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長征中用擔當與奉獻寫傳奇
董必武長征中用擔當與奉獻寫傳奇
史 真
行前與妻別依依
1934年9月，紅軍主力進行戰略大轉移時，時任中華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歲，是否隨軍轉移，他正在選擇。就像他后來在《長征紀事》一文中所言：“當我們感覺到主力紅軍有轉移地區作戰可能的時候，我就想：是被派隨軍移動好呢？還是被留在根據地裡工作好呢？”“我的答復是：‘如有可能，我願意從軍去。’”這樣他毅然參加了長征，即使在長征途中遇到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也沒有后悔過。“我們向陝、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后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裡的程途，要經過13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是不是同樣地堅決想隨軍出發呢？”他肯定地回答說：“即便在出發前知道路很遠，時間很久、險阻艱難很多的話，也未必能變更我隨軍的意念吧！”這表明董必武參加長征的意志非常堅決。
10月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黨團書記約董必武談話，通知他兩件事情：一是組織上決定他隨軍轉移，讓他擔任后勤部衛生隊干部休養連黨總支書記﹔二是決定讓他結婚不久的妻子陳碧英留在根據地打游擊。對於組織上的決定，黨性極強的老黨員董必武二話不說，表示完全服從。
10月10日，紅軍即將踏上長征路，被留在蘇區的陳碧英，隻能洒淚送別丈夫。想到這一去路上吉凶難測，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倆都十分心酸，依依難舍。陳碧英惦記董必武年紀已大，擔心他行路困難，便痴情地跟著隊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著眼淚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來，董必武再三勸她不必送了，說走遠了不好往回走，陳碧英這才哽咽著止住了腳步。離別時，陳碧英把系在腰帶上的手電筒遞給董必武，深情地說：“你年紀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間從此失去音訊。長征到達陝北后，組織上也失去了陳碧英的消息。而她贈送董必武的手電筒，一直陪伴著他走完了長征。之后，作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隨身的箱子裡。不料1947年3月准備從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時，手電筒卻被不知情的人給丟掉了，董必武對此一直遺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蓮芝重回瑞金曾講道：“碧英比我小20多歲，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很深！她要是還活著，才40多歲，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她！”當時，瑞金相關部門都派人了解、調查，卻未能得到有關陳碧英的任何訊息。其實，陳碧英還活著，只是生活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間小村。她與董必武分別后，按照組織上的決定回到廣東坪石的興梅山堅持地下斗爭。不到一個月，中央蘇區全部為敵所佔，白色恐怖布滿城鄉。由於找不到當地的地下黨組織，她萬般無奈下於1935年3月回到老家樂昌縣的壩口。起初，在母親身邊的一段日子，老人贊同女兒去湖南找紅軍，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勢日漸惡化，幾乎每村都駐扎了國民黨部隊，母女倆的願望漸漸變淡。母親怕有人認出陳碧英，多次勸她再找個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歲的陳碧英與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窮苦農民嚴修道成了婚。1950年，得知董必武還活著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長嘆：“這是命啊！”1983年7月，74歲的陳碧英患病不起。這時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婦女隊裡當隊長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為董必武舉辦58華誕祝壽活動。當鄧穎超看到徐特立、謝覺哉為董必武撰寫的“生平簡歷”時，非常認真地說，你們漏掉了董老的重要一節，長征時他還擔任過婦女隊的隊長呢！在場的周恩來當即解釋並作証：這確實是董老不尋常的職務，應該濃墨重彩寫一筆。
