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習仲勛對西北民族工作的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習仲勛對西北民族工作的重要貢獻

王雙梅

摘要：民族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仲勛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期間，模范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團結、慎重穩進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從西北地區實際出發，積極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參政議政，大力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和文化，使西北廣大地區在短短三年內就實現安定團結，迅速恢復發展農業畜牧業，為進一步開展西北地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始終是關系黨和國家全局的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仲勛作為一個從回漢雜居的陝甘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老西北”，在其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極為重視民族工作。特別是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在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期間，把做好民族工作作為西北地區的最大實際問題，模范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民族平等和團結等一系列關於少數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從西北地區實際情況出發，努力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大力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積極參加政權建設，扎扎實實地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和文化，使西北廣大地區在短短三年內就基本實現安定團結，迅速恢復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為進一步開展西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奠定了良好基礎。

民族問題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實際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職務。由於第一書記和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軍務繁忙，特別是彭德懷在1950年春赴京參加中央會議和赴朝作戰后，習仲勛就主持領導了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這時西北軍政委員會轄區包括陝、甘、寧、青、新和西安市，擁有339萬平方公裡土地，佔全國國土面積1/3強。在全地區5省1市中有4個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區，在2300余萬人口中約700萬是少數民族。這些民族信奉不同宗教，社會和經濟發展程度又很不相同，加之歷史上民族壓迫政策和帝國主義外來勢力挑撥等原因，使這些民族與漢族之間存在著很深的歷史隔閡。如何在西北廣大地區民族問題極為復雜的形勢下，盡快實現安定團結，消除民族隔閡，建立起各民族間的互相信任，成為擺在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面前比其他大區更為需要急迫解決的嚴峻問題。

在民主革命時期，習仲勛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實踐中，特別是在延安時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就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工作，這為他在新中國成立后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他就清醒地認識到西北少數民族工作的復雜性，在各種會議上多次指出：“我要特別說到民族問題。這在西北地區來說是最大的實際問題。這也是我們這裡多出的一項任務”，“如果丟開民族問題，就是脫離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實際”（習仲勛：《在西北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1950年6月29日）﹔習仲勛：《關於傳達三中全會的報告》（1950年7月1日）。）。他向各級干部反復強調：“西北這個地方是幾十種民族合作的大家庭，在西北服務和生活上是必須注意這個民族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任何人離開了這個東西就要犯錯誤”，“如搞不好，就要亡頭，就會被殺掉。”（《習仲勛論統一戰線》，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7、36頁。）他把是否做好民族工作看作關系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時時處處提醒各級干部處理一切問題都要看是否影響民族團結，“均須根據民族特點及注意民族情感辦事”。並且必須首先要照顧少數民族，“隻有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有‘不平等’的准備，結果才會達到平等”。他說：“各少數民族發展歷史不同，階級關系不同，民族情感不同，風俗習慣不同，黨的政策隻有結合這些具體情況，才能把事情辦好”。（《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48、117頁。）

因此，西北局成立伊始，就把民族工作放在西北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中首要的和極其重要的地位，在1949年11月中旬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決定，“必須廣泛宣傳並堅決執行《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備經過長期艱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間互助友愛合作的新關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蘭州擴大會議決議》（1949年11月）。）。為了貫徹這一施政目標，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習仲勛注意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參加各級政權工作。他和西北局在協商各省政府人事配備問題時，特別注意“使各民族都有相當數量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並有意識照顧當地人數較少的民族。民族雜居地區應有少數民族的人充任縣長或副縣長”（《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51頁。）。他並提出如甘肅省臨夏的回族人士馬惇靖和馬鴻賓可分別參加寧夏省或甘肅省政府的工作，馬鴻賓可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考慮西北軍政委員會人選時，同樣根據照顧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等原則，吸收回族馬鴻賓、馬輔臣、楊靜仁，維吾爾族賽福鼎、包爾漢，蒙古族白海風，藏族喜饒嘉措等少數民族人士為委員。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組織機構中還設立同財經、文教委員會並列的“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各有關事務。在各地區和市縣也都吸收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人士參加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這些少數民族人士熟悉民族情況，在少數民族中有相當影響和聯系，吸收他們參加政權工作，有利於消除各民族間存在的歷史隔閡，加強各民族間的溝通聯系。

少數民族人士參加各級政權，為做好少數民族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証，但更重要的還是使他們實實在在地參政議政，調動他們參加政權建設的積極性，以真正建立起各民族間的互相信任。為此，習仲勛和西北局重點抓了每半年召開一次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如1950年7月上旬召開的第二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除軍政委員會全體委員參加外，還特別邀請各界知名人士34人，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門、各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人136人，特約旁聽者160人，“各少數民族人士將佔正式參加會議人數一半以上”（《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54頁。），“這種廣泛代表性的會議，為西北歷來所沒有，因此會議的情緒也顯得更為緊張熱烈”（彭德懷、習仲勛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1950年7月29日）。）。會議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在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績基礎上，著重檢討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彭德懷、習仲勛以及西北各省、各部領導人在會議報告中，都主動對過去的工作進行檢討和自我批評，對今后“准備解決各種問題的方針、政策、計劃、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讓大家明瞭、研究考慮，經過反復醞釀，廣泛地交換意見，充分協商而后決定”。習仲勛“善於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正確主張，獲得大家的真誠擁護，而將大家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習仲勛在會前黨內講話中就特別提出，要防止在和少數民族與民主人士共事中，不認真同人家一塊討論工作、研究問題，而只是叫人家同意、簽名的做法。他強調：“要做到實際的真正的團結，首要一條就是使人家能夠願意講出自己的意見”，“我們必須採取誠懇謙虛的態度，檢討工作既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既要講好的，也要講壞的﹔正確估量和實事求是，主動地進行自我批評”，要“有負責精神，重言諾，能辦到的才說能辦到”。（習仲勛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黨員干部會上的講話（1950年7月7日）。）

