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書為友的謝覺哉
與書為友的謝覺哉
張 海
謝覺哉是中共“五老”之一，被董必武贊為“好學深思老不疲”。無論是在戎馬倥傯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國事繁忙的和平建設年代，謝覺哉始終堅持讀書，與書為友，堪稱黨內“活到老，學到老”的典范。閱讀和梳理《謝覺哉日記》《謝覺哉雜文選》《謝覺哉文集》《謝覺哉書信選》等，可以發現，與書為友的謝覺哉在幾十年如一日的讀書生活中對讀書的意義和方法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
“碰釘子”與“補讀”
書籍是人類知識的載體，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讀書可以使人增長知識，開拓視野，修身養性，促進個人全面發展。謝覺哉認為事物是無窮的，事物的發展變化更無窮，個人要想不落伍，跟上事物的發展變化，就要通過“補讀”，不斷地獲取新知識，否則就會“碰釘子”，他說:“社會上的事物與道理，天天前進，過去讀的，不夠今天用﹔今天讀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適合。自以為夠了，就得落伍。”同時，“各人從事的業務部門所需要的知識，千頭萬緒，很難都預先學好﹔事情又在變動，不可能預先學好，不讀就要碰釘子”。對個人來說，工作中“碰釘子”可以改正錯誤，重新來過﹔然而對於一個政黨尤其對於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革命事業“碰釘子”就意味著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因此謝覺哉高度重視讀書並將其提髙到中國革命的高度，指出：“因為我們負了革命的重擔，人民交給我們以非辦好不可的任務。”“工農干部沒有文化，縱有豐富經驗，永‘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近代以來，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兩大歷史任務，無數仁人志士為此前仆后繼，然而歷史証明，無論是領導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農民階級，還是領導戊戌維新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是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不能擔負起這兩大歷史任務，歷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工人階級及其代表中國共產黨身上，但是在怎樣領導中國革命和走什麼樣的革命道路問題上，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幾次“碰釘子”，革命事業也遭受了挫折和損失。“碰釘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犯了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沒有認真讀好中國這本“書”。對此謝覺哉總結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對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漆黑一團’，對今天中國的面目也若明若暗”就不可能辦好中國的事。為此他要求黨員干部必須“補讀”，他說：“讀不易，補讀更不易。”他還認為干部做某種工作必須精通業務，如果“沒有知識與熱情的結合，光靠熱情和氣力辦事，就無法把生產再向前推進，甚而至於把已有的基礎弄坍”。要求黨員干部必須“補讀”與工作有關的業務知識，他說：“沒有學習過專門的，現在要你擔任專門職務,不補讀專門應有的學識，不能混充內行。”值得一提的是，善於讀書的謝覺哉也有過“碰釘子”的親身經歷，他回憶說:“1931主我到中央蘇區毛澤東同志處工作，到的次日，擬一個開會的通知，毛澤東同志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我問：‘為什麼我這樣不會寫了？’毛澤東同志望了我一陣，隻答復兩個字：‘你學’對我啟發很大，怎麼學呢？一是向人家學，學正面經驗，好的;二是向自己學，學反面經驗，不好的。”他經過總結認識到存在的問題是“言之無物，文不對題”，這次“碰釘子”的經歷使謝覺哉對“補讀”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精讀”與“涉獵”
庄子曾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識是無窮盡的。而人的精力卻是有限的，因此在浩如煙海的知識海洋中，讀什麼書、怎麼讀書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謝覺哉主張“精讀”與“涉獵”相結合，既要“精讀”，“以大量的時間來讀少量的書”，又要“涉獵”，多看書。