紅軍北上長征時，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干部休養連，有100多人。這支特別的隊伍中，有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許多是年老體弱、生病負傷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當時董必武也被編列在內，並任這支特殊連隊的黨總支書記。
為了帶好這支特殊連隊，董必武在出發前仔細核對人數，檢查每個人的行裝，做好遠征的充分准備。從瑞金出發不久，蔡暢、賀子珍等人向周恩來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點，不便與“休養隊”混雜。另外，女戰士多系青年，應該與男戰士一視同仁，最好單獨編隊。於是，中央縱隊總衛生部衛生支隊決定成立一支婦女隊。
在考慮隊長人選時，周恩來先是提名干休連的指導員李堅貞。但是，干休連連長侯政提出異議，因為李堅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時難以物色其他人頂替。后來，周恩來又與任弼時、楊尚昆等人商議，楊尚昆提出，婦女隊隊長不一定要女性擔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擔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頗高，是最合適的人選。當周恩來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時，董回答說：“男人負責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是，長征是特殊的戰斗，在這特殊的戰線中，我絕對聽從黨的安排。”從此，董必武便成了婦女隊的“胡子隊長”。年近花甲的徐特立任副隊長。
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僅不能被人照顧，而且還需要照顧比他們更弱的婦女和傷病員。這樣，兩位可敬的革命老人，一方面自己要背著和年輕人一樣重的東西，艱難地帶頭行軍﹔另一方面還得帶領著30多個婦女干部（包括4個孕婦）、幾個傷病員和60副擔架進行長征，既要照顧好孕婦、傷員和抬擔架的民工，還要負責收容掉隊的戰士。每到一個宿營地，又要安排籌糧、做飯、睡覺、警戒。夜間還要起來查鋪、查哨。離開駐地時又要檢查群眾紀律，或還物或賠償。這樣大的工作量，不要說兩位老人，即便年輕人也是難以承受的。尤其不巧的是4個孕婦都在行軍途中分娩。這樣，增加了董必武等照料產婦和嬰兒的負擔。盡管如此，董必武以驚人的毅力，高超的組織才能，無私的獻身精神，率領婦女隊克服了重重困難，走過了草地，平安地到達了瓦窯堡。
婦女隊一路要運載60副擔架，每人肩扛兩副。而且，為了躲避敵機襲擊，全是夜行軍，不准點火把。董必武便按體力強弱把女戰士分成了兩組，弱組一人扛1副，強組兩人抬5副。雖然，當時的擔架不太重，隻在兩根木棍中間用布條網成，但是每逢雨天路滑，肩上扛著擔架還是寸步難行。於是，在途中，董必武從隊前跑到隊后鼓勵著隊員們，這樣往返跑來跑去多走了幾倍於他人的路程。他有時也替她們換換肩，有時太疲累了不慎滑倒摔在泥坑裡，還不忘逗幾句“泥人董”的笑話，惹得大家一陣歡笑。董必武為激勵隊員，還編唱了一首《擔架歌》：“擔架擔架，既擔又架。巾幗好英雄，須眉也認下……”
婦女隊的隊員也都將董必武當作“慈父”一樣看待。她們也編了順口溜來贊揚這位老共產黨員：“有了必武，我妮必勝。夜行八百，有盞明燈。日思萬裡，笑望前程。”
1936年初，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后不久，平時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卻特地邀請婦女隊的隊員喝酒慶賀。他贊許這些“長征中的女英雄”，並即興作詩曰：
四渡赤水若等閑，大渡天險亦心坦。
夾金山上積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難。
紅軍女英爽夙志，風卷神州紅爛漫。
古來舊觀須推翻，巾幗敢頂半片天。
危險時刻護分娩
長征中，身為婦女隊長的董必武碰到的最大難題，是如何照顧好保護好30位女紅軍。有的女同志還遇到懷孕、生孩子這樣令人棘手的困難，董必武將這些特殊問題處理得既周到又圓滿。
為了使懷孕的女紅軍順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護好產婦的一切細節，都做了周密考慮和安排，他讓連隊醫生准備好紗布、藥品和包裹新生兒的棉布。孕婦生產遇到緊急情況時，他總是讓別人先走，自己和醫生最后走，一直等到嬰兒平安降生后，才護理著產婦一起追趕隊伍。
一天，在貴州苗族地區，董必武所屬連隊跟隨中央縱隊一清早就動身行軍。走到8點多鐘時，遭遇敵機空襲。可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鄧發的妻子陳慧清突然臨產。
董必武、侯政與隨隊醫生急忙讓兩名民工把陳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間破房子裡，醫生負責接生。董必武與侯政在房外等候。這時，敵機在上空盤旋，地面又有敵人追來，雙方交火的槍聲已聽得一清二楚。陳慧清又逢難產，疼痛難忍，不住地翻滾，急得醫生和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侯政都直冒大汗。
情況十分危急。別人為董必武的安全擔憂，都勸他快走。但他紋絲不動，冷靜地說：“別急，別急，想想看，還應當准備點什麼東西，萬一一時生不下來怎麼辦。”這時，負責阻擊的紅五軍團領導人趕上來說：“你們不要著急，放心吧，讓陳慧清同志慢慢生，由我們把敵人頂住！”這樣，一直等了約兩個小時，才聽到嬰兒呱呱落地的哭聲。
