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建者李大釗身后事

中共創建者李大釗身后事

劉曉艷

一、獻身主義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時，北洋政府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四機關組成的軍事法庭，在經過4月25日、26日兩次預審后開庭，進一步核實了李大釗等被捕黨人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及入黨年月、服務工作等，當庭宣判，以“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判處李大釗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執行。李大釗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場。下午二時，憲兵營長高繼武監刑，執行絞刑。李大釗首登絞刑台。當時在北京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的何雋曾親歷現場，據他回憶，在受刑之前，指揮行刑官曾詢問過李大釗對家屬如何處分？李大釗說道：“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分也，何函為？”沒有為家屬留下任何遺言。行刑之時，“經行刑人擁登絞台左絞繩下鐵蓋上，其另一受刑人則擁登右絞繩下鐵蓋上，均面南左右並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並折結環，神色自若不變。最后，李大釗高呼‘為主義而犧牲’者再，毅然延頸就環”。（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寫委員會編《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

李大釗等犧牲后被警方裝殮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派警察看守。當晚，也遭囚禁的他的夫人趙紉蘭和女兒李星華、李炎華獲釋，回到灰廠豁子內朝陽裡四號家中。

同日，安國軍總司令部將判決結果刊登在《警察公報》《順天時報》等報刊上。1927年5月11日的京師警察廳公函（十六年字第一四六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判決情況，特錄如下：

安國軍總司令部令：開案查前據該廳在東交民巷俄使館附屬房屋內破獲共產黨犯李大釗等三十名，檢同証據送請訊辦等情。當經本部組織臨時軍法會審，一再研訊，並檢查証據証明李大釗等確系共產黨犯，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業於四月二十八日依法判決宣示：李大釗、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李銀連、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吳平地、方伯務等二十名均處死刑﹔舒啟昌等四名各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李雲貴、韓子明、呂玉如、張之旺、趙玉發、張全印等六名各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

除李大釗等業已執行外，合行令仰該廳遵照將舒啟昌等十名轉送監獄執行。具報此令，等因奉此相應將舒啟昌等十名函送貴廳查收，轉交監獄執行實紉公誼。

李大釗犧牲后，家中生活慘狀引起各報紙的普遍關注。《晨報》《京報》《東方時報》等紛紛報道，就連日本人主辦的充斥著侵略色彩的《順天時報》都撰文說，“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北京檔案館的祝力軍在查閱京師警察廳檔案時，整理了李大釗妻女被捕后的史料，撰寫了《先烈遭殘害眷屬受株連》一文，累述了警察廳嚴密監視之下趙紉蘭母子的生活情況：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報紙時，她們才知道自己的親人已被施了絞刑。這惡耗猶如睛天霹靂，使李大釗夫人“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對於手無縛雞之力的孤兒寡母，反動當局並沒有善罷甘休，仍繼續派人進行監視。李大釗妻小因經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擾，隻好闔家遷移到李青峰（據李權興、李繼華二人考証，李青峰為李採岩（採言）。1908年、1910年的兩份《北洋法政學校同學錄》載，李青峰，直隸冀州人，號採岩。李大釗和李青峰都就讀於預科英文甲班（后稱1班）。李青峰長李大釗兩歲，后任內務部警政司僉事。）的宅中居住。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在放出李大釗妻女時，即命令中一區警察署：“查李大釗遺族既在京養病，應由該管區署妥為保護為要。合行令仰遵照”。此令名曰“保護”，實則派暗探跟蹤盯梢。偵緝處處長吳郁文秉承主子的旨意，屢次報告李大釗遺眷的行動。如五月二十日，吳郁文報告：“寄居南池子葡萄園十號李青峰家內已故李大釗之妻女，於本月十一日下午七時余，經李青峰用汽車一輛，將大釗之妻李趙氏及其女興[星]華、艷[炎]華並李趙氏之胞弟趙小山等，送往東車站，乘京奉通車出京。”（《北京檔案史料》1989年第3期。）

