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對解放戰爭的重要貢獻

習仲勛對解放戰爭的重要貢獻

袁武振 梁月蘭

在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習仲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並先后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野戰軍副政委、西北軍區政委。他協同彭德懷、賀龍等指揮戰斗，夙興夜寐、忘我工作，保衛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進行自衛戰爭的准備

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他帶領陝甘寧邊區軍民發展生產、減租查租、整軍練兵，全面加強邊區建設，加緊備戰，隨時准備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1945年12月，習仲勛在西北局聯席會議上提出1946年陝甘寧邊區的五大任務：繼續發展生產，整頓財政﹔加緊整軍練兵﹔開展文教工作﹔發展民主建設﹔切實整頓黨務轉變作風。會后，西北局於12月28日發布《關於一九四六年邊區工作的任務》的指示，指出“保衛邊區，進一步鞏固與建設邊區，一切從長期打算出發，仍為目前的總方針”，“努力發展生產增加邊區財富的方針，應該繼續堅持”。指示中要求繼續加緊備戰工作，“各部隊應充分利用冬季及生產間隙，集中力量，整軍練兵，切實改進政治工作”，提高部隊作戰技術。（參見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解放陝西回眸》（上），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頁。）

為發展邊區生產，習仲勛1946年5月13日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提出了六項措施：（一）發展陝甘寧邊區的生產，要實事求是，從現有條件出發，要有遠景規劃，就是要看得遠一點﹔（二）發展農業為第一，對於農業的要求，就是要增產糧食﹔（三）堅持發展農村家庭紡織業，發展手工業﹔（四）邊區的畜牧業也要發展﹔（五）合作社問題，以小型為主，以群眾需要自己辦起來的為主﹔（六）發展工業，建設工業。（參見《習仲勛文集》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6頁。）經過黨政軍民的一致努力，加上1946年夏秋雨水較足，當年全邊區的糧食、棉花生產都獲得了好收成。生產運動的開展，使陝甘寧邊區的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為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准備了物質基礎。

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陝甘寧邊區處在戰爭的嚴重威脅之下。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習仲勛積極組織邊區軍民進行自衛戰爭的各項准備。6月30日，西北局發出《緊急動員，准備戰爭，保衛邊區》的指示，動員與組織邊區軍民開展戰備活動，一切服從於自衛戰爭，堅決徹底地消滅來犯之敵。7月8日，習仲勛在綏德分區干部會議上就陝甘寧邊區形勢及加強備戰問題發表講話，集中回答了邊區要不要備戰、有沒有時間備戰、什麼是當前的備戰中心、邊區的前途等問題，提出了邊區備戰的三項中心工作：用一切力量爭取今后生產成績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利用一切空隙反復練兵﹔加強整訓民兵。（參見《習仲勛文集》上卷，第59頁。）8月28日，習仲勛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提高警惕保衛邊區》，要求“邊區軍民必須大大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一刻不放鬆地增強自己的自衛力量”（《解放日報》1946年8月28日。），號召全體軍民團結一致，為保衛邊區、保衛秋收、准備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奮斗。

10月12日，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研究陝甘寧邊區備戰工作，決定將邊區工作重點立即轉移到自衛戰爭的軌道上來，建議邊區政府確定戰時政府工作方針和任務。10月29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召開三屆二次會議，認為動員一切力量准備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是目前邊區最緊迫的戰斗任務，會議號召全邊區開展群眾性的參軍運動。在習仲勛和西北局領導下，邊區全面進行戰備動員，隨時准備抗擊國民黨軍隊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全面內戰爆發后，習仲勛奉黨中央和毛澤東之命，組織陝甘寧邊區力量，全力接應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當時三五九旅歷經血戰進入陝南商洛地區，與鞏德芳領導的陝南游擊隊會師，創建以商洛為中心的豫鄂陝革命根據地。為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三五九旅的圍攻，習仲勛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組織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在南線出擊，以新四旅為左翼兵團，從長武、彬縣間出擊﹔以警三旅七團及五團一部為右翼兵團，由平涼、涇川間出擊﹔以警一旅組成若干游擊隊，分散活動於旬邑地區，鉗制迷惑敵人。8月29日，三五九旅左縱隊與警三旅會師於鎮遠縣之屯字鎮。9月8日，三五九旅右縱隊七一七團抵達慶陽與該旅主力會合。9月20日，尾追三五九旅的國民黨整編九十師六十一旅，向駐守劉家大山峁和棗林的警三旅部發起攻擊。警三旅奮起反擊，將敵擊退。至此，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勝利完成接應任務。此次南線出擊，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以迅速突然的動作，突破國民黨軍封鎖線，不僅勝利地接應了三五九旅返回邊區，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之麟游山區開展了工作，擴大了我軍的政治影響，為邊區戰備工作贏得了時間。