董必武等人懸著的心才算落了地。他讓民工抬著陳慧清先趕路，自己與侯政按當時的規定把孩子用棉花、白布包裹好，寫好字條，留下幾塊大洋，連同新生兒留在那裡，待一切處置妥當，才匆忙追趕大部隊去。
1936年，康克清在北上途中曾經提過這件事。她說：“一方面軍鄧發的老婆陳慧清，去年在長征路上生孩子，當時后有敵兵追擊，情況很緊，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無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訴五軍團長董振堂：有個產婦正在生孩子，請后衛部隊務必頂住敵人！董振堂說：‘讓產婦慢慢生吧，我們堅決頂住敵人！’因為陳慧清生孩子，紅五軍團阻擊尾追之敵，聽說還傷亡了幾個戰士……”
后來，部隊到了瓦窯堡休整時，大家見到董必武面黃肌瘦，疲憊不堪，都感嘆不已。董必武卻哈哈大笑地說：“老蔣想逼死我們，可他做夢也想不到，我董胡子還要感激他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這麼多可愛可親的女兒，還添了孫子當上爺爺呢。”
“三不停”中愛心濃
作為長征中特殊連隊黨總支書記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別是他盡心盡責的認真勁兒，被大家公認為是連隊的“保護神”，被稱贊為“三不停”的人。
一是腦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這支連隊雖然不善於打仗，但每個人對革命都有特殊的價值。為了把這支隊伍帶好，每次出發前，他總是先周密地預測前進路上可能發生的問題，設想好應付困難的方案。行軍到宿營地后，他躺在床上，腦子一刻也不閑著，像過電影一樣過濾一下全連每個戰士的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了如指掌，再准備好次日早晨出發時囑咐戰士行軍應注意的事項。
二是手腳不停。每到駐地董必武一撂背包就到戰士的各駐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齊了沒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適安全，傷病員有沒有服藥用的開水，戰士有沒有熱水燙燙腳等。出發前還要早早起來關照炊事員是否已在做飯，要和李堅貞、侯政去一個個駐地檢查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情況。如果發現損壞了群眾的東西，一定要賠償﹔老百姓不在家時，他還要親筆寫個字條留下，告訴房東是工農紅軍路過此地，損壞了東西要照價賠償，並致歉意。路上請民工抬擔架是一件難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願隨紅軍走得太遠，這是人之常情。為此他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規定請民工一般不得超過兩天，到期后除發給工錢外還為每個民工寫下一個証明，免得后續部隊重復雇請他們。行軍時他行囊中總是帶著紙、筆、墨，遇到好一點的牆壁就寫上革命標語。以這種喜聞樂見的形式，隨時隨地宣傳和教育當地群眾。
三是嘴不停。每到駐地董必武常常尋找機會向群眾宣傳紅軍的宗旨和黨的政策。行軍休息時還常常向聚集在身邊的戰士講革命傳統、古今故事﹔有時還和徐特立、謝覺哉一起吟詩作賦，用這些方式教育激勵鼓舞戰士用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戰勝種種困難。他經常告訴戰士要有“三頂”精神，即頂得住困難，頂得住表揚，頂得住批評。
遵義會議之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中央紅軍總部為董必武等被稱作“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的老同志每人配備了一匹馬。為此，周恩來還給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下了一道保護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別“命令”，並聲稱：“如果他們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頭！”
可是，董必武卻很少騎馬，總是拄著棍子自己步行。那匹馬不是用來馱書，就是用來馱糧食，要不就是讓傷病員騎著，而自己拉著缰繩在前面引路。何長工見他不騎馬，幾次上前勸說，但董依然堅持步行。無奈之下，何長工便故意板起臉來“訓斥”：“你再不騎馬，我就把你的鞋子脫掉。周副主席把你們交給我了，你就要絕對聽我的指揮，不然我的脖子都發痒了。”董必武瞧了瞧焦急、嚴肅而無奈的何長工，禁不住笑了，風趣地說：“那就讓它痒吧，小老九！”紅九軍團因排在中央紅軍各軍團的最后，因此大家都稱性情活潑的何長工為“小老九”。何長工聽后也忍不住扑哧一聲笑了：“那可不行，痒長了就會掉的，我還要保住它迎接新中國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紅軍渡過赤水，又渡過金沙江，然后繼續北上，將要強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隨部隊急行軍。他讓患重病的飼養員騎上他的馬，自己卻提著一根木棍撥著蒿草前進。此時，大渡河對岸追趕紅軍的國民黨楊森部隊，一心想讓紅軍上演一次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悲劇，下令部隊拼命追堵紅軍﹔而董所屬連隊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十分崎嶇狹窄，下邊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滑倒掉下去被惡浪卷走的危險。
