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關於工人階級斗爭政策和策略的思想
徐大兵
鄧中夏是我們黨早期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和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又是我們黨的一位重要理論家和學者。他組織和領導了長辛店工人運動、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等，長期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領導，撰寫了大量關於工人運動方面的著作，對工人運動的政策和策略進行了深入探索和實踐。
工人運動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關於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毛澤東指出：“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鄧中夏雖然沒有作出這樣的高度概括，但他在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中逐步認識到政策和策略是關系到工人運動成敗的關鍵問題。針對當時韋德刺殺軍閥洪兆麟、自己也獻出了寶貴生命這一事件，鄧中夏站在政策和策略的高度指出：“韋德烈士犧牲精神雖足取，韋德烈士暗殺方法不足法，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隻有靠民眾組織力量根本鏟除其制度之存在。”1925年4月，鄧中夏總結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取勝的經驗有：事先領得工錢、臨時組織得力、口號適當、傳單得力、對准對方弱點猛攻和有自衛的特殊組織等，認為這些是“這次相當勝利的主觀原因”。9月，他在總結省港大罷工的經驗時再次強調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指出：“我們這次罷工，所以能堅持三個月，一些都不動搖，第一個原因，可說是我們工友的齊心﹔第二個可說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好，但是最好的還是我們的政策。”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策略。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后，鄧中夏認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敵我力量懸殊，單靠無產階級孤軍奮戰是不行的，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必須尋求和建立廣泛的同盟軍。1923年10月，他指出：“中國新式工業下的勞動者，可統計的隻不過六十三萬余名，充其量亦不過一百萬名。”而“我們敵人力量很大，他們據有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更握著國家的政權、軍隊、警察、監獄等有形的壓迫機關，學校、宗教、報紙等無形壓迫的麻醉方法。”面對強大的敵對勢力，工人階級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和鞏固統一戰線。在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期間，鄧中夏就積極爭取上海無產者的支持，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他在總結“五卅運動”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很顯然的，上海‘五卅運動’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結果，固然是由於資產階級之出賣，小資產階級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無產階級之孤立，無產階級未能取得廣大農民與城市貧民的援助而孤立。”隨后，他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反復闡述“工農聯合”“工農兵聯合”“工農商學聯合”的重要性。鄧中夏要求在國內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同時，還要求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間的聯合，要求中國工人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在它的統一領導下，開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縮小打擊面，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五卅運動”之后，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席卷全國。在省港大罷工初期，出於對帝國主義鎮壓中國人民的憤慨，罷工委員會提出了“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禁止所有輪船來往香港，封鎖香港。這種封鎖策略在給各國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的同時，也給廣東帶來不便。因為當時的廣東，經濟以農業為主，廣東許多農產品輸往香港或經香港中轉到其他地區，廣東的許多日用品也要經香港輸入，長此下去，農民、商人便有可能反對罷工。與此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容易使帝國主義列強結成反華聯盟，英國就極力利用它大做文章，拉攏列強對華採取軍事行動。事實上，各帝國主義在華利益並不完全一致，華南地區是英國的勢力范圍，而美、日、法等列強不願英國獨吞，並幻想能有機會取而代之。面對這種情形，鄧中夏決定實行“單獨對英”的斗爭策略。根據鄧中夏等人的建議，1925年8月14日，省港罷工委員會發布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關於設立特許証的通告》，規定“凡非英國產品及不由英國船隻又不由香港運來者，一律准發給特許証，准其存入非英國之貨倉，並准其出倉。”鄧中夏等制定“單獨對英”政策取得了極好的社會效果。鄧中夏后來總結時指出：“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后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久的歲月，就是由於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的策略。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主要有三種形式：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對工人運動而言，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在處理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關系問題上，鄧中夏反對隻作單純的經濟斗爭而忽視政治斗爭、忘記工人階級的政治任務的傾向，要求工人階級“千萬不可為經濟斗爭的狹隘意義所囿，而忘記了政治斗爭，須知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有絕對之關聯，如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問題絕對沒有解決之可能。所以我們須把經濟斗爭接連著政治斗爭乃有意義。這是我們不可一時忘記的。”鄧中夏在反對單純經濟斗爭的同時，也反對忽視群眾切身經濟利益空喊政治口號的做法。因為當時工人生活極為困難，勞動條件差，應想辦法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提高其工作福利，決不能“徒務清高之虛名，而棄置切實之實利。”他指出：“工人階級的斗爭，不論經濟的政治的，隻有一個最后的目的，就是勞動的完全解放。勞動的完全解放，隻能在資本主義制度推翻，政權完全操入勞動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我們不否認為改良勞動待遇條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至實行最激烈的堅強的斗爭。”
（作者單位：華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 光明日報 》（ 2016年04月2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