據此，趙紉蘭從4月28日李大釗遇害，至5月中旬幸得李大釗生前好友的大力相助，才能暫避風險，攜子女離京，回鄉度日。

二、移棺浙寺

李大釗被殺害的消息傳出之后，友人紛紛前往探望家屬。梁漱溟在回憶文章中曾有專門講述，很能說明北大同仁及李大釗生前友好奔走相助的情形：“當我聞悉守常被害，立即從西郊趕入城內，一面看望其家屬情況，一面看視他的裝殮的情況。……我望見守常夫人臥床哀泣不起。我隨即留下十元錢，退出來，改往下斜街長椿寺——據聞守常遺體停柩在此。……隻見棺材菲薄不堪，即從寺內通電話於章宅吳弱男（吳弱男，章士釗夫人。1914年，李大釗與章士釗在日本相識，1917年底在章士釗推薦下，李大釗入北京大學，后接替章士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兩家交好，常有來往。）夫人。……弱男夫人來到時，各方面人士亦陸續而來，共議改行裝殮之事。”（《回憶李大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頁。）

當此之時，李大釗同鄉好友白眉初、李採言、李凌斗等人也分別到李大釗家中看望趙紉蘭並到長椿寺准備領出李大釗棺木。大家在征求了趙紉蘭的意見后，決定為李大釗換棺，並募捐辦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櫃伊壽山，講明要購買棺材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伊壽山推薦了一口標價260塊大洋的柏木棺材，因為價格太高，李凌斗說明情況，請求伊壽山降價。伊壽山“生平不識李先生，並絕對反對共產主義，因連日看報，對於其個人人格確有相當欽佩，隻索銀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舉動也”（《順天時報》1927年5月2日。）。李凌斗走后，伊壽山又請師傅用了20多斤鬆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幾斤黑生大漆，裡裡外外給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為經過這樣精心的打造，1983年黨中央將李大釗的棺柩移至李大釗烈士陵園時，棺木出土完好，李大釗的遺骸得到較好的保護。

5月1日上午，伊壽山帶領16名工人扛著棺材到達宣武門外長椿寺，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杠房用藥水洗擦遺體，穿上九層壽衣，頭戴帽子，腳穿鞋，安置妥帖，轉入新棺，又用漆封上口。在場諸人，無不含淚悲憤，李星華、李炎華更是大聲哭喊著爸爸，扶父親入新棺，再三祭拜。11時左右，又由24人抬著李大釗的新棺到妙光閣街浙寺，暫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釗為政府絞刑不願收留，經多方疏通，才允許暫時停放，租費為每月四元，先預付三月費用12元。可沒想到的是，由於政府迫害，加上時局變幻，這一放就是六年。就連幫忙入殮的伊壽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經保釋才得出獄。

李大釗生前好友及學界同仁也陸續祭奠，並到家中看望趙紉蘭，留下錢物以示饋贈及賻儀。北京、天津及上海等各地李大釗生前好友在得知李大釗犧牲的消息后紛紛捐款。時在杭州的章廷謙曾經回憶：“就在這一年的五月中，我收到北平的朋友寄來為募集李大釗家屬瞻養費的捐冊。發起募捐就我現在記得的人是：余文燦、白眉初、章士釗、吳弱男、馬裕藻、陶玄諸位……我於是隻好先向在杭州的北大同仁蔡孑民、蔣夢麟、馬夷初、許昂若幾位‘黨政’首要中去捐募，不成問題，都慷慨認捐了——還記得馬夷初在捐冊上所寫的並不如普通捐冊上寫的那樣：‘某某捐××元。’他寫的是：‘馬敘倫敬賻××元。’他那時是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然后，我就坦然地再向張仁杰、邵元沖、蔣伯誠……幾位去捐，結果成績很好。”（《回憶李大釗》，第112頁。）章廷謙將所募得款項按照捐啟中所指定的收款人寄到了北京。