習仲勛務實的工作作風，會上和衷共濟、集思廣益的熱烈氛圍，深深地感染了參會人員。正如委員中有些老先生所說的：“有的意見大都講出來了，有些人會前存在的一些疑慮也消釋了，一致反映認為會議開得很民主，問題解決的很具體，領導人虛心誠懇。有的人說：‘七天會議頂上幾個月學校’”（彭德懷、習仲勛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1950年7月29日）。）。特別是各不同民族委員間充分表現了互相尊重與團結友愛精神，凡涉及少數民族的問題，特別重視各少數民族委員的意見。如有不同意見，經分組、大會反復研究協商才決定。這就促使各民族間的互相信任在逐步增長，隔閡在逐步消除。

像這樣的會議，在習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間，先后共舉行了六次。每次會議都邀請各民族、各界、各民主黨派人士列席，人數是委員數的兩倍到三倍。經過這種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會議形式，使各方面的人體驗到真正參與政事，並由此得到教育，沒有一個人不在進步，並且進步很大很快。（習仲勛關於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綜合報告（1951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充分肯定了習仲勛的這一做法，並轉發各大區書記參考。

除此之外，習仲勛和西北局還在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外，單獨召開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如第二次軍政委員會會議之后，根據會上少數民族委員反映的情況，為了具體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習仲勛很快就直接領導召開了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這次會議有各民族委員27人出席，各民族列席者75人，西安各機關干部及民主人士列席者75人。習仲勛在會議期間多次接見各民族委員和人士，幾次蒞會講話。他在開幕講話中指出：西北各民族現在已由過去相互仇殺的歷史轉變為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歷史，我們應該珍愛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歷史的開端。但這只是我們民族工作上萬裡長征的第一步，希望各位委員用認真負責的精神來討論各民族人民的重大問題，慎重穩步地推進各民族人民的建設事業。這次會議檢討西北解放以來的民族工作，確定了西北今后民族工作的方針、步驟和任務，使到會各民族人士和干部對今后如何開展民族工作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會議對重大問題採取“有計劃的個別深談方式，多則談過七八次”，基本消除了與會者各種疑慮，“敢於大膽發言，積極提議案”，“對區域自治，聯合政權，宗教等主要政策大體上都得到比較明確的一致認識”。（汪鋒關於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情況給西北局並中央統戰部的情況匯報（1950年8月8日）。）7月27日，習仲勛在閉幕會上講話。他再次強調民族團結問題，指出：由各民族的人士來商討各民族的大事，是解決各民族問題的一個好辦法。民族團結是一切之本，希望到會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業辦好。

這次會議實際上帶有西北各民族代表會議的性質，奠定了以后開展西北民族工作的基礎。在習仲勛領導西北工作期間，先后共召開了三次這樣的會議。參加1952年春召開的第三次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全體委員，還列席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習仲勛對這次會議總結指出：“這次會議范圍更擴大了，牧區各部落都有人來，情緒都很積極。”習仲勛每次都在百忙中到會講話，並同與會委員們進行長談。他在日常領導部署全面工作時，經常對民族工作作出指示，並要求民委協同各業務部門進行有關民族工作的檢查,使軍政委員會有關的決定落到實處。1952年秋，就在他調中央工作前，還要求西北各省市委和地委“在民族雜居地區，認真檢查一次民族政策執行的情況，訂出切實改進辦法” （西北局給甘肅省委並新疆分局、各省（市）委地委並報中央電（1952年9月4日）。）。后來中央把西北局的這一決定轉發西南和中南局，並指示：“盼西南、中南兩中央局亦通知所屬有關黨委以同樣嚴肅認真的精神檢查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9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0頁。），從而促成全國進行了一次民族工作的大檢查。

重視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

習仲勛和西北局在領導西北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視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因為當時西北少數民族干部還沒有培養起來，而由於歷史原因和宗教習慣，王公、貴族、千百戶和活佛等上層人士在群眾中還有極大影響及信仰。這種歷史條件決定了當時西北地區民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這些上層，正如習仲勛所分析指出的：“一年來，各民族廣大人民有很大的進步，他們擁護人民政府，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和解放軍，那個情緒是很高的，這是他們的進步。但另一方面還必須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響在人民中間還很大。正因為存在這兩方面的情況，我們就必須採取團結上層、爭取下層的方針”，“而隻有爭取上層，團結上層，才能更好地便於我們爭取下層。”因此，“團結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區的部落頭人、知識分子，在目前時期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74、119頁。）