謝覺哉認為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要常讀，精讀，“一字一句的讀，一次又一次的讀”。他說：“對於重要的書，必須精讀，比如像《毛澤東選集》那樣的書，就應選擇若干篇，句句讀通，過一個時期又讀，聯系到當前的實際來讀，才能受到他的益處。”丁浪回憶說：“我見過謝老讀過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寫有小注，在那種早期草紙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顏色的筆劃滿了一層又一層的圓圈，新的毛筆劃過的圓圈，又壓上了已經褪了色的銅筆的圓圈。”王定國也回憶說，晚年患病期間，謝覺哉重新通讀了大字版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軍事文選》及有關資料。當她勸他少看點書時說：“毛主席的書你不是讀過幾遍了嗎？有些你原來就聽過主席的報告。”他回答說:“現在重新讀一讀，同過去的體會不一樣了。”從謝覺哉的日記記載來看，也能夠証明他的這種讀書態度，例如閱讀《共產黨宣言》，1943年11月6日的日記寫道：“昨今兩日閱《共產黨宣言》”。1944年2月7日的日記又寫道：“重讀《共產黨宣言》”。再如閱讀《兩個策略》，1944年3月21日日記寫道:“上午讀‘兩個策略’，覺腦疲”﹔4月1日又寫道：“復讀‘兩個策略’”﹔4月20日又寫道：“復看‘兩個策略’”。謝覺哉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還要求黨內同志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他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就建議高院同志“除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要兼學他的文章外，還要選印他最近一些短篇或批語二三十篇，熟讀深思，作為榜樣”。
除了要精讀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外，謝覺哉還主張“涉獵”，多讀書。他說：“我也贊成多看書，即除精讀之外，還看一些書，老話叫‘涉獵’或叫‘走馬觀花’。”謝覺哉讀書的范圍是很廣泛的，僅從1943年和1944年謝覺哉的日記記載來看，他讀書的范圍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歷史、哲學、教育、文學等領域。日記中記錄的除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外，還有《魯迅紀念冊》《行知教育論文選集》《高爾基創作選集》《吳梅村年譜》《論衡》《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子夜》《容齋隨筆》《六月在頓河》《中國通史簡編》（中冊）、《珂雪齋文集》《聯共（布）黨史》等。正因為他讀書范圍廣泛，他的知識也是多方面的，王定國回憶說:“一些老同志來找他要幾個治疑難病的名方，謝老隻要稍微沉思一下，就能准確無誤地說出這些名方在《本草綱目》的哪章哪頁。當我向他求教有關學問時，他也同樣告訴我那是在什麼書上，怎樣說的。我翻開來看，果然不錯，謝覺哉真是一本活字典呵！”
“讀書”與“用書”
謝覺哉認為讀書有兩種，“一種是讀書，一種是用書。讀是為著用。”他強調讀書不是為了讀而讀，而是要勇於實踐，隻有把從書本上讀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才能發生作用。針對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他從“讀書”和“用書”相結合的角度提出，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讀書”與“用書”相結合重要的是讀書要與勞動生產實踐相結合，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讓知識分子去勞動，是浪費”，“在房子裡念一天書，抵得上若干天勞動的收獲”等錯誤觀點，他巧用毛澤東的“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和“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兩句詩進行了批評，明確指出任何知識都來自勞動，也都要到勞動中去考驗。他說:“有知識的人，無非是工業上農業上的知識，學工的不拿錘子、學農的不拿鋤頭，僅靠出賣書本子上的知識，是經常要碰釘子的，這號子人叫做‘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要在自己參加體力勞動中去求得消化，求得補充，把根底安深一些。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實際是無知識的，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能做，這號人是‘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更應全部或大部去參加體力勞動，放下空架子，用勞動來充實自己。”他在給家鄉親戚的書信中也表達了這種主張，1953年10月在寫給兒子廉伯、子谷的信中說：“讀書是好的，但讀書為著更加善於勞動生產”。1955年12月在寫給侄女婿豈凡的信中說：“要鼓勵中小學校畢業沒有升學的學生從事農業勞動，他們有相當文化程度，在發展農業上很用得著他們，要打破他們讀了書就不想‘作田’的傳統習氣。”
“讀書要有恆”與“沒有時間，擠”