1927年5月20日，在李採言的護送之下，趙紉蘭帶著幼小的孩子回到了大黑坨李大釗老家。1928年，李樂光（李樂光，即李兆瑞，李秀峰之子，曾跟隨李大釗在北京讀中學，並參加五四運動，1926年入清華大學讀書，1931年參加革命，1932年入黨，1933年以李大釗親屬名義參與公葬活動。）寒假回鄉，專程到大黑坨村看望趙紉蘭及李星華姐妹兄弟，詳細了解了他們回鄉后的生活情況。在李樂光臨走之時，趙紉蘭囑托李樂光回京后到北京大學周作人等處，托他與周作人等先生商議李星華、李炎華等姐弟學業、以后生活等有關事宜。不久后，趙紉蘭又請弟弟趙曉峰代筆修書一封給周作人，再次懇請周作人幫忙籌劃，解決李星華、李炎華等姐弟的讀書問題，以求完成學業，不負先烈。周作人接信后，即和北大同仁商議，可惜在反動政府的恐怖統治之下，各教授雖多次討論商議，終無能為力，直到1931年夏，才通過多方安排，接李星華和李炎華姐妹倆回北京復學，分別入孔德學校初中部和小學部讀書。李星華入孔德學校后半工半讀，周作人給她安排了為學校刻法文講義的工作來補貼生活。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李大釗長子李葆華的情況。1927年4月6日這一天正好是清明節，也是當時的植樹節，李葆華隨同周作人等一起出城植樹，並於當晚住在城外沈士遠教授家裡。4月7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傳來以后，沈尹默立即打電話給大哥沈士遠請他保護好李葆華。但因為海澱偵緝隊就在沈家附近，不便久留，於是又請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學上課的機會，將李葆華帶回城裡。4月28日，即在李大釗遇害當天，周作人將李葆華接到八道灣家中，隱藏在后宅小屋內，直至7月，在沈尹默等人的聯系之下李葆華赴日本留學。當時，李葆華還不滿十八歲，但是他的沉穩與鎮靜卻如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兵，周作人等人深為折服。周作人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又是吃了一驚。守常已於前一日執行了死刑，報上大書特書，而且他和路友於、張挹蘭幾個人照相，就登載在報上第一面。如何告訴他兒子知道呢？過一會兒他總是要過來看報的，這又使得我沒有辦法，便叫電話去請教尹默，他回答說就來，因為我們朋友裡還是他會得想辦法。尹默來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讓他說話，先來安慰幾句，如說令尊為主義而犧牲，本是預先有覺悟的。及至說了，乃等於沒有說，因為他的鎮定有覺悟，遠在說話人之上，聽了之后又仔細看報，默然退去。”（《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446頁。）

當時，沈尹默為李葆華辦理了孔德學校的畢業文憑，離開北京到天津，從天津乘船到日本，進入位於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文。1928年1月，李葆華考取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理化系。在日本的一切花銷全部是自費，臨行前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支援的生活費已全部用完，李葆華的生活處於極度的困窘之中。1928年8月初，李葆華回國，暫住周作人家中，又於月底回日本。1929年，沈尹默擔任河北省教育廳廳長，費盡周折，把李葆華由自費改為公費，才使得他的生活和學業都得到了保障。1931年，李葆華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十七省留日學生代表集會，決議全體回國參加抗日斗爭。1931年11月，李葆華由日本長崎登輪回國。從此后，繼承父業，開始了革命生涯。

三、公祭公葬

1933年，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侵略步伐。1月3日，日本關東軍攻佔山海關，並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很快，灤縣失陷，李大釗的家鄉樂亭被日偽佔據。3月，李星華回家鄉接病重的母親來京避難。而這時，李大釗的靈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為了讓逝者入土為安，趙紉蘭帶李星華姐妹又一次找到了周作人、沈尹默、蔣夢麟、胡適等北大同仁，懇求幫助，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4月10日，由北大校長蔣夢麟領銜，北大同仁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樊際昌、劉復、錢玄同13人聯合發起，共擔公葬重任，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發起捐款。13位發起人向社會廣泛地發起了捐款活動，北京大學師生及外地故友紛紛捐款。如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等捐款20元，沈兼士、李四光、鄭奠等各捐10元，梁漱溟50元，與李大釗有著師友關系的陶玄捐款100元，外地好友魯迅、胡小石捐款50元。國民黨一些要人也出錢捐助。這些善款由北大會計科代收，據一本保存至今的《捐助李守常先生營葬費收據》顯示，捐款名錄94人，共募得賻金2377元。捐贈收據是否僅此一本尚不得考，有些捐助人也很可能直接捐助趙紉蘭，而未交付北京大學會計科。如周作人除在4月25日北京大學發薪時代扣捐款20元外，還在22日下午往下斜街浙寺憑吊時送奠儀10元。