這是習仲勛在西北少數民族工作實踐中取得的切身經驗，通過團結上層人士，才能減少阻力，增加助力，不通過他們就不能和群眾見面。他對西北各級干部一再強調說：在民族地區進行一切工作都應主動地團結上層分子，穩住他們，然后爭取在阻力較小較少的條件下進行群眾工作。為此，習仲勛和西北局除在組織上適當安置在各地有影響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外，也非常重視同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建立密切的個人友誼。這一時期，他兼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職務。由於他謙遜寬厚、坦誠相待、熱情爽朗的個性，同許多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交往頻繁，給他們講形勢，談工作，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建立起了長期的友誼。如新疆的包爾漢、賽福鼎，青海的堯西·古公才旦、喜饒嘉措，內蒙古的阿拉善旗達理扎雅親王，寧夏的馬震武和馬騰靄，甘肅的馬鴻賓、黃正清，還有十世班禪等。“他們都是在習書記的關心幫助下，為黨為民族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習仲勛革命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頁。）這對促進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各項工作的開展，尤其在西北剿匪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甘肅中部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4個縣,是回、漢民族的聚居地，數百年來民族糾紛不斷。1950年春爆發的平涼叛亂被平息后，以馬國瑗為首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由於對開展的土改和鎮反運動不滿，而受國民黨特務分子煽動和欺騙，網羅數百名地主、惡霸、慣匪和國民黨軍政人員，以道堂、寺院為基地，打著“保回保教”旗號，叫囂“前方細菌戰（指朝鮮戰爭），后方斧頭干！”於1952年4月再掀暴亂，裹脅群眾上萬人攻打區鄉政府和西吉等縣城，暴亂先后波及4個縣的66個鄉，干部、軍隊和群眾傷亡近2000人。

叛亂發生后，習仲勛立即指示平涼分區地委及專署負責人深入各縣具體領導剿匪工作，並再次派出西北軍政委員會慰問團趕赴各縣慰問在叛亂中受傷害的回漢族群眾，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和群眾大會，“講明平息匪亂的各項政策與有關救濟、醫療的原則，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西北軍政委員會平涼專區慰問團工作報告（1952年5月29日）。）並迅速發放救濟款，幫助群眾恢復生產。針對剿匪部隊已在軍事上擊潰武裝叛亂主力，隻有匪首馬國瑗等帶著少數土匪在暗中分散流竄活動﹔少數阿訇及地主秘密召開會議，制造謠言，許多回族群眾說“大爺再有口喚，還不得不去”的形勢，習仲勛強調要充分發揮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作用，徹底消除匪患。他在幾十年后提到這一事件時還說：單憑武的辦法不行，“還是由愛國的宗教上層人士組織代表團去出面和平解決。我們絕不要低估黨外朋友的作用。問題在於我們怎樣對待他們，把他們當作一個愛國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幫你解決很多問題” （《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381頁。）。甘肅有個大教主叫馬震武，他一句話可以煽動回族群眾起來叛亂，一句話也可以把這個叛亂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們一個黨員所起不到的作用。為此，習仲勛親自趕到蘭州,耐心細致地向馬震武講解黨的政策,講清對叛亂的民族上層分子，隻看現在，不問過去，隻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寬大處理。之后，馬震武同甘肅省委副書記孫作賓“即孤身闖入西吉灘，用黨的寬大政策招降了馬國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隨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亂始告平息”（《孫作賓》，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頁。）。7月30日，馬震武給習仲勛寫信，匯報了他到西吉后招降馬國瑗及其他匪首的情況。

此外，習仲勛還爭取了藏族上層人士黃正清，對於甘青一帶的剿匪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並同他建立起幾十年的友誼。黃正清是甘肅夏河縣拉卜楞寺的藏族保安司令，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少將參議，1949年8月率部起義。之后，他在同中共西北局領導人彭德懷、賀龍和習仲勛等交往中，進一步在工作中相知。這使他對比國民黨長官的盛氣凌人和他所受到的凌辱，感到“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特別是滿口陝西鄉音的習仲勛，頗使黃正清深切感覺到一種格外親切的大西北鄉情。習仲勛在工作中總是對他熱情鼓勵，他可以隨時到習仲勛那裡匯報工作或請示問題。每當一件大的任務來臨，習仲勛總要當面向他征求意見，並把可能遇到的困難全面考慮到，鼓勵他大膽工作。黃正清把習仲勛看作“藏胞心目中的親人”，習仲勛調到中央工作后，兩人仍然保持了深厚的友誼。

