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渡嘉陵江 迎接黨中央——父親徐向前長征中的一段故事

作者:    發布時間:2017-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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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渡嘉陵江 迎接黨中央——父親徐向前

長征中的一段故事

徐小岩

1932年秋天,紅四方面軍被迫撤離了鄂豫皖蘇區,開始了西行轉戰,經“棗陽新集之戰”“漫川關突圍”,越秦嶺,走漢中,渡漢水,翻越風雪大巴山,行程3000裡,於當年12月進入大巴山。

這時恰逢四川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混戰正酣,紅四方面軍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進據通、南、巴,開辟川陝根據地。通南巴是四川軍閥田頌堯的地盤,他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糾集六萬兵力,對紅軍進行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根據大巴山的地理特點,制定了“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擊,重點突破”戰術,經過四個月的戰斗,取得空山壩大捷,粉碎了三路圍攻,鞏固了川陝根據地。之后召開木門會議,將紅四方面軍由四個師擴編為紅四、紅九、紅三十、紅三十一軍和紅三十三軍五個軍。擴編后的紅四方面軍發動儀南、營渠、宣達三次進攻戰役﹔川陝革命根據地發展為22個縣市革命政權,人口600余萬,成為當時中國大西部的唯一紅色戰略根據地。1933年末,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聯合在一起,糾集了140個團(約25萬人)向川陝根據地發起了“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苦戰十個月,最終全面粉碎敵人進攻,取得了殲敵八萬的歷史性勝利。這一勝利,在鞏固黨和紅軍在大西部的戰略基地的同時,也為紅軍戰略轉移,為紅軍長征的勝利,創造了徐向前元帥極其重要的條件。

強渡嘉陵江

但是,取得“反六路圍攻”勝利的川陝蘇區,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作戰,基本上在蘇區范圍之內進行,根據地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父親徐向前回憶說:“戰役結束后,我從前線回到后方。沿途所見,皆為戰爭破壞帶來的災難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毀,新塚滿目,哀鴻遍野,令人驚心慘目。”這時,中央紅軍和紅二、紅六軍團都在長征途中,川陝蘇區成為蔣介石的心腹大患,他親自部署,並派出駐川參謀團,謀劃出動中央軍胡宗南部和川陝兩省兵力,實行“川陝會剿”。

面對嚴峻形勢,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向紅軍指戰員和川陝蘇區人民提出了“准備一切力量,沖破‘川陝會剿’”“拿戰勝劉湘的精神,去戰勝蔣介石主力”“唯有斗爭才是出路”“與紅一方面軍會師,首先拿下四川”等號召。接著於11月間召開了毛浴鎮黨政工作會議和清江渡軍事工作會議,總結“反六路圍攻”的經驗,並根據新的形勢,確定以沖破敵人“川陝會剿”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務。毛浴鎮會議上制定了“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的16字訓詞。父親認識到守在原有的蘇區是不可能沖破敵人的“川陝會剿”的,必須向外發展。在清江渡會議上,父親提出了向川陝甘發展的戰略構想,基本指導思想是依托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重點奪取甘南的碧口和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並伺機向岷州、天水一帶發展,以打破敵人的“川陝會剿”。父親認為,從各方面條件看,這個計劃是能夠實現的,隻要我們集中三個軍以上的精銳部隊突然出擊,不惜花上大的代價拿下甘南的戰略要地碧口,打開戰局,搞掉胡宗南一部,我軍就能繳獲一批自動步槍、火炮,裝備會大大加強,彈藥也能得到很大補充。有了新的根據地,既能減輕老區人民的負擔,又能解決糧食、兵員等困難,粉碎敵人的“川陝會剿”。而且,這對正在轉戰中的中央紅軍,無疑也是一個有力的鼓舞和支援。清江渡會議同意了這一方針和計劃。為了實行該計劃,紅四方面軍又組織了三個月的整訓,部隊兵員、物資也得到了補充,進一步提高了士氣和戰斗力。