（二）協商購買李大釗及夫人墓地。李大釗紀念館展出的一張萬安公墓戶賬表第97號，即是當時為李大釗的認墓穴書，該表“認穴人”一欄填寫“李大釗守常宅”，認購區域為“特字區仁字組第十號至十一號，共計二穴”，說明一欄填寫“蔣夢麟君代辦”，摘要一欄填寫“李夫人墓，李大釗墓”，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即1933年4月13日。在交費記錄一欄裡顯示著購置墓穴時的交費情況，除4月13日當日的交費情況外，緊挨一欄即是5月28日的交費登記，注明“章矛塵交來”。章矛塵即章廷謙，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5月28日交款是為安葬李夫人而為。另一欄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刻字收費，是為李大釗墓和李夫人墓刻碑的記錄，也是經章廷謙之手。到萬安公墓購置墓地時，公墓經營者、曾任過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長的浙江人蔣彬侯，因為害怕受連累，一度拒絕接納李大釗入葬。4月13日，蔣夢麟親自出面方才勉強辦妥。蔣彬侯非常小心謹慎，所以在說明一欄裡，特別注明由蔣夢麟代辦。

（三）撰寫碑文。為李大釗立碑，這是13位發起人的心願，大家推請語言學家劉半農撰寫碑文。4月15日，劉半農擬出了《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李君墓碑》碑文，全文如下：

君諱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縣人。早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習政治經濟之學。既卒業，東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所詣益精。歸國后，作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諸報，理致謹嚴，思度閎遠，見者稱道。以民國七年一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事。九年九月，改任政治、史學兩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女子高等師范等校教員。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游日眾，名滿域中。會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於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眾，而令何豐林按其獄，君與路友於、張伯華、鄧文輝等二十人遂同罹於難。風淒雨橫，摧此英賢，嗚呼傷哉！君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六日，死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趙氏紉蘭。子三：震華（文中子三之后的“震華”，為故意寫成，代李葆華之名，為保護之意。）、光華、欣華。女二：星華、炎華。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蔣夢麟、樊際昌，劉復、錢玄同等創議募資為營窀穸，遂於民國二十二年〇月〇日葬君於北平西山萬安公墓，載臨斯穴，揮涕悽愴，惟神魄之得所，迪吾民於愷康。

可惜，因為反動當局的破壞，這塊飽含著北大同仁深情的墓碑並沒有能立在李大釗墓前。

（四）大規模公祭公葬。李大釗的犧牲，大革命的失敗，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對北平（1928年6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的黑暗統治，流氓打手的特務活動，使北方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時值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入侵東北、華北，北平廣大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爭，也遭到殘酷鎮壓，抗日進步人士、共產黨人被大肆搜殺，北平全城籠罩在法西斯恐怖之中。加之共產黨“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指導，在多次示威運動中暴露了力量，大批黨員被捕，中國革命處於低潮之中。

北方黨組織在得知李大釗公葬的消息后，想通過這次出殯，搞一次群眾性的悼念活動，以揭露反動派殘殺共產黨的暴行，祭奠烈士，伸張革命正義。

為了廣泛地發起群眾和照顧家屬的安全，“事先以死者家屬的名義，在報紙上發一個訃告，把出殯的時間，地點等公布出去。這樣既可組織群眾參加悼念活動，壯大游行隊伍﹔如果發生意外，又可以推說，群眾是看了訃告后才來的，而不暴露我們家裡與黨組織的聯系，使家庭遭受新的迫害”（徐興信、李權興主編《回憶父親李大釗》，1999年內部版，第181頁。）。