西北甘青川邊界一帶，歷來是土匪出沒的重災區。自朝鮮戰爭爆發后，潛藏在青海、寧夏等地的原馬步芳、馬鴻逵集團的反動軍官馬良、馬元祥等多人，陸續聚集到這一帶的阿木企河等藏族部落地區，企圖利用民族和宗教問題，把這一地區建成所謂“陸上台灣”，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國民黨台灣當局還分別委任馬良、馬元祥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第103路司令”和“第102路司令”，並在該地區空投特務和武器彈藥10多次。至1952年4月中旬，他們已糾集反動武裝千余人，包圍區政府，煽動藏民部落進行叛亂。由於這些叛亂位於藏族地區，許多部落頭人受土匪收買和欺騙，對人民政府懷有很大疑忌和戒備，且這些地區地域遼闊，多林多草原，利於匪特活動。因此，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決定首先組織甘南藏區訪問團，由黃正清任總團長，廣泛進行宣傳和政治爭取工作。當時，黨內有些人擔心起用黃正清會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習仲勛不贊同這種意見，提出要對黃正清給予充分信任。在訪問團臨行前，他關切又充滿信心地對黃正清說：“你是總團長，任務繁重，相信你會圓滿完成任務的！希望你大膽工作，不要有什麼顧慮。有什麼困難和問題，隨時給我打招呼。”在習仲勛的鼓勵下，黃正清“按照習書記交待的辦法”，深入甘南藏區各地，在頭人、宗教人士和廣大群眾中“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多做團結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遠了馬良和馬元祥。（《習仲勛革命生涯》，第305頁。）在此基礎上，習仲勛和西北局、西北軍區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實行較大規模的軍事進剿馬良、馬元祥股匪的工作。這時，黃正清又出任“甘青剿匪指揮部”第三副司令員。臨行前，習仲勛送給他一支勃克小手槍，告訴他：“帶上它好護身，組織相信你能完成任務。”習仲勛並預見到台灣國民黨特務可能對黃正清的拉攏，叮囑他如何處理的辦法，這使黃正清以后在藏區遇到這個問題時，從內心感謝習仲勛的關懷，大大增強了他工作的信心。到1953年5月，馬良和馬元祥股匪被全部殲滅。

收服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戶項謙，更是習仲勛這一方面工作的得意之筆。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青海省西寧市東南貴德縣尖扎灘地區（今尖扎縣）。其時轄區內有8個庄子，7座喇嘛寺院，約8000余人。這裡西、北有黃河峽谷天險，東、南被高山環繞，易守難攻。項謙是這個部落的第12代千戶，剛解放時他還同人民政府有聯系。1950年秋，他受貴德、化隆等地匪特及馬步芳殘部的挑唆，組織“反共救國軍”第2軍，自任軍長，經常武裝侵擾鄰縣人民政府和群眾，甚至公然襲擊人民解放軍。他以為自己擁有2000余人的武裝，地形又十分有利，人民政府和解放軍奈何他不得。藏族宗教界領袖班禪和喜饒嘉措曾兩次寫信和派人爭取他，都沒有效果，青海省委和軍區領導人對爭取項謙失去了耐心。

1951年9月1日和7日，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分別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致電請示，主張用軍事手段徹底解決項謙問題。習仲勛經過研究和分析形勢后，不同意這樣做。他和西北局多次電示青海省委，要求省委、省政府領導人發動藏族人士給項謙寫信，加強政治爭取工作。但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堅持軍事進剿的意見，習仲勛認真研究考慮后，嚴肅指示他們要首先做好政治進攻工作。他提醒青海省委要防止急躁情緒，要考慮對龐大藏區的影響問題。他冷靜地分析指出：我們對牧區藏族各部工作，並非已經做好了，說我們已經站穩腳也似乎過早，不但川康甘青邊境藏區許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們也還有不少未曾走進去。如果我們功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竄所產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諸多不好影響，給以后工作增加許多困難。他提出在嚴格警惕防范、積極准備進剿之外，從以上方面再加考慮十分必要。如果政治方面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准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項謙等即使囂張一下，恰恰使他們更加孤立。習仲勛和西北局並把這些意見報請中央核示。（西北局關於做好爭取昂拉千戶問題給青海省委的復示（1951年9月30日）。）

但是，青海省委仍然堅持原來的想法，10月5日再次致電西北局要求軍事進剿。習仲勛拿到電報后立即給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打電話，指示說：“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同時，他又把青海省委和西北局的前后4封電報一並上報中共中央。中央完全同意習仲勛的意見，並指示：“中央同意西北局9月30日及10月7日復電。望青海省委即與喜饒嘉措等商定適當條件。第一步先將緊張局面緩和下來”（中共中央關於對青海昂拉部落斗爭方針問題的指示（1951年10月13日）。）。遵照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省委即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和統戰部部長周仁山及許多藏族部落頭人等到昂拉，多次與項謙談判，但項謙仍一意孤行。延至1952年春，事態發展日益嚴重，軍事進剿的時機成熟。這時，習仲勛和西北局審時度勢，同意青海省委和青海省軍區於4月下旬進行軍事進剿的意見，並上報中央。他還周密設想了進剿之后的影響和部署了進剿時應該注意做好的工作：（1）在剿土匪名義下去打，對項謙等昂拉部落上層人士的財產一概不動﹔（2）在進剿同時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開協商會議，說明我們多次爭取經過和進一步解釋政策﹔（3）進剿前后，要做好當地周圍群眾工作和爭取上層的工作，爭取以前幾次去昂拉談判的頭人隨軍進去工作。 西北局請示進剿青海昂拉匪部的電報（1952年4月11日）。習仲勛和西北局又於22日和25日兩次致電青海省委，叮囑做好各方面工作，強調在進剿中仍應力爭項謙與其他特務土匪分化，“隻要項謙到時能轉守中立，就力爭他中立”，目前繼續積極經過多方面進行政治爭取，不可放鬆（西北局復進剿昂拉決定稿（1952年4月25日）。）。這就為后來成功爭取項謙歸來打下思想基礎。