在接應三五九旅返回邊區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毛澤東於7月26日至9月2日連續9次給習仲勛寫信，要求他做好接應王震部返回邊區的一切工作。這既反映了毛澤東對三五九旅的關注，也顯示了毛澤東對習仲勛的賞識與信任。習仲勛回憶說：“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體，既談到要派熟悉情況的得力干部去策應，又要我收集沿途敵人駐防和分布情形，還指示我如何配合開創新游擊根據地，甚至連部隊到達后要開群眾歡迎會都想到了。”（《習仲勛文集》上卷，第433頁。）

1946年10月發生在陝甘寧邊區北線的橫山起義，是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習仲勛發動組織的一次國民黨軍隊的起義。習仲勛說：橫山起義的意義不可低估，“因為這個起義發生在陝甘寧邊區的北部戰線上，發生在直接包圍邊區的國民黨部隊中，發生在敵強我弱、敵攻我守、敵人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發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對中國革命前途感到憂慮的時候。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胡景鐸將軍響應黨的號召，率領數千名官兵高舉正義的旗幟，義無反顧地投向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產生重大的影響”（李鳳權：《橫山起義》，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

1945年10月，黨中央指示西北局設立國軍工作部，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習仲勛立即召開西北局統戰部干部會議進行研究部署，確定把陝甘寧邊區北線作為統戰工作重點，由西北局統戰部和綏德地委統戰部具體負責對北線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抽調關中分區干部師源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加強對榆林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按照習仲勛的部署，西北局圍繞促成和策應胡景鐸起義，1946年夏從綏德到橫山縣波羅堡展開了頻繁的活動。經習仲勛介紹，黨中央批准，胡景鐸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北局討論了胡景鐸提出的黨員發展名單，批准李振華、姚紹文、張亞雄、許秀岐、李振英、楊漢三、魏茂臣等人入黨。與此同時，由陝甘寧邊區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的40多名軍政干部，秘密派進胡景鐸部，協助做起義的准備工作。習仲勛領導西北局開展的這幾項工作，為橫山起義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証和組織基礎。

全面內戰爆發后，毛澤東指示習仲勛：在胡宗南大舉進攻之前，集中力量解決北線問題，一方面要進一步對北線國民黨軍隊開展統戰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國民黨官兵站到我們一邊﹔另一方面要抓緊准備北線戰役，用政治與軍事相結合的辦法解放榆（林）橫（山）地區，為我方在反擊胡宗南的自衛戰爭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參見李鳳權：《橫山起義》，第2頁。）習仲勛於7月1日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討論策應胡景鐸起義和組織北線戰役的問題，決定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副政委張仲良負責北線戰役的准備工作，以策應橫山起義。8月下旬，習仲勛向毛澤東呈遞了關於北線戰役方針和計劃的書面報告。毛澤東於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針去做。”（《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頁。）﹞

10月13日凌晨，北線戰役打響，胡景鐸率部在波羅堡等地起義。至21日，攻克響水堡，北線戰役勝利結束。5000余國民黨軍官兵在胡景鐸率領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了無定河以南12萬人口、5000平方公裡的地區，建立了榆橫新區民主政權，為陝甘寧邊區軍民以后作戰取得了寶貴的回旋余地。起義部隊經過整訓，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胡景鐸任師長。這支部隊在后來進軍大西北的時候正式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成為第一野戰軍的主力之一。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高度評價了橫山起義的重要意義。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解放日報》撰文指出：胡景鐸將軍在橫山起義，以及其他無數次的同類事件，“形成了一個潮流”，這個潮流已經“成為人民在自衛戰爭中戰勝反動派而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頁。）12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接見胡景鐸和起義部隊營以上干部時說：你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上習仲勛的船，你選擇的這個道路是正確的，你們的行動給西北的舊軍隊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頁。）。