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閣浙寺內舉行公祭。“祭堂設於浙寺昆盧殿前，陳設甚為簡單。中懸李氏遺像，像前陳列祭品。席間則懸有黃少谷、李書華、沈尹默、李蒸、白眉初等所贈花圈、挽聯及祭幢等。北大公祭李大釗先生同學會，及文藝前線社及易培基、李書華、周作人等教育界聞人等皆前往致祭。”（《京報》1933年4月23日。）李書華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易培基任農礦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黃少谷是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委，他們公開出面，既是對李大釗的緬懷，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祭現場的安全。李星華姐弟四人環立在祭堂一側，向祭者答禮拜謝。趙紉蘭因為連日來悲傷過度病情加重，倒臥在靈堂側，堅持參加公祭。據《北平晨報》報道：“昆盧殿上供李之遺像，教育界，及各文化團體，所贈之花圈挽聯頗多。計有北平文化總聯盟，革命互濟會，文學雜志社，婦女抗日救國聯合會，北平社會科學作家聯盟等等。更有日人名山田太郎者，送日文誄文，茲譯之如下：‘親愛的我等無產階級的導師，同志李大釗，同志尸體，雖埋藏於地下，但同志奮斗之余波，業經昂揚，同志既流之血，已成我輩之力！同志喲！瞑目靜眠罷！我輩誓作殊死戰，切斷枷鎖！獲取自由！’更有一朝鮮人以韓文制幛一付，亦為可紀之一事。”（《北平晨報》1933年4月24日。）

4月23日上午八時，蔣夢麟、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學青年學生，工人及軍人700多人，陸續趕到李大釗靈前致祭，參加出殯儀式。據報載：

九時半啟靈，送葬者有教育界及男女學生約七百余人，起靈時全體肅立，唱國際歌，繼即靜默誌哀悼。殯儀最前列為旗傘執事，次為影亭，中供李大釗遺像，后即棺罩。由李之子女在前執幡，送葬者均在棺后。親執換聯二十余付，最前一聯，下款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釗安葬”，橫聯為“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聯為：“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其余各聯，均系平市教育界名人及各文化團體所送，中有婦女聯合抗日救國會一聯，文為“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輩哭先烈？”（南陳當指陳獨秀）此外清華大學史學教授張崧年所送布幛一付，僅在上款書“守常先生不死”，下書“張崧年”幛中無字。（《北平晨報》1933年4月24日。）

送葬隊伍由浙寺出發，一路之上，人們高喊著口號，散發著傳單，不斷地有人加入，送葬的隊伍越來越大，聲勢也越來越高，最終發展成為一場示威游行。這引起了軍警的禁止和破壞，將到西四牌樓時，國民黨憲兵出動，堵住路口，不許就地舉行公祭。送殯群眾提出抗議，引起激烈沖突，憲兵開槍抓捕，青年受傷，送葬隊伍被沖散。后經一番努力，找回杠夫，李星華姐弟及親友收拾起被沖散踩碎在地下的花圈、挽聯和鮮花等，護送靈柩起程，直到黃昏時分才到達墓地，由北大同仁扶靈下葬。

因為當時的殘酷環境，中共北方黨組織沒有公開出面組織這場活動，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濟會（革命互濟會，是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的公開群眾團體，專做援助被捕同志和撫恤烈士家屬的工作。）的名義全程參與，在公祭之時贈送了花圈、挽聯，派人秘密保護靈堂，組織工人、群眾及軍人參加公葬，印刷並散發了《河北革命互濟會為公葬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李大釗同志宣言》等傳單，組織路祭、演講活動等，以宣傳李大釗先烈的英勇革命精神來激發群眾的斗志，點燃革命的熱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當局的黑暗統治。中共北方黨組織還以北平互濟會的名義為李大釗書寫了“革命導師李大釗之墓”的墓碑，由一輛騾車送達萬安公墓。但迫於當時緊張的政治環境，墓碑沒有立在李大釗墓前，而是因循六朝墓志的方法將之同棺槨一起埋入地下，直到1983年為李大釗修建烈士陵園移靈時才出土，得見天日。碑文由赫洵撰寫，此碑的設立體現了當時黨組織對李大釗歷史貢獻的充分肯定。碑文如下：

