，化婺德283名，余江253名，萬年230名。要求必須堅決執行兒童免費的強迫教育的命令，去動員兒童參加列小，求得在每個列小的周圍，無一失學兒童。

掃盲教育的教學方法，要求以“簡便靈活”為原則。農忙少學，農閑多學，戰爭緊張時少學，戰爭暫停時多學。有幾個人教幾個人。沒有設備，群眾就自帶桌椅板凳﹔沒有紙筆，群眾就用粉筆在墨漆木板上寫，甚至在沙地上用小樹枝比劃﹔沒有燈油，群眾就上山摘木子打油﹔沒有教員，就採取識字多者教識字少的，誰會什麼就教什麼的方法，形成群眾性的互教互學。在掃盲運動中，子教父、弟教兄、夫教妻、媳婦兒教婆婆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蘇區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到1933年下半年，全蘇區參加識字班的人數達到4萬人，參加成年補習夜校的達2萬人，參加家庭識字組的逾10萬人。許多婦女為了完成每天學會3至5個生字的任務，在灶頭、床前貼滿生字，走到哪兒學到哪兒，堅持不懈。蘇區農民通過識字讀書，不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政治水平。當年讀書識字的內容大多是革命口號，群眾學以致用，學了就寫，用革命口號來對照自己的言行。

1933年歲末，方志敏對來年的文教工作作了如下展望：在文化教育戰線上，我們要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要積極進行教育運動，在明年我們應該做到掃除10萬個文盲，使10萬個文盲都認識字﹔同時我們要建立比較完備的初級和高級列寧小學與師范學校，使蘇區大部分兒童進入學校，受到革命教育。在一份總結中，他還指出文化教育工作的發展是爭取戰爭的勝利與蘇維埃工作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嚴厲批評了懷玉縣蘇主席兼教育部長不過問教育部的工作，甚至是取消文化教育工作的傾向。他說，一切忽視與取消文化教育工作的傾向，都是在目前革命戰爭開展與各種工作轉變當中絕對不能容許的。

1934年1月1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閩浙贛蘇區的近況》的新聞，對蘇區文化教育方面的情況作了介紹：“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比較革命前也提高了許多，現在有列小280所，學生9000多人，還有1所列寧師范。消滅文盲運動也在進行。”正是在方志敏等人的領導下，根據地的掃盲運動取得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在第五次反“圍剿”前，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的青壯年基本上掃除了文盲，寫家信等昔日的煩心事變成輕鬆活兒。蘇區教育從中國國情和根據地戰爭環境出發，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在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獨具特色的、工農大眾的、革命的教育體系。

方志敏等著名共產黨人在革命根據地全力推進的“蘇維埃文化建設”，屬於中國共產黨通過蘇維埃和群眾團體領導實施的普及型工農大眾文化建設。黨在蘇區蘇維埃文化建設中極力開展普及義務的初級小學教育，既是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現實狀況的實際需要，也是共產黨人包括社會人士對中國教育狀況的共同認識，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可借鑒之處。

（來源：《黨史縱覽》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