二、協同彭德懷指揮陝甘寧邊區保衛戰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習仲勛和彭德懷一起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在4個多月時間裡，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等戰役的勝利，殲敵4個旅部、13個團、2個保安總隊共計2.6萬余人，初步改變了西北戰場形勢。期間，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名義發給彭德懷、習仲勛的電報，彭德懷、習仲勛發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電報，共有96份。電文起始稱謂或文尾署名都是彭習並列，毛澤東還在電報中稱西北人民解放軍為“彭習軍”（《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1947年2月，為統一指揮陝甘寧邊區人民解放軍各支部隊，中央軍委決定組建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張宗遜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委。習仲勛和張宗遜率部出擊隴東、激戰西華池之后，奉命從西線轉到南線布防，准備進行延安保衛戰。3月13日，胡宗南集團在南線向延安發起猛烈進攻，延安保衛戰打響。習仲勛和張宗遜指揮部隊經三日激戰，予敵重大殺傷，並阻其於麻子街、馬坊一線，胡宗南“三天之內佔領延安”的企圖破滅。3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撤銷陝甘寧野戰集團軍番號，成立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任副政委，陝甘寧邊區境內所有野戰部隊和地方部隊“自三月十七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同志指揮”（《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第10頁。）。彭德懷、習仲勛受命后，迅速調整了抗擊胡宗南集團進攻的戰術，要求前線部隊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備要點，適時組織反擊，天黑以后發揮夜戰特長襲擊敵人。延安保衛戰從3月13日至19日堅持了7天7夜，以傷亡600余人的代價，消滅蔣胡軍5200余人的有生力量，遲滯了敵人對延安的進攻，掩護在延安的機關、學校、醫院安全撤離，群眾順利疏散。

在黨中央、毛澤東撤離延安后的45天裡，在敵強我弱、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彭德懷、習仲勛指揮西北野戰兵團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萬人，粉碎了國民黨三個月解決西北問題的企圖，穩定了西北戰局，極大地鼓舞了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勝利信心。毛澤東對此高度評價：“我彭習軍（隻有六個不充實的旅）對付胡宗南三十一個旅的進攻，兩個月作戰業將胡軍銳氣頓挫，再有幾個月必能大量殲敵，開展局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第10頁。）5月14日，西北野戰兵團在安塞縣真武洞舉行祝捷大會。習仲勛發表講話，號召“全邊區人民緊張地動員起來，參加到游擊隊去，參加到人民解放軍去，拿起槍杆、炸彈，去和胡宗南斗爭，直至徹底消滅他。拿出過去創建陝甘寧邊區的精神來，保衛自己，保衛自己的邊區，保衛邊區自由幸福的生活!”（《習仲勛文集》上卷，第63—64頁。）

為結合戰爭實踐加強部隊建設，彭德懷、習仲勛利用戰爭間隙對部隊進行整訓，開展軍事民主和政治民主，“司令部著重檢討戰術技術”，“政治部著重檢討戰時政治工作”，並對“如何動員黨的支部”“如何領導黨員起積極的模范作用”“如何選舉戰斗英雄，建立各種互助小組”提出具體要求，強調“總結每一次戰斗中軍事政治工作經驗教訓，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即是使部隊戰斗一次進步一次的有效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第1冊，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頁。）在指揮蟠龍鎮戰斗間隙，彭德懷、習仲勛召開“火線諸葛亮會”，調動指戰員群策群力、獻計獻策。這是在戰斗中實行軍事民主的一個創造，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重視並在全軍推廣。1948年1月，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中寫道：“此項軍事民主，在陝北蟠龍戰役和晉察冀石家庄戰役中，都實行了，收到了極大效果。証明隻有好處，毫無害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頁。）

西北野戰兵團與胡宗南集團鏖戰之際，青海馬步芳及寧夏馬鴻逵、馬鴻賓集團趁機侵入陝甘寧邊區三邊分區和隴東分區。按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習仲勛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之后，指揮西北野戰兵團出師隴東，進行為期19天的隴東戰役，消滅國民黨軍步、騎兵兩個整團，殲敵4300余人，予整編第八十一師以殲滅性打擊，收復了環縣、曲子及慶陽、合水以西廣大地區，突破了國民黨軍80公裡防線，為日后向西北發展打開了缺口。隨后又發動三邊戰役，7月初三邊分區全境收復。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中共中央前委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舉行擴大會議。為加強西北戰場，會議決定將晉綏軍區重新並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賀龍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為副政委。小河會議決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會后習仲勛與賀龍一起前往綏德，統籌后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野戰軍作戰。