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同意，進剿昂拉匪部的戰斗於5月2日清晨六點半按計劃打響，4個小時的戰斗將各路匪徒基本擊潰，項謙帶少數人逃入尖扎西南70裡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習仲勛的指示，成立昂拉區安置委員會，召開群眾大會，貫徹黨的寬大政策，釋放被俘匪首。省人民政府向尖扎地區撥發救濟款和救濟糧，抽調一批醫療、文教、貿易、民族等干部組成工作隊，帶著大量布匹、食鹽、茶葉、藥品、電影及藏文宣傳品，前往昂拉部落慰問，還為2000多藏族群眾醫傷治病，包括給臥病在床的項謙之母治好了疾病。在軍事進剿取得基本勝利的情況下，習仲勛和西北局繼續要求青海省委堅持爭取項謙歸來的方針。他們從爭取更多的藏族頭領和更多的少數民族部落的角度考慮，在分析尖扎地區工委和青海省委幾個報告后，認為爭取項謙工作的力度還不夠，當即指示：爭取項謙歸來，不但利於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圍地區，更重要的是確實地表現我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對爭取團結青海各少數民族部落以至對進入果洛區工作和開展甘青川康邊工作都很有益，應當不動搖地耐心堅持這條方針（西北局關於爭取項謙問題的指示（1952年7月14日）。）。

經過多方努力，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項謙終於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誠。這時正在新疆的習仲勛得到消息后，又指示青海省委：“項謙已經爭取回來，這對安定藏區秩序及開展藏區工作均有重大意義，請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穩定項謙情緒，並從多方面消除顧慮”，“項如目前怕去西寧，可不必勉強，就讓住昂拉家中，一切聽其自願，這樣也許會早點出來。喜饒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見項謙。”（習仲勛致西北局轉張仲良電（1952年7月17日）。）青海省委切實執行習仲勛和西北局的指示，終於感動了項謙，使他解除了顧慮。7月31日，項謙到達西寧，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趙壽山和副主席張仲良的接見。8月5日，青海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各族各界代表座談會商討尖扎地區工作。項謙在會上發表感想說：“我現在已經完全寬心，毫無顧慮了！”同時，他在《青海日報》撰文：“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偉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動，從而認識了匪徒們的真正面貌，便下決心回頭請罪，不再跟匪徒作危害人民的事情。”青海省人民政府委任項謙繼續擔任昂拉千戶。幾天之后，習仲勛在蘭州接見了項謙，向他重申人民政府對待少數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勉勵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領導下，做好建設尖扎區的各項工作。項謙一直牢記著習仲勛的鼓勵，努力工作，歷任尖扎縣縣長、黃南自治州副州長等，直到1959年去世。

30多年后，習仲勛在與胞弟習仲凱談話時，還提到當年爭取項謙歸來的往事。他說：那時張仲良打電話來問我怎麼辦？我說不能打。項謙是游牧部落的頭人，你來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來了，他的整個部落又都是騎兵。張仲良說要用5個團的兵力來解決問題，我說5個團也解決不了。后來叫喜饒嘉措去做工作，歷史上有七擒孟獲嘛，我是八九次。后來毛主席見了我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習仲勛與習仲凱的談話記錄（1984年4月6日）。）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努力下，到1952年底和次年初，西北各地發生的武裝叛亂基本平息，西北歷史上從沒有消除過的匪患基本肅清，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安定，為土改和各項社會改革以及經濟恢復發展奠定了基礎。

慎重穩進，不照搬漢族地區的社會改革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基本社會任務，就是在全社會深入開展各項民主改革，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各項任務，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掃清道路。然而，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程度同漢族地區很不相同。他們在多種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不一，生產生活方式各異，與內地漢族社會發展存在顯著差距。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多次指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要採取“慎重穩進”的方針。習仲勛模范地、創造性地堅決執行這一方針，積極穩妥地領導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在穩定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或為后來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礎。

各項社會改革中，最主要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農牧區制度的改革。這一時期，習仲勛親自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由25人組成的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他遵照中央安排並以自己20多年在西北進行土地革命的經驗為基礎，把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分為三期：首先在1950年冬和次年春基本完成陝西等漢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其次在此基礎上，在1951年冬和次年春在甘肅等有相當少數民族的地區進行改革﹔最后再抽調大批已積累一定經驗、對民族問題認識深刻的土改工作干部，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分期進行土改。習仲勛還親自深入甘肅、青海、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參加這些地區召開的土改會議，進行周密思考和精心部署。他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問題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特點，向各級干部詳細指示：“在民族團結基礎上去進行土改。它包含五個方面的意思。第一，要通過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第二，要有當地民族干部參加工作﹔第三，要由其本民族群眾為主去向少數民族地主進行斗爭﹔第四，要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第五，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后去發動群眾，不可顛倒過來。”（《習仲勛文選》，第209頁。）其中他特別強調第五點，指出：必須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各族上層領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農民聲勢更加壯大，地主階級更加孤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關於土地改革工作報告（1952年3月）。）。