謝覺哉認為事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知識是無窮盡的，因此讀書是一個持之以恆、長期積累的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他說：“讀書要有恆，不是一夜長個長子，而是一點一滴地累上去。”“一個人的學問，一個人的知識，一個人的能力，都是一步一步來的，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不可能經過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爬起來就是很能干的人了。”謝覺哉自己就是持之以恆讀書的典范，他青少年時讀過四書五經，並考中中國最末一次秀才，因不滿封建社會弊端，他不斷尋求新知識、新思想，后來去長沙讀書，接受進步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觀，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堅持讀書幾十年如一日，養成了讀書，記日記的習慣，從1919年以來幾乎沒中斷過，翻看他的日記可以看到，裡面記載了大量他讀書時的思考和感想，可以說是一部內容豐富、見解深刻的讀書筆記。建國以后，他先后擔任內務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等重要職務，工作繁忙，仍然手不釋卷，堅持讀書，即使在患病期間，也從未間斷過讀書，王定國回憶說:“在患病的幾年裡，他重新通讀了大字版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軍事文選》及有關資料。不能久坐看書，他叫我設法買了一個裝樂譜曲的鐵架子，把書裝在架子上，這樣可以頭靠著椅子，用左手自己翻閱。”
針對有的同志借口工作忙，沒有時間讀書的現象和做法，他提出：“沒有時間，擠”。在他看來，將來工作會越來越忙，這是規律，但時間總是有的，關鍵取決於個人的態度。他認為因為工作忙而把讀書時間擠掉，這不是一條理由，工作是無止境的，讀書也是無止境的，隻有持之以恆地讀書才能不斷吸收新的養分，做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能”，從而更好地工作。他嚴肅地指出因為工作忙而中斷讀書，“那樣做是危險的，其結果是生命將會停滯，革命事業將會受到損失”。
“俯而讀，仰而思”與“讀書要鑽、鑽到深處”
謝覺哉認為，讀書的過程就是一個思考的過程，讀書就是要把書變為我所有，提高自己的知識和工作能力，如果把讀書與思考割裂，就會碰“釘子”，他說：“不‘學’隻‘想’離開實際事物，離開歷史經驗，‘以感想當政策’必然大碰釘子，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危險的意思）隻‘學’不‘想’，把書本當教條，不顧客觀條件，生硬地拿現成公式去套，也必然大碰釘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罔：無知的意思）”。所以他主張要把讀書和思考結合起來，做到“俯而讀，仰而思”，在讀書看清了書本內容后，抬起頭想一想，把各方面的過去的現在的，聯系地思索一下，從而看得更清楚更遠，找出書面上所沒有說出的東西來。同樣把讀書與思考結合起來，還要做到“讀書要鑽、鑽到深處”，要做到這一點，讀書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上知識的表面，而是要深入地思考，深入地想，“由這到那，由抽象到具體又由具體到抽象，即是把所‘學’運到所‘用’上去。”在他看來，讀書是增加知識，為自己的工作能力作准備，但光讀書面上的東西，還遠遠不夠，重要的是要聯系自己的工作實際進行思考，掌握書本內容的精神與實質，從而“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因此他強調在做具體工作時，“要獨立地思考，最好把所學過的書本丟開，免得礙手礙腳，這時候，你運用的是學習過的腦子而不是書本上的字句”。“如果按書本去套現實，那就是教條，不是指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認為讀書“讀得不好比不讀還壞”，“不在於讀得多，而在於消得了”。
從日記記錄中可以看到，謝覺哉讀書是聯系實際進行思考，並記下自己的心得。例如1941年7月他閱讀解放社印的近代史參考材料，當讀到戊戌政變和李秀成的口供時，他寫道：“戊戌政變的失敗，六君子康梁等太躁進了一點，不知道調整人，顧及輿情，因為性急，致不擇人，給袁世凱以告密，可見辦事是不容易。諳煉二字最要緊。讀李秀成口供，可見成大事，內部團結的重要。自互相疑忌壞長城，所謂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也。這兩個教訓，對我們還很有用。”1953年7月在讀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時，稱贊寫得不錯，將作家寫文章與黨員干部做工作聯系起來進行思考，認為作家要寫好文章，就要留心地觀察實際，寫得不好，隻浪費些紙墨﹔而工作干部不深入實際，工作做得不好，損失常無法計算，因此他寫道:“我願我們下去視察的同志能發現一些新東西，以前知道的並未深入的東西。”
(本文作者湖南科技大學講師、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來源：《百年潮》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