在陝甘寧邊區保衛戰最艱苦的時期，習仲勛協同彭德懷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領導西北野戰兵團與數倍於己、裝備優良的敵軍展開殊死決戰。數十年后他在回憶這場“威武雄壯的戰爭奇觀”時，很少談到自己，而是高度評價了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的力量以及和他並肩戰斗的彭德懷所發揮的作用。他說：“彭總是國內外享有盛名的軍事家，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杰出將帥。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戰場上，他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在十倍於我之敵面前，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堅決貫徹中央的戰略決策，依靠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援，依靠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依靠他鋼鐵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揮才能，奇跡似地克敵制勝，為中國革命戰爭史寫下了極其光輝的篇章。”（《習仲勛文集》上卷，第588—589頁。）

三、經略后方，全力支援前線作戰

小河會議后，習仲勛告別陝甘寧邊區保衛戰前線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西北軍區政委，又是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和中共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既要負責后方黨、政、軍、民各方面繁重的工作，還要參與西北野戰軍的重要決策。

為了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更好地支援前線作戰，習仲勛領導陝甘寧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實現了組織形式和領導方式的轉變。習仲勛任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委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林伯渠任主席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分工合作，精誠團結。他們或指揮地方部隊、民兵開展游擊戰爭，襲擾敵人，配合野戰軍作戰﹔或整頓財政，發展生產，解決軍需民食﹔或動員群眾堅壁清野，破壞敵人的軍用設施﹔或抬擔架，搞運輸，擔負各種戰場勤務。每當西北野戰軍進入一個新的地區作戰之時，習仲勛就指示當地地下黨組織全力配合，盡最大可能搜集情報，瓦解國民黨軍和基層政權，宣傳我黨我軍的政治主張，開展愛國民主運動。

習仲勛帶領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和廣大人民群眾，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著陝甘寧邊區保衛戰的勝利，在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據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不完全統計，全邊區參加抬擔架、當向導、后勤運輸、看押俘虜、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達二百一十八萬二千人次，支援牲畜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頭次，做軍鞋九十二萬九千雙，籌送糧食一百二十余萬石、柴草一億二千萬多斤，動員了四萬二千名青年參了軍。”（《習仲勛文集》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9頁。）廣大人民群眾還主動為解放軍帶路送信，探聽敵情，而對國民黨軍隊則實行堅壁清野，封鎖消息，使敵人一進入邊區就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人心向背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有全邊區的人民竭誠至親地擁護我軍，無私無畏地支援我軍，必然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滅亡”（《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210頁。）。

當時西北野戰軍和中央、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有8萬余人，每月需要糧食1.6萬多石。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在半年多時間裡，發給賀龍、習仲勛要求補充前線軍糧的電報就達20多份。保証前線官兵的糧食供應，成為習仲勛等陝甘寧邊區領導人的頭等大事。但邊區災情嚴重，農業減收，財政經濟極為困難。在嚴峻的經濟困難面前，習仲勛、賀龍、林伯渠等邊區黨政軍領導人一起，按照黨中央的決策，成立了以賀龍為主任的西北財經辦事處，實現了陝甘寧和晉綏兩區財政經濟的統一，使兩區銀行、貿易公司合並，成立了統一的貿易公司和西北農民銀行。為了保障軍糧供應和做好生產救災工作，西北局於1948年1月5日制定了《陝甘寧邊區組織運糧救災工作大綱》，成立了運糧救災指揮部，賀龍任總指揮，習仲勛任政委。同時還指示陝甘寧邊區各地成立兵站，負責籌糧、籌款、運輸、供應工作，使西北野戰軍所到之處能及時得到軍糧供應。

在這一階段，習仲勛還正確領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他把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與邊區實際相結合，提出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土改政策，及時糾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陝甘寧邊區土改運動循著正確的軌道前進。他經過詳細調研全面了解情況，將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問題歸納整理，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個多月內，就“陝甘寧邊區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分三類地區進行土改”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澤東三次函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情緒，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於1月9日回電表示同意習仲勛關於土改工作的意見，並指出：“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年版，第264—265頁。）1月20日，毛澤東將習仲勛的第二次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並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要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270頁。）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來的第三次電報稿，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勛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注意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土改工作。綏德縣義合區黃家川村屬於老解放區，土改工作組從實際出發，採取以抽肥補瘦、填平補齊方式調劑土地，既滿足了貧雇農的要求，又鞏固地團結了中農，促進了生產發展。習仲勛將黃家川村土改經驗材料，以西北局名義上報中央並轉發各分區。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黃家川經驗對全國老解放區土地改革普遍的指導意義，3月12日，毛澤東將《陝甘寧邊區綏德縣老區黃家川調整土地的經驗》，與晉察冀區平山縣、晉綏區崞縣兩個典型一起，在全國推廣，並親筆批示：“這三個經驗，值得印成一個小冊子，發給每個鄉村的工作干部。這種敘述典型經驗的小冊子，比我們領導機關發的決議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動豐富得多，能夠使缺乏經驗的同志們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夠有力地擊破在黨內嚴重存在著的反馬列主義的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頁。）﹞

