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就要做“焦官”
——從《謝覺哉家書》看家風
郝建良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作為“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消息傳到湖南寧鄉老家后，鄉親們紛紛熱議，家中的子女們亦坐臥不安，都想借老父親的“東風”，去北京謀個前程。但謝覺哉並未讓他們如願。
1950年1月，謝覺哉在給家鄉兩個兒子的信中寫道：
兒子要看父親，父親也想看看兒子，是人情之常。刻下你們很窮，北方是荒年，餓死人﹔你們籌措路費不易，到這裡，我又替你們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煩事。如你們還沒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計那時候光景會好一些。到那時來看我，是一樣的。打聽便車是沒有的。因為任何人坐車，都要買票。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有詩一首：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周老官是謝覺哉同村的一位老雇農，在鄉村以勤懇老實聞名。謝覺哉在信中自比周老官，無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會的“勤務兵”，而不是封建社會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舊官僚。謝老不徇私並且以身作則，對子女言傳身教，希望子女們明白“居新社會學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長輩的權勢。但寧鄉家人眾多，未必人人都能領會謝老的想法。1953年10月，謝覺哉又寫了一封給兩個兒子的家書，批評這種找關系、走后門的作風：
北京有些升不了學的干部子女，一樣要從事勞動生產，有的要回鄉去。我這裡也有些孩子，我對他們說：滿了十八歲，求學做工就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許多，也許他們到十八歲，我已不在世了。當兵不是職業，以前參軍的，除軍官外，都已復員或快復員了。讀書是好的，但讀書為著更加善於勞動生產，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大學畢業，都要從事勞動生產，雖然勞動的方法不是一樣，不勞動想吃飯的路，已經堵塞了。你們以為我這裡總可以找到飯吃，我這裡不是勞動生產機關。前年子谷向我找事，我說這裡沒有你做的工作，你還是去教書罷！姜國全來碰了釘子，何漢明來又碰了釘子，這裡現在裁人，有好些人還得回鄉去，你們不阻止何漢明來，反薦引他來，可見你們對外面情形一點不清楚。我家小孩子有一股要進學校和升學的風，可是會讀書的很少，讀了若干年，連我的信都看不懂。我寫的抄的本子、藏在家裡的都當做爛紙丟了，你想還讀什麼？當然，不能完全怪小孩子，你們做大人的應該指教他們。
謝覺哉在信中強調孩子們“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許多”，同時希望在家鄉的孩子們能夠多從事勞動生產，尤其是在農事上多用心，而不能隻想著找個閑差度日。中國古人講“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謝覺哉嚴於律己，對子女諄諄教誨，可謂道德傳家的典范。
謝覺哉在工作之余，亦不忘對子女們多加教誨，尤其是在做人、待人處事方面。在1962年3月謝老寫給眾兒女的一封家書中，對孩子們提出了四點要求：1.看過去、看別人﹔2.要自己動手﹔3.對人寬、對己刻﹔4.愛惜東西。其中談到艱苦朴素的話題，信中寫道：
我到北京才穿上綢內衣，還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沒有，現在你們穿綢內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沒有表，可能也會要了。皮鞋，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去蘭州搞統戰工作，公家給我買了一雙皮鞋，到北京為了接待外賓才買第二雙皮鞋。那時我快七十歲了。你們小小年紀就穿皮鞋，且已穿過不止一雙。我國出牛皮並不多，皮鞋供應怎能不緊張。我們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過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飽但並不那麼吃得好。至於你媽媽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撿人家紅薯，土裡遺下的小紅薯，有一頓，沒一頓……說到看別人，你們應知道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們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間房屋裡，農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隻分到四兩油。雞蛋、肉是很難買到。
通過與過去及他人艱苦生活的對比，謝覺哉想讓孩子們更加珍惜當下的生活，明白知足常樂的道理。同時謝老又堅定地講道：
我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共產黨的子女。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要幫助廣大人民能過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當廣大人民還十分困難的時候，我們過著這樣的生活，應該感到不安，而絕不應該感到不足。
在對子女生活細節的教導上，謝覺哉仍不忘告誡孩子們，作為共產黨人的子女應該“工作在先享受在后”，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嚴於律己、嚴於治家的優良作風。
《謝覺哉家書》共收入謝覺哉書信115封，最早的一封寫於1919年，距今已近百年。這些書信能夠保留至今，實屬不易。家書中除了關於子女教育、家風修養的話題之外，還涉及諸多歷史人文與家國往事，是一本常讀常新的佳作。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0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