為此，習仲勛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觀點，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贊賞。所謂“聯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爭取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他說，民族地區的改革，毫無疑問是要通過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行動和當地民族干部參加﹔但由於在少數民族地區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層，“聯合這一部分封建勢力來反對另一部分封建勢力，可以說是那裡的矛盾的特殊性”。這就要求對民族上層人士採取寬大的讓步政策，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方面的人士出來贊助土改，“這一部分封建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對土改，來換取我們‘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關系他們自身某些方面來換取我們的某種妥協。我們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眾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換是什麼也得不著的。一切可以爭取來幫助土改（至少不反對土改）的力量，都務必爭取聯合過來。用各種辦法，如開代表會、座談會、組織參觀土改成果等，講明政策，給以出路，爭取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來贊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習仲勛文選》，第209頁。）這是他從甘肅、寧夏、青海各地土改中總結出的行之有效的經驗，也是能夠順利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土改的根本原因。

習仲勛在領導少數民族地區土改中，特別強調要注意工作方法。他在實踐中注意不斷總結經驗，指出：“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兩年來摸到一條可貴經驗，就是保持謹慎，穩步前進。任何疏忽大意或魯莽蠻干，就必然出亂子”，“這就要求方針對頭，步驟走對，如果方針是對的而步驟走亂了，也同樣會發生問題”（《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115、81頁。）。他深有體會地說：“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方法，還要靠我們繼續創造，因為我們過去還沒有形成完整的一套。西北在全國來說，接觸民族工作最早，比較起來經驗還多一些，但這些經驗在今天的情況下，就差得太遠了。”（《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78頁。）他強調：“領導上必須不為群眾一時的表現（特別是少數積極分子的過激意見）所迷惑，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回族地區，‘男女一齊發動’的口號不要提，宗教問題不要干涉。”（《習仲勛文選》，第210頁。）他特別注意歷史上回、漢沖突最尖銳的甘肅臨夏地區的土改，強調這裡“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有所區別”，在工作的步驟和方法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細致，一切均按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辦法上可組織回民中上層人物回去參加領導﹔政策上可以對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顧。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寬對待，把打擊面縮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帶點和平分地的味道。這樣分地時，似乎和平一點，而農民分得土地之后，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農民勢力也就盛了”。（習仲勛關於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綜合報告（1951年4月10日）。）他派出100多人的土改工作隊，前往臨夏地區幫助工作，使其“土改進行得比較順利，取得很好成果”（《習仲勛革命生涯》，第186頁。）。

習仲勛在1951年底視察青海部分地區的土改工作時，了解到塔爾寺周圍的農牧民群眾不願意進行土改。一位年長者說：塔爾寺周圍幾千藏族同胞把生產收獲的麥草供寺院燒鍋做飯，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戶，寺院就沒有辦法解決燒火做飯問題，請求不要進行土改。習仲勛經過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並經西北局討論研究后作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實行土地改革，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暫時一律不動。這使廣大僧眾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眾也非常滿意。（《習仲勛革命生涯》，第304頁。）習仲勛還要求進行土改的西北各省對各民族、各教派的領袖人物，要排出名單，在土改中予以適當保護。他說：“凡我們合作了的人，就力爭長期同他合作下去，丟掉一個合作了的人比之原來未曾團結那一個人的不良影響還大。” （《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113頁。）甘肅省在土改中保護了馬輔臣、馬全欽等人，從而使甘肅少數民族地區的土改得以穩妥順利地進行。

在此過程中，習仲勛還在中央直接領導下，糾正了新疆地區在牧區實行同漢族地區一樣改革的急躁傾向。本來西北局對牧區改革是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在開展牧區工作的步驟上，是首先抓緊安定秩序，開展醫療、貿易工作，培養干部三項基本任務”，“極力避免牧區震動” （習仲勛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屆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52年7月15日）。）。但有些領導干部在各項工作勝利進行的情況下，提出把牧區改革和農村土地改革同時進行，消滅封建游牧制度、組織畜牧合作社集體經營和不經過分散土地的個體經濟階段而直接以村或鄉為合作生產單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或互助組共同經營。這就打亂了西北局的土改工作安排，造成牧區社會秩序的混亂，許多牧民甚至逃往蘇聯境內。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勛認真貫徹中央指示，很快糾正這種傾向，制定了西北局在牧區改革工作中的正確政策。他向各級干部詳細闡釋佔牧區畜牧業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經濟的性質，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其政治上的殘酷壓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對畜牧業的經營方法則是帶資本主義性質的。因此我們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權，在可能的條件下適當改善牧工生活，但又堅決保護其牧主經濟，並鼓勵其發展，使其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牧主階級一般是聯合對象，而不是打擊的對象。他針對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來加以反對的傾向，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的分析，著重說明不能把宗教當作封建制度的組成部分，宗教不會隨著封建剝削制度的消滅而消滅。他號召漢族干部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在工作中切實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

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礎。做好少數民族工作，除了爭取民族上層人士以外，還要爭取廣大少數民族的基本群眾，這是其重要基礎。習仲勛從長期實踐中深深體會到，“要把各民族的工作搞好，全賴各民族的廣大群眾”。隨著西北各項工作的開展，“各民族間在過去許多帶有騷亂性的糾紛現在停止了，全西北的情況穩定了，全西北的工作架子搭起來了，建立了西北各民族間新的合作關系”，這就奠定了爭取少數民族群眾的基礎。習仲勛在向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穩住各民族，把關系搞好，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勞動群眾中，建立直接聯系，逐漸把他們發動起來。”他認為，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廣泛爭取和安置，但對下層群眾則需要多從經濟上想辦法。“大的社會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須著手一點一滴地幫助群眾去解決需要和可能解決的切身問題。經過這些具體工作和各種各樣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勞動群眾中積極分子出來參加工作。這一步更艱苦，時間也長，並且絕不能放鬆。” （《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36、63、58、59頁。）毛澤東肯定了他的這一意見。