習仲勛和西北局經過調查研究，決定將“抽肥調劑”作為陝甘寧邊區今后土地改革的指導方針，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到1948年4月，在佔老區、半老區總人口一半的地區中，調劑土地90萬畝，徹底消滅了這些地方的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經過邊區軍民浴血奮戰，終於粉碎了國民黨軍胡宗南集團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

此外，習仲勛密切配合彭德懷、賀龍，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利用戰斗間隙，領導西北人民解放軍開展了以“訴苦”和“三查”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通過訴舊社會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勞動人民之苦，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掀起新的練兵高潮，“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廣大指戰員的軍政素質空前提高，以新的姿態迎接戰略反攻的作戰任務”（《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283頁。。新式整軍運動剛一結束，西北野戰軍就轉入外線作戰，於1948年2月下旬進行宜川、瓦子街戰役，一舉殲敵5個旅近3萬人，創造了“影響中原形勢的西北空前大捷”。毛澤東於1948年3月7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評論文章《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指出“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1頁。。

四、制定新解放區工作方針，積極准備接管新解放的城市

1948年春夏，隨著西北野戰軍進入國統區作戰，解放區不斷擴大。關於如何恢復和建立新解放區黨的組織和民主政權，鞏固維護新解放區的社會秩序，組織指揮地方軍隊和民兵配合作戰支援前線，習仲勛對新解放區的這些工作進行了認真思考和積極准備。他認為：在老區我們已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經驗，群眾也有經驗，但在新區則情況完全兩樣，“陝甘寧邊區黨對新區情況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備，過去所獲的各種觀念，到今天實際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線、政策在全黨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適當地解決新區各種問題，成為做好新區工作的關鍵”（《習仲勛文集》上卷，第80頁。）。

為了制定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習仲勛重點調研了新解放的黃龍分區的情況。1948年7月14日，習仲勛就新解放區的工作問題致電毛澤東，對新區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提出建議，請求中央指示。習仲勛認為，新區解放后的首要任務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動特務組織”，“然后才在較鞏固的條件下，有計劃地轉入發動群眾，進行各種社會改革”。為提高派到新區干部的理論水平，習仲勛建議開展一次普遍的學習運動，克服自以為是、各自為政的無紀律無政府現象，“不創造一套適應新區環境的工作作風，要貫徹黨在新區的正確政策是不可能的”。（參見《習仲勛文集》上卷，第82—86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傳閱了這一報告，給予高度評價。7月24日，中共中央復電習仲勛：“報告內容很好。所提各項問題的意見都很重要很正確。望提交西北局召開的干部會議上再加討論。我們已將此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分局參考。”（《習仲勛傳》上卷，第578頁。）

在7月19日至8月4日召開的西北局干部會議即陝甘寧邊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習仲勛指出新區的主要任務“就是聯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聯合和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軍隊。目前新區不進行分土地、分浮財，而把打擊目標隻限於反動武裝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動的惡霸分子，實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政策”。習仲勛認為，新區的鞏固和發展，關鍵在於執行正確的政策，領導機關和干部必須認真研究，十分嚴肅、十分謹慎地按照當地實際情況，正確實現之。“為了准備今后繼續發展新區的需要，必須大批准備干部。各級黨的組織部門應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轉到有計劃的大批培養干部上去。”（《習仲勛文集》上卷，第99—100頁。）西北局干部會議一結束，習仲勛的報告迅速傳達到基層，會議提出的工作任務逐步落實到陝甘寧邊區和新解放區。