正在這時,率領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境內的黨中央,電示紅四方面軍鉗制四川全部敵軍,配合中央紅軍行動。為了策應中央紅軍行動並實施川陝甘計劃,19351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發起廣昭戰役,目的是殲滅胡宗南伸入廣元、昭化地區的部隊,奪取廣、昭兩城,以利爾后向甘肅南部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發展,尋殲胡宗南部主力。父親率部出征。122日,戰役打響,經過幾天激戰,紅軍殲敵一部,佔領廣、昭兩城所在的川陝甘邊大片地域,並悉數掃清兩城外圍。

這時,中共西北軍委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122日電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斗。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系。……故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准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至兵力部署及攻擊目標,宜以一部向營山之線為輔助方向﹔而以蒼溪、閬中、南部之線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從敵之堡壘間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敵后,在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敵人,於運動戰中包圍消滅之。”接電后,正在前線指揮戰斗的父親(西線廣昭)、陳昌浩(東線巴中)等,火速趕回旺蒼,召開緊急會議商議,討論這一牽動全局的作戰方針問題。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敵后,運動殲敵,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進。這就是說,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將離開川陝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發展。會上一致認為,如果不是中央紅軍處境相當艱難,中央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是頭等緊要的事。會議做出決定,暫時停止廣昭戰役,准備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上。

可是,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闊水深,又有敵重兵防守,300余裡的嘉陵江沿線,其中有胡宗南和川軍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羅澤洲等部100佘團10萬余人的堅固設防,若無充分的准備,難以實施渡江作戰。昭化以北渡江較易,但渡江后又有劍門之險,向南發展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據此,會上決定:由張國燾指揮第三十一軍和總部工兵營積極進行渡江准備﹔由徐向前指揮12個團出擊陝南,以迷惑調動沿江敵人,為西渡嘉陵江創造條件﹔由陳昌浩指揮抗擊東線敵人和逐步收縮戰線。

2月上旬,父親指揮發起陝南戰役,在殲敵四個多團,擴大紅軍數千人的同時,達到了調動敵軍主力北向,從嘉陵江上游拉開敵軍江防的目的。接著,率參戰部隊回師川北,又抓住戰機,親自部署指揮,發起蒼溪、儀隴地區作戰,殲滅了田頌堯、羅澤洲部伸進根據地的部隊共八個團中的全部或一部,共計8000余人,繳獲長短槍5000余支,控制了嘉陵江中段的數百裡東岸,為大規模強渡嘉陵江作戰掃清了障礙。

為了保証渡江作戰成功,父親他們在抓緊專班造船的同時,專門組建直屬水兵連,各參戰部隊也都在秘密進行緊張嚴格的渡江技戰術訓練。選好渡江突破口至關重要,父親慎之又慎,沿江跋涉三四百裡,仔細觀察地形、水文和敵情,選定了蒼溪和閬中之間的三個渡江點。緊接著,父親主持制訂了渡江作戰計劃,決定集中主力,選擇川軍防御薄弱環節實施多路而有重點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戰術消滅沿岸防御之敵,奪取要點,而后則以主力向敵縱深發展,佔領嘉陵江、涪江之間廣大地區,打開戰場,求得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從而為下一步向甘南發展創造條件。部署規定:第三十軍實施主要突擊,從蒼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突破,消滅江防守敵后向劍閣方向進攻,並協同第三十一軍消滅劍門關之敵﹔第三十一軍從蒼溪以北之鴛溪口突破,而后消滅劍門關守敵,並迅速向廣元、昭化方向發展,以打擊鄧錫侯部和阻擊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第九軍於閬中以北澗溪口突破,爾后以一部協助第三十軍向北進攻,另一部負責消滅閬中、南部之敵,保障左翼安全。第四軍為方面軍第二梯隊,除相機支援第一梯隊消滅沿江之敵外,在第一梯隊渡江成功后,於蒼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協同第九軍消滅南部守敵,主力則向梓潼方向發展。總部炮兵團配置在蒼溪塔子山上,掩護第三十軍強渡。