為了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少數民族群眾工作，習仲勛於1951年3月領導召開西北統戰民族工作會議，討論研究做好少數民族工作的各個方面。他總結一年多來的民族工作，根據少數民族群眾絕大多數依靠畜牧業為生，牧民有病得不到醫治的實際情況，重點提出：我們要給少數民族群眾看病，派醫療隊，深入到人民裡邊去做群眾工作。不僅給人看病而且要給牲口看，要使他們人旺，牛羊也旺。再一個就是做生意，搞貿易，實行公平交易。“總之，看病做生意，這是我們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最重要的群眾工作，也就是我們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他形象地向干部們強調：“六〇六、盤尼西林、羊毛，就是那裡的政治工作。把牧區群眾的病治好，政府的影響就會擴大，群眾就會發動起來，這樣實際上就減弱了封建勢力和宗教勢力的影響。” （《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75、76頁。）

基於這種考量，習仲勛投入極大的精力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畜牧業生產。畜牧業是西北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牧區約佔全區總面積的半數以上。但在舊中國，政府多年來不重視畜牧業，西北畜牧業漸漸衰落。新中國成立前近10年，僅青海省牲畜數量就減少了40%，寧夏的馬則減少了70%，牛和駱駝減少了約50%。（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關於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及五一年的方針與任務（1951年）。）然而，西北地區一解放，西北軍政委員會就在西北各級政府機關裡設立專管畜牧事業的機構。在1950年7月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少數民族委員達理扎雅等曾提出發展畜牧事業的提案。會議經過認真討論，通過了這一提案並作出飭請畜牧部辦理的有關決議。會后，習仲勛以西北軍政委員會名義下文，要求有關部門認真辦理這一提案。畜牧部根據這一提案，在甘肅、青海和新疆等地設立獸疫防治站和種畜場，組織獸疫巡回防治隊等。（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關於呈復前奉提案及決議本年實施情形請鑒核由（1951年2月4日）。）

1951年初，西北軍政委員會又召開西北地區第一次畜牧獸醫會議，歷時十幾天。這次會議總結了1950年畜牧業方面的工作，分析了西北畜牧業中存在的問題，明確了今后的發展方向和任務。習仲勛親自參加這次會議，並作了長篇講話，著重指出發展畜牧業的重要意義。他說：關於這樣的會議在西北來講是第一次，過去從來沒有政府把畜牧業專門開會來研究。西北有好幾個民族和廣大的人民都是以畜牧業為生，因此要發展西北人民的經濟，必須在發展工業和農業的同時，注重發展畜牧業，如果忽視這個問題就等於在政治上犯嚴重的錯誤。所以，人民政府要把畜牧業列為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項。我們就是要人旺畜旺，“人財兩旺”。現在西北的人口、牲畜都不旺，死亡率也很大。今天我們人要活得健康，減少死亡﹔牲畜也是一樣要達到“槽頭興旺”“牛羊成群”。他說：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項政治工作就是給老百姓做一些事情，怎樣養羊、怎樣養雞、怎樣看牛、怎樣使羊多生產羊羔，今天的政府機關就是做這些事情，這就是我們今天最實際、最大、最有意義的政治工作，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政治任務。我們要為老百姓在一些事情上多打算，使人民財富增加，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逐漸改善。像青海的藏民最感興趣的是羊毛，收購他們的羊毛，換回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就歡迎你，這是個政治問題，也就是群眾問題。

習仲勛仔細研究西北的畜牧獸醫預防機構分布圖，發現西北的畜牧獸醫預防機構還是很少。於是他提出：要在西北牧區的大部分地區建立這種機構，要對牧區的馬、羊、駱駝等各種情況十分了解和熟悉，1951年的任務就是調查研究，在同實際工作相結合的過程中來摸清情況，做到心中有數，然后再制訂周密切實的計劃。他還提出要建立西北獸醫協會的群眾組織，吸收群眾中間的中獸醫等更多的人加入協會，以為農牧民更好地服務，促進西北畜牧工作的開展。

這些政策很快就在青海、陝西、寧夏等地出現的大面積口蹄疫中發揮了作用。習仲勛親自部署，立即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員會”，統一指揮全西北口蹄疫的防治工作，並以他和彭德懷、張治中的名義，發出《西北軍政委員會關於防治口蹄疫的緊急指示》，要求西北各省必須重視這一工作，大力宣傳發動群眾，提高群眾對口蹄疫的認識和警惕，劃分疫區實施封鎖管制等。之后，他多次督促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解決畜牧業中存在的問題。1952年6月初，他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75次行政會議，再次研究加強畜牧工作的有關問題。