行軍要求很急，董必武牽著馬想快點趕路。當走到一處懸崖前時，那匹馬大概是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懼，不敢往前走。董必武焦急地猛勁往前一拉，馬被拉得突然往前一跑，董必武的手拉空，一下子滑倒在地，他和馬都滾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長著許多小樹，擋住了他和馬下滑。后來，大家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董必武和馬拉上來。
接下來就是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上山前，董必武對過山可能遇到的情況作了詳細了解，並做好思想動員和能做到的物質准備。在行前動員中，董必武告訴全連指戰員，山上沒有路，全是石頭，隻能一步步向上爬﹔而且氣溫很低，還可能遇到突然的暴風雪﹔愈往上爬空氣愈稀薄，在山上千萬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來休息，人隻要一倒下就可能再也爬不起來了。他囑咐大家要盡可能多穿衣服，還要帶點辣椒湯到山上喝，以御寒。
翌日爬夾金山時，董必武與徐特立、謝覺哉每人拄著一根木棍，一步步向上爬行，實在沒有力氣了，就拉著馬尾巴往上爬，終於到了山頂。
認子關心至始終
在長征途中，董必武曾認下了一個干兒子，新中國成立后，這個干兒子給他寫過信，有了聯系，董必武曾長年接濟他的生活。
這個兒子叫曾凱旋，江西吉安縣官田鄉人。1928年參加革命，先后在吉安西區游擊隊、吉安縣紅色獨立營當戰士、班長，后又調到湘贛省蘇維埃保衛局工作。1933年冬，湘贛省蘇維埃調派他去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10月紅軍長征，身為勤務員的曾凱旋，隨董必武任副校長的中央黨校編入紅軍隊伍，參加長征。
董必武長征時，他的一隻腳長期潰爛，一直沒有痊愈。當紅軍過草地時，他那隻潰爛的腳再度發炎，連騎馬都很困難，隻能拄著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行。曾凱旋早已看在眼裡，疼在心裡，多次對董必武說：“校長，讓我背你走吧！”董深知草地行軍困難，為難地說：“你能背得動？”“能！”曾凱旋大聲應了一聲，蹲下身子讓董必武上來。曾凱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隨著紅軍隊伍行進。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終於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他的那隻爛腳，由於沒得到治療，潰爛越來越嚴重，董必武疼痛難忍，一天下午竟疼得昏了過去。大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又毫無辦法，醫生嘆著氣：“要是有吸筒吸去膿血，再敷上消炎藥就不至於如此了。可現在，什麼都沒有啊！”
正在大家無可奈何的時候，曾凱旋聽說附近有一種叫“鑽地蜈蚣”的草藥，他忙去拔了幾株，告訴大家，這種草能消炎止痛，治瘡毒有療效。可是，董必武的腳已經潰爛化膿，不把膿排干淨，草藥也沒法敷上去。
曾凱旋想了想，把昏迷中的董必武的爛腳抱在自己胸前，俯下身子要用嘴去吸出爛腳的膿血。一口一口，把膿血吸干淨了，然后敷上“鑽地蜈蚣”。大家看著曾凱旋舍己救人的壯舉，熱淚盈眶，非常感動。
當董必武蘇醒過來，發現醫生、護士一個個淚眼汪汪，不知為何。聽了大家的述說后，他萬分感動，一把將曾拉到懷裡，心疼地說：“凱旋，你不該這樣蠻干，會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幾十天，吃盡了苦頭，如今又這樣待我，我怎麼感謝你啊！”曾說：“校長，這是我該做的事……我父親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親一樣。”董握著曾的手說：“凱旋，你就是我的兒子！”曾馬上雙膝一跪要磕頭，董忙扶起：“起來！起來！從今以后，我們父子共同為革命事業奮斗！”就這樣，董必武認曾凱旋做了干兒子。
過草地不久，曾凱旋突然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醫生們都認為沒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時間問題。董必武開始還找人用擔架抬著他，后來實在是絕望了，流著眼淚把他托付給長征途中路過的一戶貧困農家，無奈地留下80塊銀洋，委托那位好心人幫曾料理后事。