為了達成戰役的突然性,父親一面要求全軍隱蔽企圖,一面使出各種手段迷惑敵人。在渡江作戰發起的前幾天,他和陳昌浩專門召集了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第四軍政委王建安和第九軍副軍長許世友參加的會議,決定集中第四、第九、第三十軍十個團組成作戰集團,由陳昌浩統一指揮,突然轉兵向南,對南線川軍第四路楊森部和第五路唐式遵部虛張聲勢,發起猛烈攻勢,向敵陣推進。紅軍虛晃一槍,致使蔣介石和川軍發生誤判,慌忙調動兵力,加強南線防御。而此時西線嘉陵江沿線的川軍田頌堯部也為紅軍假象所迷惑,防御亦顯鬆懈。

328日夜,父親准時發出了強渡嘉陵江的作戰命令,紅四方面軍八萬大軍在“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的旗幟和口號下,從200多裡波濤洶涌的嘉陵江防線上強行突破,渡江作戰的歷史畫卷全面展開。

實現懋功會師

28日夜,紅四方面軍渡江作戰三路突破成功,大部隊迅速跟進。第二天上午,父親和方面軍指揮部,隨中路過了江。中路第三十軍直趨劍'閣。與此同時,右翼第三十一軍和左翼第九軍強渡成功后,亦迅猛向前擴展。接著,第二梯隊第四軍從中路渡江。紅四方面軍四個軍的兵力全部投入了嘉陵江西作戰。紅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席卷江防之敵。一時間,各部捷報頻傳。

左翼第九軍一部在第四軍一部配合下,從閬中地區南下,潰田頌堯部王銘章師,殲李煒如三個團,並於42日攻佔南部縣城。右翼第三十一軍擊潰劉漢雄一部后,迅速向劍門關推進。中路第三十軍連破敵軍江防阻截,並於331日在第九軍另一部配合下一舉攻佔劍閣縣城。接著以第八十九師控制縣城,第八十八師向東北疾進,協同第三十一軍攻佔劍門關。

父親在佔領劍閣后進入城內。紅軍戰若雷霆,敵軍一片慌亂。父親回憶說,剛進劍閣,別處的敵人不知劍閣已失,打來電話詢問:“赤匪到哪裡了?你們怎麼樣呀?”干部、戰士們又好氣又好笑,有的干脆回答:“老子是紅軍,你們完蛋啦!”父親叫通訊隊把電話機守起來,敵人來電話就裝作是他們的人回答,趁機了解敵情,迷惑敵人。

攻克劍門關,是最終撕裂敵軍江防的關鍵,父親極為重視,特別委托副總指揮王樹聲在前面統一指揮,迅速拿下劍門關。42日,第三十軍八十八師、第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及九十一師一個團,分別進抵劍門關下,從東、西、南三面包圍了劍門關及劍門主峰。劍門關位於橫亙劍閣、昭化之間的劍門山上,扼控川陝大道,地勢險要,既是戰略要地,又是嘉陵江上游鄧錫侯江防部署的重要支撐點。守敵為第二十八軍憲兵司令刁文俊所率三個團。敵軍依托險要地勢遍布集團工事。11時許,第三十一軍向隘口東側、第三十軍八十八師向隘口西側,同時發起猛攻。紅軍集中迫擊炮和機槍火力,掩護突擊隊對敵各集團工事實行逐點攻擊。指戰員前仆后繼,猛烈向敵陣地突擊,多次與敵人展開肉搏。經半天激戰,守敵三個團被全殲,紅軍一舉佔領了天險劍門關。江防重要支撐點一失,鄧錫侯部即紛紛潰逃。紅軍乘勝進擊,於3日攻克昭化縣城,又殲守敵一個團。