由於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及各級政府的重視，西北的畜牧管理工作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級機構，大力培訓各級業務技術人員，“加強了群眾性的生產保育和防疫工作，號召管理草原，劃區輪牧，延遲放牧，儲備冬草和修筑土圍風障”。陝、甘、寧、青4省成立了縣、區、鄉保畜委員會1399個，村保畜小組7241個，有草原的許多地區劃片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員會，把勞動模范、種畜戶、中獸醫、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改善飼養管理。“截至1951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及部分估計推算，全區役畜已達915萬余頭，較1950年增加13.59%，超過戰前（1937年）水平1.83%﹔共有綿羊和山羊2499萬余隻，較1950年增加6.61%”。到1952年上半年，全西北畜牧業又有新的發展。“在群眾生產情緒高漲，積極改進畜牧管理飼養情況下，部分草原已經停止破壞，停止了牲畜大批死亡的現象。例如寧夏全省今春因乏餓而死的羊隻僅1880余隻，僅及上年的千分之六點五。” （西北區畜牧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工作任務（1952年6月3日）。）牧區經濟也隨著畜產品增多而日漸繁榮，完全改變了牧民以往飢寒交迫的窮苦日子。如新疆省烏恰縣居住在帕米爾高原邊緣的柯爾克孜族的牧民，在解放后的兩年多中，牲畜從8萬多頭發展到近16萬頭，每個帳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們流行著這樣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爾高原，我們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帶給我們的是‘人畜兩旺’，我們報答您的是‘愛國增產’！”（西北兩年半的畜牧獸醫工作總結（1952年）。）

此外，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還大力開展牧區的貿易工作，“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發展兄弟民族地區的貿易”（《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89頁。），在甘、寧、青、新4省陸續建立貿易專業機構211個，先后組織約650個各種形式的流動貿易組，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貿易。他們遵照周恩來提出的“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貿易，不能剝削人家，也不能隻做到平等互利。由於過去對不起人家，今后就應該多補貼，多支出一些，讓少數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周恩來對西北地區民族工作的幾點意見（1950年6月26日）。）的原則，以比較高的價格收購皮、毛、藥材等土特產品，以比較低的價格大量輸入茶、布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使工農牧產品的交換比率起了極大變化。如新疆的小麥換卡嘰布的比率，1951年比1949年提高到400%，“青海皮、毛價格較解放前提高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寧夏蒙旗今年五月統計駝毛換小麥的比率，較解放前增加了38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2斤駝毛，就可以換得一身單衣，出售20斤駝毛，就可以換取一人全年所需的食糧”。西寧的藏族群眾在解放前，用100斤羊毛換1塊磚茶﹔解放后，群眾用同樣多的羊毛可以換回15塊磚茶。這就極大地爭取了群眾，各族人民歌頌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為“既光明又溫暖的太陽”。

經過黨和國家以及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在政治經濟上一系列的工作，西北地區民族工作同全國一樣，漢族和少數民族關系初步成為平等互助的關系。但由於長期歷史發展的原因，要真正消除各民族間的隔閡、猜忌和不信任心理，使各民族真正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還必須繼續長期有計劃地幫助各少數民族提高和發展文化教育水平。正如習仲勛所強調：“努力使各兄弟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逐漸地趕上內地。這是民族平等團結確實的保証”。在實際工作中，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十分重視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在財政預算中撥出相當經費在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中、小學校，學習本民族語言。他說：“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發展，要互相交流，特別要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如維吾爾族的文化、蒙族的文化、藏族的文化、回族的文化，以及很多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應該幫助他們發展。少數民族也應該吸收其他民族的精華，來充實自己民族的文化。這叫共同發展，互相發展，互相交流，取長補短。”（《習仲勛論統一戰線》，第98頁。）為此，西北軍政委員會多次組織少數民族代表人士到北京、天津等地參觀，利用各種形式和機會介紹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促進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迅速發展。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還多次組織慰問團，到新疆、果洛、甘南、平涼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慰問，放映電影，實行免費巡回醫療。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廣大群眾都感到共產黨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誠意幫助他們的，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如青海賀日副千戶拉加說：“過去我們不知道自己有國有家，更不知道什麼是祖國，解放以后，才認識了我們有以毛澤東為首的可愛的祖國。”

長河落日，雄關漫道。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大西北，經過三年的艱苦工作，到1952年9月習仲勛調中央工作離開西北時，西北五省初步實現了各民族團結互助、經濟迅速恢復發展的良好局面。正如不久后他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的：“三年來，西北民族工作成績很大，各民族間的團結更加親密了，特別是今年以來，由於正確貫徹了中央民族政策，而順利地解決了新疆問題，甘肅平涼西吉事件、阿木企河事件，特別是青海昂拉武裝叛亂，因而大大豐富了民族工作的經驗。甘、青藏區今年也都派去訪問團、工作團，做了很大的爭取團結的工作，這些地區基本上是安定下來了。” （《習仲勛文選》，第240頁。）1954年，中央統戰部在《關於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中指出：“凡是正確地認識到民族問題在國家建設事業與當地政治生活中的嚴重意義，正確地貫徹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地區，就能夠獲得民族間的平等、團結、互相信任與合作，民族工作就有很大的成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49頁。）。習仲勛主持領導的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轄區顯然屬於這一類地區。他以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寬厚真誠的個人品格，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鞏固和西北少數民族大團結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北京 10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期）