部隊走后，曾凱旋竟奇跡般地漸漸康復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趕部隊，不幸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嚴刑拷打之下，曾凱旋咬緊牙關，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泄露黨和紅軍的任何秘密。國民黨軍隊隻好把他押回原籍。此后，曾凱旋多次想和黨組織聯系，但沒有任何線索。時間一長，更聯系不上了。這樣一來，他與黨組織完全失去了聯系，又重新成了一名普通的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曾凱旋從報紙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興極了，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為長征途中那場大病奪去了曾凱旋的生命，心裡總結著個疙瘩，每當想起，既惋惜、心痛，又惆悵、思念。如今突然接到曾的來信，喜出望外，立即親筆寫了回信，要他來北京一敘“父子”之情。
曾凱旋曾當過紅軍的消息，這時也在吉安當地傳開了。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當過紅軍的歷史，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成了所謂的“歷史問題”。
這讓曾凱旋有了疑慮：若去見董必武會不會給他添麻煩？自己現在的身份合適去嗎？正在猶豫時又病倒了，始終沒有成行。而在后來的歷次“運動”和“文革”的險惡環境中，曾凱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給董必武惹來什麼麻煩。和他同樣遭遇的其實還有一批人，都是在長征途中因為種種原因脫離紅軍回到家鄉的。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一直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的革命功績終於得到了承認，他們中少數比較長壽的人，才享受到了每月幾百塊錢的待遇。但他並未等到這一天。
盡管未謀面，但董必武一直惦記他。到了國家經濟困難那幾年，每年春節前夕都要給他寄去五六百元錢過年。平時隻要他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便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二三百元寄給他治病。1962年，董必武上井岡山路過吉安，打電話到曾凱旋的家鄉官田公社約他到吉安市會晤，曾凱旋又說：病重臥床，無法相見。董必武不肯死心：你不來，干脆我去。下山后驅車去探望，誰料離官田幾十裡就不能通車了。他想徒步走到那裡去，隨行人員急忙勸阻他，幾十裡的山路他76歲的高齡怎麼能走著去？如果當時董必武向當地政府要個吉普車，也許就能去，但董一生都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怎麼能為自己的私事去麻煩地方政府呢？他隻得怏怏離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親人。周恩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著說：“這次我可能要離開你們了！但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面。”周恩來問：“誰啊？”董說：“曾、凱、旋！”提起曾凱旋，周恩來自然知道他在長征中與董必武的“父子”關系，便安慰說：“一定想辦法盡快通知曾凱旋來京。”周恩來當即用自己的名義，給曾發了加急電報。3月27日這天，曾凱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黨委書記匆匆趕到陽陂頭他家說：“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總理邀你去北京一見。”曾凱旋一聽，掙扎著坐起來，披了件衣服，踉踉蹌蹌就要去北京，可是身體極度虛弱的他剛一邁步便跌倒在地昏了過去。當家人把他抬在病床上，他喃喃訴說：“爸爸，你為孩兒操了許多心，我沒有報答你的恩情……”4月1日下午，董必武自感行將離世，便留下遺囑：“我死后，必須電告曾凱旋，他是我的兒子！”翌日，與世長辭。4月4日上午，曾凱旋收到國務院辦公廳電話訃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著：“爸爸……”便昏厥過去。不久，他也與世長辭了。曾凱旋走了，許是去追趕父親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艱辛，敘說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們終於見面了。
雖然長征后他們再未謀面，令人遺憾，但從這樣的遺憾中我們又可以引出嚴肅的思考：一個有著豐功偉績的國家領導人，一個共和國的代主席，是在多麼謹慎小心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力，是在內心深處隻把自己當作一個共和國的普通公民。一個國家代主席與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之間，寫就了一段多麼純潔而又深厚的感情，可歌可贊呵！
（來源：《黨史文匯》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