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因何稱贊張蔭麟
李衛民
[摘要]胡喬木在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寫作過程中，兩次提及張蔭麟，贊賞他的觀點。筆者認為，胡喬木是借此希望《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編寫者，能夠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注重描寫歷史人物，通過歷史人物展示社會的變遷，寫出政治性、理論性和形象性、可讀性有機統一的史學論著。
20世紀 80年代，胡喬木在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寫作過程中，多次發表指導性意見，在這些談話中，他曾兩次提及張蔭麟。這一現象，確實值得關注。有學者認為，胡喬木兩次提及張蔭麟，是在提倡研究當代史。（參見田居儉：《當代人應治當代史——從胡喬木談張蔭麟的當代史情結想到的》，《黨的文獻》2010年第 2期。）筆者從另外的角度試作分析，也頗有體會。
根據《胡喬木談中共黨史》，胡喬木分別是在《黨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理論問題》和《黨史要寫清楚歷史脈絡》中提到張蔭麟，但談話側重點不同，應各有所指。
在《黨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理論問題》中，胡喬木提及張蔭麟，是為強調黨史著作一定要注意寫好歷史人物，要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寫出一大批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胡喬木認為，認真寫好歷史人物，將具體的歷史場景敘述清楚，黨史著作就能夠感動、感染讀者，就能像《史記》一樣，流傳后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為進一步強調寫好歷史人物的重要性，胡喬木不僅要求大家向司馬遷學習，還特意提到了張蔭麟：“一個當年清華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的歷史學家張蔭麟，他說一九三二年中國最好的一篇歷史文章是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37頁。）這句話，確如研究者所言，表述不夠准確。張蔭麟並未說《為了忘卻的紀念》是“一九三二年中國最好的一篇歷史文章”，而是稱贊此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過，細思胡喬木的表述，仍可看出，胡喬木與張蔭麟確有共識。張蔭麟也強調，“一個時代的性質，可用其中感覺敏銳的青年的遭遇來量度”。 （張蔭麟：《素痴集》，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5年版，第 81頁。）這說明，張蔭麟也認為，認真研討歷史人物的命運軌跡，可以看出時代、社會的本質。這一點，與胡喬木強調撰寫黨史之時要認真寫好歷史人物，確有相通之處。而且在這一問題上，與胡喬木、張蔭麟同調者，還有人在。已故歷史學家唐振常曾寫作《史學與文學》，專文闡述史學與文學的相通之處。與胡喬木一樣，唐振常也以《史記》為例，指出：“試看司馬遷筆下寫了多少人物，可以說概念化的干巴巴的人物很少很少，極大多數人物都寫得細致入微，栩栩如生。”唐振常強調：“凡屬琅琅可誦令人不忘的篇章，並非只是文字優美，而多是有內容的寫人之作。”針對當代史學中忽視對人物性格的研究，他強調指出，“同一個時代，同一社會影響，同一教養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表現，並非和本人的性格與品格沒有關系”。（唐振常：《繁弦雜奏》，上海書店 1997年版，第168—170頁。）唐振常的論述，在思想上與胡喬木的觀點是相通的。
胡喬木第二次談及張蔭麟，是在 1988年 8月 20日，即《黨史要清楚歷史脈絡》一文中。從這篇談話的上下文來看，胡喬木還是在強調，撰寫黨史要有引人入勝的敘事，應該注意征引“有價值的生動的史料”。胡喬木認為，要選用那些讀者不很熟悉的資料，對歷史事實作細致的描寫，“在書中有一些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直接鏡頭，讓人看了以后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有一種歷史再現的感覺”。在他看來，黨史著作應該達到這樣的要求：“要使得歷史上動人的事情，在書中也是動人的，不要變得平淡無奇的、枯燥無味的。”此時，胡喬木又一次提到了張蔭麟，他說：“過去有個史學家張蔭麟，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文章的確是把國民黨時期專制的歷史記下來了。找不到一篇文章看了以后可以像這篇文章那樣讓人相信，那樣吸引人們的同情。”（《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291、292頁。）胡喬木的這段回憶，與張蔭麟的原意並無多大出入，意在強調黨史著作應注重描寫歷史人物，通過歷史人物來展示社會的變遷。當然，還應該看到，在這篇談話中，胡喬木還以張蔭麟的這篇文章為例著重強調，可用於編寫黨史的資料尚有不少，不僅張蔭麟的文章可用，包括胡適、蔡元培和其他人的文章，都可以參考。很明顯，這是胡喬木提出的要求，即黨史研究者應當廣泛搜求史料，特別是應當注意搜集各方人士的資料。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胡喬木在與《中國共產黨歷史》編寫組成員的談話中，兩次說及張蔭麟，其深層用意是希望《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編寫者，能夠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博採眾家，寫出政治性、理論性和形象性、可讀性有機統一的史學論著。
〔作者李衛民，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山西太原 030006〕
（責任編輯：樊憲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