至此,敵人的沿江防線悉被摧毀,紅軍控制了北起廣元、南至南部約400裡的嘉陵江西岸地區,渡江作戰第一階段勝利結束。這時,敵田頌堯部已逃向射洪、鹽亭、三台地區﹔鄧錫侯第二十八軍一部退縮於廣元及其以北地區,另有三個旅和軍部所率之部分機動兵力,布防於梓潼、魏城、江油、中壩地區﹔胡宗南部仍在川甘交界的青川、碧口至南坪一線。據此,父親和方面軍前方指揮部為了取得戰役的全勝,當即下定了向敵縱深發展,橫掃沱嘉流域敵人的決心,決定集中主力殲滅梓潼、江油地區的鄧錫侯部,並伺機向川甘邊發展攻勢。即令王樹聲率第三十一軍主力進至羊模壩、三磊壩地區並圍困廣元﹔令李先念率第三十軍八十九師出青川、平武分割廣元、江油敵軍並阻擊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父親親率第九、第三十軍和第四軍主力,分別向江油、梓潼地區實施進攻。

410日,第九軍渡過涪江,包圍江油縣城,第三十軍亦連破敵軍阻擊,前鋒直指中壩,並於11日相繼佔領中現、彰明兩城。13日,第四軍一部包圍梓潼。這一攻勢,直接威脅成都、綿陽,使劉湘、鄧錫侯大為震驚。鄧錫侯慌忙拼湊十個團的兵力,親自率領,計劃經彰明、中壩向江油增援。江油守敵一個旅,依托堅固工事和優勢火力固守,紅軍一時難以攻克。獲悉鄧部來援,父親當機立斷,決定打援。遂令第九軍二十七師繼續圍困江油城,進入中壩、彰明的第三十軍八十八師,先退一步,撤出中壩、彰明,協同第九軍二十五師以及第四軍十、十一兩師各一部,在中壩以北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關山一帶,布下陣勢,專候鄧錫侯援兵到來。17日拂曉,戰斗打響。經兩天激戰,紅軍全殲敵四個團,乘勝追殲逃敵,18日克中壩,19日克彰明,鄧錫侯差一點被活捉。第四軍一部於18日克梓潼,殲敵一個多團,一部向西又克北川,另一部一度襲佔了綿竹縣城。向西北推進的第三十軍八十九師,亦相繼佔領青川、平武。

經過這一段進擊,紅四方面軍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縱橫二三百裡的廣大地區,纖一萬余人,解放縣城九座。

在展開渡江戰役后,紅四方面軍的主力轉到了嘉陵江以西作戰,逐步撤離了川陝根據地。紅四方面軍這次撤離川陝根據地與撤離鄂豫皖根據地不同,不是由於軍事斗爭的失利,是在軍事斗爭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有計劃撒離的,走上了長征路。父親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整個說來,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根據地,有它的復雜原因。優勢敵人的壓迫,長年戰爭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難,策應中央紅軍的緊迫戰略需要,湊在一起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在於:主力紅軍撤出根據地后,沒有留下足夠兵力堅持游擊戰爭,……強渡嘉陵江后,猶豫徘徊,喪失了進擊甘南的戰機,使‘川陝甘計劃’流產。‘川陝甘計劃’未能實現,非常失策,是關系整個革命命運的問題。如果當時實現了這個計劃,我軍將能得到更大補充,中央紅軍北上就有了立腳點,形勢會不一樣的。”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按原計劃向甘南進擊,父親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麼辦?他發電報給后面的張國燾、陳昌浩,要他們表態。接著又打電話催促,建議把南邊的部隊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進取甘南。可是,張國燾一直沒有回復。其實,那時他們正在后面放棄川陝根據地,搞一窩端,大搬家。