李大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最堅決的信徒，曾於一九二一年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運動，並且實際領導北方工農勞苦群眾，為他們本身利益和整個階級利益而斗爭。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爆發了，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竟無恥的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並且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之下，於肆月六日大舉反共運動，勾結張作霖搜查蘇聯使館，拘捕了李大釗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絞死於京師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難者八十余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勝利的基礎，給無產階級的戰士一個最有力最好的榜樣。現在中華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擴大，也正是死難同志們的偉大犧牲的結果。公葬中被內四區警署捕去的青年，在審訊中避重就輕，拒不承認散發傳單等情，很機智地進行了自我保護。如有的供詞說：“我曾跟李大釗受過業，今日他移靈我去送殯，隨隊喊叫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先不知姓名金流星、沈繼芳、朱治民、王時英、董崇岳、王菱舟、林永光、宋志溫、王吉平等在后隨行，至西四牌樓大街地方被警查獲帶署。蒙訊，我等並未散發傳單。”（《北京檔案史料》1983年第3期。）由供詞可以看出，軍警的訊問重點在於是否有散發傳單，擾亂治安等行為，所以他們統一口徑，承認為老師送葬，否認破壞治安，從事革命活動等行為。他們的口供幾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他們參加公葬活動前是作了充分准備的。中國共產黨參與組織的這次公葬活動，是在革命斗爭屢屢受挫的情況下舉行的，廣大青年學生、工人群眾冒著生命的危險廣泛參與，並以強烈的熱情掀起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足以証明李大釗精神、思想及人格對人民的影響。

因為連日的勞累和出殯時的驚嚇，趙紉蘭病倒在床，在公葬完李大釗一個月之后，“二十七日，入協和醫院，於當晚十二時余去世。昨日由其戚友料理身后，即在協和入殮。移柩至后門外嘉興寺暫厝。定三十日接三，已由李宅分頭通知。並定三十一日發引。即就萬安公墓李大釗墓側安葬。”（《京報》1933年5月30日。）　

趙紉蘭病逝后，北大同仁再一次出面，於1933年5月28日將趙紉蘭安葬於萬安公墓李大釗的墓側。1934年6月6日，北大再一次請劉半農書寫碑文，為李大釗和夫人立碑。碑的正面正中位置分別刻“李先生墓”“李夫人墓”，從右至左豎行撰寫碑文。限於當時的環境，碑文十分簡略，僅說明了李大釗及夫人的諱字、籍貫、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母親去世后，李星華承擔起照顧弟妹的生活重擔，后在北大同仁及李大釗生前好友熊希齡、劉靜君等人的安排下，姐弟分別入學讀書。

趙紉蘭生前最關心的李大釗文集，也交由周作人負責，先后聯系了上海群眾圖書公司的曹聚仁和北新書局的李曉峰，后由北新書局出版。魯迅為其撰寫了《題記》。不幸的是，1933年文稿送審時被扣，直到1939年《守常全集》才得以出版。也因為當局限制，出版后隻當事人留有幾本，即全部被收回。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仍以原版改名為《守常文集》出版發行，並於1950年再版。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陵園位於北京萬安公墓中央，佔地面積2200平方米，座西朝東，是在30年代萬安公墓主體建筑的基礎上改建的，牌樓式的園門，上懸挂李大釗烈士陵園匾額。對著園門是李大釗漢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釗烈士及夫人趙紉蘭墓地。墓后樹有一塊花崗岩石碑，正面鐫刻著鄧小平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題寫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1983年10月29日，在李大釗誕辰94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舉行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大釗家屬及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參加了落成典禮。開放以來，李大釗烈士陵園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接待國內外、黨內外各界人士前來瞻仰。

〔作者劉曉艷，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副研究館員，河北樂亭063600〕

（責任編輯：劉志輝）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