隨著一些城市的陸續解放，“如何去收復城市，收復后如何管理，這在黨內一般是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習仲勛負責接管西北地區新解放城市，對城市接管工作進行周密部署。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他在中共西北野戰軍第一次代表會議上作《關於接管城市的問題》的報告，對西北人民解放軍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指明了政策方向。習仲勛認為：“我們已經解放的和將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將是人民的城市，必須嚴格保護，不許破壞。”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西北地區工作經驗，習仲勛提出了今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針。第一，對舊的反動政治機構，如各級政府機關、保甲、軍隊、警察、法庭以及反動黨派組織，必須徹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機構﹔對其設備則要保護和保存，接收過來，對於一般舊的政府公務員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經過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這叫做“拆散機構，利用材料”。第二，對舊統治階級的文化教育組織制度，必須加以適當的改組，使之適合人民的需要，對這些文化教育機關則必須保護。第三，至於工廠、企業、銀行、郵電、鐵路、醫院等，不但其設備要利用，而且其機構都不能“粉碎”，必須保存起來，好好利用。第四，對一切國民黨的、官僚資本的經濟機構，不要打亂，不要忙於去改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繼續生產，原有官僚制度必須廢除。第五，對舊的企業組織必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據一定可能的條件，逐漸合理地去改造。他說：“這就是我們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針。”（《習仲勛文集》上卷，第111—112頁。）

根據這一基本方針，習仲勛提出接管城市的三大任務，即“接收、建立秩序和發動組織群眾”，接收的辦法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要區別兩種情況，即官僚資本企業，應由人民政府接收﹔國民黨員私人經營的工商業，除重要反動首領經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沒收其所有財產外，其余則不要去沒收，而要允許和保護其所有權。（參見《習仲勛文集》上卷，第112—114頁。）

2月8日，習仲勛在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常駐議員、邊區政府委員暨晉綏代表聯席會議上強調，“今后政府工作的中心應放在廣大的新區上”，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廣大新區”准備政策和干部﹔過去我們在城市和農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還要系統地確定並切實貫徹下去﹔今后更應有計劃地抽調干部，集中訓練，准備派到新區去，使他們成為建設新區和城市的干部。（參見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3輯，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頁。）習仲勛主持召開的這次會議，標志著西北解放區的工作重心開始實行戰略轉變，逐步由老區轉向新區、由鄉村轉向城市。

西安是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解放西安對整個西北影響重大，習仲勛為解放和接管西安投入了很大精力。早在1948年12月，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安工作委員會，統一指揮西安地區黨組織的活動迎接西安解放。1949年2月28日，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備委員會，做好接收西安的各項工作。5月10日，習仲勛出席西北局在延安舉行的進軍西安干部動員大會，要求到西安去的各個部門、單位及全體干部，必須保持嚴格的紀律，服從軍管會的領導，密切聯系群眾，勝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設西安市的任務﹔全體干部堅定無產階級立場，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努力學習，對於管理和建設城市的知識，必須從做小學生起。（參見《群眾日報》1949年5月12日。）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習仲勛帶領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從延安遷駐西安，標志著西北地區的革命和建設進入了由城市領導農村的新時期。在習仲勛領導下，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廣大城鄉接管工作順利完成，各項民主改革和恢復建設初步展開。各城市遵照習仲勛和西北局的指示，採取“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辦法，按舊系統統一組織接收，原封接收后再行分配。這些城市接管的做法和經驗，為接管西北地區其他城市產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這一階段裡，習仲勛還領導了西北軍區同駐守榆林的國民黨第二十二軍的和平談判。榆林於1949年6月1日和平解放。習仲勛領導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項二十四款為談判基礎，解決方式介乎北平、綏遠之間”（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解放》上卷，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習仲勛指出：“今后西北解決敵人，不僅是軍事方式，具體情況要求我們將有若干地區，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如現在就有一個榆林方式（這與北平、綏遠方式不盡相同），將來其他地方可能還有其他方式。”（《習仲勛文集》上卷，第123頁。）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戰場上用和平方式解決國民黨軍隊的成功范例，也為毛澤東決策“兼取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問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頁。）提供了經驗，對於西北地區其他國民黨軍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促使寧夏、新疆兩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國民黨守軍后來也選擇了和平起義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總之，習仲勛以卓越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工作業績，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后來回憶說：“在整個西北解放戰爭期間，有時候我追隨彭老總在前方打仗﹔有時候和賀龍元帥一道組織晉綏、陝甘寧邊區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隊，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習仲勛文集》上卷，第588頁。）

〔作者袁武振，西安郵電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教授，陝西西安710121﹔梁月蘭，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陝西西安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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