進軍甘南計劃,張國燾不表態,父親毫無辦法,隻能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上,同時大力“擴紅”,補充兵員、給養。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父親和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深深地認識到紅色政權對紅軍的重要作用,所以每到一地,隻要取得軍事斗爭勝利,打開局面,便立即動手發動人民群眾,建立根據地。同樣,進入嘉陵江、涪江流域后,戰局一開,建立根據地工作立刻全面展開,短時間內,新建立了縣、區、鄉、村蘇維埃政權2000多個,其中縣(市)18個,區(鎮)70個,鄉387個,村1972個。這些基層政權領導土地革命,動員廣大貧苦青年參加紅軍和游擊隊,在嘉陵江西搞得一片火紅。紅軍主力部隊在大量擴充員額的同時,蘇區各縣也紛紛成立了紅軍游擊武裝,其中江油縣游擊隊有500余人。特別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這裡籌集的糧食物資,對於保障會師前后兩個方面軍十余萬人的給養,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4月下旬,中央紅軍進入雲南。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判斷中央紅軍可能伺機北上川西。這時,張國表、陳昌浩從后方來到江油,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張國表在會上說,撤出川陝根據地,是為了迎接中央紅軍北上,兩軍會合后,要在川西北創建根據地,赤化川、康、陝、甘、青等省,四方面軍下一步應首先佔領北川、茂縣、理縣、鬆潘一帶地區,背靠西康,作立足點。會后,紅四方面軍全軍緊急行動,提出口號:向西進軍,建立川西北蘇維埃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實現兩個方面軍的勝利會師!

紅四方面軍進軍岷江流域的鬆潘、茂州、理番(今理縣)、汶川一帶地區,北川境內的北川河谷是唯一通道。這裡東起曲山,西至茂州,隻有一條沿河延伸的小道,小道南北兩面是一壁萬仞的高山。南面從東向西的高山有伏泉山、青嶺山、皇宮山、老君崖、大埡口、千佛山、觀音梁子、上下橫梁子,蜿蜒百余裡,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地形十分險要。而北川河谷中段,有一座名曰土門的小鎮,依山險而居,為東達北川、西進茂縣的要隘,人稱土門險關。為防止紅軍西進,川軍鄧錫侯部在土門險關這一進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設置了三道防線,陳兵三萬余人,憑險筑壘,以封鎖土門,全力守備北川河谷。

為了實行西進計劃,迎接中央紅軍,實現兩軍的勝利會師,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由父親親自指揮發起土門戰役,奪取北川河谷,打開西進通道。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作戰,紅軍處於特殊戰場,山地戰、叢林戰、河川戰、夜戰、近戰、白刃戰相結合,攻堅戰、防御戰交相使用,也是對紅四方面軍戰術運用、作戰能力和戰斗作風的考驗。戰役發起后,由於敵對雙方焦點高度集中,戰役規模迅速擴大,敵人投入的兵力達20個旅14萬人。經過20多天的激戰,紅軍殲敵一萬余人,終於打開並控制了北川河谷,取得了土門戰役的全勝。

土門戰役的勝利具有重要歷史意義。首先,它保証了紅四方面軍完成戰略行動,成功進入岷江流域。同時,由於土門戰役的戰場所在位置在千佛山等地,該地人稱之為成都和川西平原的“北邊城牆”,直接牽動著敵人的成都安危的敏感神經,有力地吸引了川軍主力,致使原部署在川南的川南“剿總”潘文華部也被迫趕往成都方向,因而策應和配合了中央紅軍入川北進行動。

5月初,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繼續北上,准備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515日,土門戰役后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前鋒,穿過北川河谷,進佔茂縣(今茂汶羌族自治縣)。接著,一部西渡岷江,向理番前進,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鎮關、雁門關、威州等要點,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進據鬆潘以南的鎮江關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

兩軍會師,指日可待。5月底,紅四方面軍總部在茂縣開會,研究迎接中央紅軍的工作。會議決定:由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和第九軍軍長何畏率第三十軍八十八師及第九軍二十五、二十七師各一部,分東西兩路,由岷江地區兼程南進,消滅沿途敵人,迎接中央紅軍。其次是動員部隊做好兩軍會師的思想准備和物質准備,要求各部隊層層深入動員,以堅持戰斗崗位,多多消滅敵人,認真執行民族政策,大力籌集和捐獻慰勞品等實際行動,迎接兄弟部隊。

父親考慮得很細,聯想到當年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轉戰進入川陝途中,最難的是吃不好、睡不好,設身處地估計到轉戰中的中央紅軍,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所以,會上他特別提出,要從各部隊抽調一批炊事員,帶上糧食、鹽巴、炊具,跟隨前往迎接的第八十八師一起行動,會師后立即將其補充到中央紅軍,先解決吃飯問題。

兩軍即將會師,父親極為興奮。會后,他還專門和李先念作了一次長談。既談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也談到了兩軍會合后的戰略發展方向,他們認為還是原來的“川陝甘計劃”比較理想。

紅四方面軍剛剛進入的岷江流域地區,為漢、藏、羌、回等民族雜居區域,高山連綿,人口稀少,糧食產量甚低,交通運輸不便,絕非大軍久駐之地。紅四方面軍總部一面指揮前線部隊遏阻川敵和胡宗南部的進攻,一面分兵發動群眾,籌集糧食、被服、牛羊、鹽巴、茶葉、羊毛等,在全軍開展制作和捐獻慰問品的活動,准備迎接紅一方面軍。從軍隊到地方,從總部到連隊,一派緊張而熱鬧的景象。

6月上旬,南下迎接的第九軍和第三十軍部隊分頭進入夾金山北麓。8日,李先念西路攻佔懋功(今小金),殲滅守敵鄧錫侯兩個營及反動地方武裝近千人,接著佔領懋功以東之要鎮達維。何畏東路嚴密控佔通往成都方向的日隆關、巴郎關等要隘,以保障會師部隊的右翼安全。這時,紅一方面軍已過大渡河、瀘定橋,經天全、蘆山向寶興(穆坪)急進。12日,紅四方面軍迎接部隊的東、西兩路之先頭第二十五師七十四團(西路)和第二十七師八十團(東路),在夾金山北麓和紅一方面軍第二師四團勝利會師。

會師后的紅一、紅四方面軍兄弟部隊的指戰員,緊緊握手擁抱,歡呼跳躍,激動得熱淚盈眶。會師的喜訊很快傳遍整個紅四方面軍。當日(12日),父親受張國燾委托,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的名義起草並發出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電報,報告了當前敵情和四方面軍各部隊的位置,提出了當前任務的意見請中央決定,電報中還表示:“弟等意見:西征軍萬裡長征,屢克名城,迭摧強敵,然長途跋涉,不無疲勞,休息補充亦屬必要,最好西征軍暫位后方固陣休息補充,把四方面軍放在前面消滅敵人,……最后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千萬工農群眾,正准備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

電報中用了“長征”一詞,因而這份電報也成為當年最早提出和記載這一名詞的極少數歷史文獻之一。

與中央紅軍會師后,父親在蘆花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同志。毛澤東親自將一枚金質五星獎章授予父親,以表彰紅四方面軍的英勇斗爭。朱德總司令語重心長地同父親交談兩軍加強團結、取長補短的問題。由於工作關系,父親與朱德接觸較多,了解到紅一方面軍兵員損失很大,遂與陳昌浩商量,建議從紅四方面軍抽調幾個建制團補給紅一方面軍,也請他們調些干部來紅四方面軍,以利相互學習。陳昌浩贊同,一起向張國燾報告,張也表示同意。后經中央批准,抽調了三個團3800余人去了紅一方面軍﹔從紅一方面軍調來了李卓然、張宗遜、陳伯鉤、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在總部工作或任軍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等職。

(作者是徐向前之子,曾任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2005年升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軍銜)

(來源:《百年潮》2016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